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不起诉制度初探(1)
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者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刑事诉讼不起诉制度立法缺陷完善意见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概念的再认识
在新刑诉法颁布了四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一些实际部门
的同志仍认为不起诉制度里的“有罪不诉”与免予起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正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并非少数，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和概念。
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也拥有自由裁量权，它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对于免予起诉制度所含有的裁量主义的功效，无论学术界、立法机关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持肯定态度。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期间，立法机关采纳了关于取消这一制度的立法建议，同时将其部分纳入不起诉范围，使其所包含的起诉裁量的精神得以通过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得到发挥。
应当看到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
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
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即判力的法律效力。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刑诉法第142条第1款第2款、第140条第4款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不起诉的概念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刑事不起诉的价值所在
法律的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的法律内涵的应有的价值因素的认识，是法律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种价值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工具性价值，二是精神价值。前者指法是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后者指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
的秩序、条件和规则的意识，是一种社会化了的理性和理智的法需求。简言之，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不起诉的法律价值，应指其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中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价值与刑事诉讼的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学术界关于刑事诉讼的价值存在着诸多争论，甚至在具体操作时，还有价值冲突。那么，不起诉制度究竟价值何在首先，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其次，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第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
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
应该承认和肯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扩大不起诉范围，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这种不足既表现于不起诉适用条件的缺陷，也反映于不起诉制度中公诉转自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
、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
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不起诉案件转诉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法律关系冲突和矛盾。
1、被害人的自诉权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冲突。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无论是绝对的或是存疑的、或相对的，客观上实际承认了犯罪嫌疑人不再处于被追究的地位。据此，按照刑诉法第143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立即释放，使其重归社会享有自由之身。但是由于对犯罪嫌疑人不起诉决定法律赋予被害人向人民法院的起诉权，这使得公诉转自诉后，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到法庭决定受理被害人自诉案件这一段时间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首先，犯罪嫌疑人人身仍处于一种被追究被起诉的地位，仍有被人民法院传唤出庭受审的可能。其此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所受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被追究、被起诉，其原则上不能离开居住地、不能外出，这必然在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其自由活动。就此而言，赋予被害人自诉权虽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但是被害人在享有自诉权的同时却也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两者权益对抗的格局。
2、被害人的起诉权与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矛盾。
赋予被害人自诉权，以自诉制约不诉，于防止裁量权滥
用有利。但凡事均有利弊，凡事均应“二分法”来看待、评断。刑诉法第3条、第136条分别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由此不难看出，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向法院行使起诉权，实质上代替了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分割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权。这不仅与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相矛盾，还与公诉案件的起诉权归属的法理相违背。尽管自诉权与公诉权在主观上都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权惩罚犯罪，可客观上检察权与自诉权在案件性质认定上已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讲，被害人行使自诉权是单方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放纵犯罪。
四、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的一些建议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笔者认为，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第一、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第二、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
借鉴并确立准起诉制度，在相互冲突的价值间保持适当平衡。
也就是说对于被害人等就检察官不起诉决定不服的申请，法院需要进行审查后裁定是否起诉，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对待的态度，也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适当尊重。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服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不仅包括裁量不起诉的案件，也包括法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对于裁量不起诉案件，如果检察机关的裁量合法合理，则与法律赋予其自由裁量权的意图相一致，没有必要由审判机关加以否定，审判机关可以加以否定的应当只是不起诉确有不当的案件；对于后两类案件，如果确实存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所列诸情形之一或者证据确实不足，启动审判程序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徒增讼累。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借鉴日本的立法例，
在被害人就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救济制度中增设过滤机制，即被害人不能直接提起自诉，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不当的，应当由法院指定律师或者批准由被害人委托的律师担当公诉，检察机关应当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和必要的诉讼材料移交法院；对于不起诉决定适当的，法院应当以裁定驳回申请，对于这一裁定，被害人可以进一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这一程序设置有利于实现在审查起诉中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意图，也可以对不适当的不起诉决定加以制约，有利于自由裁量中冲突价值的平衡。
我国不起诉制度包括三种具体的不起诉类型：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是在废除免予起诉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不起诉类型。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将该款规定与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相比，条文的文字表述没有太大变化：除将“可以免予起诉”修改为“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只是新增加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定性规定。或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尽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近四年之久，一些地区的司法实践部门，错将酌定不起诉混同于免予起诉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酌定不起诉决定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前提条件的，且人民检察院在不起诉决定书中往往引用明确的刑法条文，因此，一些部门望文生义，将酌定不起诉决定视为有罪的法律认定，并基于此种错误认识，将已作酌定不起诉处理的公民作为有罪之人对待，给被酌定不起诉人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种种不便。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并澄清酌定不起诉决定的实体法律效力问题。正确认识酌定不起诉的实体法律效力，首先应当从我国96年刑事诉讼法废除免予起诉制度谈起。免予起诉制度是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制度。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清楚地阐述了修改案废止免予起诉制度的原因：“免予起诉，是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分子，定罪但不予起诉的一项制度。免予起诉制度对于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对轻微案件及时结案，发挥了一定作用。问题是，1.不经法院审判程序就定有罪，不符合法制的原则；2.实践中，对有些无罪的人决定免予起诉，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有些依法应当判刑的，却给予免予起诉。经与各方面反复研究，草案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起诉，不再使用免予起诉”。可见，人民检察院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与免予起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再具有确定有罪的实体法律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条法律规定确立了下述法治基本原则：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确定有罪的权力；除非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否则，不得对任何公民确定有罪。基于此项原则，由于人民检察院已作不起诉（包括酌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没有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因此，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任何不起诉决定都不可能具有确定有罪的法律效力。确实，在起诉活动中，人民检察院必须对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进行审查，但是，这种审查只具有程序意义，属于控诉机关行使检察权的诉讼活动；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确定嫌疑人有罪，则应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是否有罪的判决。就酌定不起诉而言，尽管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必须具备第142条第2款所规定的条件，但是，由于酌定不起诉决定终止了刑事追诉活动而不再将嫌疑人提交法院审判，因此，就法律性质而言，酌定不起诉的决定是一个程序性决定，是一个不再将案件交付法院审判的决定，其法律效力相当于一个无罪判决，即同无罪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此，有必要对作为酌定不起诉前提条件的“犯罪情节轻微”予以科学的解释。诉讼法学界普遍承认，达到法定起诉条件是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如果案件尚未达到起诉条件，检察机关不得作出酌定不起诉，而应当作出法定不起诉或证据不足不起诉。因此，对142条第2款“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必须同起诉条件联系起来。我国立法对起诉条件要求较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在这里，我国立法同样采用了“犯罪事实”的表述方式，但其实质含义却是“人民检察院根据现有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从立法风格看，第142条第2款“犯罪情节轻微”中的“犯罪”亦应作类似的解释。即，此处的“犯罪”，只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单方认识，由此只能产生一种程序性权利（人民检察院据此享有对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因而具有了起诉与不起诉的裁量空间），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一般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前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如果说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我们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构建有影响的话，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为什么十年动乱之后，作为国家颁布的七部法律里，最重要的刑法和刑诉法，为什么这么快能够出来，就是文革的前30年的基础。 二是我们前30年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小平同志提出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新中国的法治史上有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那就是彭真同志。刑法和刑诉法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起草的，现行的基本思想都是他最后敲定的。 79年的刑事诉讼法有一些时代的烙印，有一些中国的特色，这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制度，也影响着这次正在进行的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我们现在诉讼制度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第一就特征，是借鉴了十年动乱之后，为什么第一批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制定出来的经验，重要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第二个特征，是如何看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在国家公权力行使方面，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办案机制，公安司法机关实行分工配合，互相制约。 第四个特征，是如何看待被告人，如何看待辩护人。 第五个特征，主要反映在我们对客观案件事实查明的要求上，或者说是在我们证据的标准上。 第二阶段是96年对刑事诉讼法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修改可以从两方面来描述，一个是立法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健全了我们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增加了三个重要原则；一个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查权、检察权，有点独立行使职权的意思。人民检察院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第三个成就，是强化了辩护制。除此之外，我们还改革了刑事审判程序，特别是把审判的程序吸收进来了。我们的起诉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针对公检法和侦查起诉阶段，各自解决了一个96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且为此立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就是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第二是扩大了拘留的对象，延长了拘留的时间。另外我们还改革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制度。第三，在上一个五年规划，刑诉法再修改进入了立法规划，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修改立法，和上次相比而言，一个是关于立法的背景，一个是关注的热点问题。 立法的背景方面，和96年刑诉法修改相比而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治也在不断的健全。在96年修改刑诉法之后，我们加入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其中一个现在已经完全批准了，另一个正在批准之中。这两个人权公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意义重大。 热点问题，尽管现在刑事诉讼法动静不大，但是上一个五年计划，经过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努力，把要改的问题都心中有数了。第一是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问题，要不要有沉默权和反对自我规制的权利，要不要取消讯问应如实回答的规定。第二是强化律师的作用，这个很多，会见权、阅卷权等，大家可以看看已经有的律师法。第三就是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杜绝非法取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1月1日实施至今，从中得到了贯彻和有效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原刑事诉讼法出现的问题，引起国际国内社会的良好反应，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这次修改是成功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少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并逐步克服和改进。我们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参考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发现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
不起诉意见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我接受犯罪嫌疑人白xx亲属的委托，并经北京市汉威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故意伤害罪案中犯罪嫌疑人白xx的辩护人；本辩护人通过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对案情有了基本的了解，认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嫌疑人白xx故意伤害罪一案无论从事实、法律上分析，白xx构成该罪均不能成立。为协助检察机关处理好本案，特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我们的辩护意见如下供贵院参考： 建议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对白xx故意伤害罪一案做出不起诉决定。 事实和理由： xx、xxx、白xx等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已进入贵院审查起诉阶段。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白xx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悔罪明显，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具有免除刑罚的情形，故特向贵院提出酌定不起诉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白xx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具有刑法所规定的免除刑罚的情形，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白xx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1.从犯罪动机上看，白xx的犯罪动机并不恶劣。 11月16日案发当晚，白xx在看到xxx因与人发生口角被人追打跑回包间里，为了保护朋友、同事的安全而出去查看，做出了一些针对被害人的举动，从犯罪动机上来说，白xx并非要对被害人进行伤害而积极参与其中，而是因为当时朋友、同事挨打，感到气愤、面子下不来等原因才卷入了该起犯罪之中，其犯罪动机并不恶劣。 2.从主观方面上看，白xx的主观恶意并不深。 在该案其他嫌疑人冲出饭店对被害人进行殴打之时，白xx只是跟在xxx、xxx等人后面观察情况，当时并没有伤害对方之意也未动手殴打对方，当时双发相互扭打之时看到对方有一个人径直向他冲过来，以为要打他，出于自卫的心理将来人摔倒，并无施以拳脚的行为，这一事实可以反应出其内心并非要积极追求对被害人施加暴力，且其无前科，系初犯、偶犯，其主观恶性极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3.从犯罪方式看，白xx的犯罪方式并非残忍，显著轻微。 白xx将被害人摔倒的行为是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的动作，力量有限，并无伤害之意且无伤害后果，后来在警察已在现场，对方态度嚣张，且言语不当出于义愤当着警察的面而打了被害人一个耳光，也未造成身体伤害后果，白xx的行为方式并非残忍，显著轻微。 4.从因果关系看，白xx对被害人的行为并非造成三名被害人轻伤直接原因。 在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的过程中，本案的另一主犯xxx冲在最前，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_调研报 告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四款及第142条对不起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有从严要求，加上受免予起诉权被取消的影响，一些基层检察院没有敢于大胆地行使这一权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把很明显的不起诉案件也交付法庭审判，造成无罪判决案件和免于刑事处分案件增多，这于经济诉讼法则很不利，也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 怎样看待不起诉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不难归纳出，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所谓不起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后作出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鉴于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将其交付审判和处以刑罚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目的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权衡利弊后有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原来的免予起诉权； 2、经过侦查认为确实不构成犯罪而作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权； 3、人民检察院经过认真审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决定暂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而作不起诉决定的职权。 不起诉，实质上是人民检察院对依法不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不需要追究或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依法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因此，它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
【摘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实践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同时他体现的人性化的司法理念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相互交融，在刑事诉讼中设计出比较完备的附条件不起诉的方法和程序，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述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旦有越轨行为就会被贴上违法犯罪标签，不仅行为人会被社会视为异类，行为人的‘自我’概念也会产生戏剧性的变化而直接往社会所认定的标记走（逆反心理），最终愈演愈烈成为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人。［1］为了克服犯罪学上所谓的“标签效应”给被指控人（尤其是轻罪犯罪行为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各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和一些制度构建发生了某些转向。具体而论，微罪处分、中间处分、附条件不起诉、起诉犹豫、缓刑和假释等都是其转向的具体体现。然而，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因拥有自身的特点，在预防犯罪和矫治犯罪，以及化解刑事纠纷等方面能够发挥出较大的作用，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含义及其特征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公诉机关对符合提起公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涉嫌犯罪事实和人身危险性的情况，认为可以暂时不予起诉的，而对其施加强制命令和行为规则，若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间内履行义务，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的情形，期满届满就不再提起公诉的制度。［2］作为轻罪非犯罪化处理的一种起诉替代措施，附条件不起诉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轻微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谅解，维持社区安宁和社会稳定，集中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精神，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同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轻罪。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目的就是给那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且本人又有悔罪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避免因被贴上“犯罪标签”而带来的负面效果。（2）检察机关享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可以选择起诉也可以选择附条件的不起诉，行使自由裁量权。除了检察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3）附条件不起诉是附期限和附条件的，这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实质来说，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本身是构成犯罪的，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要件的，但是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等各种因素，而做出的暂时不予起诉的决定。（4）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不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只有在考察期间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检察机关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该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才具有与不起诉决定一样的效力，否则，检察机关将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刑事政策根据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附条件不起诉是在起诉便宜主义成为多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潮流的背景下，借鉴日本和德国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裁量主义，是指虽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但是检察机关斟酌各种情形后，有权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即检察机关对于起诉与否享有自由裁量权。起诉便宜主义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程序。自20世纪初期，起诉便宜主义已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并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立法，都不同程度地确认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起诉裁量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有权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根据个案犯罪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对犯罪行为人的矫正、对未然犯罪的预防等方面的考虑，最终裁量使一些犯罪案件不必流入审判程序。而附条件不起诉正是通过行使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起诉裁量权，使其能够通过不起诉决定适时地终结一些已经开始启动的诉讼程序，不仅是效益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实现正义。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的价值内涵，而且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核心精神遥相呼应，是对其在制度设计上的一次成功尝试。 所谓恢复性司法制度，简单来说，它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通过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解决犯罪发生后的实际问题。［4］而恢复性结果是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体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所受到的生活恢复常态，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犯罪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公共规则的违反或者对抽象的法道德秩序的侵犯，而应当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的损害，对社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对公共秩序的挑战，使犯罪的反应应当致力于减轻这种损害、威胁与挑战。［5］在犯罪发生后，经由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促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不起诉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
[实务] 如何正确理解《党纪处分条例》中的不起诉？(@纪检 干部要好好学点刑法） 读友问：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纪处分条例》中的不起诉？刘飞答：针对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决定和法院免予刑事处罚判决后，各地纪检机关党纪处分相差较大、影响党纪严肃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时对此予以规范、统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并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纪检机关在适用该款时，应注意检察机关不起诉有多种分别是：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四种。为正确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笔者对检察机关不起诉逐一介绍：一、相对不起诉（又称之为微罪不起诉），指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且犯罪情节轻微的不起诉。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2条第1款规定的检察机关不起诉，就是指相对不起诉。有两种情形适用于相对不起诉：一种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另一种是犯罪情节轻微、免除刑罚的，无论是哪一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后，纪检机关须注意：一、相对不起诉以犯罪情节轻微为条件，而不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二、纪律处分只需要考虑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生效时间，而不必考虑违纪行为发生时间。只要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生效时间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后，就无条件适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再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间。三是“犯罪情节轻微”不能等同于“违纪情节较轻”。违纪情节的判断，需要结合违纪构成要件，独立判断。如在相对不起诉的场合，可能存在多个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如贪污1万元、受贿1万、行贿1万），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23条规定的合并处理规则，反映出被审查人人身危险性大，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二、绝对不起诉（又称之为法定不起诉），指被不起诉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备《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虽构成犯罪但已过追诉时效、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的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绝对不起诉场合，纪律处分需要注意三点：一是被不起诉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不等同于被不起诉人（犯罪嫌疑人）没有违纪事实，被不起诉人是否有违纪事实，需要结合党规党纪及违纪构成要件独立判断，比如，被不起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一)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国家的立法规划；关于应当如何修改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早已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并就各项诉讼原则、制度及具体程序的设计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本文不揣冒昧，拟通过分析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中呈现出的规律性，就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略陈管见。 一 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尽管程度不同，却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刑事诉讼的实践表明，过分偏重案件实体或对犯罪的惩罚，或者过分关注被告人的人权而置其他利益于不顾，都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鉴于此，世界各国均不断地调整本国刑事程序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价值目标，以求在协调两者利益的冲突中谋求更多的利益。譬如，美国实行排除规则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然而，由于实行该规则，使许多罪犯因证据收集程序不合法而被无罪释放，这就极大地抑制了刑事诉讼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功能。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在1984年对该规则增加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据此，虽然系非法收集，但只要起诉方可以证明即使没有非法收集，该证据最终也会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者虽然查明系非法收集，但在收集当时警察的行为是出于善意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从而大大限制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增强了刑事程序惩治犯罪的功能。联邦德国在50年代之前，原则上并不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在两个判例中强调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①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有的国家还在立法上明确设立条文予以规定。如日本刑诉法典第1 条就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目的旨在追求正当程序与实体真实、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2、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互融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要通过一定的诉讼构造来实现。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刑事诉讼构造上分别形成了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不过，由于两大法系国家均在不断地寻求刑事程序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故与此相适应，使得其各自的诉讼构造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对方构造的因素。即原来强调专门机关职权在控制犯罪方面的作用的国家，采取了一些限制国家司法权滥用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措施；而对专门机关职权作用重视不够的国家，则对发挥职权作用以更有效地追诉犯罪给予了关注。譬如，日本刑事程序原属大陆法系，“二战”后，其以美国刑事程序为样本，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以职权主义为补充的刑诉构造。意大利在“二战”后即开始关注对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引进，并于1988年颁布了以英美国家诉讼构造为范本重新设计的新刑诉法典。在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国家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的突出表现，是确认了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依赖权和沉默权，废止或大大弱化职权主义的预审程序以增强审判前程序中的当事人抗辩因素，弱化或废止卷宗移送主义；在审判程序中，日本、意大利均采取了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的方式，并以法官职权调查证据为补充，还采用了英美法中排斥传闻证据的法则，从而保障了被告一方询问证人权利。 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同样也有吸收职权主义因素的情形。依英美传统诉讼理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无严格区别，在制度上并没有侦查程序，庭审中法官也无需主动探明事实的
浅论不起诉制度 晓涛摘要: 国家公诉权包括起诉权和不起诉权，不起诉制度是国家公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概念、性质、适用围、意义，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研究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终止诉讼而不交付法院审判的处分决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后依法做出的处理结果之一，其性质是人民检察院对其认定的不应追究、不需要追究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一种诉讼处分。它的法律效力在于不将案件交
付人民法院审判，从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终止刑事诉讼。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不起诉决定意味着其行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 不起诉制度的性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检察机关依不起诉制度为职权作出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起诉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检察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检察机关自然依其职权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理决定，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即检察机关将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从《刑事诉讼法》第142条3款“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来理解，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但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行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是追诉权的放弃行使，其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生
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在刑事诉讼制度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在国际标准的作用下，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表现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开始相互吸收与接近，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与强化，日益追求诉讼效率等。顺应世界性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3月作了重大修改，在许多方面已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趋同。但是，由于受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结构、被告人地位、证据规则等方面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差距尚存。 ＊＊＊ 刑事司法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刑事司法经历了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的历程。可以说，刑事诉讼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也是刑事诉讼活动内在规律普遍化、全球化的历史。1996年3月17日，我国颁布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刑事司法标准下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客观定位，以及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
明确主攻方向。 一、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与世界性趋势 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系列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其突出表现在： （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
论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不起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 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独立性仍然较弱，与立法 精神、人民需求、立法追求等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理念、 客观情形、法律制度、司法主体等方面的不完善。剖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从 国外经验中引以为戒，我们竭力从多方面健全与重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不起诉；控审分离；人权；制约机制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 我们知道不起诉制度主要是检察院不起诉的行使。此处所说的刑事不起诉权，亦就狭义而言，就是指公诉机关认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抑或不适宜起诉的时候 不申请人民法院审理宣判而终止诉讼程序的权力。自从控诉和审判分离原则得以 确立，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控诉式诉讼制度，由此，现在意义的刑事公诉制产 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刑事公诉制度，包括刑事起诉制度与刑事不起诉制度。因而，虽然各国的不起诉制度形式各异，内容有别，但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刑 事不起诉制度。一个国家的是否科学以及健全的重要指针是其国内刑事不起诉制 度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合理。 二、我国不起诉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在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或者人民法院 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检察院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此种情形并不属《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须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六种情形之一，然而现有的法律程序却不能够 马上的来补救，检察院也只能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 的规定处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应通知立即释放。这时如果再行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种处理办法直接带来两个问题：（1）形成程序倒流，明知是无罪的人不能马上得到纠正，还其自由，而还要象皮球一样被踢回原处。（2）如果是本院自侦的案件纠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 的建议，不撤销案件，而将案件重新又移送给检察机关怎么办？据此引发的疑难 问题都无法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二）相对不起诉适用率过低 司法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上控制的非常严格，部分省的适用控制在一 个非常低非常稳定的数值，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 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客观上，缺乏一种有效的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 依据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很多国家的不起诉率远远高于我国。我们国家长期把 刑事诉讼法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在严打观念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很少关心起诉率、对犯罪嫌疑人教育挽救的问题。 （三）存疑不起诉的适用违背疑罪从无的精神 检察院是享有存疑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而且，退一步讲，依据刑事诉讼法 规定，这类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是起诉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应作出无罪判决，这里用“可以”一词显然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发展（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赵刚*海继锋**） 附条件不起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具体体现，从1992年起，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就开始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成效，虽然，仍面临众多的争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当前我们需要做的一项紧迫的工作是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对如何建构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立法建议和意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层面的附条件不起诉立法化，以推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建立和发展。 一、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探索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 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 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也被称为“暂缓起诉”或“暂缓不起诉”。我国部分基层检察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工作，出现了许多典型性的做法,其发展轨迹，根据掌握的资料，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探索时期和阶段。 （一）探索初创时时期。1992年初，XX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开始在个案中以“诉前考察”的形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展开探索，2000年，XX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2001年5月，XX市长安区检察院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被司法界一度视为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挽救手段。 （二）发展推广时期。2002年10月22日，XX市检察院出台《检察机关暂缓不起诉试行办法》，在这一办法的指引下，2003年，全国 *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检察长。 **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公诉处处长。 ①兰耀军：《论附条件不起诉》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
关于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中 其二，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不具备英美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在笔者看来，当事人主义之实质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主义庭审，二是当事人主义协商。当事人主义协商在英美法系主要表现为辩诉交易，中国并不存在这种协商式的当事人主义。至于当事人主义庭审主要是指对抗式的庭审模式，按照斯蒂芬·兰德斯曼(Stephan Landsman)的观点，其特征在于事实发现者中立与被动、当事人展示证据、法庭程序高度结构化。 [23]显然，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控辩双方不享有英美法系那样主导庭审的殊荣，法官远不被动，事实上也不够中立，更遑论有高度发达的证据规则与审判规则。尽管我们在1996年刑事诉讼立法中尝试了控辩双方的举证，但实证研究显示，这种当事人举证缺乏对抗性——单方举证而非双方举证，控方举证而非辩方举证，正面举证而无反方质证，控方举证在形式上只是宣读先前的书面材料而不是口头言辞的举证，在内容上只是简单概括列举式而不是全面详细的问答式举证。尤其是，交叉询问这一对抗式审判精髓，在中国庭审中极
为少见。对于他方证人，除了对书面证言偶有异议外，几乎未有对证人的攻击性询问从而无法产生对抗火花。 [24]在立法上，被追诉方作为可能的举证方却在证据收集手段方面极为匮乏，偶有收集却在实务中常冒有“伪证”之嫌。然而，实践中的法官却进行着大量的庭外阅卷和讨论工作。对抗制下当事人活动应具有的主导性、广泛性、充分性、事实性、中心性与集中性都未体现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相反，国家活动的主导性、广泛性、积极性通过控诉方、审判方活动而体现，审判决策通过但不唯一通过庭审而达致。这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定罪仪式，而非作为当事人双方主宰的竞争与游戏。另外，中国法庭审判乃至诉讼都有操作规范不够周密、可以变动的柔性面相。这些都使得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所增添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在中国实际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中几乎荡然无存。 其三，当下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也不是所谓的“混合式”。在笔者看来，所谓“混合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混合式”，即在纠问式的基础上，借鉴当事人主义而形成的现代职权主义，这一制度本身被法国人称为混合式， [25]且盛行于欧陆法系。另‘种为现代的“混合式”，即现代职权主义国家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吸收对抗制因素，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因素而形成。日本、意大利某种程度上即是实行第二
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论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 作者 学籍批次 学习中心层次专业指导教师北京奥鹏高起本法学
内容摘要 （中心思想）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我认为是对为什么要建立不起诉制度找到理论根据。其基础是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之存在及确立的起诉便宜主义原则, 起诉便宜主义是社会检讨绝对的报应观念，实施刑事追诉制度改革的结果，它以新派理论为原始根据，又与当代的诉讼理论相锲合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刑事政策的运用。 （调查情况及方法）查阅课本，相关书籍。 （调查结论）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高效、经济地开展刑事诉讼，也有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理论基础不起诉裁量权诉讼制度
目录 引言 (1) 一、不起诉制度概述 (4) (一)我国不起诉制度基本情况 (3) (二)不起诉制度之基本内容 (1) 二、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基础源于不起诉裁量权 (4) (一)不起诉裁量权是自由裁量权的一种 (1) (二)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1) (三)不起诉裁量权的概念和现状 (2) 三、不起诉裁量权及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 (20) (一) 公诉权和公诉制度的完整性 (2) (二) 起诉便宜主义的确立…………………………………………………………………… 4. (三) 非罪化以及刑罚的个别化、轻刑化原则 (3) (四) 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权衡 (6) (五) 不起诉权具有程序处分和实体处分的混合属性 (5) 四、总结 (1) 参考文献 (8)
论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 引言 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目前施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是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专有的诉讼权力，它是在原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免予起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十几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修改、完善而来的。重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代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这不仅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高效、经济地开展刑事诉讼，也有利于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基础源于不起诉裁量权，而不起诉裁量权是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在英美法系国家，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传统上固有的权力；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受到立法的严格限制。尽管如此，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仍是各国普遍的现象。因此，研究各国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的价值及其理论基础，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完善我国的相关机制，实现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概述 (一) 我国不起诉制度基本情况 在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关于不起诉制度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顾起诉便宜主义。这实际上是兼顾了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以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不起诉是公诉的组成部分，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不起诉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例如，绝对不起诉在过去的做法是以撤销案件来处理的，相对不起诉过去是以免予起诉处理的。而增设存疑不起诉，保留追诉权，即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如果有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检察机关仍可以起诉。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存在较大的争议，多数人认为检察机关免予起诉的决定职能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这样，赋予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这种定罪免诉的权力显然是行使了人民法院的职能，客观上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因此，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充分考虑了司法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取消了免予起诉，确立了相对不起诉，即赋予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权力。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就将原来可以适用免予起诉的对象纳入不起诉的范围，在原有的不起诉制度中增加新的内容，可见，不起诉内涵扩大了，形式更多元化了，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不起诉制度。 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独有的一项职权，体现了我国“区别对待”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其理论渊源是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公诉方依据法律的授权，基
×××人民检察院 不起诉决定书 ×检刑不诉[××××]×号 被不起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应当写明犯罪期间在何单位任何职）、住址（被不起诉人住址写居住地，如果户籍所在地与暂住地不一致的，应当写明户籍所在地和暂住地），是否受过刑事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时间、决定机关等。] （如系被不起诉单位，则写明名称、住所地等）。 辩护人……（写姓名、单位）。 本案由×××（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以被不起诉人×××涉嫌×××罪，于××××年×月×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如果是自侦案件，此处写“被不起诉人×××涉嫌×××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于××××年×月×日移送审查起诉或不起诉。”如果案件是其他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此次应当将指定管辖、移送单位以及移送时间等写清楚。） （如果案件曾经退回补充侦查，应当写明退回补充侦查的日期、次数以及再次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 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 …… 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的姓名）的上述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的姓名）不起诉。 被害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人民检察院 （院印） ××××年×月×日说明：这是绝对不起诉决定书使用的格式。 1.称谓的变化 旧格式在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中称“被告人”，在绝对不起诉决定书中称“被不起诉人”，在存疑不起诉决定书中则称“犯罪嫌疑人”。新不起诉决定书格式一律称为“被不起诉人”，且增加了对“被不起诉单位”的规定。如果是单位，即以“被不起诉单位”取代“被不起诉人”，写明名称和住所地。 2. 告知事项完备 凡是有被害人的案件，不要忘记申明被害人享有申诉权及起诉权。如果还需要告知被不起诉人的申诉权及起诉权，则应按被不起诉人、被害人的顺序分别写明。 3. 署名和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