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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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1、《春秋》三传:《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
《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2、属辞比事:《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之一是“属辞比事”。
“比事”,就是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要编年纪事,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属辞”,则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
3、《尚书》: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删定。
它上起唐尧(《尧典》),下讫春秋前期秦穆公伐郑(《秦誓》),长达1300多年。
共含《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58篇,主要记叙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
它按鲁国十二公的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
传统的说法是左丘明,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最后写定当在战国中叶。
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
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
开创文史结合的先例,为历史文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5、《竹书纪年》:晋国时出土于战国魏墓中,是战国中叶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史著作。
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中叶。
三家分晋后独记魏国。
此书对于订正《史记》为代表的其他文献的某些错误,弥补其他书记载的缺漏,具有重要价值。
6、《国语》:记录春秋历史的国别体史书。
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
2018年11期高教学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经学史”课程的思考张利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继承和发扬以及传播,是从事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人民教师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以下从“中国经学史”课程教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史有一个主流的,不是没有主流的。
我们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要看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区分清楚。
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
我们很尊重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它们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可是主流是儒学,因此研究的中心应该放在儒学。
如果在儒学中我们再说有什么中心的话,那我说是经学。
”“如果没有对经学有足够的了解,对儒学的了解也就不够了,会影响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如果我们从经学史来把握,就可以把握儒学发展的主要脉络,而把握这个脉络之后,我们对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就容易了解了。
”[2]正如李先生所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应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在从事“中国经学史”课程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教授“中国经学史”课程,梳理清楚中国经学史,使广大青年学生把握儒学发展主要脉络,进一步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较为基础的工作。
“中国经学史”课程为历史学专业选修课,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课程知识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可视为这些课程的重要补充,完善学生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知识体系。
“中国经学史”课程的主旨是本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衷,向学生渗透尊重学术史、尊重前辈学者的教育理念,践行我校“尊重”的教育理念,树立对历史的敬意。
中国史学史复习答案一、名词解释1.史学史: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一门研究和阐述历史学本身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的学问。
研究对象一般包括历史上的史学著作、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历史编纂、史学方法和史料运用等问题。
2.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有五个:(1)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各阶段的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
(2)对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及其著述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3)探讨史学流派和历史编纂法的演变。
(4)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成果。
(5)校订史籍中的错误。
(6)发掘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弘扬优秀史学传统和史学中的民族精神。
(7)探索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人类自我认识之路。
3.《春秋》:春秋时期的鲁史,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奉周礼为评人论事的标准,着重于对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训诫。
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具有历史著作雏形的官修编年史。
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
4.《左传》:是左丘明所著,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述了列国史事,条理清晰,文字生动,是超越往世的杰作。
思想上一方面维护周礼,一方面重民轻神,表现出明显的折衷主义,在表着奴隶社会史学最高成就的同时,也渗入了一些进步的史学思想,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5.《通鉴纪事本末》: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由南宋袁枢所撰。
特点:(1)完全以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整个过程为主线来采濒材料,分题列目,组织全书。
(2)编排史事的灵活性和独立性;《通鉴》载1300多年的历史,如果按不同的事件区分,可以归为若干个各种性质各种内容的题目。
《本末》各项之间相对独立,缺乏历史联系。
(3)但它记事的局限性和固有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并不能取代纪传体和编年体。
《通鉴纪事本末》成为本末体史书的代表而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于中国的史坛,是袁枢历史编纂法、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是指中国史学对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旨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历史文献丰富,史学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
古代历史学家在史书中多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内容,如《史记》中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强调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的治理;《资治通鉴》也以“以管窥天”为宗旨,将历史经验应用于政治决策之中。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力图从古代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中国史学特别注重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在研究历史的也重视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经学注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关注和探讨社会的发展与问题,努力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经验。
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不仅在历史研究上有卓越成就,还积极参与政治与文化事业,为国家的政治决策与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在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为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教育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四、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紧密。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历史观念,不仅有文献研究的深刻功底,还有实践经验的丰富积累,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很好。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强调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历史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观点和治国理政的倡导。
浅析“六经皆史”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摘要】“六经皆史”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持世救偏姿态显现,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史学思潮的重要治学理念。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是将这一命题深切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
本文试图通过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和史学意义进行分析,透视蕴涵其中深刻的史学理念。
【关键词】六经皆史产生史学意义一、“六经皆史”理论的产生在展开论述前,咱们先看一下“六经皆史”中的“经”字。
“经”是指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撰书籍的通称,作为经典意义上的经,出此刻战国以后,而正式法定为经典,那么在汉武帝免除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最先有讨论经史二者关系的是见于《庄子》中“其明而在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一句。
从那个地址咱们能够如此明白得,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多数是政史之书。
不难看出,先秦时就曾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
后在《三国志•荀传》,记粲曰:“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六经皆史的起源在现在开始。
隋末王通有过类似的言论,都纂与《文中子》一书,但《文中子》被置疑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因此难征信。
后来历代皆有学者提出此观点,其中最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据《传习录》载,“爱曰:先儒以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王经事体终或稍异?”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
章学诚的论据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在宋学兴起后仍然未明显区分。
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
“六经皆史也,前人不著书。
前人何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这是熟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些论据意在证明六经非空疏之词,而为实理之语。
中国古代史学史与中国古代史料学关系浅论摘要:史学史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掌握,因而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对于史学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很有必要。
而中国古代史料学,主要是对以往的史料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故作为学术史的中国史学史显然应该成为中国古代史料学重要的外延知识。
史学史与史料学是互相促进的两门学科,二者在历史研究中缺一不可。
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将古代史史料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学术发展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应该重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学术地位一、中国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代史学史,离不开对史料学的掌握。
这首先是由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决定的。
根据乔治忠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的看法,“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
①既然中国古代史学史是要清理遗产,那么自然就离不开对既往历史书和历史材料的梳理和总结,而这正离不开史料学的功底。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在各类史料(文字、实物遗迹口头传说)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理应高度重视,充分利用。
②中国古代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也需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
如果没有一手史料,则很容易将别人的二手史料看作是一手的原始史料,进而得出错误的史学史的结论。
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容易将伪造的史料,看作是真实的史料。
不区分史料,不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料学、文献学考订,都不是史学史研究的正确路径。
史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主要依靠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
这些记录无论是纸上的历史档案或者文字史书,还是地下的出土文物或者器物铭文,都是史料,都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订。
而对史料进行辨伪和考订,离不开史料学意识,尤其需要正确的史料学训练。
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
汤斌关于经史关系的认识
汤斌关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他对于读经、研史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提倡为学当以经为主,并认为“必先通一经,然后旁及”。
在《读书论》中,汤斌指出:“学者当以经为主,经之有史,犹木之有心也。
”这表明他认为历史典籍与经书一样重要,应该作为治学的重点之一。
汤斌不仅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而且将研究历史看作是达到“通经致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他将读经与研史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反对单纯的章句训诂和空谈义理的学术倾向。
他在晚年的著作《近思录》中对传统经学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正和创新。
通过对孔子言行及事迹的具体记载来强调历史对经典的阐释意义;对传统儒学观念进行分析比较和对理学与心性工夫进行评价。
同时他的史学成就以及古今事例的分析,可以促使当时的学者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的认识。
总之,“读经以致用”既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也是贯穿他治学历程的一个重要实践总结。
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以及对读经、研史之间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史记中的经学观点与历史观探析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它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奠基之作。
史记以其深远的影响和独特的价值,成为了后世文人学者研究和引用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史记中,经学观点与历史观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些观点和观念直接关系到史记对古代历史的解读和叙述方式。
一、史记中的经学观点分析史记中的经学观点主要体现在对先秦儒家经典如《诗经》、《易经》和《春秋》等的重视和引用上。
这些经典被司马迁视为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具有高深的学问和道德教化的价值。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详细引用了这些经典的内容,还解读和阐释了其中的道理和思想。
史记中的经学观点强调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司马迁认为,经学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经典的研究与理解,可以洞察历史的真相和规律,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史记中,司马迁充分利用了经学的理论和知识,将其应用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中,以此达到准确、客观地记录和叙述历史的目的。
二、史记中的历史观分析史记中的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叙述方式和价值判断等方面。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概括性的陈述和评价,展示了其对古代历史的独特理解和观点。
首先,史记中的历史观强调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因的探究。
司马迁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原因和推动力,只有深入挖掘和探究这些原因,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努力寻找并揭示了这些原因和动因,以此加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其次,史记中的历史观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思想创新的追寻。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力图还原他们的真实形象和历史功绩。
同时,史记中也关注和强调了历史人物的思想创新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通过对古代圣贤和历史名人的引用和论述,旨在启发后世的学者和读者,推崇并学习这些优秀的人物和思想。
中国史学史
1、经学与史学的关系
(1)从学科上说,经学与史学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同源相兼、相互难辨,汉代开始分化,隋唐正式分离,宋明清各自发展成熟的过程。
从
思想上说,经学与史学始终相互影响。
先秦时期“六经”亦经亦
史,一方面孔子创立儒学,整理六经,后世据此为经典,训释传
记,逐渐形成经学,另一方面,“六经”作为上古三代时期的
“先王正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其中的《尚书》《春秋》
实为先秦史籍之源。
汉代人史经不分,据《汉书·艺文志》可知,
史籍依附于经书“六艺略·春秋家”下,出现“史附于经”的现
象;但实际上,西汉时把儒家典籍奉为经,经学已正式产生,史
学也随着《史记》《汉书》等巨著的出现暂露头角。
司马迁提出
“成一家之言”,实际开始了经史分离的过程。
魏晋时期,曹魏
时荀勖《中经簿》分书为甲乙丙丁四部,经在甲部,史在丙
部,……隋唐,《隋书·经籍志》分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又
分十三目,史学从经学的分离在目录学上反映出来,又出现了刘
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都是史学发展中居于创造性
的成就,从学科上说,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
但是经学的思想
或原则却作为知道思想渗透到史学当中。
宋代,经、史学并行发
展,经学兴盛且义理化,史学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从史学对
理学发展的来讲,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本身就是时代哲学的重要
组成,直接影响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经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史学思想的指导上。
清朝,经学和史学都很发达,却紧
密结合。
(2)经学对史学的意义:保存了古代原始文献,反应历史的方面较多,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史,但都是有限度的
(3)史学对经学的意义:提供史料,提供对古文献的解释,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
(4)经史关系密切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力图在史书中贯彻儒家经典的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另外,经学与史学有着重
视传统、注重考史、经世致用的相通之处
2、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史学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