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与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刘辉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时，提出了“场域”的概念。所谓场域，指的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在布迪厄看来，首先，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个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共同的社会总体逻辑下，因而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场域而存在的。其次，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的原则就是区分各种场域的标志。再次，场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即使是它们演进的最一般的趋势也并非如此，场域与场域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相互渗透，此时边界将变得模糊而不易区分1[1]。布迪厄特别强调指出，在所有场域中，权力场域具有覆盖其它场域的天然优势，处于“元场域”的层次，它可以通过强大的权力优势对其它场域形成巨大的干扰。
学术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断探索更加美好的治理之路，而政治则是现实世界中权力和资源的配置。二者之间决不应该是孤立存在和运转的，而是需要实现良性互动，美好的蓝图方能成为现实，这便是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一、学术对政治的智力支持
学术和政治的目标不同，前者以探索自然界规律为目标，后者以维持秩序、实现社会良性运转为目标；学术追求的是真理，首先需要剔除人等外在客体对其的干扰，而政治追求的是协调，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学术遵循自己的研究规范，用事实和规律说话，而政治更多的是修辞学，需要鼓动公众；学者们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世界，而政治家们最为首要的则是追逐权力，运用权力来达到自己的为政纲领。无怪乎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深发感慨，“政治不属于课堂”。
学术与政治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二者绝不是对立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为政治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成为良好政治运转的保障。
1、学术为政治提供治理之道
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政治首先表现为权力的关系，其次表现为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由于公共权力能够给个人带来声望、名誉、社会地位、甚至金钱等种种利益，从政者往往将政治等同于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其分配社会价值的
功能，就算是分配社会价值，他们也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随意分配。这样的政治运作模式，势必会导致政治的腐化，影响到政治的合法性。西方的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假设引入了政治领域，揭示了政治家们的政治行为也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为从政者提供规范和约束，没有一套行为规则要求其遵守，所有的从政者都将完全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行事，政治将必然腐化堕落，公共权力也势必沦为从政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学术正是可以提供这种价值约束和行为规范，学术的目标是探索规律，用理性的精神指引行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社会各机体之间的互动、各群体的需求、社会及政治的运转等方面的研究，发现社会和政治的运行规律，总结良好政治应该遵循的规范，并通过自己知识资本形成的权威向政治提出要求，并保有批判的权利，从而成为政治“治理之道”的约束者。
2、学术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以发现社会运行规律为目标，同时还扮演着社会“诊断师”和“治疗师”的角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针对社会问题，通过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开出药方。尤其是当前社会问题频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作用将越发重要。
3、学术批判也是一种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学术对政治的支持并不总是以合作、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会以学术批判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形式表现。不能因为学术批判可能带来学术界与政治的临时对立而否定学术批判的重要性，甚至打压批判者、封杀批判声音。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冲突，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将积聚的矛盾释放出来，有利于社会长远的稳定。学术对政治行为的批判，也是基于学术对良好政治、正确决策的维护，其目的也是将现行的政治引领进入“治理之道”，实现政治的良性运转。因此，学术批判无论是对于错误政治行为的纠正、现行政治合法性的增强，还是长远视角下的社会良性运转，都实为一种对政治的支持。政界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学术批判，以合作的态度改善自身行为，将学术批判作为自己的鞭策和警醒。
可见，政治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也正是政府部门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予以资助和支持的动力和必要性。
二、政治对学术自主性的侵害
政治以强有力的行政权为后盾，并可以动用国家暴力，它对任何场域都有具有极强的威慑力，一旦产生干预，其对其它场域自主性的侵害也必将是最强烈的。在我国目前，学术自主性受到侵害的最主要来源是政治，这种侵害表现为多种形式。
1、行政权对研究成果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干预
这种对学术自主性的侵害多发生在政府委托项目中，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政府部门往往需要通过研究机构为自己提供行动方案，但基于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同时也不希望听到对自己批评的声音，这就促使一些政府部门在委托项目时，对接受委托的研究方提出捆绑性的要求，如不得批评政府、不能否定现行政策等。更为突出的侵害发生在政府决策的论证性研究中，近年来中央高层强调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要求各级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进行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的科学论证。为了通过论证，顺利出台政策，一些政府部门对研究机构开展的论证性研究结果横加干涉，以委托机会和项目经费为要挟，要求其中不能出现反对意见，使论证性研究丧失了科学性和真实性，沦为决策的“走过场”和“橡皮图章”。
2、“学术禁区”的设置
从政者出于某些政治因素的考量，经常倾向于为学术研究设立种种“禁区”，将一些领域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触碰的“雷区”。在我国，“学术禁区”表现为：（1）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规定学术研究的方向；（2）价值观和思想的一元化倾向；（3）对言论、出版的严格限制；（4）对批评、反对声音的打压与封杀。这种“禁区”极大限制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严重挤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蒙住了学者的双眼，捆缚了学者的双手，堵住了学者的嘴，大大减少了社会规律发现的机会。长此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生命力，导致“真理萎缩”，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3、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也是典型的政治权力向学术领域的渗透，并对学术产生支配。学术腐败指的是研究成果的评价不以学术内在的规范为标准，而是以其它因素为评价标准，比如委托项目和研究经费的获得需以寻租为前提，学术成果评定的行政化，学术成果发表以金钱为交易，等等。学术腐败是对学术自主性的严重侵害，如果说行政权对学术自主性的损害是外在干扰，那么学术腐败就是学术独立性、科学性、真实性和客观性一系列价值的内在毁灭，而且是终极性毁灭，难以恢复。它促使学术领域陷入到分裂之中，学者不是通过遵守研究规范和实实在在的投入来取得成果，而是寻找各种寻租的机会，学术的道德与价值将丧失殆尽。被行政权强行干预的学术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独立性的强烈诉求实现自主性，被“禁区”所限制的学术仍然可以依赖社会的进步突破瓶颈，但与权力、资本相结合产生的学术腐败，将彻底摧毁学术，学术的自主性难以恢复。
4、知识分子同权力集团的结合
权力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需要寻找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而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又满足客观第三方的原则，自然会成为权力集团的最佳人选。部分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权力集团的俘获，充当权力集团的“扩音器”和“传单印刷机”，丢掉了学术的科学传统和理性追求。
三、重塑“谋”与“断”的学术政治关系
马克思·韦伯分析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认为行政、政治和学术适用于三种不同的模型，分别为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三种模型遵循不同的原则和行为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互补的，又是竞争的：它们根据各自的特殊职务，即执行、决策与顾问的职务而相互支持，却又通过它们独特的权威——行政上的、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权威而相互竞争1[2]。韦伯这一论述堪称西方世界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经典界定——政治承担的是决策职能，学术则是咨询和顾问功能。而对于学术的规范要求，韦伯强调学术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
在我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历来非常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孔子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1[3]之语，为儒家思想体系确立了做学问与从政之间的互补关系。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儒学，提出“知行合一”的理念，实则还是对学问与政治互相支持这一关系的进一步强调。正因为学问“经世致用”的性质，儒家思想也十分强调学问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士大夫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4]，“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5]，都是士大夫精神的典型写照。
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的传统儒学与西方有所不同，由于西方的现代化催生了职业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西方的理性传统侧重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不同职业的分工，学术为政治承担顾问的角色。但在中国儒学的体系中，由于农业社会中专业化程度较低，学术与政治一直是合而为一的，这从孔子对“学”和“仕”的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表述中都能看出，强调的是作为从政者个体应该同时具备学术和政治两种要素，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相辅相成。
当今的中国也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需要扩展作为两种职业的横向关系。政治的功能在于做出决策，学术的功能则在于提供建议，发挥“参谋”和“智囊”的角色，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讲究“天下之事，谋之贵众，断之贵独，虑之贵详，行之贵力”1[6]，实际上已经开始注重参谋建议与政治决策的不同分工和原则，参谋需要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收集各方建议，但决策需要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统揽全局，在做出综合考虑和判断之后，敢于决策，敢于负责。
在我国重塑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职业分工维度，二是纵向的个人修养维度。
横向的维度是科学研究机构与政府的关系，科学研究需要保持高度的中立和客观立场，采用研究所需要遵循的方法和规范，以发现事实的客观原因和开发科学可行方案为目标，为政府部门解决社会问题或采取政策行动提供建议，发挥“谋”的作用。政府部门虽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不能以行政权干涉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和研究结论，政府部门委托项目的目标需要重新定位，不是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而是寻找事实真相以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韦伯基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社会科学社群三个规条：（1）研究及事实本身的建立不受限制；（2）讨论及批评的权利不受限制；（3）为现实祛
除迷魅的权利不受限制1[7]。政府部门根据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结论，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最终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政府部门的行动，但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要素，就会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需要强调的是，做出决策的政府部门为该决策负责，研究机构不为决策结果负责，它只向学术领域确定的研究规范负责。
纵向的维度是从政者个体对待学术与政治的态度。健全的社会科学知识结构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对于从政者遵守治理之道、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和做出正确决策都至关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国传统儒学中对学术与政治良好关系的追求并没有过时，反而更能发挥作用。从政者有必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用科学知识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这虽然是一条完美之路，但国家良好政治生活的形成却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此，这是因为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大，每个领域的深度也在增加，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无论是从个人的时间，还是精力而言，都是难以做到的。但为政者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从事政治行为，都无疑是值得鼓励的。
塑造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要以横向的专业化合作为主，以纵向的个人修养为辅。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 一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在政治方向正确这个前提下，学术和艺术上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应该进行讨论、研究。一个作品，有对的，有错的，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帮助解决嘛。只要政治方向对头，其他方面有一点错误，改正就是了。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 应该肯定，就应该爱护，就应该帮助它修改和提高。不然，出来一部新的作品，并不是—————— *这是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第四、五部分的要点。 基本坏，又不是大是大非、敌我问题，一出来，就只有批评，没有帮助，学术、艺术怎么能繁荣活跃呢?哪有一个新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的呢? 二批判必须有破有立 我们的批判，必须是有破有立。一个破，一个立。不破，就不能立。不破封建主义，不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么立起来呀?如果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霸着阵地，甚至霸着我们同志的头脑，社会主义怎么树立起来呀?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把旧的破了，但没有拿社会主义的去代替，那个旧的又会慢慢地复辟。在学术、艺术上没有真正的建设，就不能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真正彻底地破掉。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到学术、文化艺术的建设方面，这就达到破的目的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所以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时要立。 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文学艺术创作是要个人下苦功夫的。有人说它是手工业，有人说它有点像个体劳动。不管怎么说，写作开始总要由个人分头去动手。所以，我们提倡，一方面要个人去研究、创作，同时又要有集体讨论和互助合作。我看，这个作风是好的作风，是毛主席的作风。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党的七大，大家提了八十几条意见，凡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字，主席都吸收了。毛主席写文章，总是先跟人家交换意见，调查研究，写出来以后，还找大家征求意见。我们写文章，为什么不可以找人研究研究呀?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见呀?怎么自己说的就都对呀?错了也说对，这不好。我看，还是要提倡民主作风。写出一个东西，这样驳，那样驳，驳来驳去，好的意见都接受。这就必须发扬民主，文化部要发扬民主，一个局要发扬民主，一个杂志的编辑部要发扬民主，每个人都要有民主作风。 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辩证唯物论办事情；自以为是，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自己认为对就对呀?要克服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
第七章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学术背景 1．家庭和教育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市，父亲是一位地方
行政官员，母亲是一位加尔文教信徒，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新教教徒。 韦伯在18岁那年考入海德堡大学，服军役后来又来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博士后毕业后留在柏林大学任教。1889年以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韦伯又写了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获得了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被聘请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提升为副教授。 2．学术生涯 1895年，韦伯发表了就职演说《论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1896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这期间，韦伯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论文，而且还热情地同各界学者开展广泛的交往，并且还在基督教团体中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韦伯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1903年，韦伯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埃德加·雅费合作编辑德国主要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文献》。1904年，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这段经历有关。 3．主要著作 《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城市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经济通史》、《国家社会学》等。 4．思想来源 对韦伯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从马克思·韦伯与史末勒等人的论战开始，他们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论争；涂尔干和韦伯依据各自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继承和开拓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传统：实证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并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调，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两人的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比较。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是这样给社会事实下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按社会成员的结合关系的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又可分为物质性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两大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独立性”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作“理解的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可见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这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设法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在这里，理解分为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从两人给出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着实可以看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区别。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为自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韦伯的人的社会行动而言，是宏观层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理解涂尔干理论中的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韦伯则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对其作出解释性理解。通晓其背后的意义，并最终作出因果性说明。这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韦伯也因此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从两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别。这两大学派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这样的对立。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张是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解释社会事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1911年韦伯的组织理论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
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赵倩 08历史学 08504022 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变法开始至今900多年，人们对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与国情的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南宋20世纪评价 自元佑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迄今，王安石变法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年，在这九百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①”；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②”；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③。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④，从中也可分析出对其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 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韩琦32篇、王岩叟45 篇、吕诲45 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 篇、吕公著36 篇、苏辙26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②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06—04。 ④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现代社会学理论》 一、结构 见书P7——P15页 第二章行动：社会安排中的意义和动机（构建理论） 韦伯和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人类意图的产物。 1、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一位奠基性的人物，也是构建理论的奠基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将社会行动体系分为四类：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对于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用直接性观察理解其行为的意义，而对于理性行为，我们以说明性理解其行为意义。对说明性理解要求在因果和意义两方面都必须是充分的。 2、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与韦伯同为建构主义经典理论的奠基人。认为社会的缘起在于其成员的心智中，考察的对象是个体的人及其境遇、行动。 3、符号互动理论：齐美尔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最突出的是由芝加哥大学米德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符认为：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 4、米德：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分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人类在描述自我时，既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所思考的那个客体的自我，是自我的一个面相，是他人对自我凝视的一种表达，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同时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符号互动论者讨论的互动是主我与宾我之间的内在对话，社会期待与个体的要求和表达在其中进行协调。一个发达完整的自我意味着，人们能够比较确信，自己赋予一个符号的意义与他人所赋予的意义大体一致。 5、戈夫曼：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主张一种拟剧视角，印象管理是其核心主张。其核心理论概念仍是自我。一是正式自我，它定位于社会情境中。正式自我是外在于人的，并寓于社会控制模型中，又是在与个人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第二是进行表演或印象管理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冲动的，情绪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也正是在正式自我和表演的自我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6、现象学：现象学受韦伯的影响较大，代表人物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或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 舒茨对韦伯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动机是同一的观点提出的质疑，将行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因果动机和目的动机。 7、常人方法学：想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代表人物，[美]加芬克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这些活动的核心特质是反身性。 8、帕森斯：自愿行动。 9、哈贝马斯：把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但主张这两种类型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沟通行动理性是为了平衡把理性行动仅看作目的性的或工具性行动的片面观点，沟通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成理解。 第三章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 1、马歇尔：马歇尔体现了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功利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马从需求、个人欲望或目标的角度入手来说明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这个关键词来点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 2、帕累托：与马歇尔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帕累托最优：成功的公共决策应该建立起一种个体效用的计算方法，应该明确地以全部人口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 3、交换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其核心假设是，人们会理性行动，争求价值最大化。 4、其他见书P95—96 第四章结构：决定经验的隐秘模式 1、弗洛伊德（略） 2、列维：原始的思维（略）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对“以政治为业的方式”的思考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从对政治的态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是没有大的区别的。但是，从从业者的经济水平上来看，这就是有区别的。“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是没有经济负担的，说明其家庭条件很好，或是其他。而“靠”政治生存的人就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有充裕的金钱，以至于他把政治当作是一种职业，靠政治而生活着。 这并不难理解，对于我们来说。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说到这两种以政治为业的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实践中两者兼而为之，但是，不难看出，作者更赞同前者——“为”政治而生存。因为，“靠”政治为业的人会在其工作中，因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会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权力而为自己谋求利益。而“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则不会这样，原因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论——“食利者”应该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食利者”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不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在生活中的琐事上。
观点一： 作者的这些观点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是一个“食利者”来为我们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制定政治政策，会不会因为其不懂下层民众的辛苦，而做出只对中上层公民有利的决定。我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认为，一个一直生活在优越环境下的人，是不能做出一个倾向于社会中弱者的决定的。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我自己的论述。显然，我个人是不赞成由一个“食利者”来担任“为”政治而生存的人的。 在这样的疑问下，我认为自己必须确定一下“政治”的定义。之前看过朱光磊先生的《政治学概要》，引入其书中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集团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并运用这种政权的力量处理社会关系，统治和管理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根据这个政治的定义，作为以政治为业的人，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都会维护自身阶层的利益。在对政治的定义有了了解之后，将它放在作者对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中，似乎又是正确的。按照作者的论述，“靠”政治生存的人，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而换取酬金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靠”政治生活的人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在其判断的过程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作者认为，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人是不能成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 在“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这两种方式的前提都是在
第七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本章学习要点： ●理想类型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行动的含义与类型 ●理性的含义、类型与作用 ●权威的三种类型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 ●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方法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理性化；科层制 课时安排：6学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著名的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称号。他对社会 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在社会学众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包括：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行动理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组组 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等。本章将简略介绍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社会行 动理论、理性化理论、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生平简介(a Biographical sketch)P120-122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爱尔福特市。韦伯的父亲是 一个法学博士，做过议员，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韦伯韵母亲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对宗教具有虔诚的信仰。韦伯是家中的长子(他有多个弟妹，其中一个弟弟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虽然早熟，但体弱多病、孤僻、羞怯。他成长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家中的常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的高谈阔论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少年韦伯对历史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4岁生日之前，他已写出两篇历史论文。1882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主要钻研法学，同时学习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1884年在服了一年兵役后，韦伯返回父母家中，并到柏林大学就读。他越来越能理解并认同母亲讲求禁欲的宗教价值观，而对追求享乐主义的专 横父亲越来越憎恨。1889年韦伯获得博士学位，1891年又以重要论文《罗马农业史》通过教师资格论文答辩，并于次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的讲师，同时还兼任正式律师。 这期间，他拼命工作，著述颇丰。 1893年韦伯和他的一个堂外甥女玛丽·安妮(她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曾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结了婚，翌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搬了家，终于从生活上摆脱了对心理上越来越厌恶的父亲的依赖。1896年韦伯又转到海德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发表各种有关时事问题的论文和文件并赢得很大的声誉。1897年韦伯和父亲大吵一场，激烈地谴责父亲专横、野蛮地对待母亲。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不久．怀有负 疚感的韦伯终于被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精神完全衰退，身体虚弱，精疲 力竭，阵歇性焦虑和持续的失眠，……韦伯夫人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任何事情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