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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考点：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背景1．国力的恢复和强盛：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
2．潜伏的危机：诸侯国的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黄老之学的过时：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4．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二、标志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三、董仲舒新儒学1．内容2．特点(1)从思想内涵看，融儒家、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
(2)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大一统”，强调君主权威，赋予君权以神权色彩。
(3)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
(4)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5)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
(6)承认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儒学政治化(1)政治：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2)教育：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垄断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儒学取得民间独尊的地位。
4．影响【考点】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治国思想1．治理权力的“合法来源”：“王权天授”。
董仲舒把源于阴阳五行的学说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了“王权天授”“君权神授”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及神学上的论证。
2．制约机制的设计：“伸君，伸天”。
强调“屈民而伸君”，民要服从于君，即民受制于君。
君主是民众的治理者。
但君权要受天的制约，即“屈君而伸天”，君主必须秉承天意，依上天的原则办事，必须对君权进行约束和规范。
3．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独尊儒术”。
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统一的法度，必须实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人民才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才能去遵守这个法度。
儒学的神秘化与宗教色彩：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这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
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儒教之争共有三次：从明末清初利玛窦否认儒教是宗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儒教之争，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宗教，每次都引起人们极大的讨论热情。
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牵涉如何认识宗教的本质，而且对建立独立的中国宗教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典史籍中，常有“三教”并称的现象。
所谓“三教”，实际上指的是儒教、佛教与道教。
佛教、道教是宗教，学术界早有一致的意见。
而一提到儒教也是宗教问题，学者们则是意见纷呈，莫衷一是。
有些学者认为，儒教与佛、道二教一样，同属宗教；有的学者则认为，儒教与佛、道二教不同，“儒教”之“教” 是指儒学之“教化”，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
儒教注重务实，而且纵观古今，儒教从没有设立作为社会特殊阶层的专职祭司。
儒家的种种仪礼，均由官吏、族长或家长作为主祭人而主持。
笔者认为，首先，儒教与儒学不同，儒学和其他诸子百家一样，是一种学说，而儒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伦理性，同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至少从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具有准宗教的作用。
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是宗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
他明确指出：“我们还应注意正统的儒教的研究。
过去认为‘儒’不是教，只是一种学说，儒教是不是宗教，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儒具有一些宗教的特征，如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这些东西都带有一些宗教的内容和性质。
所以，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认为，儒也是一种宗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至少它影响到中国社会千家万户，以前都信奉天、地、君、亲、师，这既是封建意识，但也与宗教有关系的。
”其实，讨论儒学的宗教性质，首先要弄清儒学与儒教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要弄清宗教本身的定义与标准问题。
解决了这些问题，围绕儒教是教非教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例如，儒教出世入世的问题，儒者是否信神？孔子是人是神？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如何？儒教有没有自己的彼岸世界？儒教有没有自己的组织？谁是教徒？等等。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增强，为 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 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 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 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3．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轻巧识记] 董仲舒的新儒学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思维拓展]董仲舒的新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思想的新思想体系。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
[答题术语]1．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
2．汉武帝时，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4．为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5．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在郡县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提出的一直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成为汉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签，一个代名词，这件事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问题也被后人讨论得沸沸扬扬，对这个问题，后来有人早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理论的第一个提出者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代权臣，也是汉武帝的心腹亲信，他在刚刚上位的时候就向汉武帝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提出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了提出这个理论还曾经专门研究过黄老之学，把黄老之学和孔子学说中的一些糟粕和精华集中在一起，构成了董仲舒本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
除了董仲舒之外，也有人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自己提出的，只不过是借了董仲舒的手和嘴来为自己做个掩护，很多人对此表示非常不理解，因为汉武帝作为皇帝本来没有必要亲自提出一个学说，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在后来也有积极的一面，汉武帝根本没有必要掩饰，所以这个说法不可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就是董仲舒本人。
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的同时，也广泛借鉴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所以在日后汉武帝采取的理论中，有很多别的学派的影子，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提出者不只是董仲舒一人，还有很多的理论大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可以和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的思想史上的大事，这两件事都是具有钳制思想的作用，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容也成为后来人热议的话题，其实专家解释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容非常复杂，因为董仲舒在提出这个理论的同时也广泛借鉴了其他学派的学说，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理论掺有很多别的学派的色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容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皇帝的权威，这也是儒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方面，汉武帝之所以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罢黜百家的意思就是，抛弃甚至贬低其他学派的学说，而独尊儒术指的是要宣扬孔子的学说，把孔子的学说和论语作为显学，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
第33讲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知识点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增强，为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
3．特点：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儒学体系。
汉代儒学成为主流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采取了“综合的办法”，“吸收了各种学派的思想，甚至包括对立派的思想中的有用的东西，收罗进‘儒术’这个思想体系之中，然后要人们去‘独尊’，同时，对于思想上的各派别，既不‘焚’，也不‘坑’，而是让其存在”。
——郭志坤《评议武帝的“独尊儒术”》核心论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不是独崇儒学排斥其他各学派思想，是以儒术为核心，吸收和杂糅其他各派学说的综合。
知识点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构图解史】汉代思想“大一统”的背景信息提取：汉武帝时期，黄老之学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吸收诸子百家思想，改造儒学，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
【构图解史】董仲舒的新儒学信息提取：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适应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其实质是文化专制。
第2章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与儒学的神学化一、“天人相与”的神学体系1．董仲舒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
西汉时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因善治《公羊春秋》而成为经学博士。
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向武帝奉上“天人三策”，以“天人相与”的观点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政权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
董仲舒致力于两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获得“汉代孔子”称号。
2．“天道阴阳”的宇宙秩序观（1）董仲舒思想的内容①自然观（哲学基础）：“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
②社会观（理论重心）：“天数毕也。
”（2）董仲舒思想的特点从“人”回归于“天”，以“天道”作为其全部理论出发点。
（3）董仲舒的“天道”观①“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有意志有人格的造物主。
人只有虔诚待天，才能得到天的赐福。
②构造了天意主宰下的以阴阳、四时、五行为骨架的宇宙秩序。
3．“人副天数”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从“为人者天”“人副天数”“同类相动”这三个环节的论述中，建立其“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
（1）“为人者天”天既然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人当然也不在其外。
董仲舒在讨论论及天人关系认为“为人者天”即“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
”（2）“人副天数”“人副天数”即无论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
既是“为人者天”之论的必然结果，也是“天人相与”“天人感应”论的理论依据。
（3）“同类相动”在董子看来，“天”与“人”不仅是“相与”的，而且又是能够相互“感应”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董子又提出一个“同类相动”的理论。
二、“深察名号”的认识路数为了了解、窥测“天意”，董仲舒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原则。
1．“名则圣人所发天意”的认识来源说（1）“正名”的发展①孔子：最先提出“正名”说，是指一种职位（名）要与相应的职责（实）相连属，并无明显的认识论意义。
②战国中后期：发展为认知学说，表现为经验理性的倾向。
【史料及解析】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尽管历史的车轮在前进，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忘记无法忽略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1）形成背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增强，汉初的“无为”思想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
土地兼并、王国问题、边境不宁困扰着西汉统治者，强盛的西汉需要有一种新的统治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
于是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实质上是思想文化专制。
（2）思想核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新儒学的思想核心。
“天人感应”即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
“君权神授”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
（3）特点：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的。
（4）目的：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以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5）影响：①对当时：对维护西汉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具有进步意义。
②对后世：提出的封建伦理纲常，被后人奉为道德规范。
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且对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导读：本文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天谴”说。
他一方面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在坚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君主应顺应天意，希望能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防止出现秦二世的暴政。
“天谴说”的目的，就是企图用“天”的神圣权威来制约君主的权力。
徐复观甚至认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
”④董仲舒认为天有独立的意志，它不仅能以“美祥”来为帝王歌功颂德，还能以“妖孽”、“灾害”、“怪异”等来“谴告”、“惊惧”人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⑤所以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⑥当然，“天”对帝王的“谴告”、“惊惧”也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
董仲舒自己也在实际政治中对汉武帝提出过“谴告”——根据《汉书》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⑦——只不过是在皇权的威慑下，他自己以后“不敢复言灾异”。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尽管董仲舒一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屈君而伸天”，实际上人间的真正统治者还是天子，上天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幌子而已。
天是虚构出来的，是地上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地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
“天谴”说的提出，标志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他为神化儒学画上了一个句号。
“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汉代儒学向神秘主义的转化，使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了宗教性质与约束政治的权威性。
”⑧自此，董仲舒完成了神化儒学、神化孔子的意图，接下来他就要用神学化了的儒学、神学化了的孔子来建构他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大一统”的外王政治思想汉武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强盛时期。
汉初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
汉代刘向曾评价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②把董仲舒比喻为伊尹、吕尚、管仲、晏婴等政治家，说他有“王佐之才”，并不是从董仲舒的政治实践来讲——他自己也认为“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③——而主要是从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所具有的外在事功和现实意义而言的。
（一）“君人者，国之本”的尊君思想西汉初期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在削弱地方诸侯权力的同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
董仲舒认为，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不断强化君主的专制权力，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强化君主的权力，董仲舒用神权论证君权，用神化了的“天”来为君主的权威提供依据，提出了“君人者，国之本”的尊君思想。
他借“天”来为君主立威，“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④。
天子号称是天之子，而天是最高贵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受命于天，因此他的意志也就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⑤在天的授予下，君主具有了实际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皇权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君人者，国之本也。
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
”⑥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成为了“国之元”、“国之本”，是封建政治制度的根本。
不仅如此，董仲舒认为只有君主才能沟通天、地、人三者，才能禀受天命，“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⑦君主“唯天之施”，只需要对“天”负责就行了。
这样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兴起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歪曲改造，就被“君人者，国之本”的思想所取代，变成君为国本，他也得以借此来巩固君主专制独裁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二）“奉天而法古”、“新王必改制”的政治主张奉天而法古、新王必改制，是董仲舒政治学说的具体政策之一。
首先，董仲舒坚持奉天法古。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⑧在董仲舒看来，天子是受命于天的，作为天的代言人，帝王理应“奉天”而为。
同时，“道之大原出于天”，当然也要“法天而立道”⑨。
奉天就要法古，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⑩古今的天下同是一个，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治国之道当然就是“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⑩。
所以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
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
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
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
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①。
“返之于天”，就要“览先王”，就要“奉天而法古”。
其次，董仲舒改造了战国时阴阳五行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别出心裁地提出一套“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为封建王朝的更替提供正当的合法性。
从战国以来就流行的“五行”学说中，董仲舒首先引申出“三统”说。
他认为，夏为“黑统”，尚黑色；商为“白统”，尚白色；周为“赤统”，尚赤色。
夏商周三代为“三统”，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是黑、白、赤“三统”的依次循环，周而复始。
由于汉是继周而起，因此当法夏代，继“黑统”，颜色也尚黑。
接着，董仲舒又提出了“三正”说。
还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依据，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汉既然是代周而用黑统，那么自然应该以夏代的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
这就是“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②。
因此，董仲舒认为：“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③终于在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西汉王朝按照董仲舒的主张正式“改正朔，易服色，用夏历”。
董仲舒提出的“三统”、“三正”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后历代新王朝建立，皇帝登基之时，都要把类似的仪式重新演示一遍，即“新王必改制”，作为其建立和存在的法理依据。
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正是将“荀子的礼治思想发挥为‘三统’、‘三正’的王权理论”，同时“又袭阴阳五行家的陈说，给专制皇权披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④。
这正体现了董仲舒一方面继承了苟子“隆礼重法”的外王主张，另一方面又改造发挥了先秦神权政治的思想，试图用“天人合一”的理论给儒学披上宗教的外衣。
但董仲舒的这一做法，“却背离了原始儒学以唯物为本的人文精神，而对后来谶纬神学的泛起，负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⑤。
虽然新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受命之君，“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但“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⑥。
也就是说改制只是形式上的，是演示给老百姓看的，是为了迷惑人民的。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
”⑦而实际上还是要奉天法古，“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⑧。
这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里的所谓“道”，就是封建社会的根本法则，包括封建道德、政治、教化、习俗等等。
董仲舒把“道”与“天”结合起来，扩充为世界的根本规律，从而得出了封建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作为“大道”是亘古不变的结论。
（三）“任德不任刑”、“大德而小刑”的外王政策从荀子开创的“儒法合流”的趋势和“隆礼重法”的外王政策，到董仲舒这里终于演变成现实，从此阳儒阴法、阳德阴刑的策略和王霸并用、德刑相辅的手段，成为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方式。
例如汉宣帝就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⑨这要归功于董仲舒提出的“任德不任刑”、“大德而小刑”等德刑兼用的政治手段。
首先，董仲舒作为一个儒家代表人物，仍然坚持“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强调礼乐教化之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①但是自秦以来法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也影响了董仲舒，他继承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一方面重视德政礼仪的教化作用——“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②；另一方面也重视法治刑罚的作用。
礼仪制度离不开刑、法的支持——“然则官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③，所以他要“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④。
其次，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
董仲舒把德摆在第一位，德主刑辅，大德而小刑，务德不务刑。
“……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也，大德而小刑也。
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
是故天数右阳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
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⑤董仲舒从他的“天人合一”的神权思想中为德主刑辅、任德不任刑找到了理论依据，“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
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