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北平女性犯罪研究

毅，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张挹兰，还有郭隆真、向警予、刘清扬、李德全、劳君展、韩幽桐、杨刚、夏之栩、刘亚雄、雷洁琼、郭明秋等等。

又如《资料》第18期为张晓梅专辑。

张晓梅长期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她是北京市妇联第一任主席、党组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迫害逝世。

该期发表了长达15000字的张晓梅生平传述，刊发了1937 年以来张晓梅在《北平新报·妇女》、《新华日报》、《新中国妇女》等报刊上发表的8篇文章，另外的3篇回忆悼念文章也颇为珍贵：原国民党军需署总务处长的夫人郑英的《引领我接近党中央的第一个带路人》、吕果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晓梅之死、张晓梅两个女儿所写的《我们的好妈妈》。

第13期是女烈士专辑，辑有71位女烈士英名，并为其中的20位女烈士做了小传。

（四）专题：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二·九”专题。

这是资料室投入最多，历时最久，因而成果最为显著的一个专题，总字数近10万。

《资料》第1期即是“忆静斋”，静斋是30年代清华大学女生宿舍，作者多次走访了当年曾在这里学习、生活，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郭建、王作民等数人，完成了这篇约1万字的回忆录，为“一二·九”专题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后出版了3期“一二·九”专辑（第6、11、12期）。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妇女界也极为活跃，成为“一二·九”时代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5期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女同学会”、“北平市妇女问题研究会”等一二·九时期妇女救亡团体的活动资料。

女校风潮专题。

女校风潮的内涵，一是反对旧的教育体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二是与当时的时局密切相关，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

如1931年北平女一中风潮（《资料》第15期）之起因即是校长孙祥偈和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抗日救亡运动中风头最健，女一中几成运动之基地，孙祥偈为妇女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因“行动越轨”，被勒令撤职，学生为挽留校长，更是为了争取抗日自由，群起攻之，最后当局酿成血案。

在日寇手中的中国女囚注：在过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时，我们常听到许多女抗日志士在敌人酷刑前面，坚守秘密，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的英雄事迹。

这些女抗日志士为了自己的信仰，不向日寇低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由于各种原因，在讲述她们受刑经过时，常泛泛的讲拷打，毒刑，没有具体的详述他们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这样从某种方面，也减弱了对她们爱国意志颂扬的力度。

如写日寇刑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赵一曼，也只是钉竹签、鞭打等，其实，他们真正采用的手段远远要残酷数十倍。

资料表明，除了强奸之外，日本宪兵对女抗日志士的刑讯，主要集中在折磨其手指，乳房和生殖器部位上，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刑讯痛苦度最大。

另外，折磨人的生殖器，对人心理的打击也最大。

限于条件，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也无法对裸体和血淋淋的刑讯场面直接描述，大陆的书籍中考虑到种种因素也经常泛泛带过。

所以，有必要将日本监狱中特务宪兵们一些惯用的酷刑讲出来，只有这样，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当初她们能够挺过这些野蛮的折磨是多么的伟大，对她们的崇敬就会油然而生。

现在，南美某知名华文刊物公布由日文译成西文再译成中文的材料。

南美洲一向居住着日裔人士，由于可以想象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资料的提供者将不透露他们的，以及作为他们长辈的材料作者的真实情况。

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材料的真伪，这已经影响了对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

但是在阅读过这些文字之后会感到必须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公之于众。

从表面上看来是侵华日军宪兵中下级军官（“第一人称”）的回忆记录，原文题为“女间谍”。

全部约十万字。

下面登录的是其中的两节。

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附近有游击队活动。

“第一人称”逮住了一个敌对组织联络员（没说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一个年轻的女教师。

他求功心切，用尽精神和肉体毒刑。

但那姑娘始终不招。

“第一人称”只能承认：“我的感觉不象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象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

文中对各种女性刑罚作了叙述。

国际警察组织提供的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２年的犯罪资料表明，法国在１２年内妇女犯罪率增长１５５％，相应的男性犯罪率只增长５１％。

日本１９７５年女性犯罪率比１９６６年增加了４８．３％，而美国从１９６１到１９７１年间妇女犯罪率也上升了３６．７％。

在我国，女性违法犯罪的情况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男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大约为９∶１，７０年代以来，女性违法犯罪比例普遍增高，约为７∶３。

某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女性违法犯罪（江苏警官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１２）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１１作者简介：周桂琴，（１９５３－），女，河北丰润人，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

◆犯罪研究○周桂琴内容摘要：当前女性犯罪的特征主要有：性罪错是女性违法犯罪的基本类型；女性实施暴力违法犯罪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女性作案的手段诡密隐蔽；低龄化趋势已成为明显的特点；女性是违法犯罪团伙中的粘合剂。

预防女性违法犯罪：一是加强教育，提高女性的整体素质；二是全社会重视，积极创造预防女性违法犯罪的条件；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预防女性违法犯罪的作用；四是政法部门应当大力配合，做好对妇女的“维权”工作。

关键词：女性；违法犯罪；原因；对策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４１０（２００５）０６－００３６－０６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７卷第６期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ｏｌｉｃ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ｅｃ．，２００５Ｖｏｌ．１７Ｎｏ．６Ａｎａｔｔ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ｅＺＨＯＵＧｕｉ－ｑ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ｅ，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ｇｈｔｅｎｕｐ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ｄｉａｔｈｅｓ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ｃｒｅ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ｍａｋｅｇｏｏ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ｅ；Ｃａｕｓｅ市一份调查报告中的数字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女性违法犯罪的上升速度，该市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的女性违法犯罪分别比１９９０年增加了３７％、６２％、２４４％，目前仍呈上升的趋势。

1928-1937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摘要〕1928-1937年间北平底层妇女数量庞大，大批妇女救济机构应运而生，致力于对底层妇女的救助。

受经费来源的限制，妇女救济事业的规模难以扩大:受救济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妇女救济事业的成效也欠佳。

但少数民间妇女救济机构吸收了先进的妇女救济观念，对被救济妇女施以教育救济，在救济方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体现了现代妇女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向。

底层妇女救济问题必须依赖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关键词〕北平；底层妇女；妇女救济〔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28-07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天赋人权理论的传入，一些进步人士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呼声，兴办女子学校、废除缠足、反对纳妾、妇女参政、改变发式服饰等运动方兴未艾，[1]妇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知识分子纷纷译介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理论、介绍欧美和苏俄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开始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现状。

[2]但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问题研究还只是进步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妇女的尝试，为数众多的底层妇女仍徘徊在这一时代浪潮之外。

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各种社会慈善机构是如何救济这些底层妇女的?这无疑是研究民国时期妇女生活史应该关注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选取1928-1937年间的北平妇女救济事业作为考察底层妇女生活状况的切入点，主要基于两种考虑：其一，城市底层妇女是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她们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遗忘，因而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但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少数妇女曾受到慈善机构的救助，而救济机关在救助过程中进行了登记记录，所以保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些被救济妇女生活状况的材料。

这批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为了解当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景象、还原被救济妇女群体的面貌，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其二，1928-1937年间，北平妇女救济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卫道为宗旨的全节堂、崇节堂、保节堂等妇女救济机构，逐渐被以扶助贫弱为目的的妇女救济院、妇女习艺工厂取代，而大批民间慈善团体也纷纷建立，并在妇女救济事业上进行了有益的探事。

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1927-1937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1927-1937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引言：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使得传统社会观念和道德观念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上海这个中国的大都市也成为了文化、经济和社会的重要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于此。

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上海女性自杀的现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将通过对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的研究，探讨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上海女性自杀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背景和深层原因。

第一章性别与权力1.1 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传统性别观念在上海社会中根深蒂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男性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女性则承担着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并常受到丈夫、父母以及社会其他人的支配和压力。

这使得女性在面对困境时，往往难以自主选择解脱的方式。

1.2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社会观念和性别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仇视封建礼教和男权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决权和女子解放的思想迅速传播。

在上海这个先进的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和女性开始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推动了社会上的一系列变革。

然而，这一时期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压力仍然存在。

第二章社会转型与生活压力2.1 社会转型的影响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

政权更迭、军阀争斗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吸引着大量的人口涌入，而就业、住房和社会资源短缺等问题也开始凸显。

这使得许多上海女性在经济和生活压力下倍受煎熬，无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

2.2 婚姻与家庭压力上海女性常常面临来自婚姻和家庭的巨大压力。

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女性的价值在于嫁人生子，因此婚姻成为女性的命运和依赖。

中华民国时期的精干女警察设女警领风气之先：新中国设立女警始末中国的历史记载中，维护地方治安的司法人员，通常被人们称为“捕快”、“巡捕”、“刑捕”、“差役”等等。

地方治安工作基本被界定在“抓捕”和“刑侦”的层面上。

可以说，现代警察制度，应该是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

在此之前，女性始终被排斥在警界之外。

在社会上出现女子警察身影，并成为一种正式的行业，应追溯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代女子警察。

内政部长薛笃弼关于设立女警的提案1925年因为实际需要，国际警联开始倡议各国设立女子警察岗位。

作为国际警联会员国之一的中国，北京国民政府也曾接到国际警联的来函，建议北洋政府应着手选用女子充任警察。

出于对国际警联的回应，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做出反应，内务、司法两部同时饬令京师警察厅，尽快出具设置女子警探的详细办法。

于是京师警察厅社会科派员展开调查，很快，一项设置女子警察的设想和办法草拟成文，上报警察厅，主要内容包括女警的岗位设置和教育培训。

报告送达北京国民政府后，便一直如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根据台湾桃园县龟山乡中央警察大学内“世界警察博物馆”的中国警史档案资料中，现存的《民国警察志略1930~1937卷》，还存有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事件的记载。

因为经费问题，北京国民政府未能完成“女警教训班”的计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首任部长薛笃弼建议新政府继续筹设女警，由于薛笃弼曾经在北洋政府的司法部担任过次长一职，对当初北京国民政府筹办女警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南京国民政府拟办女警的产生方案就简短得多。

1930年9月，当时内政部尚未并入行政院，因此南京首都警察厅直属内政部管辖。

而首都警察厅根据薛笃弼的意见，已经起草了增设女警之议，内政部则根据英美等国招募女警的方式，制定了正式筹设女警的计划，并建立了统一国家警察体系的九年计划。

1931年向全国公布此条例，对所有警官和新警员进行统一教育，分别在浙江、江苏、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等省设立警察学校或警士教练所，并“酌情拟办女子警士之事宜，已备社稷之需”。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民国娼妓的悲惨生活是什么造成这一悲剧
导语：解放初的北平并不太平，反动军警宪特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煽动闹事，而在城市最黑暗的角落，上百家
解放初的北平并不太平，反动军警宪特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煽动闹事，而在城市最黑暗的角落，上百家青楼娼馆的灯笼仍在招摇，这个地方就是北平的八大胡同。

吃人的娼妓制度曾经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北平的八大胡同是民国时期的青楼娼馆聚集地，在这里，有着无数女子被摧残了一生。

八大胡同，民国时期的权色交易之地
明朝的时候，妓女单独活动的地方在东四南大街一带，叫做“勾栏”，勾栏瓦舍一词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直到乾隆21年，北京内城严禁开设妓院，烟花柳乡才挪到了前门、大栅栏一带。

所谓的八大胡同也就有了雏形。

八大胡同里的“八”知识一个虚数，在这里至少有15条胡同都是妓院的集中地。

自打20世纪初，正阳门火车站建成，前门外这个地方就成了进出北京内城的咽喉要道，昔日那副繁花似锦的景象可想而知。

自打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军阀混战、乱象丛生，老北京的娼妓行极度膨胀，八大胡同声名鹊起。

八大胡同地图
位于陕西巷的上林宾馆昔日曾是名妓赛金花经营的怡香院，正是这位曾经的“状元夫人”给八大胡同立下了一等妓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民国二年，赛金花与时任江西民政厅长、参议院魏斯炅相识于怡香院，五年后在上海成婚。

而位于樱桃斜街11号的长宫饭店曾是蔡锷将军和小凤仙的居所。

民国四年，已登记员“云吉班”的头牌小凤仙，初夜明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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