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摘要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

这场运动从激发条件看，是中西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撞击的产物；从背景上说，是民族危机和政治高压的结果，是反传统下政治革新和文学革新的化合。

面对西学，近代学人并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它的俘虏；在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中与西、新与旧、个人与社会、艺术与功利诸方面的问题，他们必须作出艰难而痛苦的选择。

尴尬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的重要特征，只有清楚这一特征，才能清楚这场运动和政治革新的关系，清楚一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尴尬的生存状态。

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尴尬包括三层含义：文学革命的推进与梁启超系列政治行动受挫的关系；革新实施中存在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境；梁启超对政治和文学发展局面的无奈。

这三层含义主要通过三个阶段表现出来：一、戊戌变法前他对文学革新的尝试已露出一些矛盾的端倪。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环境恶化，梁启超将文学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他的过分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学革命的两难表现在功利与艺术、传统与革新、情感与理性等方面。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营救光绪帝并通过他继续维新已遥遥无期，文学革命被再次强化，革新中觉世与传世、破坏与建设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

特别是小说，在推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成为了政治的祭品。

这一阶段的尴尬，还表现在理论自身矛盾对梁氏创作实践的限制。

三、依靠文学仍然无法实现政治理念，文学大潮也不依梁启超的预想而行，对此，梁氏愤恨而又无奈。

尽管归国后梁启超已从文学革新中撤出，但这种无奈是其文学革命处境尴尬的印证。

一次政治行动的挫败，往往是梁启超新一波文学革命的开始。

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尴尬，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的反映。

他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引导当今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文学革命尴尬2AbstractModern literary innovation introduced by Liang Qichao was a great milestone of histo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was the crucial bridge connecti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one. Researched from the stimulating conditions of the movement, i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shock between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al system; researched from the background, it was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risis and political pressure, also wa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nti-tradition.Confronting with the western science, modern intellects weren’t willing to be the captives of it; in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the ways to save the nation and the civilian, they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the new and the ol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the art and the profit, they had to make a hard and sorrow selection. Dilemma was a evident character of literary innovation introduced by Liang Qichao. Only knowing this, can we understand the relational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in this movement, and grasp the intellects’ awkward living state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of that era.The dilemma of literary innovation included three aspec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literary innovation and the blunting of serie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theoretical contravention and practicing hardship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ing the innovation; Liang Qichao’s helplessness facing the condition in political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 These aspects mainly acted in three periods:1. Liang Qichao’s attempt in literary innovation had exposed the contraventions before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2.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ggravate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31898, and Liang Qichao promoted literary innovation into a new period. The dilemma in literary innovation that paid extravagant attention to political material gain acted in these: profit and art,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sensibility and ra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rebellion of the Independent Army, literary innovation was strengthened again, and the contravention between enlightening the public and inducing the public, destroying and establishing in innovation. Especially for novel, it had become the political sacrifice when it was honored as the highest grade of literature. The dilemma of this period also acted in Liang Qichao’s creative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contravention had limited the perfection of his works. 3. He still couldn’t realize his political ideal by depending on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summit didn’t develop as Liang Qichao had anticipated, and he was so angry at the reality. Though Liang Qichao had withdrew from literary innovation after he had gone home from abroad. This kind of helplessness was the proof of dilemma in literary innovation.One failure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always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literary innovation for Liang Qichao. The dilemma in literary innovation was the reflection of complicated psychology of advanced intellec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Liang Qichao’s gain and los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reference meaning on how to guide contemporary cultural healthy development.Key words: Liang Qichao; literary innovation; dilemma4引言一鸦片战争使古老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上开始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范围。

读梁启超之《变法通议》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

西方列强肆意侵略，清王朝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困苦艰难。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洋务运动所宣扬的自强求富的幻梦又告以破灭。

这让中国人再次思考，中国究竟路在何方？与此同时，萌芽发展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

于是，梁启超追随恩师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时务报》任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希望改革维新以救中国。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得《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今日再读这惊世之文章，仍然受其震动、为之感慨颇深，仍会有一腔热血因之而沸腾，有一股希望因之而升起，有一腔抱负因之而爆发！《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共有十四篇，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以及《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等十一篇分论文章。

对于谢《变法通议》的目的，梁启超本人曾说：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

所以，《变法通议》主要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

只有维新变法，改革官制，新办新式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才能真正救中国。

《变法通议》开篇自序中就论证“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先举自然的例子，后又列举了中国古代变法的例子，说明了“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然后又引用古人言，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

”，说明治旧国，必须用新法。

治理国家如果“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就会日益疲敝衰亡；如果“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就会日渐兴旺。

这种重视改革图新的思想至今具有重要意义，一个裹足不前的民族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

今日的中国，正是因为不断改革，不断追赶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

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

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

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

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

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

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

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

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

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

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

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思想法政学院 09思政3班梁海生 2009644329【摘要】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是伴随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出现的,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以梁启超为首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行着中国式的独特解读。

因其流质易变的个性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随着时代的变化,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

”因而,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以“善变”而知名。

但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虽然纷繁多变,却有着其自身的逻辑性。

他许多政治主张,都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然而,学界对梁启超一生的多次变化仍缺乏深刻的认识,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

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1894——1911)18年短暂瞬间的回眸,力图诠释这一时期梁启超“善变”的政治思想,以求于“窥一斑而现其全貌”。

【关键词】兴民权破坏主义君主专制民主宪政渐进改良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出生于广东新会农家的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十岁应童子试即获神童之名，１７岁中举，２３岁与老师康有为耸掀公车上书，１８９８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

不过，据学者统计，他一生政治形象前后凡“十变”，重大政治转变计三次。

这在一向尊崇“从一而终”的中国，自然讥多赞少，落下“流质易变”之诟。

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

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

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

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３页）甲午至戊戌时期（１８９４～１８９８），梁启超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以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张本，托古改制，摇撼旧法，倡平等、主民权，求立宪，发展公车上书，成为维新派赫赫有名的思想领袖。

梁启超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即戊戌至癸卯（１８９８～１９０３）亡命东瀛时期。

１８９９年３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留徒梁启超、韩文举（１８６４～１９４４）、欧榘甲（１８７０～１９１１）等人于日本，在横滨发行旬刊《清议报》。

是年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１８５５～１９３２）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陈少白（１８６９～１９３４）、梁启超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共任国是。

梁启超一见孙中山，便倾倒于孙的言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１８６１～１９０１）等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

“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

”（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版，第２集，第２９页）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往还密切，渐有赞成革命之意，认为到“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２年５月），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康两党合作。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叱诧风云的人物，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戊戌变法。

但梁启超是如何走上变法道路的？变法失败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发生过什么转变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能子茶坑村，南面是陆秀夫背南宋幼帝坠崖殉国的厓山，幼时经常听祖父“言古豪杰哲人佳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1这是他最初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

其祖父是郡生员，父亲累试不第，授教于乡里，四、五岁时，梁启超即在祖父及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四子书》、《五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2考取秀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即考中举人。

可见梁启超于儒家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基础。

这对他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途中路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从此梁启超逐渐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对世界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同年，梁启超结识陈千秋，并一起拜正以上书变法名声雀起的康有为为师，学习“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4这段学习使梁启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范围，把眼光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为其日后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迈出了第一步。

甲午战败，山河破碎，清政府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失败。

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康梁师徒借此机会在北京组织十八省千余举人，联名“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自强变法的主张，但清廷谎称条约已签，拒绝了这次上书。

5“公车上书”运动成为维新变法思想从兴起到走向高涨的里程碑。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康梁等维新派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清政府。

他们在“公车上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创办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积极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

这时期，梁启超任《中外纪闻》编辑，强学会书记员，后又受黄遵宪、汪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从《戊戌政变记》看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柳青【摘要】戊戌变法是梁启超政治生涯中经历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的失败不仅给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

在其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中对变法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详细叙述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反思。

通过《戊戌政变记》，不仅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戊戌变法的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且可以更加客观、更为冷静地审视这场伟大而又悲壮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9【总页数】1【关键词】《戊戌政变记》；梁启超；戊戌变法；戊戌政变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了给政变寻找合理理由，大肆制造维新派误国误民言论。

为了进行辩论，争取舆论上的支持，梁启超写下《戊戌政变记》，详细叙述了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

全书采取纪事本末体，共五大篇和附录组成。

五大篇分别为《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纪》、《政变正纪》、《殉难六烈士传》；附录分为《改革起原》、《湖南广东情形》、《光绪圣德记》，梁启超详细阐述了戊戌变法发生的时代背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积怨矛盾、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戊戌六君子等，并对戊戌变法失败以及中国的改革之路都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反思。

一、中国国情使改革变法迫在眉睫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①中国败给蕞尔小国日本唤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觉醒，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把戊戌变法自然地推向历史舞台。

梁启超认为在列强瓜分狂潮愈演愈烈的国情下，尤其是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接连被占，变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变法实行的是自强之策，“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

”②对于变法的目的、手段梁启超都有着详细地阐述，尽管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仍坚持认为变法是挽救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提出只有尊皇变法，即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唯一变法。

《戊戌变法》同步练习.“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

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年期间的变革。

”文中的“这场思想变革”（）.促进了四方民主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 .为结束封建帝制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产生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营造了必要空间.“戊戌变法”中甘为流血变法牺牲的人是（）.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李大钊.“中国人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认识到打败中国的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西方的制度”，这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掀起了洋务运动.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下改革没有涉及“土地私有” 问题的是（）.商鞅变法年改革.新中国土地改革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法令中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是.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训练新式军队.下列关于戊戌变法的叙述正确的是（）①公车上书为变法维新运动揭开了序幕②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历时天③慈禧太后等顽固派镇压了戊戌变法④戊戌变法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①③ .①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揭开维新变法序幕的是（）.成立强学会 .公车上书.成立兴中会 .《中外纪闻》的发行.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并推行“百日维新”的是（）.咸丰帝 .慈禧太后 .宣统帝 .光绪帝.在中国近代史上请求变法图强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张之洞 .李大钊、胡适.康有为、梁启超 .曾国藩、奕.在年月日举行的“湘江北去•中流击水长沙历史文化陈列”开幕式上，有领导指出，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长沙担当着站位中心、引领潮流的历史使命，凝聚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

下列各顶中，最能鲜明地揭示这种文化基因的是（）.炎帝和蚩尤的传说 .四羊方尊.马王堆汉墓 .谭嗣同成为“变法流血第一人”.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

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

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

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保皇.革命.保皇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

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

《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

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

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

”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

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

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

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李泽鹏
【期刊名称】《科教导刊-电子版（上旬）》
【年(卷),期】2017(000)009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对我国的思想解放有着促进作用,推动了我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总页数】1页(P280)
【作者】李泽鹏
【作者单位】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郑州 4500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6
【相关文献】
1.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J], 张薇;
2.论戊戌变法后至一九○三年期间梁启超的思想 [J], 丁龙嘉
3.论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与梁启超 [J], 齐春风
4.离异与回归: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的两次思想转变 [J], 宾长初
5.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J], 吴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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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摘要：我国近代社会变迁期间比较重大的一个历史事变就是戊戌变法，梁启超作为主要参与人提出的戊戌变法挫败以后，他不断地深刻反省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1898年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对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的接触，使梁启超思维产生了重大转变，思维日渐变得激进，1903年梁启超考察美国以后，又对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持反对的态度，继而提出君主立宪，逐步对阵营进行革新、改良，细思梁启超从最开始的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演变路径，使其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受到深刻的熏陶，可想而知其背后的重要内在，不但没有使中国变得落后，而是超前思考了中国的未来。

关键词：梁启超；思想演变；回归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近代史上首个气势磅礴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即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挫败后，梁启超思想从激进革命再回归保守改进的蜕变历程，中国政治中大部分的革命者对他都很不看好，再加上他们都认为梁启超是象征旧制度的顽固派，进而使梁启超在政治中的作用力由盛而衰。

似乎很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梁启超会在革命危机来临时思维急转直下，从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

笔者在这里将深刻的解析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道，让人们了解到其思维的演变并非是在退步，而是在超前思考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迄今为止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晃梁启超原本就是革命维新派里的激进一族。

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在湖南时务学堂讲习“尝试革命”，虽然不能够与之后的革命派并驾齐驱，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思想的进步。

梁启超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他从中国专制政体的约束逃脱，逐步接触到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使其思维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逐步将康有为改进的维新主张背弃，思维日渐变得激进。

改良运动挫败以后，清政府气息奄奄的实质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导语：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

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

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

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

”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生活常识分享。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作者：吴春梅/方之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

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

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

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

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

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

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

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

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

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

（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

)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张薇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0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报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领域的集大成者，被誉为“舆论界天之骄子”。

由于社会环境、政局变动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他的舆论思想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探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梁启超；戊戌变法；舆论一、戊戌变法前的舆论思想1895年，年仅22岁的梁启超尚无系统的舆论思想，但对近代报刊的舆论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1]1895年科举考试结束后，他渐渐地意识到清朝式微，只有改革才能改变国情。

除了政治改革，还必须开启民智，鼓动民心。

接触了一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厚望，“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2]。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主要停留在办报方面，核心是将报纸作为沟通的工具。

他认为想要改变清朝当时上下内外沟通不顺畅的状况，就需要办报，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3]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提出了报纸具有“耳目喉舌”的功能，即报纸就如耳目喉舌一般，成为一国之主与普通臣民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

梁启超在此阶段就已经认识到了舆论的力量。

这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事物敏锐的嗅觉，同时也暗含了期望参与国家政治、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认为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可以减少当权者的专制性和随意性；政府政策的实施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舆论应当处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而一般民众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应当处于决定性地位。

二、戊戌变法后的舆论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在经历了生死浩劫之后，梁启超的文风愈发变得奔放，主张也开始变得激烈。

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以及在日本所见的舆论的兴盛，使得梁启超的舆论思想逐渐清晰成熟起来。

20世纪10年代，梁启超已形成了系统的舆论观。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

”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1．师从康有为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

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

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