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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集体土地征地拆迁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一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利益、农民利益以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实践中，征地拆迁过程中不乏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这给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本文将针对集体土地征地拆迁的反面案例展开剖析，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并提出相关的见解。
二、案例剖析1.案例一：某地征地拆迁的强制性在某地，政府为了进行城市规划建设，需要征收一大片村庄的土地。
然而，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而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进行征收。
部分村民因为无法接受政府提供的补偿方案，导致征地拆迁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抵抗，甚至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局面。
2.案例二：征地拆迁补偿不公在另一地区，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提供的补偿标准存在明显不公。
一些农民因为自身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政府提供的征地补偿方案并不了解，最终导致在拆迁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一些开发商也因为政府监管不严等原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以偏激的手段对待农民，给予他们低于市场价的补偿。
3.案例三：征地拆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某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面积的土地征收。
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一些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对土地进行乱倾倒建筑垃圾，导致了土壤污染、水源污染等环境问题。
而对于这些环境问题，政府部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解决。
三、反思与见解1.法制建设与社会监督针对上述案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健全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监督机制。
政府在进行征地拆迁时，应当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开展合法、公平的征地拆迁。
社会应当对征地拆迁过程进行监督，通过舆论监督等手段，让征地拆迁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公正公平。
2.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政府应当在征地拆迁的相关政策制定时，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并进行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
政府可以利用市场机制，逐步将农民纳入城市化进程中，使农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能够共享到城市建设所带来的优势；另政府应当与农民进行充分的交流协商，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征地拆迁政策。
试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目的在于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中我们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对策。
问题一：政策不完善，推进受阻当前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还不够完善，整治目标、实施路径、政策支持等方面缺乏明确和细化的规定。
这导致地方政府在实施整治时缺乏操作性，有时候因为政策不完善、措施不明确而无法顺利推进。
对策应该是建立健全与土地综合整治相关的政策体系，并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定，以便引导和推动各地区的实施工作。
问题二：农民意愿参与度低由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涉及到农民的土地权益，存在部分农民对整治工作抵触情绪，不愿意积极参与。
农民对于整治收益的获得和土地权益的保障等问题存在不信任感。
对策应该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
要建立健全农民权益保护的机制，确保农民在整治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问题三：整治的资金投入不足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包括土地征收补偿费、基础设施建设费等等。
目前农村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整治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对策是加大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保证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问题四：综合整治工作过程中存在弊端在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在整治过程中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存在违法征地、强制拆迁等问题。
对策是加强督导和监管力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并建立有效的投诉和维权机制。
问题五：缺乏综合规划和整体设计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涉及到农村土地利用、农村产业升级等多个方面，需要进行综合规划和整体设计，以保证整治工作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目前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综合规划和整体设计，导致整治工作的效果不理想。
对策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综合规划体系，引导各地区按照规划落实整治工作。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在推进过程中存在政策不完善、农民意愿参与度低、资金投入不足、工作过程弊端等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农村土地征收辩论辩题正方观点，应该取消农村土地征收。
首先，取消农村土地征收可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过去的土地征收过程中，很多农民因为土地被征收而失去了生计和住所，甚至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取消土地征收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保护农民的利益。
其次，取消农村土地征收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取消土地征收可以让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取消农村土地征收也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土地是农民的根基，取消
土地征收可以减少农民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反方观点，不应该取消农村土地征收。
首先，农村土地征收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土地用于
建设城市和基础设施，取消农村土地征收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规划和建设进程。
其次，取消农村土地征收可能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一些农民可能会将土地
闲置或者随意转让，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
此外，取消农村土地征收可能会导致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
土地的碎片化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综上所述，取消农村土地征收对于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都是有利的。
因此，应该取消农村土地征收，让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
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村包围城市，城市支持农村。
”只有保护农村土地，才能实现农村和城市的互利共赢。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征收程序不规范、补偿标准不公平、农民权益保障不足等。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的问题（一）征收程序不规范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程序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权益保障。
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地方在征收程序中存在不规范现象。
如部分地区在征收前未进行充分的公告和宣传，农民对征收政策和程序不了解；部分地区在征收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如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批、未对农民进行合法补偿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补偿标准不公平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标准的公平性是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环节。
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地方补偿标准不公平的现象。
如部分地区补偿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需求；部分地区存在同地不同价的现象，即同一地区的土地由于不同原因被征收，补偿标准却存在差异。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农民对征收政策的抵触和不满。
（三）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的权益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现实中存在农民权益保障不足的现象。
如部分地区在征收过程中未能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部分地区在征收后未能及时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和建设，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后生活困难。
此外，还存在一些地方在征收过程中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
三、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问题的对策建议（一）规范征收程序为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规范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要加强征收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让农民充分了解征收政策和程序；其次，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和操作，确保征收过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最后，要加强对征收过程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出现违规操作和贪污腐败现象。
试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指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规划、调剂、整合和优化配置，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提高农民收入。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农村土地流转难度大、农民收益不明显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对策来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顺利进行。
一、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农业生产不平衡等方面。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需要遵循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原则，合理规划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
对策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土地资源调剂，发展高效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农村土地流转难度大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流转手续复杂，导致农村土地流转难度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对策。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简化流转手续，降低流转成本。
加大对流转主体的扶持力度，提高流转主体的积极性。
加强流转土地的监管力度，确保流转行为合规，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农民收益不明显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农民收益不明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当坚持以增加农民收益为核心目标，积极采取一系列的对策，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健全农民利益调节机制，确保农民分享综合整治的成果。
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的集体经营，增加农民的收益来源。
注重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综合整治的受益者。
四、加强政府管理与监督政府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应加强对农村土地的管理与监督，严格规范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保护农村土地资源。
政府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考核机制，激励各地积极推进综合整治工作。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者：刘浩来源：《农民致富之友（上半月）》 2019年第16期对吉林省松原市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查发现，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导致征收过程受阻，影响征收效率。
因此，需要结合当地具体条件，构建集体土地征收解决纠纷机制，确定行之有效的土地征收制度与土地征收方案，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有效化解土地征收纠纷。
一、集体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1、缺乏科学的审查标准从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来看，普遍缺乏系统科学的审查标准，目前仅以《宪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公共利益作为征收合法性的判定，但并没有具体衡量和裁判的程序标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容易出现商业用地不合理的问题，肆意征收土地而影响农民的合法权益。
有的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目进行非公益性土地的征收和建设，并以市场价格转让给开发商，获得巨额利润，导致农民的普遍不满，而引起土地征收矛盾。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正当的征收程序，减少在征收过程中的财政支出，侵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在征收过程中使用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对自身征收行为进行解释，适用的法律不正确，严重侵犯被征收人的利益。
2、缺乏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发生土地纠纷问题时，人们通常会开展行政诉讼工作进行矛盾的解决和责任的划分，但是，从实际执行结果来看，行政诉讼并没有在土地征收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目前，我国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仍然不完善，对介入土地纠纷处理的相关程序以及制定标准不明确，有的法院为了减少土地纠纷处理过程的麻烦，对土地纠纷类型的案件受理较少，多采用驳回起诉等方式，而且即使能够裁判被征收人胜诉，在诉讼过程中也会给被征收人带来极大的不便和时间精力消耗，影响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有的地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不合理甚至会导致直接的暴力冲突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此外，政府在执行土地征收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发生违法乱纪行为，相应的补偿标准也不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存在较大的争议空间，导致矛盾的恶化和升级。
是否应该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辩论辩题正方，应该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
首先，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外流，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而通过强制流转，可以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土地流转是农村改革的必由之路。
”。
其次，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这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农村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
最后，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业、农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这对于缓解农村产业结构单一、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指出，“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
反方，不应该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
首先，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
在流转过程中，一些弱势农民可能会受到不公平待遇，土地流转后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导致土地财产权益受损。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指出，“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土地权益不公平，损害农民利益。
”。
其次，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能加剧城乡差距。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些富裕农民或者外部资本可能会占据大量土地资源，导致农村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加剧了城乡差距。
正如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经指出，“土地流转可能导致资源不均衡分配，加剧城乡差距。
”。
最后，强制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能破坏农村生态环境。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些农业生产可能会过度开发，导致土地资源过度耗竭，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
正如法国哲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土地流转可能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不利。
城乡建设与发展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32卷第3期（总第503期）“撤村并居”过程中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战 鑫（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9）[摘要]在城乡“土地增减挂钩”这个背景下，“撤村并居”已经成为中国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的一项新的行政举措。
虽然“撤村并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用地紧张的问题，但是在推行“撤村并居”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与广泛关注。
通过分析“撤村并居”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期望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关键词]撤村并居；农民；政府；生产[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同时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中国各地政府陆续开始实施“撤村并居”。
“撤村并居”并不是简单拆除农民在农村的住房，使农民住上高楼的简单行为，而是彻底改变农村生产、生活风貌，对农村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重大调整，彻底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一项举措。
1 “撤村并居”政策背景2006年4月，中国国土部将四川、湖北、山东等五省市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第一批试点。
2008年至2009年，增减挂钩的试点又增加了19个省。
2014年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一些试点地区尝试农民宅基地有偿转让提供政策支撑。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撤村并居”运动在中国各地农村轰轰烈烈展开了。
“撤村并居”是在农村开展的拆除房屋、建设高楼、整治农村宅基地的农村社会改造项目。
2 “撤村并居”中产生的问题2.1 农民生产、生活方不便“撤村并居”不仅仅是对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对生产方式的改变。
农民原先自己居住的平房大多与自己耕作的农地相距不远，且房屋常常带有一个小院子，门前就是一条街道。
迁村并居不良倾向剖析:为土地收益强制农民参加 2010年11月08日12:01 人民论坛杂志迁村并居五种不良倾向剖析作者：郑风田【编者引言】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48%(城镇常住人口)，这样的成绩，“迁村并居”功不可没。
它涉及生产结构、空间布局、管理体制的调整，关系到人文关系、生产要素的重组，既敏感又复杂。
实施之初，不少人心存疑虑：“群众怕丢村子，村干部怕丢位子，县乡干部怕惹乱子”。
从记者调查情况来看，也是有人欢乐有人愁。
“迁村并居”实施过程中出现什么新问题？如何适应“迁村并居”后村民自治形式的变化？在是否迁村并居集中居住的问题上，要以农民的需求和意愿为本，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替农民决策，更不能简单地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就范避免成为地方政府“摇钱树”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建设用地指标变得越来越紧张。
而且，由于国家建设用地指标被集中用于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县一级建设用地指标几乎没有或很少，不少地方政府就在农民宅基地上想办法。
而迁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原有的村庄宅基地、空闲地等属于集体建设用地，就被直接用于工业建设，这对“用地饥渴”的基层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
比如地方政府将迁村并居节约出的大量土地成本极低地置换为建设用地指标，并在经营土地的过程中赚取高额收益。
据调查发现，一般一个300来户的村可以节省出1/3的建设用地，全国由此可以节约出上亿亩的土地，其中优质耕地在5000万亩以上。
迁村并居可谓涉及到巨大的利益。
也正因为此，地方政府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而强制要求农民参加，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避免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农村宅基地的继承、转让和抵押已经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生着的客观事实。
长久以来，在民间就一直有宅基地继承的传统，因此广大的农民早已习惯于把宅基地和其上的房屋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事实上，国家也正试图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进一步保障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迁村并居节约的土地被复垦后，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增加建设用地，由此产生的“土地财政”收入要补贴给农民，并协商出一个令农民满意的费率，要征得农民同意。
不能仅仅通过支付房屋拆迁补偿的方式就无偿收回农民的宅基地，造成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严重侵害。
避免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农民是否适合集中居住，是否愿意集中居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还是农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庭院经济和家庭养畜还是重要收入来源，土地还是主要的保障手段，传统习俗和邻里观念还比较强，以村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居民点还是比较适合农村居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
即便是在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并不是每个农户的收入水平都能支撑集中居住的成本。
并且，目前农村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农民对失去土地的顾虑很大。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非农部门成为农民主要的就业领域，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后，农民才会向往现代化的社区生活。
还要看到，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农户不适合集中居住。
为此，要规划专业农户的居民点，不能把所有农民集中到新建小区。
如果违背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就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生活，损害农民的利益，难以达到农民集中居住的效果。
避免一味追求向城市看齐在迁村并居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很多不良倾向，比如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关注宅基地整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等，严重脱离农村实际，造成很多地方“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的不良后果。
某些地方政府在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以及农民的意愿和选择缺乏统筹考虑，许多地方都把建设农民公寓楼作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形式，一些地方甚至出台政策，新居民点建设不准再建二层小楼，楼房最低在四层以上，提出了“住宅向高层发展、设施配套向城市看齐”的目标。
城市有城市的特色，乡村有乡村的风貌。
城市和乡村在人口、功能、景观、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村庄规划不能千村一面，不能普遍建高层楼房和别墅。
相反的，村庄建设应该体现多样性，体现当地自然特色与人文风情。
而之所以会出现“向城市看齐”的倾向，从本质上来说，和一些地方领导在发展经济中的“城市偏好”以及旧的政绩考核标准不无关系。
避免造成“上楼致贫”庭院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庭院是人与生物共生、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并存的特殊生态系统，又是人类文明与物质生产并存，物质和能量高度富集的特殊区域。
从目前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要求看，农村庭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对象。
农民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生产一些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商品，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提高了自身的商品经济意识，对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大有裨益。
集中居住后，农民虽然住上了公寓楼，过上了所谓“城里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再也没有从发展庭院经济中获得收益的可能。
有调查表明，很多住在集中居住点的农民反映：“以前吃的蔬菜可以自己种，现在什么都要到市场去买，几万元的补偿金，省吃俭用也维持不了多久。
”生活成本的提高对本来就增收困难的农户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将会造成“上楼致贫”的不良后果。
除了生活成本的提高，集中居住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尤其是对还有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及习惯于单家独院生活的老年人。
集中居住后，农民离自己的耕地较远，农具、粮食等不方便存放；老年人住高层，上下楼不方便等等。
所以，从农民实际生活角度来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集中居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迁村并居是一项涉及基层组织建设、集体土地处置、集体资产处理、集体房产和村民住宅处理、村民农转非、市政设施建设和管理、社保及群团组织关系理顺等问题的系统工程。
在是否迁村并居集中居住的问题上，要以农民的需求和意愿为本，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替农民决策，更不能简单地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强制农民就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教授)“迁村并居”后的治理困境作者：李长健“迁村并居”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多数地区采用的直接转换方式已经表现出了诸多问题，急需从组织机构、职能设置、经费制度、人才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并针对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需求提供针对性解决措施社区居委会机构和职能不明确最近，山东省德州市公布了“迁村并居”的最新数据：“六成村庄合并，减少4980个建制村，新建3339个社区性组织”。
这种转变不能仅仅理解为形式和名称上的简单变化。
目前由“迁村并居”而来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多是沿用村民委员会的一套自治组织，因此呈现了多个基层组织“一体化”的现象，即同一组织既需要对辖区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也需要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
在日常职能方面也呈现严重混杂特征。
一方面体现在新设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三元合一”职能上，即不仅保存着原村民委员会的部分自治功能，同时还需要兼顾管理与自治职能，机构重叠造成社区居委会职能混杂，也直接影响了其社区建设与维护农民权益的效率。
这种职能的“三元合一”需要相应的配套机构、人员及新的工作方法与机制，而并非当前仅将村委会转为居委会的做法就能简单解决的。
另一方面体现在新设置的居民委员会行政职能承担过多上，主要表现为其日常职能不仅包含了对社区活动的常规管理和服务，还需要对社区低保、社区搬迁、征地等活动进行管理疏导，其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责与原本的社区自治职能产生混同，使社区居委会维护社区居民利益的根本属性被一定程度的弱化。
因而，“迁村并居”而来的社区居委会需要明确区分其组织机构，根据职能属性要求形成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机构与社区服务机构，实现社区管理职能与社区服务职能的分工，并合理定位社区居委会在涉及行政与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作用。
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明晰管辖上的“属地原则”，即在公共服务领域尽量以县级为单位形成统一社区服务机构，在降低社区服务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城镇化。
社区管理机构则利用其基层优势为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形成纽带。
社区委员会的经费和人才困境“迁村并居”后居委会工作负担进一步增大，日常事务涉及面广及相对繁琐的状况对比其已有经费条件，呈现出极其不均衡的状态。
一是办公地点与业务职能的不对称。
“迁村并居”后的社区委员会办公地点设置必须纳入城镇规划，因此出现了一个办公室内集中多个部门，一个办公桌同时办理社保、劳动就业、卫生安全等多个业务的状况，资金有限使社区居委会办公地点受到限制，已经难以适应逐步扩展的工作需求。
二是职能范围与活动经费的不对应。
“迁村并居”后的社区居委会通常仍然是由原村委会人员组成，其人员工资报酬与活动经费大多属于“包干”形式，有限的经费在面对转型为社区居委会后需要处理的诸多繁杂事务而言显得捉襟见肘。
社区居委会运行经费问题解决，需要结合其日常职能中的事权与财权一致、人才机制中的激励措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健全展开。
不仅要加大对社区居委会日常活动资金的投入，也需要逐步重视对其工作人员基本工资待遇、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规范与健全，形成统一标准、灵活运用、明确区分的社区居委会运行经费制度。
与城市原有社区委员会相区别的是，“迁村并居”后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需要关注新形势下农民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的生存问题，也需要不断应对农村合作医疗等新型管理要求，这种职能范围的复合性要求其配备的人才也应当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事务的综合能力。
因此，直接由村民委员会管理人员原班人马组建的社区居委会，面临着人员不足和工作能力相对欠缺的困境。
要实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创新当前“迁村并居”的社区居委会人才机制。
具体做法一是积极鼓励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村官进驻社区居委会。
引导大学生村官进入社区居委会工作，需要适当增加激励措施，形成人才流动吸引力。
同时，大学生村官进驻社区居委会，需要考虑“迁村并居”背景下的社区居委会，其管理与服务对象是家族或宗族联系较为紧密的社区居民，因而人员选择上应当考虑优先选用当地人才，充分利用其亲和力与号召力。
二是实行“以老带新”不断更新社区居委会的人才结构。
由原村委会工作人员对新入人才进行业务指导，加速其对社区工作环境的适应，减少开展社区工作的阻力以逐步实现社区工作人员的优化更替。
三是健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退休机制。
通过规范化的人事制度形成合理退休机制，以此进一步避免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社区内农民权益保护欠缺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依靠，失地农民直接面对的就是生活与就业问题，但作为目前与农民联系最为紧密的社区居委会，则缺乏在此方面的职责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