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徽商

徽商概念

我们所说徽商与徽州商人是两个概念，徽商是指徽州商人集团；徽州商人则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所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的徽州籍商人，两者是有区别的。徽州古称新都、新安、歙州，因此在文献记载中，也习惯称呼徽州商人为新都商人、新安商人、歙商。

作为单个的徽州商人，应该说，自从有了商业贸易，就有了商人。而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则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的弘治年间，大约相当于公元1488—1505年前后。徽商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徽州人经商风气开始形成，人们摒弃了以经商为耻的传统观念，纷纷走出家乡，到外地经商，活跃于各地市场。

二是徽州人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大家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其中资本雄厚的商人首领对众商予以财力上的支持，并在业务上加以指导。遇到需要大数量资金的商业项目，也能够协同经营，利润共享。

三是“徽商”、“徽贾”作为一种特定概念的名词，被当时的人广泛应用。由于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同特征，他们又往往结伙经商，共同行动，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把徽商视为一个群体。

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

徽商的形成与崛起的原因 徽商的形成同徽州的地理环境很有大关系。徽州境内的山地及丘陵占十分之九，群峰竖立，高耸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山间常有暴雨，有时一天之内降雨量可达一百毫米以上。这些雨水顷刻之间泻入盆地，而盆地出口处大都是狭窄的山谷，宣泄不畅，容易造成水灾，冲坏房屋、庄稼，对人民生命财产也有威胁。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因此下很大的力气去耕作，所收获果实的却很少。一亩地的收入往往抵不上苏州、湖州等富庶地区的一半。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始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懒江西和江浙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只能从农田以外去想办法。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种茶、种麻、栽桑、造纸、制墨、制砚等等，形成了徽州土特产丰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品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水路的便捷又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输出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徽商逐步成长起来有人说，全国同徽州地理环境相似的地方多得很，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商人或者商帮达不到徽商这样的高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徽商的崛起得益于思想观念的解放。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农耕国家。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上农除末”（末就是指工商业），颇受实惠，于是便把以农为本视为经济上的根本准则。汉承秦制，文帝和景帝也一再重申这一经济准则，以农为天下之本。经秦汉两代的提倡，这个基本经济政策—直为后世各个封建王朝所沿袭。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封建社会早期要做到使人民丰衣足食，提出以农为本，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长期恪守这一教条，势必阻碍商业资本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中国之大，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在—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区，以农为本无法使人民丰衣足食。徽州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地区。 徽州的学者认为，从孔子到朱熹，贯穿儒家文化道统的是民本思想，他们一贯主张使人民丰衣足食。既然是以民为本，老百姓为了生计，从事任何事业都应该是合理的。徽州的学者们在坚持民本这—前提下，修正了传统的重农轻商意识，提出“商农并重”的主张。明兵部左侍郎歙县人汪道昆在《虞部陈使君榷政碑》说：农商应该一视同仁。商贸和农耕都是由神农氏开始的，同时兴起，交相为重。耕者是为了生活，贸易也是为了生活，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又说：“良贾何负闳儒？”（汪道昆《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汪道昆从谋生的角度出发，认为经商不比做农差，儒、商乃出一辙。批驳了轻视商人的观点。当时在徽州，这是一种很具代表性的认识。嘉靖《徽州府志》：就记载了“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指出徽州人经商是在环境逼迫下，生活出路的必然选择，因此不存在职业的卑贱。正因为徽州人不轻视商业，不以经商为耻，在观念上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理直气壮去经商，使徽州人经商成为风气。

徽商发展的几个阶段

徽商的发展一共是分为几个阶段：初始阶段、崛起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 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也就是明代弘治年间以前。徽州最早有商品交换活动的记载始于南朝，南朝梁时，有一名叫王实的新安太守，其堂兄来徽州向王实求助，王实给了他五十万铜钱，叫他不要在徽州和道上乱用。堂兄不听，“密于郡市贷，还都求利”（《南史》卷23《王莹传》）。也就是偷偷的在当地的集市上买了货物，带到京城去销售获利。这则史料从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徽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不然王实的堂兄也不会以五十万铜钱之数，在郡城买货，拿去贩卖。唐、宋时期，随着大量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兴盛，商品交换更趋发达。南宋端平二年（1235），徽州学教授李以申在《新安后续志序》中就指出，徽州“物产之多，流布四方”。

有商品交换，就有商人存在。由于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加上史料湮没，唐以前竟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徽州商人见载史籍。最早见于记载的徽州商人，是南唐时的休宁人臧循。据陆游《南唐书•查文徽传》记载，臧循同查文徽是同乡，文徽当时任江西安抚使，准备兴兵攻打占据福建号称殷王的朱文进。臧循少年时曾经到福建经商，知道当地的地理情况，于是便向查文徽建议如何出兵。原话是这样记载的：臧循“少尝为贾闽，习知其山川险易，为陈兵之策”。宋初，祁门县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

元代的徽州商人资本已具有相当规模。歙人毕仁，出身经商世家，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高额利润，因商业资本雄厚而“知名于时”（毕济川《新安华氏族谱》，卷9，《仕宦志》）。元末休宁人程维宗，经商致富，资产积累更加惊人。他在休宁、歙县两地购置田产4000余亩，雇用佃仆370余户，设有5处庄园：宅积庄、高远庄、知报庄、嘉礼庄、尚义庄。并在屯溪建造店房4所，房47间，囤积货物。入明以后，徽州商人的活动愈来愈活跃。永乐时（1403-1424），徽商程实，以木换粟，运到苏州贷人。成化末（1487），松江人就有“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的议论（李绍文《云间杂识》），可见徽商在松江人数之多，经营之盛。

崛起阶段

明弘治至明嘉靖年间。徽商的崛起以明代经营盐业的制度改革为契机。明朝建立以后，为了防御蒙古残存势力的南犯，在北部边防设置卫所，驻扎军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军事消费区。驻军的供应基本上依靠军屯，但北部边镇地处高寒地带，产量很低，难以供给几十万兵马所需的大量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因此，明政府每年还得从内地拨运粮饷供应边防，转运费用浩大，劳民伤财。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为了节省民力与运费，实行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运粮、马、茶、铁等军用物资充实边防，向政府换取贩买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这样一来，既可节省转运的耗费，又能满足军队所需。由于盐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必需品，卖盐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而盐引的获得又是以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和其它军用物资为条件的，因此在北部边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粮食市场，纳米换取盐引成为商人获取厚利的主要途径。当时的婺源人许达，便是通过开中制经营盐业而致富的。由于开中制主要实行于山西、陕西一带，山、陕商人占据地利，一直是开中制的最大受益者。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明王朝改变开中制，允许商人在产盐地区两淮、两浙直接纳银购引，业盐谋利。这样一来占地利优势的山、陕商人便失去了优势，而以江南为活动中心的徽州商人，却因此而得地利之便。一些原来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粮食、棉布、丝绸经营的商人，纷纷打入盐业领域。如歙商江才，原在杭州从事小商小贩，后来改营盐业；吴良儒先是在上海从事典业，后挟千金至杭州经营浙盐，仍不满足，又挟万金至两淮，经营淮盐。于是，徽州商人以经营盐业为中心，并且开始雄飞于中国商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集团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标志着徽商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歙县会馆

鼎盛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徽州有句俗话：“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人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边到达海上，西到云南、贵州，北至大漠、辽东，南到福建、广州，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经营行业以利润高的盐：典、茶、木为最多，次则粮食、棉布、丝绸，其他则无业不营。商业资本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万历《歙县志》称，歙县以经营盐业起家的巨富，“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仅歙县商人就占了一半。

衰落阶段

徽商崛起于明中叶，由盐业起家，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到了清乾隆末年，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州盐商的处境愈来愈为困顿。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政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业资本渗入，新兴行业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的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胡雪岩的发迹，说明了徽商的固有精明。而胡雪岩的破产，则是历史的必然。其他徽州商人在清末民国初期也有崭露头角的，如歙商鲍鸣歧，因太平天国运动资本丧失大半，后乘浙东改革盐政之机，与其堂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甚厚，十年累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