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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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基于中央层面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文本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并以中国中央层面在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中的实践为例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
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应急响应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中央层面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使用的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方式,旨在揭示中国政府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策略选择与效果评估,以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中央层面发布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文件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提取政策工具的类型、运用时机、组合方式及其背后的逻辑和动因。
结合疫情防控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反响,对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进行效果评估,以期发现其优点与不足,为未来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和策略建议。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为中国政府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能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类似危机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最终,本文期望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构建更加科学、高效、人性化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政策工具理论框架在探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时,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显得尤为关键。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效率和效果。
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中央层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更是体现了政策工具组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政策工具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评价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视角。
根据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等。
这些工具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政策场景和目标。
解析文本分析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与案例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文本分析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正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它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现象、揭示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
它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字的简单解读,更是通过对大量文本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探寻其中隐藏的模式、趋势和关系。
在社会学研究中,文本分析法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例如,在研究社会舆论和公众意见时,学者们可以对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帖子、网络论坛讨论等文本进行分析,了解公众对某一社会事件或政策的态度和看法。
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关键词提取、情感倾向分析等手段,研究者能够把握社会舆论的走向,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再比如,在研究文化和社会价值观方面,文本分析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广告宣传等文本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特定时期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流。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文本分析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进行说明。
案例一: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在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和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平台。
研究人员通过对社交媒体上与某一社会运动相关的文本进行分析,能够深入了解参与者的动机、诉求和行动策略。
以“_____运动”为例,研究者收集了大量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和评论。
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内容分析,发现参与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_____、_____和_____等。
他们通过网络平台组织活动、传播信息,并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进一步的情感分析还表明,参与者的情绪主要表现为愤怒、不满和期望改变。
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社会运动的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案例二:广告文本与消费文化广告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社会的消费观念和文化价值观。
对广告文本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消费文化的变迁。
治理工具主体的多元性。
治理的多元性决定了治理工具的多元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力、利益逐渐分化的多中心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社会治理也自然是多元的。
首先,治理坚持利益的多元化。
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注重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
其次,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一种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组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民。
有时,企业也能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说政府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组织这一单一的行为主体,那么治理的主体则是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多种组织所构成的主体结构。
随着治理的兴起,各国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努力尝试寻找和阐明各种各样的公共机构、权力主体和其他公共实体的治理原则。
夕01由于治理的多元化,作为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和机制,治理工具也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特别是运用工具的主体的多元化。
(3)治理工具内容的丰富性。
治理工具不是简单的一项规则、一套程序,其内容是丰富的,最基本的要包括某种类型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例如为公众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为市民提供的创业基金或贷款;某种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工具,例如凭单制、税收、合同、消费补贴等;某种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部门,例如政府当局、商业银行、非营利组织等;保证工具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和机制,规定哪些主体有权操作工具,其角色是什么,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说是一组治理行动的权利与义务。
具体到某一种类的治理工具,都具有一些共同属性,这些共同属性使得这些工具得以识别。
比如民营化工具,其共同属性在于把政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政府服务活动、政府企业和政府资产交给私营部门提供或掌握。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特征之外,每一个具体工具又都有其设计_仁的特性,使之与其它工具区分开来,比如同为民营化工具的合同承包、凭单制、法令委托、民间补缺等,各自的适用范围、优势、缺点又各不相同。
(4)治理工具运行的民主性。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与政策工具分析引言:环境政策是各国政府的重点领域,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政策方面也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变。
本文将概述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过程,并深入分析各类政策工具的特点、实施效果及局限性,为未来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政策逐渐走上正轨。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环境政策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变。
(1)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推行一系列针对工业污染的防控措施。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开始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等。
(3)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强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如“可持续发展战略”、“节能减排”等。
中国环境政策在演变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政策工具,包括环保法律、环保税、生态补偿机制等。
下面我们就这些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和局限性进行分析。
(1)环保法律: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环保法律的执行力度仍需加强,部分企业存在违法排污现象。
(2)环保税:中国政府于2018年实施了环保税制度,通过征收环保税,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防控。
然而,环保税的实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如税收征收的成本较高,对部分企业造成负担。
(3)生态补偿机制:中国政府在生态保护方面逐步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通过采取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
然而,生态补偿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补偿标准不清晰、实施难度大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政策工具视角下社区治理政策文本计量分析引言社区治理是指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解决社区内问题的过程和机制。
在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中,社区治理被提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政策文本是研究社区治理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将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数量化的分析,以揭示政策工具视角下社区治理政策的特点和规律,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一、社区治理政策的理论框架二、社区治理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方法社区治理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是指通过数量化的方式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以便发现政策文本中的模式和规律。
主要的计量分析方法包括文本频次分析、主题词提取、语义网络分析等。
文本频次分析是指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统计,以发现政策文本中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主题词提取是指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政策文本进行主题词提取,以揭示政策文本的主题结构和关联性;语义网络分析是指通过构建政策文本的语义网络,以展现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权重。
通过这些计量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系统地揭示政策文本中的信息结构和内在规律,为政策分析和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三、案例分析:以某地社区治理政策为例为了具体展示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方法,本文选取了某地社区治理政策进行了案例分析。
选取的政策文本包括了一系列关于社区治理的文件和法规,我们将通过文本频次分析、主题词提取和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1.文本频次分析我们对政策文本进行了词频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等词出现频次较高,说明这些概念在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民健康”、“精神文明”等词汇也频繁出现,表明政策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全民健康。
2.主题词提取3.语义网络分析我们构建了政策文本的语义网络,以展现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和权重。
通过对语义网络的分析,我们发现“社区服务”与“社会组织”、“居民自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表明政策主要在社区服务和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政策安排。
89国内刊号 C N 61-1499/C 2020年03月(下)咨政论坛冯国利(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浙江诸暨 311800)摘 要:阳明心学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可以将其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王阳明担任地方官期间,以其心学思想为观照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且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若能结合当今基层实际,将阳明心学观照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加强基层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妥善处理日常矛盾和纠纷等,均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一、王阳明基层治理思想研究述评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心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其心学思想的精髓。
在其心学思想的观照之下,王阳明无论在平定地方叛乱还是乡村社会治理对策上都有独到的建树。
在明中叶基层社会面临失范的背景下,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进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秩序,王阳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为基层社会的和谐安定提供了许多治理良策,大大提升了百姓的自我管理能力。
特别是在正德十一年(1512年),王阳明受命巡抚南赣,开始了其南赣剿匪与社区治理。
在此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造就了其南赣社区治理的独特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良治与善治。
目前,学界有关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及实践路径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总体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本身的思想内涵和特征;另一类是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路径及所取得的社会成效。
如倪敬慈撰写的《王阳明的乡治思想和实践研究》、简聃撰写的《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张帅撰写的《王阳明的格物思想与南赣治理实践研究》等文章,都比较具体地研究了王阳明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
然而,从这些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其研究重点主要还是停留在对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梳理及归纳总结的阶段,没有明确定位其心学思想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贵州师范大学的王雅克等学者撰写的《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贵阳学院的任健教授撰写的《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之特质及启示》[2]等文章,都只是以《南赣乡约》为例阐述了王阳明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的具体特色。
社会治理文件社会治理文件指的是国家、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针对社会治理工作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行动方案。
这些文件旨在规范社会行为,提高社会管理效率,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本文将针对社会治理文件的重要性、影响因素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社会治理文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
社会治理文件制定不仅涉及到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也包含了对社会各界的调动和组织,以及对公众意见的征求和回应。
制定文件过程中的各种筹备和协调工作,反映了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社会治理文件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社会治理文件包括法规、行政规章、政策文件、指导意见等,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通过制定和实施这些文件,可以规范社会行为,引导公众健康理性的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最后,社会治理文件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载体。
社会治理文件的制定内容包括了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明确,对社会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落实措施的规定,对公众服务的要求和要求的服务内容等。
这些文件在实际工作中有助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好地了解公众需求和民意,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2. 影响社会治理文件制定的因素在制定社会治理文件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其制定效果。
主要因素如下:1)社会环境与公众需求。
社会治理文件的制定离不开社会环境和公众需求的反映和满足。
政府需要通过了解社会现状和民情民意,制定更合理、更实用的社会治理文件。
2)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思路和能力。
治理文件的制定过程需要决策者和研究者具备思考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如果治理文件制定人员思路狭窄,缺乏前瞻性,将很难满足公众需求,影响治理效果。
3)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
社会治理文件的制定需要周密的制度设计,包括法律制度、政策制度、组织结构制度等方面的配合。
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会影响治理文件效果的发挥。
4)实际的治理行动。
任何一种治理文本都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实际治理行动的成果和效果是检验治理文件是否有效的核心内容。
成都市2021级高中毕业班第二次诊断性检测语文(答案在最后)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籍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答选择题时,必须使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3.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4.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5.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村志是以村为单位,全面记述其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述,是别具特色的记述体裁,生动体现了乡村发展历史和村落文化丰富内涵。
村志编纂具有悠久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正式意义上第一部村志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村志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区的村志开始编纂。
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村志编纂兴起。
20世纪80年代,《山城子村志》《常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编纂、出版;90年代,村志编纂持续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跨越提升;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指导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庄(社区)编修地方志”,并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村志编纂发展迅猛。
村志虽小,“五脏俱全”。
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像,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精准判断选择题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材料一:在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漫长产业链上,生产、流通、储存、加工以及消费各个环节都会造成损失浪费。
如何保障储粮安全,始终是粮食科技领域的重要课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始终以绿色储粮、节能增效、质量安全和品质保鲜为目标,加强粮食储藏“四合一技术”即智能机械通风、计算机粮情检测、低剂量环流熏蒸、高效谷物冷却四项技术及其集成创新。
该技术有效消除了陈化粮问题,并将储粮损耗率从4%降到1%以内,储粮化学药剂施用量减少80%。
针对粮食库存检查耗时耗力耗资和日常保管效率低的问题,粮情动态云图分析软件系统通过导入粮情数据信息,快速生成直观的粮情动态云图,可实现对空仓、半仓、新入粮、发热、结露、霉变、突变等储粮模态进行实时快速扫描和自动辨识,为发现库存粮食异动、局部发热、霉变等现象提供预警报告信息,预报预警准确率达80%以上,同时还可预测未来21天储粮状态及变化趋势,实现对储粮全过程动态数量监管和粮食日常质量安全管理。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浪费等于建设无形良田,相当于“绿色增产”,对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意义重大。
当前,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兴未艾,新技术在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领域的落地应用,也必将进一步提升全行业的科技储粮、科技管粮水平,为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科技动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9月17日) 材料二:湖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邱燕燕介绍,根据区域特点,因仓制宜,采取国际先进的无线电子测温系统,极大提高了储粮管理的科技含量,实现了恒温恒湿、绿色储粮,粮食损耗率降至考核标准内,工作量只有传统储粮管理的10%。
整个粮食库区全面实现WiFi 覆盖,方便了公司各类信息化业务使用。
每栋仓库拥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随时了解掌握该栋仓内的实时粮情。
据统计,从2013年至今,衡阳市共有14家企业争取了中央财政对建仓项目的扶持,新增仓容约80万吨。
新时代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和探索研究第一章:引言随着中国大陆的不断发展,社会治理成为各地政府日益重视的问题。
地方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新时代下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和探索研究也成为了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领域。
本文旨在探讨新时代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和探索研究。
第二章:新时代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多元化:新时代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多元化表现在治理方式和治理对象上,既包括传统治理方式,如行政管理、执法、公共服务、民间自治等,也包括现代化的信息化治理方式。
2. 统筹协调:新时代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把各种力量汇聚起来,协商、协调、合作、共建,形成治理合力。
各部门之间、各利益主体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形成利益联盟,实现统筹协调。
3. 精细化:新时代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要求治理精细化。
通过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进一步明确社会治理对象及其特征,完善对社会治理对象的研究,用科学的、符合规律的研究方法,使治理行动更为优化精准。
4. 公众参与:新时代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强化了公众参与。
公众的意见、建议、参与对治理效果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广泛协商、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第三章: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探索1. 信息化社会治理:信息化社会治理紧密结合了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社会治理,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
2. 大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地方政府鼓励大众创新、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积极引导社会创新经济的发展,像小城镇的孵化器、科技园区等创业孵化平台,鼓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3. 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不仅增强了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
4. 智慧城市建设:地方政府推行智慧城市建设,用新型的城市管理手段,将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智能化,并实现城市管理和服务的精细化和人性化。
政策工具视角下社区治理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在区域内进行协商、协作、治理,达到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一种综合性社区管理模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社区治理成为了保障城市社会稳定、增进居民福利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采用政策分析的视角,对多份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计量分析,探究社区治理政策制定中所采用的具有指导作用的政策工具。
一、政策文本选材和数据分析方法本文选取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纪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治理条例》等多份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文件作为分析样本,采用文本计算机分析软件MAXQDA将这些政策文件进行语义编码,以便比较不同文件中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和特点。
二、政策工具的分析1.正式规章制度正式规章制度是政策制定中最常见的工具之一。
在社区治理的政策文件中,正式规章制度是一个重要工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治理条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条例和政策。
正式规章制度具有权威性、约束力强的特点,可以明确规定社区治理的组织形式、职责分工等,为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提供有力的法规支持。
2.政策性文件政策性文件也是政策制定中常见的工具。
在社区治理的政策文件中,政策性文件主要是指指导性文件和行动计划等政策性文件。
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具有政策导向性和指导性,对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财政支持财政支持是政策制定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政策工具之一。
在社区治理的政策文件中,财政支持作为政策工具也非常常见。
例如,政府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建设和开展,如投入一定的财政资金、提供税收和财务政策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财务支撑。
4.品牌策略品牌策略也是社区治理政策制定中比较重要的手段之一。
幻灯片1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主编幻灯片2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公共政策分析第5章政策系统:政策工具幻灯片3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公共政策分析5.1 政策工具概述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
在执行政策时,选用何种政策工具以及用哪一种标准来评价该政策工具的效果,对政府能否达成既定政策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
幻灯片4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公共政策分析5.1 政策工具概述5.1.1 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工具研究的盛行的原因:首先,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学术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刺激了更多的学者投身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因此,推动了对政策工具的研究。
其次,这是政策执行的现实需要。
由于政策工具研究致力于如何把一个简单但却难以回答的社会问题解决好,因此,根据政策目标和途径来进行思考使政策工具研究为公共管理做出了实际贡献。
最后,解决政策失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发展一门政策工具理论并将它付诸实践,因此工具研究途径的倡导者长期以来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
幻灯片5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公共政策分析5.1 政策工具概述5.1.2 政策工具的内涵与分类1.政策工具的内涵政策工具是指:人们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2.政策工具的分类我们将政策工具分为三大类,即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
市场化工具指的是,政府利用市场这一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来达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目的的具体方式,民营化、用者付费、管制与放松管制、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都可以用来帮助政府达成政策目标。
工商管理技术是把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借鉴到公共部门中来,吸取有效经验达成政府的政策目标,它包括战略管理技术、绩效管理技术、顾客导向技术、目标管理技术、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标杆管理技术和企业流程再造技术等。
社会化手段是指政府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在一种互动的基础上来实现政策目标,如社区治理、个人与家庭、志愿者组织、公私伙伴关系等。
网络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研究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网络舆情分析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管理者的重要工具,对于理解和应对社会事件、舆论导向以及公众情绪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网络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方法与技术以及应用案例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网络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网络舆情分析是指对网络上涌现的言论、观点、情感等进行系统、全面分析和评价的一种方法。
社会治理是指通过行政管理、法律、经济手段等手段,对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的过程。
网络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首先,网络舆情分析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信息支持。
通过对舆情数据的分析,政府可以及时了解社会事件的动态,掌握公众舆论的动向,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
其次,网络舆情分析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及时应对危机事件。
在爆发突发事件或危机时,通过对网络舆情的分析,可以迅速了解公众的反应和情绪,从而及时采取措施,减少事件的影响。
最后,网络舆情分析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风向标。
通过持续监测和分析网络舆情,可以了解公众对不同问题的态度,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二、网络舆情分析的方法与技术网络舆情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多种多样,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特点进行选择。
首先,文本挖掘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海量的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提取其中的关键信息和规律。
其次,情感分析是网络舆情分析的重要手段。
情感分析可以识别文本中的情感倾向,例如正面、负面、中性等,并进一步分析情感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再次,社交网络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和关系网络用户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可以揭示社会网络中的舆论传播路径和影响力结构。
最后,时间序列分析是对舆情数据进行长时段变化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舆情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变化。
三、网络舆情分析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案例网络舆情分析在社会治理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治理转型视域下我国地方政府效能评价研究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与任务,这也标志着我国政府治理转型将步入新阶段。
治理转型所蕴含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处于治理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效能评价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价,也有别于传统治理模式下的政绩考核评价模式。
对治理转型及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有一个精准的现实认定,并基于这个现实认定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地方政府效能评价体系,是保证地方政府效能评价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逻辑起点,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构建一个与治理转型相契合的地方政府效能评价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对政府效能评价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政府效能评价在政府治理及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作用;然后从应然层面对我国治理转型意蕴——时代背景和战略目标——进行阐述,并对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治理转型对政府效能评价的客观需求以及治理转型为地方政府效能评价提供的现实基础。
在应然需求分析之后,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效能评价的政策文本进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以求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地方政府效能评价的实然状态。
基于上述三个部分的现实认定分析,第四部分在学理依据和基本前提假定论述基础上,阐释了与治理转型相契合的地方政府效能评价体系的基本思路、内容要素和指标体系,即基于地方政府效能评价实践的“初始状态”与“理想状态”,结合治理转型时期的“约束条件”来重新阐释与分析为什么评价(评价基本定位与价值取向)、评价什么(评价内容与指标体系)、谁来评价(评价主体)、如何评价(评价方法)这一分析架构。
在这一分析思路上,构建与治理转型相契合的地方政府效能评价分析框架,并具体阐释分析框架的要素结构与内容,依据内容要素框架从理论上构建地方政府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隶属度分析和相关分析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中国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乘数效应,数据要素投入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长期增长,因此要重视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合理挖掘数据资源、提高数据利用效率。
自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提出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2023年10月25日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又称“数据二十条”)发布;2024年1月4日《“数据要素X”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印发实施。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发布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各自资源优势和发展情况,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制定了具体的政策任务安排与布局,2024年1月11—14日,江苏等七省数据局密集挂牌。
基于此,为了深入掌握各地政策制定情况,进一步明确政策措施分布特点,本文通过建立政策措施工具—数字要素价值的实现途径二维框架,对各省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市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依据。
通过对数据要素市场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目前有关数据要素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建议和市场体系优化,许多研究仅限于宏观经济总结、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不足等提出一般性建议,没有对政策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大部分研究对象主要从国家角度对数据市场的建设进行分析,对于省级政策展开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本文以省级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数据要素市场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李清蕾袁峰〔内容提要〕为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各省相继推出数据要素市场政策。
本文以省级数据要素市场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政策工具—数据要素价值实现二维分析框架,将我国31个省(区、市)分成4个梯队,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各梯队数据要素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得出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政策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均、数据要素价值实现各环节连续性差、不同省(区、市)梯队之间发展情况存在差异等问题,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加强政策工具体系的平衡性、重视数据要素价值实现各环节的连续性、兼顾各梯队统筹协调与特色发展同步等建议。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作者:衡霞谭振宇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03期摘; 要: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关键词:社会治理工具;文本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无论是中央决策层,还是地方执行层,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变革与创新,一直是最近10多年来政府施政的主要议题之一”。
[1]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并且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然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并不等同于社会治理体制和路径的创新,因为分散、不系统、非理性的工具选择逻辑将会影响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逻辑由政府单一控制向政社互动的调适性合作转变,社会治理工具也从引导性和强制性工具为主向以自愿性和调适性工具为主转变。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性,不同区域的社会治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模式不同也使得治理工具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政府主导下的公民参与模式仍然是多数地方的主流。
面向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正在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社会治理工具体系与承擔主体也必然会不断创新。
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是:在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渐增与政府职能扩张性受限的矛盾下[2],对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理性审视使得社会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何以可能又何以可为?对此,笔者构建了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理性审视的解释框架(见图1)。
首先,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渐增与政府职能扩张性受限的矛盾催生了社会治理权力的共享[3],继而使得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理性选择成为可能。
在权力维度上,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增加暗含着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权力的呼唤,这带有一种朦胧的赋权色彩,而政府职能的扩张性受限意味着政府主动回应了其他主体赋权的要求并将社会治理权向外释放。
在两者围绕社会治理权的收放互动中,社会治理权的共享应运而生。
共享社会治理权只是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目标的权力分配基础,它更需要在社会治理行动中开展合作以及在权力建设上加以制度化,继而形成共享社会治理权力基础上的动态运行结构与静态制度结构。
结构化的权力具备更强的行动力,也需要更为精细高效的治理工具与其匹配,这便把社会治理工具的理性选择同社会治理权力结构联结起来,使得社会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其次,建立在共享社会权力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结构是社会治理权力结构的外显,这使得对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实践特性的掌握能够洞悉社会治理权力的分配、运行与建设逻辑,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目标。
二、样本选择与分析框架构建1.样本选择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从而归纳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实践特性,回答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目标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等问题。
本文所用政府工作报告来自中国政府网上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汇编,选取具有法定效力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并且从方便进行空间维度的区域分析和时间维度的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①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省级行政单位随机抽样②,共抽取东中西各5个共15个省级行政单位,得到180篇政府工作报告,按照“区域—时期—顺序”③的原则对180份文件进行编号,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研究的政策文本库(见表1)。
2.分析框架构建自从社会治理概念提出之后,它被纳入治理话语中展开分析显得毫无争议,但从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独立性来看,学界对于社会治理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分岐的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以弱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独立性为逻辑起点,将社会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进行分析;另一种观点以强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独立性为逻辑起点,将社会自治视为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型。
从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是其理论基础,但它无法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吞噬与反噬的循环关系。
因此,继续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下沿着社会独立性的逻辑来解释社会治理的竞争性同社会治理工具所具备的总体性,以及社会治理工具选择上的多样性和组合性是互斥的。
为了化解这种矛盾,一种建立在总体性与合作性[4]上的社会治理工具选择分析模型的建构显得尤为必要。
建构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分析模型的基础是承认社会治理的善治特性与广义社会特性。
在善治视阈下的社会治理概念弥合了前述“国家—社会”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内在张力,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融合到社会治理中,并且它还暗含着强化社会治理目的性和弱化手段性的逻辑意蕴,承认了只要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善治”目标的手段都是社会治理工具的事实,丰富了社会治理工具的内容属性。
而在广义社会特性上,“就‘社会治理’概念的本质而言,尤其是当我们力图基于此类的基础概念去建构未来时,治理就是整个社会的治理。
”[5]这便证实了社会治理是一种带有浓厚社会底色的治理活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手段存在差异,丰富了社会治理工具的时空属性。
因此,本研究构建出社会治理工具类型上、区域上以及时间上的三维模型(见图2)。
(1)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的类型维度区分社会治理工具类型必须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
在价值理性上,“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公益’事业如何促进,另一个是‘公害’如何治理。
”[6]同时,社会治理也已经从“维稳”走向了“维权”。
如果说治理“公害”与“维稳”代表着社会治理过程的负向控制,其目的旨在解决社会问题,那么促进“公益”与“维权”便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正向激励,其目的旨在增进社会福祉。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价值维度上区分社会治理工具的两种标准:促进型与防控型。
在工具理性上,要做到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功能性。
[7]因而,可以从价值和工具两个维度将社会治理工具选择标准划分为:促进型、防控型、系统性、功能型。
相应地,社会治理工具类型也划分为:系统促进型协同工具、功能促进型服务工具、系统防控型管理工具和功能防控型自治工具。
每一种工具类型中又包括多种具体的治理手段。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隶属于这四大类的治理工具的具体手段进行归纳(见表2),这也是下文对12年来15个省份政府工作报告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
(2)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的区域维度由于上述社会治理工具的类型划分并不是完全互斥的,工具种类也没有完全穷尽,并且无法完全展示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理性选择治理工具的行为特点,因此,本文引入第二个维度(空间分布)来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治理工具选择行为特征和使用特点。
周雪光认为,在中国政体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个矛盾,那就是“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8]。
这种央地之间在管辖权与治理权上的矛盾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与次级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次级国家治理单位之间的区域差异性。
因此,对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工具的理性选择行为、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进行分析,有利于摸清地方政府在权威体制下解决地方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和调节央地关系这一内在矛盾的规律。
故本文將从东、中、西三个区域来探究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行为、过程、结果的差异。
(3)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的时间维度如前所述,社会治理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底色的治理活动,社会底色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治理活动的变迁,继而导致不同社会变迁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工具变迁。
如张康之从宏观的历史叙事中解构了社会变化的阶段,并认为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社会治理模式也经历了统治型向管理型再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
[9]当然,在此无须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寻找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变迁规律,但是也必须抓住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演进路径。
对此,本文将从“十一五”到“十三五”这段时期来考察这一理性选择过程的变化规律。
三、研究实施与研究结果分析1.文本编码由于本文所选政府工作报告共计180份,因此在使用Nvivo﹒11时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方法来编码。
首先根据与主题相关的理论探讨确定编码节点,即“协同工具”“服务工具”“管理工具”“自治工具”;再在树节点下根据隶属的具体工具类型建立子节点;然后采用逐行编码的方式将反映社会治理工具的文本(包括词语或句子)设为参考点,再将其分级分类编入到子节点和树节点中,形成一个“树节点—子节点—参考点”的编码结构。
在编码过程中,为了提升信度,“当某一原始信息能够代表多个节点时,要回到文本语境对关键词进行语意判断”[10]。
另外,本文参考刘世闵和李志伟的研究成果,用两个研究者的“百分比同意度”来测量信度,即两位研究者相互同意的编码数量/相互同意+相互不同意编码数量,若百分比同意度高于70%④,则视为具有较高信度。
[11]2.参照点数及其比率统计研究所选取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全部完成编码后,可以计算出各节点占总编码的比率,该比率反映了参考点数与总参考点数的比值,参考点越多,其比率就越大,信息也就披露的更充分,对与之相应的社会治理工具的选择偏好就越强,反之亦然。
从内容维度来看,管理工具的选择比例最高,自治工具的作用发挥得不太理想(见表3)。
从时间维度的总参考点数及比率来看,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的总参考点数要高,而且每个五年计划阶段里,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趋势基本一致(见表4),但管理工具的选择比率整体下降,而其他三种工具的使用率明显上升(“十三五”时期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