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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时务报》略论《时务报》雷颐清末时人曾这样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
”这样说可能不很恰当，但却说明了《时务报》在戊戌维新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宣传、发动、组织、联络手段大多利用宗教迷信或秘密结社，到近代，农民那种落后的斗争形式已不适应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需要。
他们要大力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于是报刊成了进行这种宣传的最好工具。
《时务报》，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当立志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屡次上书皇帝不达后，先后组织了北京、上海强学会，并靠捐助的经费出版了《强学报》，但不久即被弹劾。
这时，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提议以强学会之余款筹备创办《时务报》以“开民智”，并请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在康有为上书活动中表现出超众的宣传组织才能的梁启超担任撰述。
在甲午战后人心思变的情势下，《时务报》终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从此，这份每十天出版一册，每册二十余页的刊物便成为维新的号角。
在创刊号登出的《论报刊有益于国是》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旨地说明了办报的目的与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惟国亦然。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要“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并以议天地矣。
”尤其要“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划与其宗旨所在。
……可以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
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经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自大矣。
”“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必须披上传统外衣：“报纸于古有微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既然如此，现在办报亦当名正言顺。
在维新运动中。
血气方刚的梁启超把青春的热情凝结在其畅达犀利的笔端，与他的同道一起以《时务报》为阵地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反复论证变法的必要性、迫切性。
《时务报》的组织运作研究王伯川 2007012878 新闻73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时务报》的具体组织管理情况和因此而引发的三个主要创始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变化。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我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主要论证了《时务报》的组织运作体制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制，并且分析了《时务报》三个创始人之间因为组织管理而产生的矛盾，论证《时务报》不健全的管理体制是《时务报》最终停刊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时务报，组织运作，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矛盾正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阐述本文主要是研究《时务报》的组织运作体制和因此而引发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课上，当陈老师讲到《时务报》的管理运作时，我就产生了疑问：《时务报》的几个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张之洞等——各自都有不同的性格、年龄、文化、背景、思想和政治追求，那么他们是怎么团聚到一起，怎么把《时务报》经营的鼎盛一时的呢？《时务报》的管理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后来《时务报》的解体又是因为什么？在确定选题之前我在图书馆和网上检索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我应该能做。
然后我给陈昌凤老师发了邮件，老师回复确定后，我就决心做这个题目了。
我主要是采用文献研究的研究方法。
我到图书馆借来了几本关于《时务报》、梁启超、张之洞的书，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书只是给人看了消遣的，对于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真正用上的还是那几本比较厚的、比较老的书。
我还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出了一大堆的关于《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已经成型的二手资料，在用的时候还要自己挑选需要的内容。
由于后来发现张之洞和《时务报》的具体日常运作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就放弃了关于张之洞的文章。
再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综合了各方面的内容，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开始了这篇文章的写作。
文献综述之前研究《时务报》的著作文章主要大概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1、某人和《时务报》的关系；2、汪梁之争以及涉及到的政治、舆论斗争；3、梁启超个人的政治观点、办报理念；4、《时务报》的意义、作用或者影响；5、《时务报》刊载的具体文章分析；6单纯记录第一手的史料。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旬刊。
连史纸、石印。
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
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议》，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
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
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
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光绪下谕“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终于1898年8月8日停刊。
共出69期。
《时务报》的影响：《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编辑本段《时务报》办刊宗旨《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其创刊号刊载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指出：“……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
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
”从此可以看出时务报是本着各个学科无所不包的办刊宗旨来进行其传播的，并且多为传播“新义”。
不论在近代中国新闻史，还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时务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之所以如此，应该承认是《时务报》创办伊始拥有一个难得的“最佳组合”：黄遵宪以政界大员的身份掌控大局；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经营和运作；而“笔头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以如椽之笔提供源源不断的“报章体”文字。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戊戌年间的政治进程，随着《时务报》日趋红火，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他们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开始丢失，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开始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他们的分手，《时务报》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时务报》的内讧风波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21年第2期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甲午战后，中国上流社会痛定思痛，开始改变。
戊戌维新酝酿，其实从公车上书之日，已经开始。
整个维新期间，最为耀眼的明星，不是康有为，也不是光绪帝，而是梁启超和《时务报》。
《时务报》不是中国人办的最早的华文报纸，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一时无两。
作为主笔的梁启超，笔端带有感觉，恣肆汪洋，如大江大河般的政论文章，风靡了整个政界和知识界。
还顺带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人称“时务体”。
一直到民国，时务体还在学生中流行。
《时务报》的创办，是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合作的结果。
里面虽然有英文、法文和日文的翻译者，以及众多的编辑，但是，汪康年作为主要经营者，梁启超作为主笔，却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以今天的眼光，《时务报》更像是杂志，它是旬刊，每旬一期，石印，一个小册子，70页。
内容很杂，既有京城内外大事、上谕摘录、国内外新闻，更有大块头的政论文章，这部分，恰是读者最喜欢看的，也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
《时务报》一出，不久即引起轰动，1896年8月创刊，当年即销售达7000册，次年，增至1万有余，最高点，达到17000余册。
几乎每个省的官衙学校和书院，都有《时务报》。
然而，《时务报》办火了，事情也来了。
康有为和他的门徒们，想把这份报纸办成自己的。
作为粤人的最初出资人黄遵宪，也不满于汪康年，有意要换掉他。
报社的两拨人，一部分是粤人，一部分是浙人，由于地域的差异，也开始内讧。
浙人章太炎，脾气火爆，一次竟然由于不满于康有为当代孔子自居的狂妄，跟粤人动了手，愤而辞职。
同时，作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由于对康有为借梁启超把持报务，也频频插手。
第二年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原本还给《时务报》撰稿，但这种冲突之下，也只能撒手。
慢慢的，《时务报》就只有江浙人在办了，尽管势头稍有顿挫，但依然是那时最风光的报纸。
在北京的康有为，对此相当不满，一心想着借机收回控制。
《时务报》内讧：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有矛盾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
报纸很快风靡一时，但创办者之间的关系却逐渐产生裂痕。
图为梁启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时务报》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几年时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中国政治走向。
《时务报》的影响力与其参与者密切相关，而稍后迅即退出政治舞台，并引发一场争夺战，也与其参与者素养、情操密不可分，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一场悲剧。
黄金组合《时务报》的创办源于上海强学会及其《强学报》；这一会一报的创办，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
当然，在具体事务操持上，康有为贡献最大、出力最多。
只是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时，张之洞就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为。
汪康年接手强学会和《强学报》，不是将这一会一报继续办下去，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指令清盘善后。
经过清算，强学会账面余款只有75元，另有银行存款730两。
张之洞同意现金由汪康年保存，至于存银，则交给经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准备利用强学会的架构和积累创办一份新报纸或杂志，所以当强学会清盘后，汪康年继续追账，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进行变现，得200多元。
有了这笔钱，汪康年加快了新报筹备，并谋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关系。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们的普遍反对。
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康有为“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与其将来冲突，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保持适度距离。
惟一赞成汪康年合作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
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此时正以道员奏派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具有浓厚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
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自愿献金千元作开办费，宣称“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合办，起初汪康年当然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
由于时务报是带有强烈维新变法色彩的一份报纸，所以其报道言论深刻，直指时弊，强烈抨击了当时的朝廷。
梁启超也在其上发表《变法通议》，提出了“喉舌论”。
期间梁启超赴湖南，仍旧主持笔政。
但是后来由于张之洞的阻挠，命汪康年兼任总经理和主笔职务，于此汪梁之争加剧，梁启超愤然辞职。
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登于其上，之后由康有为主持出版业务。
大公报：清末，民国初年极其出名的日报之一。
由英国商人英敛之创办于天津，富商王致隆为主要出资人。
英敛之主张维新变法，所以《大公报》的言论多犀利讽谏并举，针对当时的时事能够给予指导性的论述，所以在北方报界很快出名。
很快《大公报》跻身全国著名大报行列。
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支持国民党抗日，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以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最为出名，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消息。
癸丑报灾：1912年袁世凯当局刺杀宋教仁后，当时的报界予以高度关注并且连续报道引起了当局不满。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当局借机清肃反对派的报馆报人，拘押记者，查封保管，传讯报人，一时间中国报人人人自危。
1912年初全国大约有500家报馆，再经过了此次灾劫，截止1913年末全国报馆约为139家。
因为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所以新闻史上称此次灾难为癸丑报灾，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闻界最大灾害。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是一份宣扬新思想的进步杂志，后于1918年随陈独秀迁往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合办，1919年后又随陈独秀迁回上海办刊，1920年改为中国共产党小组刊物，宣传小组进步思想，后又由瞿秋白接手。
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第一中央政治机关报，是一份宣扬我党共产主义理论的先进报纸。
1922年创刊于上海，蔡和森任主编，1927年停刊，一直秉持着宣传我党积极进步思想为己任的主旨，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
浅析《时务报》的内讧——汪梁之争的主要原因浅析《时务报》的内讧——汪梁之争的主要原因摘要：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一面旗帜，《时务报》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影响重大，然而它未终结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却毁于汪康年与康门弟子之间的内讧。
对于这场内讧的性质和原因，多年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一些史学家将这场内讧定义为一场政治派别间的斗争，并把错误的矛头指向汪康年，认为是其有意排挤打压梁启超。
如果结合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深入探究的话，过去将《时务报》的这场内讧简单定义为洋务派与维新派间的政治斗争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矛盾产生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于创办者诸人在管理权上的纷争，但学派分立与地域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斗争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时务报汪梁之争汪康年一、汪康年并非洋务派代理人从1896年8月9日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在这两年里，《时务报》一共出版了69册，虽然寿命只有短短两年，但这份报纸在我国的报业发展史上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鼎盛时期的《时务报》曾经“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1,作为当时的中国第一大报,《时务报》不仅是联系维新派南北人士的重要枢纽，更是宣传维新思想的舆论阵地，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在《时务报》兴盛的同时，报刊内部的矛盾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汪康年和梁启超二人在报馆领导权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且日趋激烈,最终不可调和，导致了《时务报》的停刊。
可以说，汪梁间的内讧，对于《时务报》的消亡起了催化作用。
对于中国报业史上这次著名的内讧，后来的新闻史家对这场纷争的定性也很简单: 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和张之洞在幕后汪康年在前台的反维新派们争夺1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3.舆论阵地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汪康年扮演的是作为张之洞的代理人蓄意排挤梁启超的“反动”角色。
2许多新闻史教科书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将这场内讧定义为一场政治派别的斗争。
《时务报》内讧：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有矛盾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
报纸很快风靡一时，但创办者之间的关系却逐渐产生裂痕。
图为梁启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时务报》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几年时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中国政治走向。
《时务报》的影响力与其参与者密切相关，而稍后迅即退出政治舞台，并引发一场争夺战，也与其参与者素养、情操密不可分，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一场悲剧。
黄金组合《时务报》的创办源于上海强学会及其《强学报》；这一会一报的创办，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
当然，在具体事务操持上，康有为贡献最大、出力最多。
只是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时，张之洞就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为。
汪康年接手强学会和《强学报》，不是将这一会一报继续办下去，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指令清盘善后。
经过清算，强学会账面余款只有75元，另有银行存款730两。
张之洞同意现金由汪康年保存，至于存银，则交给经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准备利用强学会的架构和积累创办一份新报纸或杂志，所以当强学会清盘后，汪康年继续追账，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进行变现，得200多元。
有了这笔钱，汪康年加快了新报筹备，并谋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关系。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们的普遍反对。
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康有为“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与其将来冲突，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保持适度距离。
惟一赞成汪康年合作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
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此时正以道员奏派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具有浓厚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
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自愿献金千元作开办费，宣称“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有了黄遵宪的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
1896年4月，汪康年连电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南下，参与筹办的具体事务。
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他在收到电报后离开了北京。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
按照黄遵宪的设想，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三权分立思想，议政与行政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方针定下来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
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二千张分送各处同志。
《公启》共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比较系统反映了《时务报》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方法与方式。
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本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
”显然，《时务报》同仁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
只是由于创办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种子。
销行万余份《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相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这也是《时务报》当时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
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变法通议》序。
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列举近代国家报纸发达与政治进步的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所可能触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感到满意，但致信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谨慎从事，不要有意触犯朝廷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以免出征未捷身先死，重蹈强学会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致信汪康年，以为梁启超乃“旷世奇才”，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
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发完毕，索要该刊的依然很多，他嘱汪康年尽快补寄。
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告汪康年《时务报》“至美至美”；张之洞幕僚叶瀚函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
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
”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
我辈亦当互相称庆。
”总之，《时务报》在全国各地获得了良好反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不应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推广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裂痕初现《时务报》言论给沉闷的政治中注入一股清新，梁启超因此“暴得大名”，《时务报》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五百元，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以为《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通知下发不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变法通议》连载系列《论学校》，严词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为教官，有媚洋嫌疑。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称满洲人为“彼族”。
这种批评，自然引起张之洞不快。
张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费订阅”，筹备一个新的刊物，紧盯《时务报》极端言论，给予批驳。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正在武汉的吴樵及时向梁启超转述了张之洞的意见，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根本不在意。
他在随后发表的《论科举》中肆意攻击前朝重臣倭仁，以为倭仁对西学的看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论学会》中对清代名臣纪晓岚猛烈抨击，以为以纪晓岚为轴心的乾家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而是中国文明的毁灭。
毫无疑问，梁启超这些激进言辞触犯了清廷忌讳，方面大员张之洞无论如何开明和惜才，都难以容忍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驳。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言论而名誉雀起，羡慕忌妒恨油然而起，奋笔著文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甚至与梁启超比激进比极端，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大事张扬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好名之心人皆有之。
汪康年当然有权重建政论家形象，不料这些激进看法发表后，立即引来一系列批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叶瀚、梁鼎芬、邹代钧等纷纷函劝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偏激言论所有矫正，同时注意加强对报馆人事、经济等权力的掌控。
《广时务报》风波当汪康年进行调整时，梁启超回广东省亲，当然继续为《时务报》提供文字。
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准备与何穗田等人在澳门创办一份新报刊，他们想模仿《时务报》的做法及格式，并且准备取名为《广时务报》。
这个消息当然说明《时务报》的影响在扩大，汪康年对此并不会有什么意见。
使汪康年感到不太高兴的是，康广仁等不仅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大名广而大之，而且要求汪康年同意让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
汪康年的不高兴并没有很快表现出来，《时务报》第15册仍然刊登了《广时务报》的一个创刊公启，并注明该刊将由梁启超“遥领”。
《广时务报》的创办对于《时务报》来说是一次重要考验，其核心阵营由此发生了一次裂变。
吴德潚、吴樵父子及邹代钧、谭嗣同等群起反对，以为梁启超即便“兼领”主笔，也必须以《时务报》为主，坐镇上海。
而且，《时务报》与《广时务报》不能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最好不要使用“广时务报”这样容易引起歧义的名字，好像姊妹刊物，“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
”（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9）否则，不是一荣俱荣，而是一损俱损，损失惨重，“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
”（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他们力劝汪康年坚定信念，独立办报；力劝梁启超不要“兼领”，还是尽早回到上海，将心思用在《时务报》上，他们怀疑《广时务报》的计划“大有阴谋”（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44），并非共赢。
这些批评都是对《时务报》的爱护，所以《广时务报》后来更名为《知新报》，梁启超也没有“兼领”主笔，而是列为一般撰稿人。
但是，梁启超由此却对汪康年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
（《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矛盾逐步公开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韩云台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而馆中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
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
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他收到梁启超的信后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职务，改任总董，驻沪照支薪水，任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25）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寻觅同情，而黄致汪的信则使问题复杂化。
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不太满意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汪辞去总理的境地，《时务报》总理在当时非汪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
（《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后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排挤自己，他复函黄遵宪进行反驳，“深衔”黄氏，“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
”黄、汪、梁三角矛盾逐步公开。
其实，黄遵宪提议中不便明说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汪康年应酬太繁，不能兼办馆中全部事务，故希望汪让出报馆实际位置，利用所长负责馆外联络应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