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不起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
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独立性仍然较弱，与立法
精神、人民需求、立法追求等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理念、
客观情形、法律制度、司法主体等方面的不完善。剖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从
国外经验中引以为戒，我们竭力从多方面健全与重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不起诉；控审分离；人权；制约机制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
我们知道不起诉制度主要是检察院不起诉的行使。此处所说的刑事不起诉权，亦就狭义而言，就是指公诉机关认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抑或不适宜起诉的时候
不申请人民法院审理宣判而终止诉讼程序的权力。自从控诉和审判分离原则得以
确立，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控诉式诉讼制度，由此，现在意义的刑事公诉制产
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刑事公诉制度，包括刑事起诉制度与刑事不起诉制度。因而，虽然各国的不起诉制度形式各异，内容有别，但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刑
事不起诉制度。一个国家的是否科学以及健全的重要指针是其国内刑事不起诉制
度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合理。
二、我国不起诉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在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或者人民法院
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检察院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此种情形并不属《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须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六种情形之一，然而现有的法律程序却不能够
马上的来补救，检察院也只能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
的规定处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应通知立即释放。这时如果再行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种处理办法直接带来两个问题：（1）形成程序倒流，明知是无罪的人不能马上得到纠正，还其自由，而还要象皮球一样被踢回原处。（2）如果是本院自侦的案件纠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
的建议，不撤销案件，而将案件重新又移送给检察机关怎么办？据此引发的疑难
问题都无法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二）相对不起诉适用率过低
司法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上控制的非常严格，部分省的适用控制在一
个非常低非常稳定的数值，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
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客观上，缺乏一种有效的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
依据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很多国家的不起诉率远远高于我国。我们国家长期把
刑事诉讼法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在严打观念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很少关心起诉率、对犯罪嫌疑人教育挽救的问题。
（三）存疑不起诉的适用违背疑罪从无的精神
检察院是享有存疑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而且，退一步讲，依据刑事诉讼法
规定，这类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是起诉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应作出无罪判决，这里用“可以”一词显然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治国家一、行政诉讼的解读 何谓行政诉讼，笔者找寻许多行政诉讼方面的著述，只在不起眼的律考教材里面找到一处“行政诉讼”的定义：行政诉讼是法院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解决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①这一概念之所以难以概括和定义，其原因在于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千差万别，甚至在英美国家，并不存在行政诉讼的概念，而代之以司法复审，但差异的存在和概念的各异并不能否定行政诉讼制度的共性，通俗地讲，所谓行政诉讼，就是百姓口中的“民告官”。简单的三个字将行政诉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清晰地勾画出来了，那就是诉讼主体的一方是“民”、另一方是“官”，由这双方平等的“对簿公堂”。详加分析，可以看出行政诉讼的几个特点： 1、行政诉讼的司法性。行政诉讼与其他行政争议解决活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司法性。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它区别于调解、复议、仲裁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同样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得行政诉讼必须遵循司法活动内在的种种原则。而不能像行政活动那样采取“效率优先”的原则。 2、行政诉讼的诉讼主体恒定。和别的诉讼形式相比较，行政诉讼的原告永远是“民”，这里的“民”既可以是公民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组合形式——“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在行政诉讼被告席上的只能是行政机关、是政府、是“官”。虽然在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也可能出现在被告席上，但是那时候的行政机关是使用的自己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在行政诉讼中出现的行政机关则是使用自己的一种法律人格，而行政诉讼中的法律人格的确立又以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机关法律人格为前提。 3、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这种“民告官”的形式将政府置于被告席，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政府的权力与能力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这就把政府推下了神坛，打破了国家神话。同时，政府只是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国家本身，它在法律上是一个权益义务主体，应当对自己的权力运用承担责任。 对于这种司法对行政的控制，早在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里面就有论述：“我们习惯于将各种各样的国家活动划分为3类：立法、司法、行政。立法创制法律，司法和行政则以不同方式遵守法律。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司法实现
【摘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实践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同时他体现的人性化的司法理念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相互交融，在刑事诉讼中设计出比较完备的附条件不起诉的方法和程序，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述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一旦有越轨行为就会被贴上违法犯罪标签，不仅行为人会被社会视为异类，行为人的‘自我’概念也会产生戏剧性的变化而直接往社会所认定的标记走（逆反心理），最终愈演愈烈成为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人。［1］为了克服犯罪学上所谓的“标签效应”给被指控人（尤其是轻罪犯罪行为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各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和一些制度构建发生了某些转向。具体而论，微罪处分、中间处分、附条件不起诉、起诉犹豫、缓刑和假释等都是其转向的具体体现。然而，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因拥有自身的特点，在预防犯罪和矫治犯罪，以及化解刑事纠纷等方面能够发挥出较大的作用，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含义及其特征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公诉机关对符合提起公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涉嫌犯罪事实和人身危险性的情况，认为可以暂时不予起诉的，而对其施加强制命令和行为规则，若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间内履行义务，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的情形，期满届满就不再提起公诉的制度。［2］作为轻罪非犯罪化处理的一种起诉替代措施，附条件不起诉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有利于轻微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谅解，维持社区安宁和社会稳定，集中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精神，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 同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轻罪。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目的就是给那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且本人又有悔罪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避免因被贴上“犯罪标签”而带来的负面效果。（2）检察机关享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可以选择起诉也可以选择附条件的不起诉，行使自由裁量权。除了检察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3）附条件不起诉是附期限和附条件的，这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实质来说，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本身是构成犯罪的，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要件的，但是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等各种因素，而做出的暂时不予起诉的决定。（4）这种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不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只有在考察期间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检察机关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该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才具有与不起诉决定一样的效力，否则，检察机关将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刑事政策根据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附条件不起诉是在起诉便宜主义成为多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潮流的背景下，借鉴日本和德国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裁量主义，是指虽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但是检察机关斟酌各种情形后，有权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即检察机关对于起诉与否享有自由裁量权。起诉便宜主义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程序。自20世纪初期，起诉便宜主义已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并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立法，都不同程度地确认检察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起诉裁量权。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有权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根据个案犯罪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对犯罪行为人的矫正、对未然犯罪的预防等方面的考虑，最终裁量使一些犯罪案件不必流入审判程序。而附条件不起诉正是通过行使不起诉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刑事诉讼中，赋予检察机关以起诉裁量权，使其能够通过不起诉决定适时地终结一些已经开始启动的诉讼程序，不仅是效益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实现正义。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的价值内涵，而且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核心精神遥相呼应，是对其在制度设计上的一次成功尝试。 所谓恢复性司法制度，简单来说，它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通过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解决犯罪发生后的实际问题。［4］而恢复性结果是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体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所受到的生活恢复常态，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犯罪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公共规则的违反或者对抽象的法道德秩序的侵犯，而应当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的损害，对社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对公共秩序的挑战，使犯罪的反应应当致力于减轻这种损害、威胁与挑战。［5］在犯罪发生后，经由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促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不起诉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_调研报 告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四款及第142条对不起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有从严要求，加上受免予起诉权被取消的影响，一些基层检察院没有敢于大胆地行使这一权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把很明显的不起诉案件也交付法庭审判，造成无罪判决案件和免于刑事处分案件增多，这于经济诉讼法则很不利，也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 怎样看待不起诉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不难归纳出，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所谓不起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后作出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鉴于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将其交付审判和处以刑罚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目的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权衡利弊后有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原来的免予起诉权； 2、经过侦查认为确实不构成犯罪而作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权； 3、人民检察院经过认真审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决定暂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而作不起诉决定的职权。 不起诉，实质上是人民检察院对依法不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不需要追究或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依法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因此，它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
浅论不起诉制度 晓涛摘要: 国家公诉权包括起诉权和不起诉权，不起诉制度是国家公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概念、性质、适用围、意义，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研究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终止诉讼而不交付法院审判的处分决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依法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后依法做出的处理结果之一，其性质是人民检察院对其认定的不应追究、不需要追究或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一种诉讼处分。它的法律效力在于不将案件交
付人民法院审判，从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终止刑事诉讼。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不起诉决定意味着其行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 不起诉制度的性质，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检察机关依不起诉制度为职权作出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起诉职能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检察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检察机关自然依其职权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理决定，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即检察机关将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从《刑事诉讼法》第142条3款“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来理解，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但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行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是追诉权的放弃行使，其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生
淮阴区院附条件不起诉案例及经验介绍 一、我院2012年办理2起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基本情况 我院2012年未成年案件共受理28件41人，起诉19件29人，绝对不诉1件2人，相对不诉2件2人，附条件不诉2件2人。其中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况如下： 2012年9月22日上午，棉花庄镇初三学生茆某（16周岁）到棉花庄镇棉花村朋友石某玩时，石某未在家，茆某趁石某家人不备，将石金秋放在二楼西间房床头柜子里面的海尔笔记本电脑盗走（经鉴证，笔记本电脑价值1800元）。2012年10月8日，公安机关将茆某盗窃案移送我院起诉。我院承办人经初步审查后认为茆某系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在校学生，归案后悔罪态度较好，如适用刑罚，可能对其学业、心理造成不利影响，将来难以融入社会。于是对茆某开展社会调查。经调查了解到，茆某平时性格内向，能听老师话，不是惯偷。我们觉得对茆某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后茆某再犯罪可能性极低。我们接着动员茆某及家长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得到了被害人谅解。我院与公安承办部门沟通，就该案发放《拟作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征求意见表》,公安机关表示对我院拟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无异议。我院于2012年11月8日对茆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与茆某家长及所在学校签订帮教协议，茆某目前表现较好，正在考察期内。 2012年10月22日晚18时许，蒋某（16周岁）至淮阴区王营镇苏北市场万成宾馆门前，盗窃张某未上锁的高仕电动车一辆，后将该车藏匿于淮阴区王营镇长江西路商联超市
门前，在其下班后准备推车回家时被现场抓获。经鉴定，被盗高仕电动自行车价值人民币1980元。2012年11月2日，公安机关将蒋某盗窃案移送我院起诉。承办人经在对蒋某家庭成长环境调查了解到蒋某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在老家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蒋某辍学后即打工赚钱，家里还有个妹妹正在读书，案发后蒋某老板已经将蒋某辞退。经对附条件不起诉人蒋昊霖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到，蒋昊霖平时为人老实，较为听话，不是惯偷，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我们随后组织蒋某向被害人张某赔礼道歉，得到被害人张某谅解。在向公安机关就该案发放《拟作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征求意见表》后，公安机关表示对该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无异议。我院于2012年11月30日对蒋某做出附条件不起诉。 二、严把适用条件，审慎使用起诉裁量权——我院2012年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经验 2012年新《刑诉法》颁布以来，我院党组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专门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专人办理，对附条件不起诉工作认真开展了试点探索。我院对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案件，在作出决定之前，通过设臵前臵程序，使起诉裁量权运行在阳光之下： （一）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愿程序 我们办理未成人犯罪案件中，一方面承办人员注重案件审查，对未成年初犯、偶犯、主观恶意较小的，认为适宜适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1)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在抽样调查中，有66％的群众对法律能够保障公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表示怀疑；有25％的法官、40％的律师、21％的行政官员认为行政审判仅是一种形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1）行政案件数量偏低，增幅减慢，部分地区出现负增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比较狭窄，法院对有关起诉的规定又作了很多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导致很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纠纷，如涉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企业经营自主权、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争议不能或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5；因法律知识欠缺，有的相对人不知道运用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行政机关对原告打击报复，相对人的诉讼安全得不到保
浅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背景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司法实践走向了立法进程并最终得以确立。虽然该制度的内容与人们预期存有一些差距，但仍然是一项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必将对我们检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从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念及特征、分析刑诉法修改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选择、探讨与该制度相关的争议问题，阐述笔者对于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分析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自由裁量权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但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犯罪后的表现、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更为合适的，设立一定的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附条件不起诉与我国目前不起诉类型都是检察机关基于起诉便宜主义而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从实质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是在附加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类型，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仅限于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且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二是附条件不起诉附有特定的条件，即设定一定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义务，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惩罚性。三是附条件不起诉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被不起诉人最终能否获得不起诉决定要视其考验期内表现而定。四是附条件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行使。 二、新刑诉法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的分析 在刑诉法修改之前，从司法实践看，各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试点工作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适用主体、考验期和附加条件等方面，通过这些有益的差异性尝试为刑诉法修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使得社会各方面对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呼声和关注度都比较高。虽然新刑诉法最终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其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该制度，相对于各版建议稿和各地试点而言，其对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主体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显然比较谨慎和保守。笔者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顺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非罪化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英美等国家的“非犯罪化”运动现已获得各国广泛认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亦确立了“儿童权利最大化”的权利保障原则，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署国。随着社会法制理念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熟悉并认同了以上提及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理念。近年来，最高检、最高法和公安部等部委联合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制度或实施细则，促进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表明了立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权利最大化”权利保障原则的肯定，也体现出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平衡检法机关司法权力。不可否认，任何改革结果都是各方权力利益博弈的产物。立法机关希望通过充分发挥检察环节程序分流的作用，既实现区别对待刑事政策，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又能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又不能给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多的延伸空间。在办案实践中，法院判处三年以下刑罚
论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摘要：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不起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 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比较缓慢，独立性仍然较弱，与立法 精神、人民需求、立法追求等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理念、 客观情形、法律制度、司法主体等方面的不完善。剖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从 国外经验中引以为戒，我们竭力从多方面健全与重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不起诉；控审分离；人权；制约机制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 我们知道不起诉制度主要是检察院不起诉的行使。此处所说的刑事不起诉权，亦就狭义而言，就是指公诉机关认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抑或不适宜起诉的时候 不申请人民法院审理宣判而终止诉讼程序的权力。自从控诉和审判分离原则得以 确立，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了控诉式诉讼制度，由此，现在意义的刑事公诉制产 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刑事公诉制度，包括刑事起诉制度与刑事不起诉制度。因而，虽然各国的不起诉制度形式各异，内容有别，但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刑 事不起诉制度。一个国家的是否科学以及健全的重要指针是其国内刑事不起诉制 度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合理。 二、我国不起诉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在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或者人民法院 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检察院该如何处理？显而易见，此种情形并不属《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须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六种情形之一，然而现有的法律程序却不能够 马上的来补救，检察院也只能依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二条 的规定处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应通知立即释放。这时如果再行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这种处理办法直接带来两个问题：（1）形成程序倒流，明知是无罪的人不能马上得到纠正，还其自由，而还要象皮球一样被踢回原处。（2）如果是本院自侦的案件纠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不接受检察机关 的建议，不撤销案件，而将案件重新又移送给检察机关怎么办？据此引发的疑难 问题都无法及时有效的得以解决。 （二）相对不起诉适用率过低 司法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上控制的非常严格，部分省的适用控制在一 个非常低非常稳定的数值，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 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客观上，缺乏一种有效的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 依据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很多国家的不起诉率远远高于我国。我们国家长期把 刑事诉讼法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在严打观念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很少关心起诉率、对犯罪嫌疑人教育挽救的问题。 （三）存疑不起诉的适用违背疑罪从无的精神 检察院是享有存疑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而且，退一步讲，依据刑事诉讼法 规定，这类证据不足的案件即使是起诉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应作出无罪判决，这里用“可以”一词显然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发展（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赵刚*海继锋**） 附条件不起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的具体体现，从1992年起，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就开始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成效，虽然，仍面临众多的争议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当前我们需要做的一项紧迫的工作是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对如何建构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立法建议和意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使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层面的附条件不起诉立法化，以推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建立和发展。 一、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探索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 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 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也被称为“暂缓起诉”或“暂缓不起诉”。我国部分基层检察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工作，出现了许多典型性的做法,其发展轨迹，根据掌握的资料，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探索时期和阶段。 （一）探索初创时时期。1992年初，XX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开始在个案中以“诉前考察”的形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展开探索，2000年，XX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2001年5月，XX市长安区检察院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开始实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被司法界一度视为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挽救手段。 （二）发展推广时期。2002年10月22日，XX市检察院出台《检察机关暂缓不起诉试行办法》，在这一办法的指引下，2003年，全国 *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检察长。 ** XX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农十二师分院公诉处处长。 ①兰耀军：《论附条件不起诉》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
司法实践中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遇到的几个问题分析 一、适用条件较为苛刻 依据现有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前提较多：第一，适用主体必须是未成年人;第二，触犯的罪名只能属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罪名之一，且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我们先看一则案例： 案发时高三学生刘某（成年）与高二学生杨某因同时喜欢一个女同学而发生矛盾，两人约定转天定点打架，之后刘某（成年）纠集同学徐某（成年）、王某（成年）等其他同学（均未成年）与杨某（未成年）及纠集的同学（均未成年）在校门口附近马路上持木棍、甩棍聚众斗殴，斗殴过程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分钟，造成两人轻微伤。公安移送审查起诉时，刘某及其纠集的同学已经高三毕业均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大部分已经进入大学、大专院校学习;杨某及其纠集的同学升为高三年级也均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正在积极备战高考。通过审查查明：大多嫌疑人因“哥们义气”一时糊涂参与斗殴;双方虽持械参加斗殴但目的主要为摆架势、撑场面，主观恶性不大;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互不要求赔偿;各嫌疑人平时表现良好，均有积极认罪悔罪态度，无违法犯罪记录;刘某（成年）、杨某（未成年）均有自首情节，徐某（成年）、王某（成年）在案中起从属作用。检察机关只能依据法律，将刘某、徐某和王某移送起诉并建议法院适用缓刑，尽量将刑罚带给他们的损害降到最小，对其余嫌疑人依法适用了附条件不起诉。
如果仅仅从法条的适用上来讲，这个结果在法律上无懈可击，但是如果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角度来看，这个案例又让人有点说不出来的苦涩。附条件不起诉的初衷就是让“浪子”回头，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它体现的是“罪责刑的一致”但更是法律的人文关怀。就本案来讲，刘某、徐某、王某案发前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无不良行为其本质不坏，此次犯罪是一时冲动的结果，案发后已然有了悔过之心，他们正在用良好的表现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这正是刑罚的特殊预防所期望产生的效果。 二、适用程序繁琐，“条件”作用不明显 （一）繁琐的适用程序 1.刑事和解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前置性程序。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前，应当征求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辩护人及公安机关的意见，但却没有规定上述主体的意见是否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产生羁束力。根据禁止性规则需要明文规定的一般法理，结合“诉权便宜”的立法基础，不难推出：即使相关主体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检察机关也可以基于法定的司法裁量权决定适用。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不利于维护上述主体的诉讼权益，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原因有二： 第一，诉权的行使专属于司法机关，其行使过程必须自由体现司法机关的自主意思，即诉权的行使过程必须体现出独立性，此点为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的要求与具体体现。如果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刑罚种类 犯罪类型 犯罪状态 刑事辩护指南 刑事诉讼 死刑 取保候审 各罪辩护 重要罪名 引言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
的政治基 引言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浅谈的不起诉制度文件编码（GHTU-UITID-GGBKT-POIU-WUUI-8968）
浅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内容摘要：传统的观念将不起诉制度等同于不起诉，本文试图从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的事后处理与对不起诉权的制约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以此对不起诉制度进行探讨，并对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思考，权作抛砖之举。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起诉便宜主义歉抑原则听证 一、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和不起诉的种类 （一）概念 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项制度，体现了我国“区别对待”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1其理论渊源是起诉便宜主义和刑法的谦抑原则。不起诉制度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不起诉决定的作出(或称不起诉),对被不起诉人的事后处理和对不起诉决定权的制约。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以及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可以不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而作出的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处理决定。不起诉决定具有在审查起诉阶段终结诉讼的法律效力。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和《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规则》）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并没有完成诉讼任务，其对于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
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发出检察意见和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且对此进行监督，考察对被不起诉人的处罚效果。这是对被不起诉人的事后处理。 人民检察院具有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并非不受制约。为保障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防止作出错误的不起诉决定，刑诉法规定了对不起诉决定权的制约程序。 笔者认为，孤立地看这三方面中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之为不起诉制度，不起诉制度是三者的有机结合。 （二）不起诉的种类 对于不起诉的种类，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分类。 第一种将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所谓法定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酌定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存疑不起诉。 第二种将不起诉分为绝对不起诉（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认为存疑不起诉应归入绝对不起诉中。 笔者赞同第二种分类，以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起诉或不起诉有无自由裁量权分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该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表明，对于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必须作出不起诉决定，而
浅议部分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范围内数个罪名中的部分罪名不起诉的违法情况，即检察机关存在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部分罪名不予起诉的情况。并且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检察机关不给被害人出具不起诉决定书。作者认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部分不起诉法律依据上的欠缺，另一个是法律程序上的不完善。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对部分不起诉的法律依据进行补充规定；二是检察机关应当给予部分不起诉书。 [关键词]不起诉；监督；制约；完善 一、部分不起诉的含义 部分不起诉可以分为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即存疑不起诉和证据充足的不起诉两种情况。作者所说的部分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犯罪事实存在数个应当指控的罪名，检察机关只向法院起诉了其中的一部分罪名，另一部分没有起诉。作者主要是对后者进行阐述。在司法实践中，制约部分不起诉制度的不完善日显突出，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时滥用权力的情况时有发生。 存疑不起诉的罪名应当理解为“一罪或数罪的部分罪名”也就对一罪或数罪的部分罪名证据不充足，应当不起诉。现实中我们所见的存疑不起诉可能是一罪的不起诉，也可能是数罪部分罪名的不起诉。[1]检察机关对一罪不起诉应当给予不起诉决定书，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对数罪部分罪名的不起诉，检察机关是否应当给予不起诉决定书，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作者认为这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一种程序上的欠缺，因此也应当对部分不起诉的情况给予不起诉决定书。 存疑不起诉是证据不足的不起诉情况。证据充足不起诉的情况不是存疑不起诉，而在实践当中，这种情况，往往被错误当做存疑不起诉处理。检察机关利用部分不起诉制度的不完善滥用权力，因为没有法律的制约，其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的监督。因此，应当对证据充足的部分不起诉情况，予以法律规范。 作者认为存疑不起诉的定义和司法适用存在不周延和欠缺，其是对正常情况做了规定，忽视了对特殊情况存在的规定。 二、部分不起诉法律依据上的欠缺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2]（二）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酌定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不服的可以提起申诉。（一）是我国存疑不起诉的法律依据，（二）我国酌定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此两者分别对证据不足，罪行轻微，或有法律规定可以不起诉的情形不起诉。以上规定只对检察机关正常按照法律规定对起诉罪名的量夺，而没有对检察机关利用法律规定的欠缺对起诉罪名的不合理量夺该如何制约。正是由于只对检察机关在正常行为办案有法律规定，而对不合理情况的制约规定很少，使得一旦发生类似情形，检察机关的滥用职权行为便难以制约。[3]
论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者：郭海波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学界和检察机关对附条件被起诉制度积极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卓有成效，并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本文分析了附条件不制度设立时代背景和进步性，讨论了其不如人意的地方，进而提出了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立背景；价值；注意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指公诉机关对某些满足起诉条件但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悔罪表现及刑事政策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认为暂时不起诉更合适，对犯罪嫌疑人附加一定条件和期限而决定不起诉的制度。将在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修正案第271条规定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笔者认为该规定与很多学者的期望有一定距离，如远离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基本内涵，也可能达不到引入该制度的初衷，但从制度层面上看，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这有着中国国情民意的考量。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背景 基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西方有成熟的发展，积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要卓有成效的对刑事司法改革，提高我国司法效率和人权保障水平，学习借鉴它成为一种捷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吸收、消化和创新，制定出在我国能够切实实施的法律制度。否则，再美好的制度搬进来也只是幻影，留给人们的只有失望。新刑事诉讼法在我国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着成熟理论和现实需要两方面的基础。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基础 1.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裁量主义、起诉合理主义，是指检察官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符合起诉条件，仍可酌情考虑各种情形，来决定是否起诉。①其精神实质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据此原则，检察机关在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综合考量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被害人意见以及公共利益等，决定不予以起诉，使得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刑事案件不流入刑事审判程序，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就是通过这种不起诉来践行起诉便宜主义，完全符合其价值内涵。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然而，通过近年来的实践，由于不起诉制 度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可以说该制度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实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还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 一、不起诉制度的缺陷 《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实践中不易操作和把握。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此，目前学术界认识不一：一种意见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是适用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在具备这一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条件时才能适用不起诉决定，亦即“犯罪情节轻微”是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这两种情形都必须具有的要件；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是两种情形，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为一种，免除刑罚的为一种，“犯罪情节轻微”并非是“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的前提条件。 如何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如果仅仅因为检察机关一家所言，就有可能出现相同的案件不同的结果。在实践中，不同的承办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是指罪名轻，犯罪的情节也轻，也有人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是指犯罪的情节轻微，而不包括该罪名是否是轻的，即使
犯罪事实和情节相当，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及其它情况也相近的两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不同的承办人也很可能一个作出起诉决定、一个不起诉。这样前者将是有罪免刑，后者则无罪无刑，其结果也不相同。法律规定了微罪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但由于这一规定的不易操作，不起诉的优势就很难得以体现，如果在立法上有了一个标准来衡量，实践操作起来就不会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处理。 作为检察人员，他只是一个法律的操作者，不是法律的解释人，他要按照法律规定去执行，但如果这一规定不利于操作，那只能按照每个案件的承办人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实施，因为个人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对同一个案件的理解就会有不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将其扩大为可能会判处轻刑罚的人。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检察官任意运用其有限的裁量权，而将这种裁量权任意广泛化、自由化，就有使法律为我所用，为不起诉大开方便之门。 二、不起诉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现行不起诉制度所存缺陷是多方面的，这里面既包含有立法技术的问题，也存在着执法者的认识问题。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针对不起诉制度在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健全和完善不起诉制度： 1、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完善 在实践操作中，不起诉制度本身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酌定不起诉”缺少一个共同的、固定的操作执行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以什么为限？某省规定把撤案和不起诉的标准放在“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已经消除，不需要判处刑罚”这样一个标准上。那么，是否能把这一标准作为一个共同固定的标准的？这一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比较符合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纪敬玲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入手结合检警关系的探究，同时对比外国的诉讼结构以及它们所确立的不同模式的检警关系分析得出我国的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是导致警察不出庭的根本原因，并建议我国建立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改变我国的检警关系，配合新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最终在实践中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论文关键词警察出庭作证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流水作业式诉讼结构检警关系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内涵 纵观国内外的司法实践，警察在刑事诉讼中出庭作证的情况大致共有七种：第一，警察在非履行公务的过程中知悉了案件的相关情况，以一般公民的身份在法庭上就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提供证言。第二，警察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出庭，如在妨害公务案件中，警察以被害人的身份出庭证实妨害公务犯罪事实的存在；第三，警察以案件鉴定人的身份就鉴定结论出庭接受质证；第四，警察在履行非侦查任务的过程中当场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作为非侦查人员向法庭提供证言。第五，警察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就现场笔录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扣押财产的品种或数量、检验的物品取样或保管、身份等情况向法庭提供证言；第六，警察在民事实施庭审中就其感知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第七，警察因在刑事案件中从事侦查工作而知悉了案件的相关情况，就案件的侦破经过以及侦查行为和所收集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出庭作证。在这七种情形中，有的情形警察是直接以普通证人身份出庭，有的是案件的鉴定人员身份，有的是以行政或者民事诉讼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而本文中所讨论的警察出庭作证仅指承办案件的警察在法庭审判中就其实施讯问、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侦查行为的过程进行陈述或者接受询问的这种情况，也就是“参与侦查办案的警察证人”。 二、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结构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缺失 （一）我国警察出庭制度的现状及沿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控辩双方不仅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二者之间的对抗性也日趋增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警察应否出庭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1条、343条的规定，公诉人可以建议启动侦查人员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8条也规定，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申请尚未出庭作证的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的权利。 2012年3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