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两大基本倾向

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3〕黑格尔这种把国家看成是“神圣理念”化身的观点是与他颂扬普鲁士的君主制度、推崇德意志民族意识相联系的，他的国家至上说适应了德意志建立统一帝国的需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

在他之后，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学说，他的名著《国家论》被看成是国家主权学说的圭臬，影响极大。

他发展了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的国家主权说和黑格尔的国家至上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力量的具体表现和人格化，具有最大最高的权力，居于一切权力之上。

对于国家中的人民，伯伦知理认为，人民不是散漫的一群个体，而是在政治意义上有组织的整体，拥有宪法的权力，并表现国家主权。

他反对卢梭的人民公意即为国家主权的观点。

他说，人民公意实是人们的意志，而意志属于人们的精神范畴，主权却是国家的法律，意志虽能促使法律的实施和变更，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应该是先有主权然后才有主权意志。

在伯伦知理看来，人民作为社会群体时，可以处于各种状态之中，有时是涣散的，有时是分属不同的派别，国家主权应该体现人民的公意，但不能说国家主权就是由人民公意直接产生的。

在国家主权与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上，伯伦知理认为两者都包含统一的、完全的权力，但从整体上说，国家主权先于统治者个人，国家制定法律，而统治者则在法律规范内自由行使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

在国家的目的上，他认为应该以国家为第一位，各私人只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器具”。

一般情况下，各私人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能发生矛盾冲突，这时，国家可以要求人民付出生命，人民也应该为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

与伯伦知理上述思想相表里的是德国政论家波伦哈克的见解。

波伦哈克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职能是平衡正义、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冲突。

他认为，在君主政体中，君主居于国家各种团体之上，拥有最高主权，从而很容易扮演国家主权的这一职能；但在共和政体中，由于人民享有民主权力，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在人民之上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来扮演国家主权的协调职能，于是社会冲突经常发生并导致革命，难以维持社会政体的稳定，因此他总结说：“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梁启超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思想法政学院 09思政3班梁海生 2009644329【摘要】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是伴随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出现的,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以梁启超为首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行着中国式的独特解读。

因其流质易变的个性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随着时代的变化,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

”因而,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以“善变”而知名。

但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虽然纷繁多变,却有着其自身的逻辑性。

他许多政治主张,都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然而,学界对梁启超一生的多次变化仍缺乏深刻的认识,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

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1894——1911)18年短暂瞬间的回眸,力图诠释这一时期梁启超“善变”的政治思想,以求于“窥一斑而现其全貌”。

【关键词】兴民权破坏主义君主专制民主宪政渐进改良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

……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叱诧风云的人物，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戊戌变法。

但梁启超是如何走上变法道路的？变法失败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发生过什么转变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能子茶坑村，南面是陆秀夫背南宋幼帝坠崖殉国的厓山，幼时经常听祖父“言古豪杰哲人佳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1这是他最初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

其祖父是郡生员，父亲累试不第，授教于乡里，四、五岁时，梁启超即在祖父及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四子书》、《五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2考取秀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即考中举人。

可见梁启超于儒家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基础。

这对他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途中路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从此梁启超逐渐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对世界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同年，梁启超结识陈千秋，并一起拜正以上书变法名声雀起的康有为为师，学习“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4这段学习使梁启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范围，把眼光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为其日后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迈出了第一步。

甲午战败，山河破碎，清政府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失败。

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

康梁师徒借此机会在北京组织十八省千余举人，联名“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自强变法的主张，但清廷谎称条约已签，拒绝了这次上书。

5“公车上书”运动成为维新变法思想从兴起到走向高涨的里程碑。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康梁等维新派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清政府。

他们在“公车上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创办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积极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

这时期，梁启超任《中外纪闻》编辑，强学会书记员，后又受黄遵宪、汪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论梁启超宪政思想作者：尚书来源：《卷宗》2018年第06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他毕生都在探索中国的宪政之路。

曾提出很多宪政救国的方案，如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虚君共和，明主共和。

但是宪政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

而且要平稳的过度到一个富、开明的国家。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思想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戊戌变法时期。

梁启超认为此时的国民素质不足以实行君主立宪。

因此他提出了以下主张：畅民主，设议院；开民治，兴民权；这一时期梁的宪政思想是以君权为主，民权为辅。

而并不是像英国，国王只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民权的设立只是为了纠正君权的失误。

而并不是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民权。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这一时期的宪政思想仍然不能脱离改良派的思想。

但是，他对民权的倡导却是改良派所不能比的。

更重要的是，梁启超抓住了当时民智尚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事实。

他构想了责任内阁制，以抑制君权，这个思想比改良派更为超前。

第二个时期是梁启超流亡时期的宪政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直到1912年回国，这一时期的梁对宪政思想做了充分的整理并逐步走向成熟。

他完整的提出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行开明专制的主张。

同时他认为革命对国家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破坏很大。

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通过革命达到明主共和。

开明专制作为从君主专制到明主共和的过度，是梁启超对当时国情的深刻分析和把握下形成的思想，这个思想反映了梁启超在宪政道路稳步推进的思想。

第三个时期是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初期的宪政思想。

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此时的梁转而支持民主共和。

梁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能实行美国的联邦制，而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证宪政的实施。

所以梁选择与袁世凯合作，寄希望于袁世凯可以实行开明专制。

后来效力段祺瑞政府也是这个目的。

然而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段祺瑞的腐败使梁的思想完全破灭。

第四个时期是梁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反思。

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探索摘要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入北京。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迅速传播，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维新的活动。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

直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

戊戌维新运动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背景（1）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2）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剧，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3）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俄国、日本的激励作用。

梁启超对甲午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态度做过比较，指出洋务运动亦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此时酝酿已久的改良思想已趋于成熟，维新派掀起了以救亡为主要目标的变法浪潮。

公车上书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史称“公车上书”。

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变法准备（1）向皇帝上书。

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如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把战败国耻归咎于君主专制。

他说：“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迹，咽塞致死”，同样一件事，采取同样办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究其原因，“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2000年第5期第25卷(总第108期)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O U RN A L OF ZHEJIA NG N OR M A L U NI VER SIT Y(So cial Sciences)N o.5,2000Genera l N o.108V ol.25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西方”的态度龚郭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摘　要:如何对待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

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必须以建设性姿态适应近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对西国与西人保持高度警惕。

关键词:戊戌变法;梁启超;西方中图分类号:K25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0)05-0019-05 近代以来,中国一切重大的社会变革运动,除了必须处理好历史创新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外,还面临着一个同样棘手甚至更觉复杂的问题,即作为弱者、落后者暨受侵略者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作为强者、先进者兼侵略者的西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或近代化运动的基本走向乃至最终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一问题的正确处理。

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一“中西”问题。

他的有关思想观点,仍值得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认真探讨和借鉴。

一、近代西方冲击的意义传统中国,是在近代西方人(通常形象是“海盗兼商人”)不断向外扩张过程中,突然受到近代西方的强烈冲击的。

这种东西方的相遇,具有东方人缺少必要心理准备、不期而遇的突然性(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一再向我们指出这种突然性),并具有源于西方侵略而形成的对抗性和由于一般生活方式巨大差异而出现的文化隔阂。

但是,近代西方冲击的降临,对近代中国人来说,毕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一国独立之世过渡到万国并立、并争之世,一统闭关之世让位于世界一体、中外一家的“大通之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摘要：我国近代社会变迁期间比较重大的一个历史事变就是戊戌变法，梁启超作为主要参与人提出的戊戌变法挫败以后，他不断地深刻反省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1898年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对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的接触，使梁启超思维产生了重大转变，思维日渐变得激进，1903年梁启超考察美国以后，又对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持反对的态度，继而提出君主立宪，逐步对阵营进行革新、改良，细思梁启超从最开始的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演变路径，使其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受到深刻的熏陶，可想而知其背后的重要内在，不但没有使中国变得落后，而是超前思考了中国的未来。

关键词：梁启超；思想演变；回归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近代史上首个气势磅礴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即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挫败后，梁启超思想从激进革命再回归保守改进的蜕变历程，中国政治中大部分的革命者对他都很不看好，再加上他们都认为梁启超是象征旧制度的顽固派，进而使梁启超在政治中的作用力由盛而衰。

似乎很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梁启超会在革命危机来临时思维急转直下，从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

笔者在这里将深刻的解析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道，让人们了解到其思维的演变并非是在退步，而是在超前思考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迄今为止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晃梁启超原本就是革命维新派里的激进一族。

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在湖南时务学堂讲习“尝试革命”，虽然不能够与之后的革命派并驾齐驱，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思想的进步。

梁启超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他从中国专制政体的约束逃脱，逐步接触到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使其思维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逐步将康有为改进的维新主张背弃，思维日渐变得激进。

改良运动挫败以后，清政府气息奄奄的实质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导语：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

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

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

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

”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生活常识分享。

论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两重性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卓越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以犀利的笔锋对清王朝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用清新的文体、流畅而充满智慧的笔调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进时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方面的宣传和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但在实践方面却有其保守性，其君主立宪思想正体现了这两重性。

就本质而言，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进步的；但在相应的政治实践上却是消积的。

它既有深刻的影响，又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本文试就1899年——1904年梁启超流亡期间的著述和实践活动来阐述其君主立宪思想的两重性。

一、梁启超超日本后，在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方面有其一贯性，不曾游移于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从而比较准确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质。

但从1899年到1904年间，他在政治活动实践活动方面却没有一贯的宗旨，没有一条稳定的路线。

他曾不遗余力地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倡言“排满”、“革命”、“破坏”，并视此为“救时之良药”。

同时又认为君主立宪为“最良政体”。

对他的时而“渐进”，时而激进的主张，孙中山斥之为“首鼠两端”；康有为说他是“流质易变”。

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其思想与行动的矛盾。

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宣告“与共和长别”，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

这导致了后来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辩论。

史学界对此的争论至今莫衷一是。

要澄清这个问题，须了解其君主立宪思想的产生，从而认识它的两重性。

1898年戊戌变法后，梁启超被迫流氓日本。

当时他的心情极为苦闷，旧时的传统改良之梦已付诸东流，新的救国道路尚不知在哪里。

尽管“满腔都是血泪”，却“无处著悲歌”。

他化名“哀时客”，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正是学习西方大见成效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相对的议论、出版自由及一切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都与封建社会有显著的差别。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摘要〕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

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对于梁启超，我了解他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

在当时国家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勇于做那个为救国家于危难，不顾自身安危而向皇帝提出变法的仕人。

他的所作所为，我无疑是钦佩的。

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勇于创新，也看到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锲而不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

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

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其变化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他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

浅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2007101030707 周福灿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

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对于梁启超，我了解他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

在当时国家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勇于做那个为救国家于危难，不顾自身安危而向皇帝提出变法的仕人。

他的所作所为，我无疑是钦佩的。

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勇于创新，也看到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锲而不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

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

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其变化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戊戌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学术与政治思想领域的底色，以及他们如何在中学与西学的交汇点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通过对两位学者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本文试图揭示他们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学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学术与政治理念，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

在戊戌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的思想活动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冲突。

本文将从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分别阐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思想特色及其影响，分析他们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找平衡与融合的努力，以及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贡献。

通过对本文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学术与政治思想，还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学与西学在近代中国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

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根基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康有为，作为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其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在戊戌时期展现出了独特的底色。

他的学术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尝试对传统思想进行改造和创新。

在学术思想上，康有为提倡“新儒学”，试图通过融合儒家思想与西方科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来重新解释和发展儒家学说。

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保持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这种思想体现了康有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度思考和探索。

在政治思想上，康有为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应该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通过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等方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康有为也强调了“变法维新”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改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来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作者：吴春梅/方之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

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

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

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

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

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

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

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

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

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

（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

)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略论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思想之转变内容摘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一改以往改良风格，反而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从梁启超“流质易变”的本性、改良派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和客观的历史环境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梁启超革命思想改良派护国运动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只看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抹杀他对护国运动的贡献。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多变，尤其是在革命思想上，时而高唱暴力革命，时而主张和平改良，时而坚持君主立宪，时而赞成民主共和，似乎不可捉摸。

但是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应该明白这些都是鉴于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政治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是进步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梁启超一向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他还认为“毁灭一个业已建成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者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不管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他只拥护进步，而革命始终阻碍进步” [1]。

但是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之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动了护国运动，其内在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本文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革命思想转变的原因这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时代背景劳累。

虽然辛亥革命冲垮了旧的统治秩序，但袁世凯却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取代了清朝的封建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失败了。

然而，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是在“拥护”共和的面纱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复辟帝制。

但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都没有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试图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利用政党，组织责任内阁，以此来实现其政治抱负。

但是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袁世凯上台以后，开始积极准备复辟帝制。

1915年春、夏之间，袁世凯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布置，通过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将北洋军分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