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卷 第1期2019 年 2月齐 鲁 师 范 学 院 学 报Vol. 34 No. 1Feb. 2019 Journal of Q ilu Normal University《管子》财富观管窥及其当代启示唐洁琼（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摘要：崇尚财富构成《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但同时，财富的获取又必须要诉诸于合法手段。
关于财富分配，《管子》认为贫富悬殊是财富分配当中存在的主要缺陷，贫富有度则是一种可取的理想样态，统治者应当致力于实现贫富悬殊向贫富有度的过渡转化。
对于我国当前财富伦理体系的建构来说，《管子》启示我们既要合理审视财富的积极引领价值，同时又要注重强化道德在财富伦理体系中的约束功能，最后要重视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管子》；财富观；经济伦理；当代启示中图分类号： B2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 - 4735（2019）01 - 0070 - 08作为先秦时期经济思想史中的奠基之作，《管子》一书蕴含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
“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当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1]而财富作为经济领域探讨中的核心范畴，始终是各家学派论争的聚焦之处，对于财富究竟该作何看法，财富分配呈现出怎样的不足以及应当作何改进，《管子》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这对当前我国财富伦理体系及和谐社会的建构依然颇具可采之处。
一、《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相比儒家“罕言利”的淡泊立场，《管子》向来不掩饰对于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并将其视作本固邦兴、百姓富足之根本，因而崇尚财富构成《管子》对待财富的基本态度。
同时，《管子》指出对于财富的这种崇尚还需诉诸正当渠道，亦即强调财富获取手段的合理性。
（一）崇尚财富“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管子·重令》）对于当时力图求霸的齐国而言，财富已经不仅是停留于满足民众日常用需的生活层次上，更是作为一种助促其霸业推行的经济实力外显体现于政治层次上。
可以说，《管子》当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是以功利主义作指导的，这种功利主义既包含着对于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整体国家利益的关照，同时又涵盖着对于民众个体收稿日期： 2018-10-29作者简介：唐洁琼（1994—），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经济伦理。
·71·总第191期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生活的关切。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导向，《管子》自然十分注重物质经济的发展与积累。
从内涵上来看，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先秦时代所指财富大都是以自然形态为表现，谷物、桑麻、六畜、土地、山泽等都被视为财富的基本形式，谷物作为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主要表征甚至成为衡量一国财富实力强弱的最高标准。
除此之外，“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管子·国蓄》），《管子》还将金玉珠宝等作为抽象形态的货币一并视为财富，发现其本身虽不能创造财富却能对生产流通活动起到促进作用的功能，这大大丰富拓宽了财富内涵的外延。
思想观念作为时代的产物，必然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需要同时也必须依附于人类历史现状的形成与发展，究及《管子》崇尚财富观念的形成，其背后蕴含多重根源。
首先，崇尚财富很好地诠释并且顺应了《管子》的人性论思想。
《管子》以趋利避害为人之本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百姓无宝，以利为首。
一上一下，唯利所处”（《管子·侈靡》）。
好利恶害是人之为人原初生存欲望的一种本能体现，而财富作为人们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其本身便体现着满足个体的全部利益诉求与感性需要而具有合道德性。
《管子》反对将人的趋利本性作无限式的放纵，但同时又指出这种本性绝不可过分压制，人们正当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理应得到满足，因而崇尚财富实际上是对于人类自然本质属性的承认与延伸。
再者，崇尚财富为国家物质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价值导向。
在决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转型的诸多因素中，经济领域内的变革与发展是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最为活跃同时也是最具鞭挞力度的中坚力量。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2]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无论是在生产进步、土地制度还是经济结构方面均面临着重大变革，富国强兵、徐图求进以推动霸权事业成为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崇尚财富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对于坚实国力的酝酿与成型来说无疑形成了根本性的推动力量。
最后，对于财富的崇尚与积累为民众道德情操的孕育、产生提供了外部转化条件。
古往今来涉及如何提升物质经济发展的思想众多，大谈道德的理论也不在少数，但是把物质和道德联系到一起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逻辑关联，《管子》却当属首次。
正如《管子》开篇即指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作为财富象征的“仓廪实”“衣食足”是构成“知礼节”“知荣辱”的充足条件，没有充裕的物质经济条件做基础，要衍生出知礼守节的道德秩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管子》的明智之处恰恰在于发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将这一发现彻底运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之中，指出有且只有在满足民众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后方可施之以德、教之以义。
除此之外，充裕财力在为民众道德教化清扫业障的同时，优良淳朴的民风良俗也会反过来为政治统治的顺利推进提供良性环境，“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管子·牧民》），顺民之欲事实上也是加强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运用。
（二）诉之有道《管子》中崇尚财富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物质经济的注重绝不等同于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金钱至上主义，财富的获取手段必须要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诉之有道是《管子》对待财富的另一重要态度。
人类历史自产生以至今天的时代中，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往往成为财富获取最主要最合理的途径。
“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劳动是进行一切创造活动的第一生产力，《管子》甚至还提出了“劳教定而国福”（《管子·侈靡》）的看法。
而囿于农业经济特点，劳动要素又必须被置于自然实体资源之上才会有发挥其价值创造的作用，否则，失去实体支撑的劳动便无用武之处。
对于·72·2019年 第1期古代小农生产经营而言，与劳动交相结合发挥作用的自然实体资源又大都是指土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管子·八观》），谷物、土地、劳动、财富等几个概念都是紧密联系互为阐释的。
如此，小农经济时代中的财富概念实际上是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有机统一，这与威廉·配第所讲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实为异曲同工。
在劳动生产要素的参与创造之下，谷物买卖及盐铁专卖共同构成了国家财富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对于百姓个体来讲，财富的获取除了以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方式之外，工业及商业的生产价值和职业地位也开始被国家予以认可。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管子》承认每种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并且首倡四民分业定居的职业管理方式，工商经营等其他非农业活动也开始逐渐作为百姓财富收入来源的补充方式而存在，经济生产结构因而也更具多样性与完备性。
《管子》在将职业类别主要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并开始逐渐确立和完善职业平等观的同时，也是国家对于各行业人员提出更为细致严密的职业规范的过程，换言之，职业伦理体系在同时期也开始得以建构完善。
而在所有职业伦理的规范与要求之中，诚又被视为职业品质当中的核心要求为统治者所首要强调，是限定财富获取合理性的核心概念。
“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子·乘马》），这里的诚除了当诚信、诚实理解，还有诚然、真实的意思，但无论作何理解都无法脱离诚贾、诚工、诚农作为社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涵养，经营活动的保质保量、不弄虚作假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之间的约定俗成。
对于诚信经营、正直守诺的商人，国家便会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管子·揆度》），以使国内上下诚信蔚然成风。
反之，任何有违职业伦理规约的非法财富获取方式都应一并打压拒斥，在这一点上，《管子》似乎已然形成共识，指出对于巧取豪夺的奸诈之商要发动权威力量以“杀正商贾之利”。
这种对于财富获取方式的强调背后暗含的不仅是对行业与经济秩序的考量，同时也是出于对政治秩序的维护。
二、《管子》关于财富分配之现状缺陷与理想样态的考量分析《管子》对国民经济生活及财富进行深入实际考察后发现，贫富悬殊成为国民间财富资源分配当中的主要缺陷，而真正稳定和谐的社会则应致力于实现财富的贫富有度。
如何有效缓和贫富悬殊以实现其向贫富有度的转化，是《管子》财富观的主要关切所在。
（一）财富分配之现状缺陷：贫富悬殊关于贫富悬殊，《管子》早已有所认知，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
即便所有人都拥有同等数量的初始资源，最后也少有可能收获依然同等数量的劳动产品，这中间过程受制于诸多因素的限制。
首先是时节因素所致。
具体说来又包含两种原因，其一是农业的季节性变动。
春耕十日，夏耕十日，秋收十日及冬除田二十日，均会引起人民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要，“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兼并之时也”（《管子·山国轨》）。
在供求紧张、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富商大贾往往会趁百姓青黄不接之际进行垄断兼并，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富商巧取豪夺、一本万利，而百姓则沦为遭受盘剥，生活愈加艰难的弱势群体。
其二是年岁的丰歉。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管子·国蓄》），丰年与歉年决定谷物的产量，而谷物产量的多少又直接决定了谷价的贵贱。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管子·国蓄》），年成好的时节，粮食多到狗跟猪也能与人同食，粮价自然下跌，“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管子·国蓄》），百姓的收入自然也会跟着减少，反之亦然。
而在谷价上升下跌之时，实际上又有了更多被操控价格的空间，这使得贫富差距有被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唐洁琼：《管子》财富观管窥及其当代启示·73·总第191期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然后是基于财政征课的缓急。
《管子》认为财政征课与物价之间存在着“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管子·国蓄》） 的逻辑关联，并给出了具体的论证过程：“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管子·轻重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