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州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上普遍抑商、贱商的环境下，他们一方面为商人社会地位低贱而忿忿不平，甚至借徽剧人物之口道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心声[，另一方面却又积极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殚思竭虑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识极强。

他们或是鼓励子弟读书登第，弋取功名，进而成为达官显贵，荫及九族或是靠捐纳报效“获取虚职空衔，从而得到官宦的保护乃至某些商业垄断特权（如使徽商受益匪浅的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和清前、中期纲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都与徽商“捐纳报效”有关[25]）;或是不择手段地结交权贵乃至天子，靠别人的威望或影响间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能读书仕进、捐输买官，结交权贵，徽商也要“贾而好儒”、“业贾从儒”、“贾服儒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刻意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想方设法以“儒贾”的面貌出现，改变自身商人形象。

有些徽州商人还通过置族产、修祠堂、设义仓、建书院、兴水利、筑道路、助饷济赈、抚孤恤贫等“散财”措施，提高自己在族人乡邻中的地位和影响。

无论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终成为徽商的保护伞，还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别宠爱，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较高的文化修养。

所以，徽商十分重视教育，在家业隆起之后，大力资助文教事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6]。

在徽州方志、谱牒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微商捐资办学的义举俯拾皆是[27]。

徽商重视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可靠的政治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可，以及在官位庇护下更加丰厚的利润，最终达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读书登弟—官僚护商—徽商赚钱”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不可否认，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明清的时期文教事业空前鼎盛的基础，但从全国看，经商致富的商帮并不少，而像徽商那样，重视教育，大力资助教育，有“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28]思想的商帮并不多。

这其中，徽商入儒崇仕意识的影响不言而喻。

徽州商人既是晋唐以来迁居徽州的中原名门望族继承先辈尚书遗风，变革徽州“勇悍尚武”为“崇文尚书”的受益者，又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促进者，间接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还在徽州文化某些方面开先河或集大成，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机构种类很多，有社学、家塾、县学、府学、书院等。

县学、府学、社学、以官办为主，其余皆为民办或民办为主。

民办资金主要来自徽商。

靠徽州富商士绅大族捐建的书院，以藏书助读、邀请贤达讲学研修为核心，培养了大批学者。

新安理学是在书院讲学之风中逐渐形成的。

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也是在书院学术气氛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徽商入儒崇仕，重视功名仕进，进而热心教育，使徽州人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徽州教育发达了，科举及第者甚众[29]，人才辈出，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州刻书等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自然情在理中。

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同在这一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别发达，以至人文郁起，英才济济?我以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徽商不惜财力兴办教育大有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徽商重视智力投资。

明代徽州教育就比较发达。

《安徽书院志》称：“安徽之书院，……以地域分配言，则首推徽州六邑较为发达。

”《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

”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邑设有社学462所。

而且，宋之紫阳书院，明之还古书院、清之东山书院，都很有特色。

此外，一些名宗望族，缙申之家还广兴家族塾学之风，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教育事业，利用各种方式教育子弟，开馆助读，故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茅屋书声朗”之称。

徽州大办教育，其经费从何而来?原来除了官府资助和各乡族捐助外，多半靠徽商捐资。

徽商在这方面的捐资大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直接捐款；二是捐资购买学田作为办学的专项费用；三是从他们捐款的祠田、祭田中提取一部分利息，作为族内子弟的学费或应试科举之费用。

如，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阳书院，捐八千金修山间书院。

歙县巨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

道光八年(1828)，适绩溪著名学者胡培晕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之际，徽州墨商胡余德(第二代胡开文)捐银一千余两。

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一万二千三百余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

由于明清时期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因而这一时期徽州以科举及第，“以才入仕”者盛极一时。

据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六县中进士的就有618名，占同时期全国进士总数1．2％。

在歙县就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之誉，还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

徽州是明清时期中国科举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说一个地区科举业发达，中举人数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

一个地区的中举人数众多与该地区的科举理念、围绕科举所采取的各种教育措施以及所形成的社会风尚等息息相关。

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徽州人将科举入仕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徽州大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儒学之家或显宦之第。

迁徽以后，他们不仅仍保持原有的宗族体系，而且也继承“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

”所以到南宋初年，仅休宁一县，每次应乡贡者“常过八百人”，而整个徽州则“毋虑二千人”。

这些带着父辈、宗族殷殷期望的徽州士子，“橐楮笔，起山林，与四方英俊争进趋，往往高捷乡国。

”中举人数的众多，使徽州“迨圣宋则名臣辈出”。

到明清时期，由于商业上的成功造就的雄厚经济基础，使徽州人对科举入仕的追求更为强烈。

据记载，明中后期，休宁县“即就试有司，动至数千人”；就连在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黟县，清初也是“应童试者且千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徽州人深刻认识到“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衣冠，身之有眉目也”的道理，特别强调的科举仕进的人生价值。

其二，徽州人广泛创设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为子孙科举入仕创造条件。

除官学外，徽州民间创设的塾学、义学、书院、书屋、文会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遍布城乡各地。

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以及“城市乡镇，各立文会”的局面。

这些教育机构的创设虽然各自具有多重意义，但为科举服务无疑是它们最重要的功能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文会”。

明清时期，徽州“乡村多有斯文之会”，是全国文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从整体上看，明清徽州文会的主要功能就是“萃一乡之彦而课制艺”，通过“同类相求、同朋相照、同美相成”，共同提高，以增强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

因而，请“斯文主”命题作文，然而评论文章，就成为文会的主要教育教学活动。

因此，明清徽州科举人才的兴盛与文会的广泛设立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

正如明天启元年（1621年）歙县人江学海所说的，江村聚星文会创设后，“一时人心鼓舞，争自淬磨，（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年）之役，社中荐贤书者两人，廪学宫者若而人，入胶庠者若而人，文社之益彰彰矣”。

其三，徽州人对科举入仕者建牌立坊，创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

徽州是中国的牌坊之乡。

明清时期，徽州的城乡到处耸立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牌坊和牌坊群。

据方志记载，康熙年间，休宁县有牌坊145座；嘉庆年间，绩溪县有牌坊91座；清末，婺源县有牌坊155座；歙县，现保存下来的牌坊仍有近百座。

明清时期，徽属六县的牌坊数当在千座以上（参阅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第179―189页）。

在这些众多的牌坊中，又以“高爵甲科居大半”，即大多是“世科坊”、“进士坊”、“状元坊”等科举功名坊。

这些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科举功名的纪念碑。

徽州人给中举入仕者“树坊表于其乡”，其目的是“俾称道勿绝，夫亦励人积学立名之心欤”，营造出浓郁的崇儒重仕的社会氛围。

其四，徽州是明清时期考中进士最多的府级行政区之一。

笔者根据徽州方志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包括部分占籍或寄籍外地中式的徽州士子），得出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武进士者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684人、武进士者111人。

徽州明清文进士数占全国2.2%，其中明代占全国的1.82%、清代占全国的2.55%。

明清徽州进士不但总数位居全国各府前列，而且状元人数更为显赫。

据统计，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考中的状元就有19名，占全国的17%。

以府计，清代苏州府状元最多（不包括太仓州），有24名，如果去掉其中6名具有徽州籍的状元，苏州府实有状元18人，比徽州府尚少1人（参阅李琳琦：《徽州教育》第159―16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徽商为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在浓厚的徽州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经商谋利只是徽州人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而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显亲扬名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

正如明中叶的著名学者王世贞所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

而其俗亦不讳贾。

贾之中有执礼行谊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

如明休宁人汪可训，因“不得志……遂辍帖括”。

经商致富后，他延名师，课督其子，并训戒其子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在保存完好的明清徽商的宅第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许多诸如这样的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黟县西递村）、“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黟县宏村）、“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黟县官路村），等等。

正因为徽商的终极关怀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商致富后，他们不吝资财，为家乡士子的读书业儒、科举入仕创造条件。

首先是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如亟置塾学、广设义学、倡建书院、兴办文会等等。

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建立和维护，都与徽商的积极参与分不开。

其次是对求学士子从束修膏火，直至家庭生活，进行全方位资助，使其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学。

徽州的“以商养学”、“以商助学”之举贯穿一家、一族、一县、一府，形成了系统化和网络化的特点。

再次是积极捐建县考棚、府试院，并在南京建试馆、在北京建会馆，为士子应考提供全方位服务。

最后是大力捐输科举试资，为远赴南京和北京参加乡试和会试的家乡士子提供经费支持。

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促进了徽商的兴盛和徽州文化的繁荣发达的明清徽州科举业也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

首先，通过科举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和政治保护伞。

这些徽州仕宦对“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务获万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阖族公撰观察遽园公事实》），在施政和议事中竭力保护徽商利益。

明清时期，徽商之所以能在两淮、两浙盐业、茶叶运销、皇木采购等官府控制的行业中独占鳌头，其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后盾实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