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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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名词性领属结构语序类型学研究人类语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和谐语序与语言类型的对应关系是:SVO型——被领有者(中心名词)+领有者(领属语),SOV型——领有者(领属语)+被领有者(中心名词)。
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英汉名词性领属结构中领有者和被领有者在语序上的共性和个性,并从语序和谐性和认知心理角度,对领有者和被领有者的语序进行了分析。
标签:名词性领属结构领有者被领有者语序类型学一、引言“领属”是一个基本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领属结构在国内外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对汉语领属结构事实的分析,侧重于领属结构引起的复杂句法变化的研究(张伯江,1994;沈阳,1995;沈阳、陆俭明,2004)。
国外学者对领属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
Jesperson的传统描写语法,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等都对此有过研究。
但主要是对单一语种的研究,缺乏共时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吴早生等在《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一书中运用语言类型比较的方法对汉语领属结构作了阐述。
现代语言类型学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完善于60年代。
Greenberg在1963年的著作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被语言学界公认为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开山之作。
刘丹青指出,类型学以验证为主的研究方法是由类型学的研究目标决定的。
类型学追求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和倾向,注重研究不同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根据重要的语言要素特征给语言分类(刘丹青,2003:26)。
现代语言类型学不仅研究语言类型的各种差异,而且把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当代语言类型学像其他流派一样,主要关注语法研究,其中语序成为当代类型学的核心领域。
正如上面提到Greenberg里程碑式的论文就是围绕语序展开的。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重温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重温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评述叶斯柏森的主要贡献,纪念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
标签:叶斯柏森语法哲学分析句法三品说象征作用丹麦是现代语言学研究非常活跃的国家,语言学人才辈出。
除了哥本哈根学派之外,还有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
叶斯柏森的语言研究远不像哥本哈根学派那样抽象,他十分重视具体语言的个性,重视基于历史发展的具体语言的横断面的描写,创立了与哥本哈根学派迥然不同的语言理论。
2013年4月13日是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的日子,此文回顾叶斯柏森的学术活动,重温他的语言理论,作为对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的纪念。
叶斯柏森的全名是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于1860年7月16日出生在丹麦朗德尔斯(Randers)的一个法律世家。
受家学影响,他本想学法律,但父母过早去世,使他无法坚持法律的学习,少年时代的叶斯柏森只好在国会里当速记员来维持生活。
叶斯柏森在大学时主要致力于语音学的研究,在学习期间就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1886年获哥本哈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叶斯柏森到国外游学。
回丹麦后,从1893年起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并赞助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教学协会的工作。
1890年至1903年,担任《丹麦》杂志主编;1905年因《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一书获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1906年获法国伏尔尼(V olney)奖;1904年至1909年曾到美国讲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25年退休;1936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4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他被推举为会议的主席;1943年4月30日,叶斯柏森在丹麦的罗斯吉尔德(Roskilde)逝世,享年83岁。
叶斯柏森著作丰富,主要著作如下:1.《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London,1894)。
基于词汇类型学的“呼吸(breathe)”概念的语义地图作者:林艳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摘要:重點关注词汇类型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不同语言间多义词的语义衍生路径,指出在语法和语音领域成功应用的“语义地图模型”的研究方法也同样可用于词汇领域。
汉语的名词“气”和其他语言的相关动词分别表达各自语言的“呼吸(breathe)”概念,它们有着近似的多义衍生路径,我们试图描画出一张完整的“呼吸(breathe)”概念的语义地图,展示人类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关键词:语义地图模型;词汇类型学;呼吸概念;多义词中图分类号:H030;H04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24多义词的语义衍生历来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词源学、训诂学、方言学、语义学等对此有着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
但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同一语言内部探究一个词的语义衍生路径,也有少量研究是基于亲属语言的语义衍生的对比研究,能否在跨语系、没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里研究多义词的语义衍生?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一、词汇类型学是一种普遍通用的探寻语言共性的词汇研究方法词汇类型学是国外新近出现的一种新的词汇研究方法,为词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其基本思路是采用语言类型学的通行研究模式——研究彼此间没有亲属关系的多种语言在词汇领域所表现出的语言共性。
本文的研究兴趣在于:第一,我们从词汇类型学的角度研究跨语言多义词的语义衍生共性,这在研究方法上是一个创新;第二,说明词汇类型学是一种普遍通用的词汇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特定概念域,如亲属词、颜色词、身体词等,而且还可以应用在任何特定概念上,只要收集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语种样本,就可以比较不同语言的共性与差异;第三,证明在语法、语音类型学领域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工具——语义地图模型( semantic map model)同样可以用于词汇类型学的研究。
温故知新、学思并重作者:何薇来源:《世纪之星·交流版》2018年第07期[摘要]思想品德课不单单是一门社会学科,其也是提升学生德育水平的重要基础。
中学阶段学生仍需要教师积极且正确的引导,在学习思想品德课程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中学思想品德复习课程就尤为重要。
当前阶段思想品德复习课必然要进行不断创新,在复习的过程中不仅要重温已学知识,也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学生思维方式,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引发学生的思考,这样才能养成学生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本文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对当前阶段中学思想品德复习课的教学策略进行研究,从而让人们对思想品德复习课有更加准确的认知。
[关键词]中学;思想品德;复习课;教学传统的思想品德复习课大多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恨不得把全部知识灌到学生脑子里;学生往往是呆若木鸡,昏昏欲睡,“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纹丝不动”,教师累,学生困,课堂效率不高。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复习效率和思想品德课的实效性,现结合我校“目标尝试教学法”复习课模式中的“明确目标”、“知识梳理”两个环节以《感受文化魅力传承民族精神》一课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在“目标尝试教学法”复习课的模式中,我校确立了“基本训练---明确目标---知识梳理---复习巩固---检测反馈---总结评价”这六个环节。
针对“明确目标”这个环节,我在授课中主要让学生认识到本节课所要复习的知识点有哪些逐步来明确考点(或者逆向训练也可以),掌握答各类题的方法和技能。
“知识梳理”环节中再让学生去构建知识网络。
在这两个环节中我尝试做了以下工作:一、明确考点,导入复习——读教材复习课首先也要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同时也少不了要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在疑问、思考和探索中导入课本内容复习。
然后带着问题熟读教材,记忆基础知识,做好知识储备。
为防止时间长了知识混淆和遗忘,能在需要查阅课本时,准确、快速,最好用彩笔把重点知识点根据中考考试说明按识记、理解、运用分类标示出来,这样做也能给学生以视觉上的新鲜感受,避免了单调、乏味,有利于提高复习效率。
经历体助词“过”的产生年代及来源研究述评作者:赵怡蔡华祥来源:《现代语文》2021年第09期摘要:汉语经历体助词“过”是何时产生和如何产生的,学界还没有定论。
关于它的产生年代,主要有六朝、唐代、宋代三种观点,其中,“宋代说”更具有说服力。
关于它的产生过程,现存观点主要分为两派。
多数学者持单一语法化路径的“过1”说,杨永龙等学者则认为“过2”是由“过”的第二条语法化路径“过02”发展而来的。
同时,学界对经历体的内涵、语法化的具体路径和判定标准等都持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经历体;“过2”;产生年代;来源;争议原因体范畴(Aspect)是人类语言重要的语法范畴之一。
美国学者科姆里(Comrie)认为,体范畴是对一个情状内部时间成分的不同看法[1](P3),包括完整体(perfective)和未完整体(imperfective)。
国内学者戴耀晶则认为,体范畴是观察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方式[2](P5),包括完整体(perfective)和非完整体(imperfective),其中,汉语的完整体包括现实体、经历体、短时体,未完整体包括持续体、起始体、继续体。
完整体范畴将事件看作一个整体,不区分事件内部的时间阶段;而未完整体(或非完整体)则相反,必须区分事件内部时间的不同阶段,如起始、持续、继续的不同[2](P30-31)。
此外,也有学者赞同将现代汉语句中的“了1”和句尾的“了2”统称为“实现体”[3](P11)。
汉语中的“过”是标记完整体的助词。
“过”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毕,如:吃过饭再走|杏花和碧桃都已经开过了[4](P501),记为“过1”;“过”用在动词后,表示某种行为或变化曾经发生,但未持续到现在,如:他去年来过北京|我们吃过亏了,上过当了,有了经验了[4](P501),记为“过2”。
也就是说,“过1”是完成体(或近时完成体),“过2”是经历体(或远时完成体)。
汉语体范畴区分近时完成和远时完成,是印欧语言等西方语言所不具备的特征。
《语言类型学视域下蒙古语和英语构词法对比研究》篇一一、引言语言类型学是一种跨语言比较的方法,通过研究不同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征,揭示语言间的共性与差异。
构词法作为语言形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文旨在从语言类型学视域下,对蒙古语和英语的构词法进行对比研究,以揭示两种语言在构词法上的共性与差异。
二、蒙古语和英语的构词法概述(一)蒙古语的构词法蒙古语属于蒙古语族,其构词法以词根加前缀、后缀为主要特点。
蒙古语的词汇中,大部分词汇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词根与各种前缀、后缀组合而成。
此外,蒙古语还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如名词的数、格等变化。
(二)英语的构词法英语构词法多样,主要包括派生法、转化法、复合法等。
派生法是英语中最常见的构词方式,通过添加前缀或后缀来改变词的意义或词性。
转化法则是通过改变词类来形成新词。
复合法则是由两个或多个词组合成一个新词。
三、蒙古语与英语构词法的对比分析(一)共性1. 词根的重要性:无论是蒙古语还是英语,词根都是构成词汇的核心。
在蒙古语中,词根的形态变化丰富;在英语中,词根则通过添加前缀、后缀等方式来形成新词。
2. 形态变化:两种语言都具有一定的形态变化,如名词的数、格的变化(蒙古语)和动词时态的变化(英语)。
(二)差异1. 构词方式:蒙古语主要通过添加前缀和后缀来构成新词,而英语则更多地使用派生法、转化法和复合法。
此外,蒙古语还具有音节结构的特殊性。
2. 词汇结构:蒙古语属于黏着语,词汇的组合较为固定;而英语则较为灵活,可以通过不同的构词方式来形成新词。
3. 语音特点:蒙古语的语音具有音节清晰、元音丰富的特点;而英语的语音则具有音节结构多样、重音突出的特点。
四、结论通过对蒙古语和英语的构词法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语言在构词法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共性主要体现在词根的重要性以及形态变化方面;差异则主要体现在构词方式、词汇结构以及语音特点等方面。
这些差异的形成与两种语言所属的语言类型、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比较文学复习1、可比性:指跨越性文学现象中,由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内在联系,而具有的比较研究的可能和比较研究的价值,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根基,是客观存在而又有待我们发掘的。
主要包括同源性、变异性、类同性、异质性与互补性。
2、流传学: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中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文艺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P60流传学研究的影响类型:放送者特别的精神、人格、气质的影响,技巧的影响,艺术形象的影响,主题或题材的影响,框范的影响,理论思潮的影响。
流传学研究的模式:直线式影响、辐射式影响、焦点式影响、交叉式影响。
3、渊源学:又称为源流学或源泉学,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
它是指以文学接受者为出发点,去探寻放送者的影响,揭示某一文学现象或作家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语言等的外来因素,是一种对跨国影响渊源的实证性追溯和研究。
P74渊源学研究的特征:它是强调对跨国影响渊源的追溯的研究;渊源学必须以实证性研究为根基,强调对实证性资料的收集、鉴别、分析和论证。
4、媒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外国作品进入本国的方式、途径、手段及其背后的因果规律。
媒介学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个体媒介、团体媒介和文字资料媒介。
P865、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由于接收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的对影响的反作用。
文化过滤是研究跨异质文学文本事实上的把握与接受方式,它是促成文学文本发生变异的关键。
P986、文学误读:“误读”由美国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
本来是指偏离阅读对象本身的意思和内容的阅读。
过去常用来指称不正确的阅读,误差性阅读或阅读理解错。
比较文学中指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而形成的误差。
P1047、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门类,研究某国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关注作家在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探索异国异族神话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认知语言学的经典理论介评--兼评《认知语言学读本》马应聪;张凯宇【摘要】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der collects the classical theories,methedologies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of typical researching approaches with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 The collection,as a fundamental material of cognitive linguistic,is an appropriate textbook for the fresh learners and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advanced researchers.%《认知语言学读本》集合了认知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自肇始至今的代表性理论和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
作为基础性文献,《认知语言学读本》是一本相当好的基础性教材,对认知语言学初学者及研究人员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期刊名称】《成都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6【总页数】5页(P106-110)【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读本》;简介;评析【作者】马应聪;张凯宇【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兰州 7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1.引言21世纪头十年,认知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最激动人心、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理论流派。
作为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她为人类探索语言和思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1]。
众所周知,认知语言学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而是由许多理论体系构成,在其学科内部,各理论体系基于共同的假设竞相发展,已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
2021.03 LANZHOUXUEKAN ■乡村振兴研究作者简介:望超凡,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研究”(项目编号:18ASH002)。
① 朱正平:《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实现路径探索》,《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
实践型党建: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望超凡摘 要 如何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能力是文章的问题意识所在。
实地研究发现,传统党建工作方式已经无法应对乡村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随之出现弱化风险。
在传统党建工作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将组织建设工作嵌入基层治理实践,能够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形成“实践型党建”。
实践型党建的核心在于将党员吸纳进入村庄治理活动中,并调整党组织结构以适配基层治理需求,从而利用村庄治理实践教育党员、优化党组织。
“实践型党建”能够有效重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基础、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进而提升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治理的领导能力。
基于此,文章认为,“实践型党建”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路径。
关键词 基层党建;农村治理;形式主义;党建创新;群众路线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21)03-0136-11一、问题的提出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基层党组织能否妥善发挥领导效能直接关系到了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
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成为了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
围绕以上问题,当前学界已有诸多探索,既有研究存在“强化论”和“改造论”两种观点。
持强化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下部分基层党组织出现“软弱涣散”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建工作松懈,进而导致党员思想滑坡以及党组织凝聚力弱化。
重温类型学沈克宁【摘要】本文讨论了建筑类型学理论的方方面面:定义、历史、作为城市本体论的类型学,作为“元”理论的类型学,阿尔甘的类型学,维勒的类型学,柯尔孔的类型学,克里尔的实用类型学,和罗西的城市建筑类型学。
【关键词】类型学“元”理论理性主义类似性城市城市记忆类推方法 L·克里尔罗西Abstract: Typology, revived in the 1960's, is both considered as an architectural theory/analytic tool and as a design method. This paper reviews typology within the frame of theorist Giulio Carlo Argon, Alan Colquhoun, and Anthony Vidler, architect Aldo Rossi, and urban theorist Leon Krier.Key Words: typology; meta-theory; New Rationalism; Analogue City; analogical design; Leon Krier; Aldo Rossi.随着现代主义或功能主义出现危机,人们对类型学重新开始重视,这就是类型学的复兴。
对类型学的重视也是现代主义之后更广泛地对建筑“意义”的追求的一部分。
因为类型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人们日益认为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便是在一种特定文化内赋予建筑以合法性的必要步骤。
在讨论城市形态学时,人们认为类型具有创造一种合法又合理的城市主义的内在能力,可以用于对抗以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思想。
结构主义为类型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作为结构主义基础的符号学理论,在任何符号系统中符号传达意义的能力有赖于特定系统中约定俗成的关系结构,而不在于符号与外在的先存在,或与外在现实的某种固定联系上。
建筑与语言相似,在这两个领域内,历史呈现的过程不是那种一个阶段彻底抹去前一个阶段的过程,而是每个阶段都有遗痕留存,这些不同阶段的痕迹又保持在今日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
类型犹如语言,语言总是先存在于个人的或团体的语言能力之前。
建筑的系统总是先于个体建筑师和某个建筑历史阶段之前。
正是由于先前存在的类型使得该系统得以传输意义。
类型与历史中任何一个时刻呈现在建筑面前的的任务互动而形成整个建筑系统。
类型学的重兴属于现代主义之后更广泛地对建筑“意义”的追求的一部分。
类型与历史建立了联系,而人们日益认为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便是在一种特定文化内赋予建筑以合法性的必要步骤。
在讨论城市形态学时,人们认为类型具有创造一种合法又合理的城市主义的内在能力,可以用于对抗以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思想。
类型学不是从纯形式或纯语言学角度入手的,而是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角度入手的。
类型学并非一种新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断的惟一设计方法就是类型学方法。
类型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永远是更新和发展的。
但是在现代主义运动阶段人们忽然开始鄙视类型学设计方法,甚至根本不谈类型学,只重视形式语言设计方法。
现代运动中的建筑师和理论家们认为类型学是前科学的,是受习惯势力影响的。
他们认为在工业和科学社会中需要有与科学技术思想相适应的新设计方法。
但是,现代主义抛弃类型学的实践最终是不成功的。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建筑设计需要类型学方法。
1960年代中期就有人认为当无法发现归纳和总结所要解决的城市建筑问题,或无法对所要解决的城市建筑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设计纲领时,就可以采用类型学。
柯尔孔在1967年一篇题为《设计方法和类型学》的文章中对现代主义抛弃类型学的做法进行了批判[1]。
1966年意大利建筑师罗西的《城市建筑》一书出版,在书中,罗西将类型学作为城市建筑设计中重要和有效的设计方法。
同一阶段,意大利一批青年建筑师在《美好住宅》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有关类型学理论和设计的讨论。
1960年代又被称为建筑的新启蒙时代,在此阶段阿尔甘根据阅读德·昆西建筑历史字典中有关类型学条目而恢复了对类型学思想的讨论。
熟悉后现代建筑历史的人们当会了解在后现代运动初期凡是反对现代主义教条的建筑师几乎均被贯之以“后现代”,在这些建筑师中有一些是使用建筑类型学的名建筑师。
柯尔孔在《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2]的文章中认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此后由罗曼·雅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发展完善的结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的两个教条-功能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提供了理论武器。
结构主义是如何为后现代提供批判武器的呢?人们知道在传统上建筑与其他艺术相似,均是根据对一系列先行构造、具有一定意义的词汇进行排列、组合和构造。
功能主义则试图彻底改变建筑构成的传统,试图以在形式上和功能上无法简化的要素代替先行构造、先期设计的词汇。
功能主义认为由此手段构造而来的建筑,其意义将仅从作品自身的形式、功能和构造中获得。
但是,结构主义认为在任何符号系统中,符号表达意义的能力来自于特定符号系统中的约定俗成的关系结构,而不依靠符号与外在先行存在的其他参照系统的关系。
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在任何阶段,文化实践仅能够从它在历史进化的位置上来理解,文化是暂时的,仅适宜于某个时代。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认为任何阶段的文化意义都是重叠的,每个词句、每种艺术形式均依赖其他词句和形式的存在。
建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相似,并不是后一阶段彻底取消前一阶段的过程,而是过去遗存下来的建筑形式同时并存。
因此,在目前的建筑实践中就可以将历史上的形式看作原材料(素材)。
柯尔孔认为需要一个转化机制才能更好地将结构主义的批评标准用于建筑学。
这种转换机制就是类型学。
他认为类型的概念说明了在建筑设计中形式是如何产生的。
建筑的类型犹如语言,语言总是先于任何使用语言的个人,建筑的系统也是先存在于任何建筑师的创造之前的。
正是由于先前(早期)“形式”的存在和其持续性才使得建筑系统可以传达意义。
这些“形式”就是所谓的类型,类型在每个历史阶段中与当时具体的建筑任务和问题相结合就形成了整个建筑系统。
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语言是一个结构受体,又是一个集合的范畴。
这个结构或范畴必须先行存在,此后,个体的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言语"才能在语言结构中被赋予意义才能在语言结构中被赋予意义。
个人的语言的意义由结构限定。
作为个体的建筑与建筑类型的关系犹如言语与语言的关系,建筑可以千变万化,但都脱离不开类型。
在现代运动早期,柯布西耶试图在工业产品与标准化的分类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这种分类是从工业生产的角度上来衡量的。
类型学理论认为建筑形态在历史中重复出现的现象提示人们类型和形态的概念是独立于技术变化之外的。
每个时代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建筑的类型总是相对稳定的,它是独立于形式、思想、技术等范畴变化之外的。
这种稳定性保证了文化意义的持续性。
这种保持人类生活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建筑类型十分重要,其作用犹如语言的相对稳定对人类的稳步发展所起的作用。
建筑的历史并不像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和风格代替前一时期的形式与风格,而是前若干阶段的建筑在下一阶段中同时存在。
就是说在城市和建筑的历史中,历史并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我们可以在今日具有历史文化的城市中证实这种现象。
这种历史现实对人们心智影响很大,从而决定人们有关环境、城市和建筑的心智形象并进而影响人们对环境的塑造活动。
这种心智形象就是人们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并不是某一代或某时期人类心智记忆的产物,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和改造环境历史的整体产物。
每个历史阶段的人们都为这个整体、这种“集体记忆”增加新的内容。
“集体记忆”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由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类以口述、文字、操作实践和人工环境的形式保持下去。
由于个体生命的历程与物理环境相比相对短暂,因此物质环境形式的相对持久得以成为取代人们的记忆并进而影响对环境的塑造活动,从而保持了环境的相对稳定。
罗西认为:城市类型其实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是由人们对城市中的空间和实体的记忆组成的。
这种记忆反过来又影响对未来城市形象的塑造……因为当人们塑造空间时,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智意象来进行转化。
但同时他们也遵循和接受物质条件的限制。
”产生建筑类型的原因并不复杂:人类经常面对相同的要求和条件限制,从而导致产生某种建筑类型来适应和满足这种条件和要求。
人类又具有总结经验的倾向,从而使得某种类型占有主导地位。
人们使用这种类型进而根据自身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情况、条件和要求对该类型进行变通,从而产生某种类型类型的多种变体。
类型是普遍的形式或结构,或一种使得种类和组团具有显著特征的性质,或对物体的分类。
它是一种人们按照其进行制造和生产的模型。
某些类型是普遍的,某些是由文化限定的,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
因此,对类型的定义是相对的,对类型的识别通常也是根据分析研究的尺度而变化的。
类型既保持了文化与传统的连续性,又提供了创新和变化的余地和可能。
一、定义和历史建筑类型学的研究发源于法国。
而其重兴得益于新理性主义者对法国启蒙时代和学院派理论的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的意大利新理性主义者在法国启蒙时代的建筑师中寻找共鸣。
在法国启蒙时代建筑师勒杜(Ledux)和布雷(Boullee)所进行的“纯粹形式”的设计方案中可以发现明显的“类型”思想。
继而他们又在法国学院派大师迪朗(Durand)的几何构图规律和巴黎美术学院常务理事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有关类型学的定义中寻找支持,并加以发展。
类型学可被简单地定义为按相同的形式结构对具有特性化的一组对象所进行描述的理论。
现今人们对类型学的讨论基本上坚持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学者的主张。
但是任何研究类型学的学者都没有忽视德·昆西在19世纪对类型所下的定义。
德·昆西是通过区别“类型”和“模式”(model)来阐明类型概念的。
他说:“类型这个词并不意味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种因素的观念。
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式的法则……模式,就其艺术的实践范围来说是事务原原本本的重复。
相反,类型则是人们据此能够勾画出种种作品而毫不类似的对象;就‘模式’来说,一切都精确明晰,而‘类型’多少有些模糊不清。
因此,类型所模拟的总是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
接着他说:“我们又可以看到,所有的创造,尽管有连续的变化,但总是以一种清晰和明显的方式对理性和感性保持其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