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今古文之争

不可避之的两汉的今古文经学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2013级代成2015年1月1日今秋有缘而于众先生门下修习国学经典《十三经》，此大学无憾也，亦可谓之吾之造化矣。

经学，简而言之，即文献学。

《说文》：“经，织纵丝也。

”参班固于《白虎通》中有“纵丝为经，横丝为纬。

凡织，经静而纬动。

引而申之，指常道，即经久不变的义理、法度、原则。

”后来者则将含有这种道理的常道，可作为著作的书称之为经。

于是乎，研究经的学派自成经学。

那么我们有必要先来卜问关于经学的流源。

汉代学术的主流是经学，它影响中国封建政治与文化近二千多年。

经学发展至晚晴，因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而寿终正寝，但其在历史上的文化地位和其历来具有的儒学正统而被褒认。

值得一窥的是，先秦典籍经始皇嬴政一炬而毁，自此民间及政府的藏书，荡然无存，所以当时朝廷官吏和民间儒者没有资料来从事学术研究，正可谓“礼崩乐坏矣”。

自惠帝废挟书令，文帝奖励献书，研究经书的风气才渐开展，至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设立五经博士，经学逐渐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

而经学家都希望立为博士，结果有十四博士并列于学官，而成今文学派。

而十四博士的经传，皆凭秦末的儒者口头传述，靠记忆背诵出来，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成书，辗转传授。

至于古文经则是用大篆等古文写成，据说其来源或由墙壁中发现，或为民间献纳，其考证见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居时而于其壁获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珍藏。

西汉平帝时，刘歆奉命校阅祕阁藏书，觉得这些经传极为珍贵难得，主张立于学官，但遭受今文经学家反对而放弃。

刘歆作《移书让太常博士》，愤怒地指责今文学者，“深闭固拒而不敢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从而今古文的壁垒日益森严，今古文之争也便从西汉末年延至东汉末年，竟长达两百多年之久。

直到郑玄遍注群经，混乱今古文家法，两派之争方告一段落。

参阅史政，始知两汉的今古文之争征途长远，仅据其四点重要而作叹可。

第一次，西汉哀帝年间，作为古文经派的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立学官的建议遭受太常博士们的强烈反对。

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之争下的君与臣在两汉时期，文化交流与争议盛行。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场争议即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

这场争论标志了当时君臣之间对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看法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较量。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文化界限、君臣立场等方面探讨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争议下所产生的君与臣的角色。

一、历史背景两汉时期，正值中央集权初步确立的过程中。

新的政权需要一种适合自身统治需要的文化来维护其合法性和权威性。

同时，社会当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学派思想，如儒家、墨家、道家等，他们对于文化标准和传统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这种背景下，今古文经争议成为了一种政治争斗的表现形式，君臣之间的观点也逐渐体现出来。

二、文化界限在今古文经争议中，学者们就文化的标准与界限产生了分歧。

今文派主张以当时的汉代文化为基准，旨在使得古代文献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希望通过改革与发展，扩大并适应汉代政权的目标。

而古文派则主张恢复古代文化的原貌，试图通过从古代文献中提取和还原古代的经典精神和价值观，以此为基础来塑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教化人民。

三、君臣立场在今古文经争议下，君臣双方表达了不同的立场。

一方面，君主希望通过控制文化流是的传播来巩固自身的权威，因此倾向于支持今文派的观点，即将古代文献改编成适合当时政权需求的形式。

另一方面，一些臣子以及学者则更加注重保留和恢复传统文化的内核，希望通过古文派的观点来守护和传承古代智慧。

四、文化传承与发展在今古文经争议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他们都意识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君主希望通过推进今文派观点来扩大政权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以稳定社会秩序；臣子和学者则希望通过弘扬古文派观点来维护传统文化的纯正性，并为政权提供更加稳定的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两汉之际的今古文经争议中，君与臣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君主侧重于维护政权权威和社会稳定，倾向于支持今文派；而臣子则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保留和恢复，倾向于支持古文派。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

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

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

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

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

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就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

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

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

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

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

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就變成今文經。

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

」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

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從經傳版本來比較。

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原因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

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

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

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

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

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实质：起于西汉的经学被系统性混入伪学、伪史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起源和形成于两汉，尤其是西汉的经学，存在系统性矛盾。

但这个矛盾，在清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而清朝由于专做考据，于是就将这个系统性矛盾充分暴露了。

对这个矛盾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就是晚清的廖平。

然后，他企图对这种系统性矛盾给出解释。

很遗憾，他不仅没有能力解释，还因为曝光这个矛盾，而制造混乱，给经学带来巨大破坏，是经学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廖平最先以今古文来归纳解释这个系统性矛盾，并进一步给出阴谋论的解释，就是王莽篡汉时，为寻找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

基于这些想法，廖平写了一本小书《今古学考》，并拿给康有为传阅。

结果康有为偷偷将其扩写成《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惨败和康有为的五经伪造说形成共振，中国对五经的学术信仰、信心轰然崩塌。

这个事还使得廖平和康有为之间出现了一场笔墨官司，康有为因为扩写廖平的关于今古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成为顶流网红，这让廖平很不爽，指责其盗版和抄袭。

康有为也是脸皮特别厚之人，对借鉴、抄袭廖平之事，闭口不提。

然后，廖平学生蒙文通，尊奉师命，继续对这个经学系统性矛盾之来源，进行解释。

提出很有创见的中国文化三系说。

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来有三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

不过，他的三系之划分，也很粗糙机械。

基于这些观点，蒙文通写了一本小书《古史甄微》。

为何说蒙文通很有创见，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转化为一个文化冲突问题，或者说用文化冲突来解读经学的矛盾，这是一个突破。

之所以说蒙文通又很粗糙、机械，因为他简单粗暴地认为，中国文明是由三个文化集团融合而成，这三个文化集团分别是：东方的儒家文化集团、北方的法家文化集团、南方的道家文化集团。

不过，这还意味着，他也在用文化的不同和冲突，来解释诸子百家的起源，各家间的观点不同，归因于文化的不同，也很有创见。

而且，蒙文通的中国文明由多个文化融合说，正在得到考古学的验证，也使得其成为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之作。

评述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

始于汉朝仁宗时，大致到晚汉时期完结，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涉及着汉代学术史上重大的风气，即今古文道斗争，及其产生的折衷思想的兴起。

此次争论，有两个重要派别，即今古文运动和经学运动，这两个派别代表着汉代经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都以辩证解释经典和文献，互相争辩，斗争不断。

今古文学家的主张，像车老师、司马迁等人，提倡“今字古意”，即以今人的字形用古之意
思来解释古文，不拘泥于字形的真实意义，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差异性文化，他们的强调
是要维护古代文献的神髓，一定要加以充实，使古文成为有意义的“今人”的语言文字，促
进今古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经学家们，比如谢灵运、刘义庆等人，认为，古文译以“古字古声”为根本，力
求维护古经的完整性，以维护"古<经"的真实形象，他们主张弘扬古代文献真实意义，把
其真实形象呈现给人们。

今古文经学争论，一方是提倡“今字古意”的古文译法；另一方是提倡“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

在古代，“今字古意” 大多成功，比如山海经、太玄经等宋朝的译本，“今字古意”的新译，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面。

但是，“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因为这种文献译法可以维护古经完整性，解释古经的至源，对提高中国文学理解水平有明显贡献。

总之，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块重要考古篇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就在于汉代文化发展中，经学古文的反思和研读，才把古文思想和道义形态化，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导语：一提到汉代映入大家脑海的不是文景之治国家富强的局面，就是汉武帝马踏匈奴辉煌的盛世场景。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汉朝在文化领域出现的一场著名争论——经今古文之争。

这场争论虽然不像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平定匈奴那样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它却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着整个历史的格局。

这场争论从汉高祖时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持续长达两千多年。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的思想仍然悄无声息的受着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从头到尾讲述一下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古文经书一、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今古文之争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大一统局面，实行了焚书坑儒政策。

规定凡是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除了博士官能够收藏之外，其他人一律焚毁，不得私藏。

并且坑杀了一些方士儒生。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也就成为今古文经之争的罪魁祸首。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作品之后，很多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就此失传。

因此在秦代没有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

在汉初流传的儒家经典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保存下来：•途径一（今文经的来源）：饱学儒家经典的老儒通过背诵记忆的方式，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这也就是今文经产生的主要途径。

因为秦朝存在时间并不长，只有30多年的时间。

因此它的短命而亡为今文经能够保存下来提供了可能性。

•途径二（古文经的来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前，一些儒生把儒家经典埋藏起来，在秦朝灭亡之后，这些儒家经典又得以重见天日。

话说，他们埋藏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有把书藏在墙缝里的，也有把书藏在地底下的。

总之，都是藏在一些犄角旮旯，很难让人发现的地方。

从古今文经学之争看两汉经学杨发印201010102044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作为一门正式学问开始出现，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儒家经典的缺失，因此西汉儒师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复述，并用当时的隶书记录下来以再现经典，这些经典遂被传诵。

直到后来一些先秦的古文献出土，甚至是以篆书的书写的儒家经典的出现。

这时候经学家们就产生了分歧，于是有了后来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一、古文经和今文经《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文经”顾名思义就是指记录经书的文字，其实应该称为经文，这样更能表达其意思，但为了与经书的内容分别于是称为“文经”。

汉朝正好经历了文字的发展，从篆书到隶书的发展，而用来记录经书的文字就是当时盛行的隶书，知道后来出现了一下以篆书书写的经书。

为了分别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把以隶书书写的儒师记录下来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把先秦篆书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

二、古今文经之争有分歧自然就会有争论，更何况当时儒学兴盛至极，于是历时久长，影响深远的古今文经学之争就开始了。

本文主要讲两汉时期，于是只截取两汉时期的争论。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

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

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土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

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

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

§教材名稱：＜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一、兩漢官方思潮的經學色彩。

經學是兩漢思想的主流，是兩漢官方提倡、扶植、培養的學術主軸，指的是針對先秦儒家的經典進行研究解說，以作為規範現實政治制度、政策措施的理論依據。

漢代的思想系譜之發展當不只是儒家經學的研究與應用，例如漢初的黃老、東漢的道教、及兩漢間的自然科技知識的研究等。

兩漢的經學因內部的分化，隨後形成了今古文之爭，再配合兩漢迷信的風潮加入了讖緯之說，今古文及讖緯說，成為兩漢官方長期利用依附的統治工具。

讖是對於政治事務發生發展的一些預言性的短文，通常是因某人偶然得之，而用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緯是以神學迷信為理論基礎而對經書進行神學詮釋的理論性著作，在理論的建構內容上，亦與政治現實之需要有關，歷史上的重要讖語因官方的整理而有所保留，但緯書迄今只剩下易經的緯書仍有殘存。

兩漢之後，官方不喜讖緯亂政，遂禁而絕。

二、今文經學派：歷史上出現的過程，是隨著西漢經學研究傳統被立為官學而起的。

在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經典的研究與詮釋成為漢代官方統治理論的基礎，因此對經學極為重視，遂立為官學，由官方培養理論人才。

西漢經學傳統是指對於先秦儒家經典的典籍研究之學術集團。

其師生相傳，謹守家學，遂成各家各派的學術集團。

先秦儒家的經典即為「詩、書、易、禮、樂、春秋」（即六經，設為官學者缺樂經）漢代通行的文字是隸書，早出的先秦儒家經典研究的學者，對於先秦典籍的書寫與詮解是以漢代隸書體為之者。

稱為今文，以對比於西漢末興起的古文經學。

西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官，是由漢代當時研究先秦儒家經典的學者中找出學而有成受各界肯定者，將之設為官學，並受俸祿及收學生。

先秦典籍眾多，因學而有成而設為學官者亦眾，同一經典亦不只一位博士官，彼此間不只不成一派，甚且互相輕視及攻擊，其可共稱為今文學派者，除以漢代文字書寫及詮解之外，主要是對立於西漢後期晚出的古文經學派而言，兩者在詮解經典的態度有別，今文經學派多重先秦經典的微言大義的發揮引申與創造，一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特重公羊家春秋學觀點之例，而古文經學派則直接以先秦經典的文義與史實義理之研究為工作態度，但兩者皆為政治統治之需而作，間或有以古非今之說者，輒受統治者排斥。

如何看待今古文经之争？郑玄两汉之际，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两种。

一方面，今文经着重閛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大讲“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势必导致迷信附会之风滋生。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用谶语解释经典的纬书，如《春秋纬》、《礼纬》、《白虎通义》等。

另一方面，从民间发掘出不少用先秦古文写的古文经典，如《周礼》、《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等。

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歆率一批儒生对古文经进行了一次大整理，还奏请设立古文博士，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之争。

王莽执政时，任用刘歆为国师，设立古文博士，古文经学发展起来，与今文经学相抗衡。

今古文经学除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别，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说。

两汉之际的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都是支持或倾向于古文经学派的，东汉时马融、许慎也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

两派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其实质是官方经学与非官方经学之间的对立。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两派趋于合流，今古文之争逐渐平息。

郑玄兼通古今文，他剔除谶纬学的糟粕，糅和各家学说，不拘泥于各家的“师法”、“家法”，重新注释诸经。

曹魏王肃注经也是兼通今古文不拘师法家法的。

今古文经学虽有争论，有师法、家法之别，但从几个主要思想家来说，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王符、郑玄等，他们对于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则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在“天人关系”上有种种不同甚至于对立，但在王道政治和道德伦理学说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

尤其是王充和董仲舒两个人，在天道观和天人关系上，王充固然颇多批评董仲舒之言，但在王道政治理论和道德思想方面，不仅肯定而且赞美董仲舒，认为董仲舒是继承并发扬孔子学说和事业的。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论衡.超奇篇》)在人性论方面，王充的《论衡.本性篇》载：“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之争下的“君”与“臣”两汉之际今古文经之争下的“君”与“臣”守望先锋代练两汉之际王莽篡汉，光武中兴。

动荡的政治给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文经学两次立为官学又两次被废。

两次今古文经斗争中的王莽、光武帝与刘歆、范升、陈元以政治身份“君”与“臣”出现在思想争论中。

政治与思想的融合推动着汉代经学的发展。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发展中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的之争。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末年这两三百年间，今古文之争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

分别是:(1)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左氏春秋》为官学。

(2)东汉光武帝初年韩歆、陈元与范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官学。

(3)东汉章帝时贾逵主《左氏传》与李育主《公羊传》之争。

这三次其中就有两次发生在两汉交替之际。

自董仲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开始到西汉末一百多年的时间，汉代经学名义上称之为“独尊儒术”，但已经较先秦儒学相去甚远。

与先秦时儒、墨、道、法泾渭分明的学术形态不同，此时的儒学“霸王道而杂之”，依托先秦时代各家的经书为蓝本，经过师法，家法的交相传授，结合不同时代的具体事件，形成了一套涵盖天文历法、礼仪、祭祀、君臣关系等多方面的思想体系。

形成了汉代以经入礼，以经入律，以经入仕的局面。

甚至在处理边疆问题，民族关系，治理河道这些看似与儒家思想毫无关系的方面也能找到引经据典的依据。

这是因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在朝堂，这个中心由君主与诸位大臣组成，中心的核心是君主。

一旦某一思想被君主这个核心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时候，围绕在核心周围的臣子们也就脱离不开这一指导思想了。

国家的中心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运行，它出来的决策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子。

此时的“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学也就不再是单纯的为经书作注疏，做训诂研究经的学问，而是可以通经致用的政治思想体系。

经学体系下的经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也就不仅仅是思想文化上的争论，还是各家学者们为自家学派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斗争。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内容摘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经今古文之争，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在一批批经学大师的努力下，双方开始趋向融合。

这不仅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贯穿着之后近两千年的学术史之中。

关键词：今古文含义斗争原因过程影响以“经”专指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之时。

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博士”，这时候的经已经初步具备了法定经典之意。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经下设置一名或几名法定博士，各自以家法传授给弟子，研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今。

为了激励士人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天下学士靡然风从，鹜求补列博士弟子、受业习经。

因此，传经、注经和解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被神学化了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之后，经学被推尊为了统一天下的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源。

但是，由于经学内部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延续千年的经今文和经古文之争。

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对古籍进行发掘与整理。

然而秦朝时期的焚书使得前秦的古书典籍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已无旧本，有的仅是战国秦代以来的老儒家们凭借记忆背诵，口耳相授，由弟子们以当时所使用的文字——隶书抄写并整理而成，这部分儒家经典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派为什么由互相间对于经书、经学的说法发生了那么多的不同？第一个原因在于无意间的立异。

各家的老师在讲解经书时难免有不一样的各家之言，或是在听、记时也难免弄错的。

接着就一代代的往下传，错误也就随着一代代的传授下去。

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这就是无意之间形成的分歧所发生的变异。

第二个原因是故意的分歧。

因为要争着当“博士”，就故意立异。

于是对于经书越讲越错，而经书本身也就越来变化越多，甚至于故意将经文写错。

这就是汉朝经书的变异情况。

由于今文学派既读不通书又权势过大，以致经学混乱。

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内容及影响
两汉今古文之争，是发生在两汉时期的文学争议，主要涉及文言文。

简言之，争论的核心是对于文学风格的选择，是延续古代文学传统还是开创新的文学形式。

在西汉时期，古文运动由于司马迁等人的推动而兴起，主张以古代经典著作为典范，延续和发扬古代经典文学的形式与精神，对应的文学流派被称为古文派。

古文派的代表作品有刘向的《说苑》、扬雄的《法言·杂序》等。

到了东汉时期，新兴派别开始兴起，他们主张文学应该符合时代的需要，讲究现实性和新颖性，注重以文学表达人性、社会和宇宙的思想，对应的文学流派被称为今文派。

今文派的代表作品有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等。

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观念、文学风格、文学创作对象等方面的差异。

古文派主张继承古人的经典文学，重视内容的审慎与深思，强调文学的精神内涵；而今文派则反对崇拜经典，主张创造新的文学形式，重视形式的变化与新意的表达。

争论的结果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汉代文学史上，今文派普遍被认为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两汉今古文之争使得古代文学的典章重视受到了东汉以后文学界的冲击，今文派也受到了古文派批判思考的加深与限制。

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引导当时文学的发展，也为后世对于文学风格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浅谈两汉今文古文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两汉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献记载方式，即今文和古文。

这两种文献记载方式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今文和古文。

今文指的是汉代时期流行的书写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隶书。

这种书写方式笔画端庄，结构匀称，看起来非常美观。

而古文则是汉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包括甲骨文、金文和篆书等。

这种书写方式笔画曲折，结构多变，看起来比较古朴。

在两汉时期，今文和古文之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文字的真实性问题。

今文由于其美观性和易读性，被认为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

而古文由于其书写方式难以辨认和理解，被认为可能存在伪造和篡改的情况。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看来，今文比古文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关于文字的功用性问题。

今文由于其易读性和普及性，被认为更具有实用性和功用性。

而古文由于其书写方式复杂难懂，被认为只适用于少数人使用和研究。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今文比古文更具有实用性和功用性。

第三，关于文字的文化性问题。

今文由于其美观性和普及性，被认为更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

而古文由于其书写方式复杂难懂，被认为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形式，缺乏文化性和艺术性。

因此，在当时的文人看来，今文比古文更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

然而，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它们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欣赏。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化传统，不要因为个人喜好或偏见而轻视或忽略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