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名量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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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标点商榷五则赵素青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参考有关善本点校的《左传》一书(1986年版名《春秋经传集解》,1997年新版更名为《左传》),笔者在进行“《左传》《国语》引《诗》研究”课题研究中,发现其标点有五处待商榷。
1.《闵公二年》载:许穆夫人赋《载驰》。
杜预注曰:《载驰》,《诗·卫风》也。
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獉獉,言之不可獉獉獉獉,故作诗以言志。
①(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后同)按:校考《四部丛刊》的《春秋经传集解》本和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的《春秋左传正义》本,此处“言之不可”之“言”,误,本为“唁”;又据上下文意,加点句标点当为“思归唁之,不可”。
《诗·鄘风·载驰》首章曰:“载驰载驰,归唁卫侯獉獉獉獉,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诗序》亦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室颠覆,自伤不能救也。
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獉獉獉獉獉,又义不得獉獉獉獉,故赋是诗也。
”2.《僖公二十二年》载:邾人以须句故出师。
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
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
无备,虽众不可恃也。
《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命不易哉”一句,杜预注曰:《周颂》。
言有国宜敬戒,天明临獉獉獉,下奉承其命獉獉獉獉獉,甚难。
②·601·①②《左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224页。
《左传》,第325页。
按:此处加点句标点不妥,似当为:天明临下,奉承其命。
臧文仲所引“敬之敬之”三句诗,经在《周颂·敬之》篇,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
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郑玄笺曰:“显,光。
监,视也。
群臣见王谋即政之事,故因时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恶与善,其命吉凶,不变易也。
2007年第6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No 16,2007第23卷J O URNAL OF E D UCAT I O NAL I NST I TUTE O F JI L I N PR O V I NCE Vol 123(总150期)Tot a l No 1150收稿日期:2007—01—15作者简介:李莹(1972—),女,内蒙乌兰查布盟人,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名量词的范畴化李 莹(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山东日照276826)摘要:导致名量词分类中面临的困境和原因是长期以来他们的依据是经典的范畴化理论。
而这一理论在词类的划分中已明显暴露出弊端是很难有“对内一致性而对外排他性的”标准。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原型的范畴理论。
认为名量词是以具有纯“表量”语义的度量词为原型,其他名量词以这一原型为参照而聚合而成。
关键词:名量词;经典范畴;原型范畴中图分类号:H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07)06—0082—03 一、引言汉语名量词的再划分如同汉语词类的划分一样是一个一直困扰语言学界的难题。
由于划分的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导致所划分出来的类也不同,甚至差别很大。
尤其是一些介于名词与量词之间的词如“世纪、世、季度、月、星期、小时、学期;省、市、县、镇、乡、村、区、站”它们是名词还是量词?或是准量词?有的认为是名词,有的认为是量词,有的认为是准量词。
这表明他们试图要找到一个“对内具有一致性、对外具有排他性”的标准来让量词与名词之间划清界线。
但无论怎么划分,在量词尤其是名量词与名词之间存在着模糊地带。
本文想利用词类范畴化的原型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并进一步给出一个关于名量词的范畴化方案。
二、现代汉语名量词研究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首先,从“量词”正名过程来看,道路艰难曲折。
从《马氏文通》定名为“记数的别称”,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定名为“量词”,其中采用的名称有“单位词”、“副名词”、“数位词”、“助名词”、“附名词”、“陪伴词”、“类词”、“别词”、“数量词”等16种[1]。
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
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是博大精深的汉语文法研究课题,也是汉语心理语言学
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受希望了解的重要课题。
任何一种外语的构词规律可以说是该外语的本源。
汉语的名量词语法化是根源于中国古代叙事形式因素。
首先,要全面了解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首次需认识到它存在于古代文献中,如《三千口诀》、《春秋七雄》、《孔子家语》、《诗经》、《尚书》和《庄子》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名量词的特定用法,例如“以”、“之”,用于表示“以此”、“之此”或“此属事”。
此外,中国古代重视一字多释,因而词语的多义用法也受到重视。
比较而言,
此类量的认知行为在初学语言者中最为普遍。
例如,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量”这个字在古代中国本身有几种意思,如:量用为“代词”、“量词”或“助词”;名量词语亦有不同用法,用作定语、动语、表示因果关系等;另外也可以用作指示以及转义的词语等等。
此外,在今天的汉语里,名量词语法化已有许多应用。
例如,以《红楼梦》中
的句子“儿子当时不知道,不敢问先生”为例,这里“不知道”和“不敢问”均属于名量词语,表示否定义。
另外,在其他书籍和文献中,如《孟子》、《说文解字》等,均有不同程度地运用名量词语法化把握文意,搭建起句子能力,有较高的实证价值。
总之,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研究任重道远,但是所得的内容却可以很好
的丰富和发展汉语心理语言学的内容,为相关学科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方式。
在狭义意义上说,名量词语法化是一种独特的和熟练的语言正确使用,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培养语言学习者深度思考及使用语言层次能力的重要方式。
文言文量词的选择和计量单位文言文中,量词是表示数量或计量单位的词语,用于修饰名词,起到限定或者修饰的作用。
在文言文写作中,正确选择和使用量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增强文章的准确性和语言的严谨性。
同时,计量单位在文言文中也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
本文将探讨文言文中量词的选择和计量单位的使用。
一、文言文量词的选择在文言文中,量词的选择是与名词的性质相关的,需根据名词的具体含义、类别和数目等方面进行判断和决定。
1. 数量较少的名词当名词数量较少时,可以使用单数量词作为修饰词,例如:“一事之功”、“一言之雅”。
2. 数量较多的名词当名词数量较多时,常使用“并”、“夥”等复数量词表示,例如:“三十六计”、“四大菩萨”。
3. 泛指名词对于泛指的名词,可以使用“何等”、“凡”等量词进行修饰,例如:“凡人皆可为圣”。
4. 数量具体的名词对于数量具体的名词,可以使用专用的量词进行修饰,例如:“十日之食”、“五尺之弓”。
二、文言文计量单位的使用在文言文中,计量单位的表达方式多样,需根据所表达的具体意义和场景进行选择和应用。
1. 长度单位在表达长度时,可以使用“丈、尺、寸、分、厘、毫”等单位,例如:“五丈之舟”、“一尺之地”。
2. 重量单位在表达重量时,可以使用“市斤、公斤、钱、两”等单位,例如:“二钱之草”、“十两之金”。
3. 面积单位在表达面积时,可以使用“亩、顷、市顷、公顷”等单位,例如:“三亩之地”、“十顷之田”。
4. 时间单位在表达时间时,可以使用“秒、分、时”等单位,例如:“半刻之间”、“一时之事”。
5. 容量单位在表达容量时,可以使用“升、斗、liter”等单位,例如:“三升之水”、“一斗之米”。
三、文言文量词和计量单位的误用在应用文言文量词和计量单位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以下常见的误用:1. 过度修饰在使用量词时,不可过度修饰,以免增加冗余和繁复,影响文章的流畅度。
2. 词义不符在选择量词时,要确保其词义与名词相符合,避免产生歧义或错误。
两汉量词用法初探摘要: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
量词在汉语史上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
两汉时期是量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本文拟从两汉时期的相关语言学材料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着重探讨两汉时期量词的使用方法。
两汉时期的量词主要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基本类型。
其中名量词的用法比较丰富,动量词的用法相对简单。
关键词:两汉;名量词;动量词;用法一、名量词与数词、名词的组合关系(一)名量词独用与名量词组合使用1.量词单用。
量词单用,语法用途上只有一种,即用作主语,表示“每”的意思,大抵是重复前面的量词而说。
据黄载君的考察,甲骨文中并未出现量词单用的用法,这一用法是在晚周金文中出现的,但仅限于度量衡单位量词,如:梁半尚(当)二金尚(当)孚。
[1]这种用法在两汉时期有所发展,单用的量词已不仅限于度量衡单位量词,如:马三匹,匹二吏(《居延汉简》91)。
2.量词重叠。
刘世儒认为,量词的重叠形式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的。
[2](P.531)我们考察了两汉时期量词所有的研究成果,对量词重叠问题大多未有提及。
但我们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量词重叠的用例: 例1,南书二封,封封皆橐佗。
(《居延汉简》120)因此我们可以说两汉时期出现了量词重叠用法的萌芽,但以上用例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还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们认为量词重叠用法系统地发展起来应该是汉代以后的事。
3.量词并用。
量词并列使用,先秦就有。
汉代简帛中只有同义类量词可连用,而且这种量词只限于度量衡量词。
秦汉时期这种度量衡单位的并列使用,所量之物相同,如:边塞卒戍不得去离亭尺寸(《敦煌汉简》),这种用法以后一直沿用。
汉代以后名量词有了进一步分工,因而也出现了新的量词并用形式,连用的量词并不仅限于度量衡单位量词,其所量之物也可不同,如:例2,诸道行营将士,共赐物二十八万四百三十端匹。
(《旧唐书·穆宗纪》)(二)名量词与数词的组合关系1.数词+量词。
元代量词研究
量词是汉语的重要词类,它不仅数量多,而且历史悠久。
量词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丰富我们关于汉语史的知识,也有利于建立科学的汉语史体系。
本文以元代文献为依据,考察了元代量词的使用情况,希望能为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做一点工作。
本文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对元代量词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首先本文将元代量词分为名量和动量两大类进行讨论,其次对于元代名量词,笔者依次讨论了个体量词、部分量词、不定量词、专职量词四类,而对于动量词,笔者将它分为通用、次通用、非通用三类进行讨论。
对于每个量词,笔者尽可能地指出它产生的最早时代、最早用法。
同时也注意结合后世文献及现代汉语(包括方言),既描述它在元代使用情况,又说明它在整个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发展变化情况。
本文以大量实例揭示了元代量词的面貌和特征,肯定了元代量词在整个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浅析量词“枚”的形成及其认知语义特点摘要:“枚”在汉语中,是一个古今通用的量词,文章首先分析了量词“枚”的语法化,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之后根据认知范畴化理论分析了量词“枚”对其所修饰的名词的范畴化,这类名词普遍具有“小而细长”的家族相似性,其范畴的扩张又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来完成。
关键词:量词;“枚”;语法化;范畴化;隐喻中图分类号:H0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2-0091-03(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量词丰富是现代汉语的一大特点,而汉语中量词与名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量词“枚”为例,重点探讨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并考察其与所称量的名词之间的规律。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量词都是从其他词类演变过来的,即由一些有实在意义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的成分的实词虚化的过程。
现代汉语量词“枚”就是这样,是由有实在含义的名词逐步虚化为量词的,这种语法化过程就是语义变化发展的过程。
因此,我们要分析量词“枚”的认知语义特点,首先应当对其语法化化过程进行全面考察。
一、量词“枚”的语法化过程(一)量词“枚”的产生。
许慎《说文解字》对“枚”这样释义:“枚,干也,可为杖。
”[1]段玉裁注:“攴,小击也。
……杖,可以击人者也。
故取木、攴会意。
”“枚”的本义即树干,特点是小而细长。
《诗·周南·汝坟》中有“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毛传:“枝曰条,干曰枚。
”这里“条”和“枚”都是动词“伐”的宾语,表示“树干”。
从先秦时期的文献来看,“枚”的意义后来多引申为占卜或计数的工具,如:(1)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
(《春秋左传》)(2)南蒯枚筮之。
(《春秋左传》)(3)书其枚数。
(《春秋·墨子》)(4)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於门中,识其枚数,其可以与於此乎?(《春秋左传》)从以上例句我们推知,“枚”由本义“树干”引申为“占卜或计数的工具”,如“枚卜”“枚数”等,我们推测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树干”的“枚”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可以随时获得,所以用来作为计数工具是极为方便的。
浅析《左传》的用词特点及辞令之美《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语料,代表了先秦时期的文献语言的大致面貌,是研究上古汉语最具代表性的语料。
笔者对《左传》中的所有“以”字用法进行穷尽式考察,确定了其中的265例“以”字句为早期的处置式。
从句法结构和语义的角度对这265例“以”字处置式进行了分类后,认为其核心问题就是学者们是否承认“以”字也可以表示处置语义的问题。
有人认为“以”字处置式就是处置式的早期表现形式,所以上古汉语中也存在处置式。
但有的学者认为介词“以”是工具语介词,是不可以用来表示处置语义的。
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介词“以”完全可以构成处置式,表示处置语义。
这是对“以”字在《左传》中体现出的特点的概述性说明。
其次,在《左传》中,“告谕”类动词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在告谕词中有“告、语、赴、诉()、谒、祷、谂”,在对该类动词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审视的基础上,可以找出它们结构功能的不同之处。
对选定的告谕类动词“告、语、赴、诉()、谒、祷、谂”的用例的句法分析后,可以看到义素差异对结构功能的影响,而且也发现它们由于义素不同从而导致结构功能不同。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左传》中“非”只能是副词,不可能是系词。
不能用公式说“弗=不+之”、“勿=毋+之”,“弗”、“勿”是两个经常用于后续句中,主要对及物动词本身进行否定的副词。
“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此外关于和“非”联系紧密的“匪”,与“毋”联系紧密的“无”,简单的分析“匪”和“非”在否定谓语时确实相通,只是使用的阶段不同罢了。
而且不是所有的“无”都通于“毋”,只是作副词使用的“无”通于“毋”。
关于《左传》中“所”的用法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学界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左传名词解析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他的学生曾子和他的弟子们立志要记载并整理当时的文献,这就是《左传》。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作者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约公元前502—前422年),出身于鲁国贵族家庭。
左丘明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精通儒家经典、天文地理、诸子百家。
他也是孔门最后一位弟子。
他写成了《左传》。
据说,他晚年着《国语》、《家语》、《世本》三书。
其中,《国语》共21卷, 11万余字,记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鲁国政治、外交和各种社会现象,如历史、外交、战争、婚姻等。
它与《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在历史学、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全书共有十二卷,一百六十篇,记载春秋时期的重大史事。
此外,还有《国语》、《家语》、《战国策》、《楚辞》、《汉书》、《说苑》、《新序》等八种不同的史书。
除《左传》外,《国语》和《战国策》中保存了许多轶闻趣事,内容丰富多彩。
在《左传》的史料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外国史料,往往蕴含着政治斗争和哲学思想方面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
左传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春秋左氏传》,共计十五卷,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学家左丘明根据鲁国史官左丘明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它为后人研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历史观方面,左丘明强调“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儒家史学家所特别推崇的。
但是左丘明也承认“书法不隐”的记事原则,因此对事件本身还缺乏较深刻的了解,比起孔子的《春秋》来,左丘明的《左传》在文采上稍逊一筹。
当然,《左传》对史实的剪裁不够严谨,许多地方还是带有夸张的成分。
正因为如此,左丘明才自称:“假如让我去干《春秋》这样的大事业,我做不到;假如让我担任太史令这样的小职务,那我还是能胜任的。
左传中的数学问题举例
1.先王之制:
在《左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意思是说,诸侯的城池,最大的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
这里涉及到了数学中的比例关系。
2.老人年龄问题:
在《左传》中,晋国有人问某老人的年龄,老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意思是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一,现在已经过去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而且最后一个甲子日只过了三分之一。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数学概念的应用,比如时间的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左传》数词初探摘要:称数法是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语言,在称数方面都有独特的形式。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其语言生动规范,是研究先秦汉语的宝贵材料,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
本文从《左传》中数词的结构系统入手,将数词分为基本数词、合成数词和特殊数词三类进行阐述。
最后对《左传》中称数法的基本形式举例说明。
关键词:左传;数词体系;称数法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6-00-02《左传》的数词体系由三类数词构成,分别是基本数词、合成数词、特殊数词。
一、基本数词基本数词是在数词内部构造中起最基本最关键作用的数词。
汉语的数词系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完备了,这一点可以从《左传》中体现。
基本数词意义稳固,具有强大的构词功能,可分为系数词和位数词两类。
系数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位数词:十、百、千、万、亿、兆。
(一)系数词系数词主要用来表示十以下的确切数目。
一: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
怀必贪,贪必谋人。
谋人,人亦谋己。
一国谋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二: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庄公十四年) 三: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僖公二十八年)四:士伯御叔孙,従者四人,过邾馆以如吏。
(昭公二十三年)五: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
(昭公元年)六: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昭公二十五年)七: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单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昭公二十八年)八: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
(隐公五年)九: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文公六年)系数词的主要功能有四大类:1、可单独使用进行计数,如: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庄公十四年)2、充当构词成分。
系数词充当构词成分是与其它数词一起构成一个复合数词。
《左传》人物称名中“子”字的解说《左传》男性人物,有相当数量的称名中带有“子”字,这些带有“子”字的称名,都包涵着特有的意义。
男性人物称名带有“子”字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子(如楚子、邾子、杞子等)和子×(如子封、子吕、子突等)两种类型,下面进行分类解说。
一国名后加“子”的称名方式:这种称名方式在《左传》中出现很多,有这种称呼的人物有的是带有子爵的国家君主。
如楚子,在《左传》传文中共有:1.楚武王,名通。
《左传?桓公六年》:“?Y伯比言于楚子曰……”。
《左传?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
”《史记》对楚伐随事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师也,……’乃自立为武王。
”2.楚文王,名赀。
《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
”《史记》记曰:“(楚)文王二年伐申过邓。
”“十二年伐邓,灭之。
”《左传?庄公十年》:“息侯……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
’楚子从之。
”3.楚成王,名恽。
《左传?僖公六年》:“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
”《史记?楚世家》对此记述为: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
”《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逆伐楚,楚子使与师……”《史记》记曰:“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
”4.楚穆王,名商臣。
《左传?文公九年》:“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
囚公子坚、公子?醇袄侄?。
”《左传?文公十年》:“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
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
”《左传》记载此前,穆王曾杀死谋弑者子家,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5.楚庄王,名旅(《史记》作“侣”,《谷梁传》作“吕”)。
《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
二子作乱……二子以楚子出。
”《左传?宣公十八年》:“楚庄王卒,楚师不出。
”《春秋》在记载此事时作“甲戌,楚子旅卒。
2010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 ay,2010第39卷第3期Journal o f Shaanx i N or m a lU n i versity(Ph il osophy and So cia l Sciences Editi on)V o.l39N o.3u语言文字学研究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王绍新(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北京100083)摘要:关于汉语量词的性质、范围和作用有两种不同看法,我们认为量词的主要作用就是计量。
量词语法化经历了漫长过程,远古时代出现了原始度量词。
殷商时代个体量词萌生。
周秦、两汉时期度量词已比较完备,个量词大量产生,其他类量词不断出现,数量名语序已确立,形成了量词的语感。
魏晋时期是量词语法化初步完成的时期,现代汉语1/3的量词已在那时产生。
关键词:汉语语法;量词;语法化中图分类号:H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3-0168-09收稿日期:2009-05-11作者简介:王绍新,女,天津市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教授。
上个世纪末叶,语法化研究形成语言学发展的一大潮流。
在这一热潮中,汉语量词的语法化也引起不少同行的关注。
此外,已有的汉语史专著在谈到量词的产生、发展时,尽管未必使用/语法化0的字样,但实际大都涉及了这个问题。
不过,大家对什么是量词的语法化,促成它的机制如何,看法不尽一致,至于谈到汉语量词是何时发展成熟的,亦即何时完成语法化进程的,分歧更为严重,早则认为在先秦[1],晚则主张为元代[2],甚至明清以后[3],相差近两千年。
这是为什么?在此就这些问题谈一点浅见,敬请指正(本文所述限于名量词)。
一/语法化0含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其一,/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0[4]。
这就是单个词的语法化;其二,是/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和形成0[4]。
《左传》人物称谓方式初探人物称谓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研究是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代学者对人物称谓的具体解说都比较重视,古书注解、姓氏专书,都有大量的材料。
但是这些材料大都比较的宽泛、零散,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人物称谓在各时期的面貌如何, 也不清楚, 其历史演变轨迹没有清理出来, 对人物称谓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缺乏探索, 对它的理论归纳和规律的揭示更是一片空白。
本文在收集整理《左传》中所有人物称谓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挖掘出了其人物称谓的构成规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姓与氏班固《白虎通义》中说:“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重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
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取者,皆为重人伦也。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的姓有三个作用:(一)重恩爱,厚亲亲。
这里不仅仅是指人伦关系,思想感情的亲疏厚薄,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或阶级等级。
贵族有姓,平民无姓。
如《左传》中的灵辄、易牙、头须、宜僚等;(二)别婚姻。
《礼记?曲礼上》说“娶妾不取同姓”。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番”的说法,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同姓是不能通婚的;(三)纪世别类。
早期的姓氏是一种族号,生于同族的人则同姓,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三?姓》中记载:“尧姓者,本于王帝。
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
” 这二十二个姓即: 姒、子、姬、风、嬴、己、任、、祁、芈、曹、董、姜、偃、归、熊、曼、漆、?u、允。
其中很大一部分《左传》中都有记载[1]。
从《左传》的人物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到氏的自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以封邑为氏:知?、羊舌?Z;以官名为氏:宰宣、司空无骇;以祖先的字为氏:孔丘(宋国公子孙嘉之后,嘉字孔父)、季氏(鲁国公子友之后,公子友字季);以祖先之谥为氏:文之无畏(楚文王之后,文是谥号)、庄峤(楚庄王之后,庄是谥号);以职业,技能为氏:巫皋、师旷;以居住地氏:东门襄仲、东郭书。
珞量词的发展流麦摘要:具有丰富多彩的量词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从上古列近代,量词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丈以不同肘期的右量词为切•克对象,分析名量词不同肘期的特征,进而反腆出量词的殯变轨迹及其发展的廉因。
关徴词:右量词;特征;烧变轨迹;发展虑因量词是汉语的重要特6之一,是粘着于数词之后的词类.表示人.爭物或动作行为救量单伐的词。
用来计量丰场单仗的叫名量词,计量行为单住的叫动量词。
右量词从计量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量街词;从右量词本身的职能情况来看,可分为专用量词.兼用量词.临时量词①。
本丈将对右量词作易时性研丸,以掲示量词的殯雯轨迹及发展虑因。
一、不同阶段名量词的发展状况及特征㈠上古对期:対茅阶段上古肘期指£古三代和春秋战国肘期,夏请传丸生把它们分别称作传硬对代和化成肘代。
②这一肘期处于右量词发展的期茅阶段。
名量词起源很早,我们疫股產卜辞中看列度量街量词“百”和“升S集体量词“朋”和“丙”,个体量词并未出现。
如:(〃岂三百o C股虚丈乍1139)■⑵车不其示十朋。
(今集> 11442;■⑶马十五丙。
(合集,11459丿■“程”是古代菸祀时用的一种香酒,这里以岂的處酒森为单住计其散,“百”与数词俎合成数量结构。
"朋”像皋贝形.其数《诗•小報•等等莪者》笔以为五贝。
“丙”股代驾车马数。
刊了春秋战国肘期'个体量词己经出观,但仍戍在初级阶段。
度量衡量词大量出现。
个体量词有“人”、“乘”、“两”、“乞”、“爲”、“”、“編”、“个”、“札”、“言”、“章”、“枚”③仃丿臣有孑三人,家贫无以奏之。
(非孑•外储说右下丿■⑵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
C庄子•列禅起丿■⑶用币必百而,百両必千人。
C左传•昭公十年丿• •⑷策人使正與子痔凤沙卫以索马牛皆百皿。
(左传•襄公二年丿■⑸楚子入飨于,九故,庭实糸百,加筵豆六%。
(左传•值公二十二年丿■⑹子产以幔聚九行。
(左传• A3公十三年丿⑺戎取一偏巷焉。
《左传》所见名量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号:01010236 姓名:单丽梅内容提要:本文以《左传》中的名量词为研究对象,对该书全部名量词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左传》中的名量词的分类、结构类型以及语法功能。
旨在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从词汇和语法角度两方面揭示《左传》时代名量词的发展概况,明确其发展史上的自身特征。
Abstract:Study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Zuozhuan was given in t his paper. Discusses were gone on all such phrases in the book from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 and types of structur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phrase made up of noun and measure word in times of Zuozhuan from the syntax and lexical level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ir ow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ion were shown.关键词:名量词《左传》分类特征Key words:phrase ; noun and measure word ;Zuozhuan;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fication量词的使用是汉语言的重要区别特征之一。
它是一类十分活跃而又极其普通的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从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殷商已经有度量衡、容器、货币的单位词(即量词)出现了,如容器量词“升”,货币量词“朋”,天然量词“丙”等。
甲骨文中量词的运用范围较窄,数量也较少,还没有出现动量词。
语法发展还很不充分,在句中只能做主语和宾语,而且与数词组成的数量短语一般只能出现在名词之后,其位置较为固定。
到周秦,又出现了表示事物特点的个体量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运用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构,这在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
先秦时期,量词的使用处于萌芽到成熟的过渡阶段,量词有了初步发展。
《左传》中共有量词69个,量词所运用的范围扩大,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多,其出现的位置也较甲骨文中的量词位置灵活。
无论是语法功能,还是其表意功能都有了很大提高。
但仍多以名量词的运用为主。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在《左传》中,量词的类别已基本具备,既有名量词,又有动量词,说明当时的量词已初步具备了完整的体系。
量词是黏着于数词之后的词类,表示人物、动作行为的数量单位。
名量词,是量词类系中的一个大类,又叫物量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单位。
物量词主要作定语,常与数词或指示代词组成数量短语修饰名词,说明人或事物的数量。
本文讨论《左传》中的名量词分类及其特点,对该书全部量词进行穷尽性的分析研究,采用统计方法做平面描写和历史的分析,旨在从词汇和语法角度对量词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揭示《左传》时代量词的发展概况,明确其发展史上的自身特征。
一、《左传》名量词的分类在《左传》中出现的名量词个数繁多,按其性质不同,大致可以分为:A、表示度量衡的量词,这类量词如果细分,则可分为容积量词、面积量词、长度量词、重量量词等等。
这类量词常见的有:雉、成、同、圻、寻、常、里、尺、斤、钧、溢、钟、釜、豆、区、盆等等。
《左传》(昭公三年)中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
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釜十则钟。
”“钟”表示六石四斗谷物,“釜”、“盆”也表示谷物数量。
下面举几例说明:1、天子之地一圻。
(襄公二十五年)“圻”表示“方千里”。
2、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厚,其施之民也厚。
(昭公二十六年)3、土不过同。
(昭公二十三年)“同”表示“方百里”。
4、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隐公元年)“雉”表示垂直面积,常说明城墙,一雉是长三丈、高一丈。
5、[晋师]退三舍。
(僖公二十八年)“舍”的意思是“三十里”。
6、鲁击柝闻于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哀公二年)“里”这里表示“三百步长”。
7、颜高之弓六钧。
(定公八年)“钧”表示“三十斤”。
8、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
(成公十二年)9、子皮以子展之命筑国人粟,户一钟,是以的郑国之民。
(襄公二十九年)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同类量词含多种量制的情况依旧在很广的范围内存在着。
这样的度量衡量词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类,它的种类个数会随着度量衡单位的改变而改变,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容器名称,那么不同时代的容器量词也就不同。
B、一般名词而临时调用作量词的,这是一类兼有名词特点的量词,只在一定语境中表量词作用。
常用的有:金、军、师、旅、卒、伍、等等。
一般认为二十两金为“一金”,“军”指一万二千五百名指战人员,“师”、“旅”、“卒”、“两”、“伍”分别为两千五百、五百、一百、二十五和五人。
这类词在通常情况下作名词用,如:楚子囊乞旅于秦。
(襄公十一年)其中“旅”作“部队”解,并不包含计量单位。
但当这类词与基数词组合时,则明显作量词使用了。
下面举几例说明:1、四军无阀,八卿和睦。
(襄公八年)2、晋作六军。
(成公三年)3、有众一旅。
(哀公元年)4、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僖公二十八年)5、五乘为三伍。
(昭公元年)由此可见,名词临时用作量词在上古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这类词称为临时量词。
在现代汉语中也不乏其例,如:“生了一肚子气”,“满脸的不高兴”,“欠了一屁股债”等等。
C、集体量词,这是表示多数个体的量词,这类量词是把习惯上组合在一起的若干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计量的单位,常见的有:乘、两、驷、珏、肆、束等等。
“乘”可用来计量车辆,如:《左传》定公九年:“晋车千乘在中牟。
”但也可以表示四匹马,此时用来量“马”的“乘”已经不是个体量词,而是集体量词了。
但这种用法只通行于先秦时期,在两汉时代就已经被淘汰了,到了南北朝时就更看不到了。
“两”,作称量时用法有多种,作个体量词时,它可以用来量“车”,发展到后来就索性写作“辆”;在这里它是表示双数的集体量词。
“驷”也指“四匹马”,“珏”是成对的玉,“肆”是成列的悬钟,每列十六个,“束”常用作礼物的单位,十个为一束。
下面举例说明:1、[无亏]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闵公二年)杜疏:“以二丈双行故曰两”,“三十两,三十匹也”;孔疏:“谓之两者,分为两段故也。
”2、[王]皆赐玉五珏。
(庄公十八年)3、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
(襄公十一年)4、纳玉于王及诸侯,皆十珏。
(僖公三十年)5、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
(哀公二年)表示集体的量词,有些是表示确定的量的,有些是表示不确定的量的。
D、个体量词,表示单数个体的量词,限个体名词搭配表示事物单个的量,它的作用在于陪伴名物,指明其范畴意义,它虽然在先秦时期的诸多著作中已经出现,但在此时并不常用,这类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成熟,直至今日仍在大量使用。
《左传》中出现的这样的陪伴性个体量词很有限,我们只见到零星的几处这样的量词,如:1、识其枚数。
(襄公二十一年)枚,“枚”的本义是“树干”后引申用作计数的工具,再由此引申用作量词。
孔疏:“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两枚也。
”直到现在的书面语中我们也能见到“一枚奖章”等等这样的说法。
2、马三匹。
(庄公十八年)3、[弃疾]见子产,以马六匹。
(昭公六年)匹,“匹”作陪伴性量词出现得很早,如《书》(文侯之命):“马四匹”。
这里用“匹”来量“马”,但除了“马”之外,它也可以用来称量其它兽类。
如:这里用“匹”量“牛”。
但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成为专门量“马”的量词了。
3、子产以帷幕九张行。
(昭公十六年)张,“张”的本义是指“把弓张开”,由此引申作量词用来量“弓”,量“幕”。
孔疏:“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张之,幄幕九张,盍九幄九幕也。
”4、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
(襄公八年)个,“个”的本义是“竹干”,杜注:“一个,独使也。
”现代汉语中常用“个”量“人”,《左传》中也有这样的表示,举两例表示:1、又弱一个焉。
(昭公二十三年)2、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昭公二十八年)然而《左传》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用这样的陪伴性个体量词,如:1、盍庐伤其将指,取其一[ ]履。
(定公十四年)2、彤弓一[ ],彤矢百[ ]……(僖公二十八年)(“[ ]”表示可添加陪伴性量词处)其实从这种陪伴性个体量词的使用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秦时期,一般情况下,数词和名词发生关系不需要通过量词作介绍,可见这时期的量词的使用并未成熟与规范。
二、《左传》名量词的结构类型及语法功能在谈陪伴性个体量词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在先秦时期,数词和名词发生关系时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量词作介绍。
如以下几个例子:1、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昭公三年)2、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
(昭公三年)这里作“三种老人”解,指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岁以上的人。
3、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
(昭公十六年)据孔疏,这里是“几度为之笑”的意思。
4、一夕三迁。
(哀公八年)5、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
(成公十六年)6、绞人获三十人。
(桓公十二年)这种不用量词的数词和名词的结合,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沿用,如:1、一[ ]人一个橘子。
2、五十万[ ]人参加了游行。
可见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了些量词,但有很大量的名词人们一时还没有适合的表示单位的名量词,在表示这些名词的量时有那些方法呢?在《左传》中,就有很多关于计量的说法都只是用单独的数词来表示的。
如:A、直接以数词放于名词前表示物量,形成“数词+名词”的形式。
这种形式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
以后沿袭这种方式的较多。
1、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
(成公十六年)这里“两国”是“两个国”。
2、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
(襄公三年)B、直接以数词接在名词后表示物量,形成“名词+数词”的形式,这种形式起源也很早,甲骨文中亦已出现。
1、齐为卫敌,伐晋冠氏,丧车五百。
(哀公十五年)2、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
(僖公三十三年)3、[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僖公二十八年)这里的“一”、“百”都是用直接的数词表示了量的关系,将它们扩充一下就是“彤弓一把”、“彤矢一百支”。
4、归公……牛、羊、鸡、狗皆三百。
(闵公二年)以上两种出现都比较早,这两种形式很可能是远古时期汉语语法形式的残留。
C、以同一名词复用代替量词,形成“名词1+数词+名词1”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殷虚卜辞中就已出现,我们推测可能古人觉得名词和数词直接组合的形式不够明晰,或是为了句法的整齐,因而才运用了这种在数词之后复举前面的名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