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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院以史为镜HISTORY首提“商战重于兵战”，他为清政府抢回航运利权；兴办电报业，他为旧中国夺回电报主权；主政汉阳铁厂，他稳住晚清铁路修筑权……郑观应——国人都应记住的商战救国大功臣。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不断探索救国之路。
从买办做起，终成一位民族资本家，是郑观应一生中的大转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洋行当买办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然后凭着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继则与外人商战”。
郑观应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不仅军队有自造的新式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
要达到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
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
所以，郑观应把自强的基点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放在“商战”上。
抢回航运利权1882年，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当综合报道/本刊记者 若雨郑观应：商战重于兵战买办的郑观应因精通船务，被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会办轮船招商局船务。
从太古公司转入轮船招商局，不管个人得失如何，都是郑观应转化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关键一步，是他富强救国理想付诸实践的重要一步。
当时中国境内的航运业被外商争权夺利，而中国的力量又很薄弱，如何与外商争夺？郑观应清醒地意识到，要用保护主权的办法使国家处于有利地位。
比如，对于长江等内河的航运权，开放与否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与其让外国船进入长江与我争利，还不如订约时把长江航运权收回，自己“独擅其利”。
他提出商战三战略：“中西可供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唯有这个企业有力量与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江河海面一争高下，为中国航运业挽回一些利权，可以说它是与外人商战的一个重要阵地。
郑观应进入轮船招商局时，正值招商局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销价竞争白热化之际，两家洋行大打减价战，招商局生意被抢去不少。
商战甚于兵战摘要：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
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
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商战兵战郑观应经济思想一、郑观应商战思想之内涵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的维新思想著作《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言》以“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给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开出了一帖济世良方。
晚清名臣张之洞评价《盛世危言》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
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出版后，引起了朝野轰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据统计，此书共刻印了10多万册。
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对此书称赞不已，光绪皇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盛世危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惠及后世，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受此书影响颇深，甚至它还流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
书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郑观应认为，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
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
此尽人而能言之也。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２５卷（总第１８１期）现代财经ＭＯＤＥＲＮｎ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２．２００５Ｖ０１．２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８ｌ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邸彦莉（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３）摘要：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商战论”是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
这一思想冲击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反映了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利益，也体现了他超越前人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措施；作用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１００７（２００５）０２—００７８—０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ｙ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ｅｒｏｆｍｏｄｅｍｆａｍｏｕｓ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ｙｌ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ｙ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ｔｈｅｏｆｈ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ａｓｌａｓｈ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ｒｅｇａｒｄｓｆａｒｍｉｎｇ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ｈｉｍｔｏ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ｓｉｇｈｔｏｆ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ｙ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一生致力于工商活动。
他虽为商人，但关心国事，洞悉时势。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
此书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所著。
该书的中心思想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
他的这一思想体现了近代先进分子探求民族富强之道的发展方向，也即：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上做与新型的经济相适应的改革。
郑观应商战思想研究从全世界角度讲,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时刻影响着经济形势,随着它们的发展和深化,后者也在不断变化。
在当今社会中,竞争成为主题,竞争力代表着经济力量。
在这三者构成的格局中,我国总体竞争力不具优势。
目前中国企业竞争力形势是：1.我国很多企业生产出的商品质量低,能耗高、附加值低,竞争中无法主动出击,竞争力弱,造成我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2.我国企业不注重自己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投入水平低下,或者单纯依靠国外技术的引进,或者只能消化国外技术再进行创新,在技术上依赖国外,缺乏独立研制核心技术的能力；3.较为低下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企业的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因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人力资源管理等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识成为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加以借鉴、学习的源泉；4.企业的竞争力所依赖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和高水平人才素质的匮乏使中国企业发展缺乏强大后劲。
我国当前普遍缺乏人才特别是综合型人才,亟须引进熟通多方面知识的人才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以上我国企业竞争力现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这个问题,其实一百多年前郑观应就给我们做出了回答。
本文围绕着他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进行全面分析,从其思想的来源入手,分析其提出的具体观点,然后加以评价,并就其观点的影响力进行阐述。
第一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对象、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体系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
第二章介绍郑观应商战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著作。
本章从郑观应的家庭、教育、商战思想的缘起、郑观应的著作三个方面来阐述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产生源泉及其具体体现。
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改革派经济思想的影响、郑观应对自身经济活动的认识及西学的影响。
第三章是“以商立国”思想。
本章重点论述郑观应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制造舆论。
为实现“以商立国”,他提出设商部、速定商律、立商学、废除厘金制等。
２００１年０１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ａｎ．２００１第２４卷第１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０１．２４Ｎｏ．１郑观应“商为国本’’思想浅析吴艳杰（河北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５１）摘要：“商为国本”思想是郑观应经济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他主张国家要重视商业，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工农业。
其思想是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为立足点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郑观应；经济思想；商为国本；重商主义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一５ｓ８７（２００１）０１一０１２４一０４１９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体系里，出现了一种“重商”的经济思潮，这种思潮以对外贸易为立足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表达了类似西欧重商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郑观应。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学说或经济政策。
其主要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财富来源于顺差的贸易之中；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保护关税等。
郑观应经济思想中，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重商主义的特点，如他的“商为国本”思想，保护关税思想，贸易差额论等都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他“商为国本”思想。
本文就这一经济思想作一简要分析。
是“以商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或“重农抑商”，一直是１９世纪后半期改良派和封建顽固派争论的中心。
封建制度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以剥削农民的劳动而进行的农业生产是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所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重视农业，对商业和手工业，则力图加以限制。
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立国之本在安农，外国立国之本在利商，彼以利商安其民也。
何以言之，中国户口繁盛，而地产所出止足以养欲给求，故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在重农抑商，不尽务山泽之利”。
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作者：董自稳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06期郑观应(1842—1922)，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著名的爱国企业家，他的富强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商战论上。
他以60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的经验体会，长期任买办和一生是商人的经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概括为军事侵略即“兵战”与经济侵略即“商战”，并加以对比分析，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藏性。
他写道“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
”他力主用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认为这是国家富强之道。
这是“商战论”的要义。
郑观应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用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
一、“商战论”的主要观点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分为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进行了比较和区分，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大量商品的经济侵略，提出了以下主张：(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分为“兵战”、“商战”与“传教”。
他把商战与兵战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实际上是围绕着对外经济侵略进行的，是为商战服务的。
并认为商战为无形之战，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不知不觉中灭亡，所以前者比后者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他说：“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
……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者，在所必争”，“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
”据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主张，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二)主张“商战”与“兵战”并举关于“商战”与“兵战”的关系，一方面他认为针对外国列强“兵战”与“商战”，中国也必须同时用两种方式来加以回应。
有关于郑观应的思想贡献分别是哪些郑观应的故居在什么地方本文导读：赋税思想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
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
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
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郑观应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
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
”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
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
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
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商战思想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理论。
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
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所指的“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
他的这一名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
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
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摘要]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
“商战”系对于“兵战”而言，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
从根本上说，商战也是人才之战。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挽救民族危机的反映，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火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思想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基点立足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和控制，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争取民富国强。
人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现实。
郑观应出生在地主士人家庭，幼读经史，年长应试未中，遂弃举业。
1858 年（咸丰八年）赴沪经商，先后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的买办，同时他投资外商公司，并捐资官至候补道员。
因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又以商股身份参加洋务派企业管理，开始了洋务运动。
但他并没有沿着买办和洋务派的道路走下去，而是与他人合资兴办煤矿、金矿、缫丝、印刷、玻璃等新式企业，从而由买办商人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产生首先源于他的买办生涯，然后又在经营企业的实践中进一步升华凝聚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
具体来说，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商立国”的主张
郑观应曾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1]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2]。
把“商”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视商品流通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
他以“兵”“商”相比，把发展工商业看得非常重要，并得出结论：要立足于世界必须靠有力的商战。
他的“商战”是指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前提下，扩大出口，限制入口，堵塞漏卮，换回利权，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摆脱中国成为列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的处境，实现“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的局面，从而达到“固本”之目的。
二、分析了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
郑观应的深刻，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商战的重要和制定出商战的策略，还在于他看到了影响商战的症结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愤然指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他认为，要发展科技，发展工商业，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的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
集中代表郑观应的独立精神和改革思想的论述是《盛世危言·自序》中的话：“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
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3]
三、提出商战的措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合适的土壤，必要的机制才能使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19 世纪70 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打破封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对它的束缚。
郑观应说，只要清政府效仿泰西，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商务机构，维护商利从其企业人才观来说，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重本抑末，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因此必须加速培养适应近代水平要求的人才。
他说：只要中国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大学，认真办理，对留学回国人才“准给凭照，优奖录用”。
翻阅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郑观应商战思想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始终贯穿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线。
当初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颇受器重，年薪丰富。
李鸿章邀请他脱离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时，他“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故“心若辘轳、殊难臆决”[4]。
对一个已颇有所成的买办商人来说，完全脱离买办，郑观应的顾虑自在情理之中，但其时的郑观应已经初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站在民族资本的立场上，主张挽回利权，发展民族工商业。
此种思想与其买办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反映。
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侵略使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
1882 年 2 月他与太古洋行的合同期满时未再续订，旋即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
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履行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的设计，实现其商战制胜的梦想。
（二）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而总是脚踏实地、躬亲体行。
不管是参与哪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郑观应都行事严谨，勤于调查，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抓住关键，认真整顿和改革，尽量按照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
郑观应不仅具有“论道”的见识和笔力，更具有注重行动实践的务实精神和卓越才能。
1896年6月至1897年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
郑到任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成本高，管理不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严重。
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
当时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50两，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仍较我造甚贱”。
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燃料焦炭供应不继。
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厂位失宜”。
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英、德、美等国“焦炭价格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
15两，萍乡焦炭约合10两。
另外，矿山在大冶，炼铁厂却在汉阳，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他在一年的总办任期之内，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兢兢业业，加强管理，成效显著，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10432 吨，超过了官办时期（1893―1896 年）的产量。
[5]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想家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因此，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既属于他自己，也具有共性，透视出近代社会的过渡特征。
参考文献：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4 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 页.
[3]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3―234 页。
[4]《盛世危言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778 页.
[5]参见《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