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阿里甫江·阿不来提 41383048社工1302
一、想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了解马克思·韦伯的生平。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而《学术与政治》是韦伯的两篇演讲组成的。导言从韦伯演讲的背景、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方法论及伦理的范畴、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制度化价值系统以及韦伯模型的优点及局限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从人格与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内在关系的恒常上对学术与政治进行了分析，又从行为定型造成的结果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层次上的行政构想是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政治构想是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学术构想是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同时也分析了韦伯模式在理论面上，过分低估了实践立场可被理性批判的可能性；制度面上，过分高估了个人行动对集体性之行动关联所具的影响力。即便如此，仍不失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典范。
两篇演讲的背景是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几次演讲，其中就包括《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的构架其实是相同的，都分为两个部分，涉及两个层面。首先，都从客观的角度，讨论外在的条件，分析学术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可能态势，讨论了学者和政治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冒险。然后，从主观的意义上，探讨了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或者以政治为志业的人。
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作者从问题入手，提出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首先，通过比较德国与美国学者学术生涯的外援条件入手对德国学者的外部环境进行了阐释，而后得出结论：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然后又通过对学术自身条件、学术工作意义的探究以及学术价值与学科、信徒关系的探讨，表明学术在促进技术进步时，也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要面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最后，探讨了学者、教师以学术为志业的问题，例如教师不是领袖，教师能帮助学生获得关于技术的知识、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清明等等。
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这篇演讲稿，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以政治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人，能否在现实中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译者将文章分成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政治”和“国家”进行了界定，阐释了国家存在“正当性”的类型：传统型、卡里玛斯型、法制型。
第二部分分析了政治上的权力支配所必须的因素：人与物。
第三部分对政治作为副业和主业、为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做了辨析。
第四部分具体介绍了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和性格。
第五部分分析了群众政治家即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前途。
第六部分介绍了政党的经营形态、发展、新旧形态的冲突及党工。
第七部分介绍了英、美、德政党的基本情况。
第八部分解说了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及志业政治家的出路。
第九部分阐述了政治作为志业可让人获得权力感的心理意义及志业政治家应具备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的人格条件，最后谈到信念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并阐述了政治中的道德要求：自鸣正义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
第十部分提出了志业政治家应该有的警觉。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既不能纯粹按心志伦理行动，也不能纯粹按责任伦理行事，靠头脑但绝不能以头脑为己足，真正以政治为志业的人不仅是领袖或者英雄，而且能够强迫自己心肠坚韧，能泰然的面对希望的幻灭。
四、韦伯眼中的民主
韦伯和鲁道夫的对话可以看出，韦伯认为的民主是选取一个信赖的领袖，然后领袖执政，接受人们的审判。韦伯的民主不是从“内在价值”的角度，而是从选取能做事的政治领袖这一方面的结果，来衡量民主。从这个角度上，韦伯认为德国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民主，德国不仅不能避开民主，相反要认识到民主是形成国家的统一民族意志、同别国战争的关键。他对民主制的批评是建立在缘由不完善的领袖民主制的批判，而非是民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的批判。他的学生卢卡契将韦伯的立场看成彻底的帝国主义动机的阶级立场。由此，显然可以看出韦伯对政治的关怀虽然转向了社会自由主义，但是始终没有摆脱国家自由主义的影响。
可是这种民主选出来的政治家会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吗？若我们的信赖成为了他利用的筹码且当我们发现时，严重的后果已经造成，再对其进行审判时对我们弥补结果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只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谈民主，是否有着只取一隅的偏见呢？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非看其领袖个人的能力和魅力，更要看的是这个民族里的人们的素质和对政治的关心。这和一个社会的好坏评判标准有着类似之处。正如一个哲人所说，评价一个社会好坏，无需从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奥繁琐处去分析研究，有一个很简单实用方法，就是观察你的周围，假如那些极端自私的人、道德败坏的人、品性邪恶的人，过得很富有、很开心，这就是一个坏社会。反之，这三种人过得很落魄、很郁闷，这就是一个好社会。
五、学者与教师的关系
韦伯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那何为志业？志业，我认为是一种志向坚定、目标明确、除了本身的目的无任何外在目的，奉献其一生的行动者的工作。学术志业者就是为了学术而做学术，除了学术的前途无任何其他目的，并倾其一生做学术的志向坚定、目标明确的行动者。韦伯认为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同时也能做一位好老师，这两种条件不一定全然吻合。我不是很赞同，韦伯仅仅从教学的层面谈到了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可是学者和教师除了教学外，还要教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当然不会将立场灌输给他们，而是保持中立，让学生自己做出选择。我认为教师不仅仅是一个教学的老师，还是一个“教育家”，他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而非仅仅是教学。“教育家”这个称呼也许欠妥当，这里之所以用教育家是对教师的一种期许。
六、国家与武力的关系
国家和武力的关系上，韦伯认为国家的基础在于武力。国家者是一个固定疆域肯定了自身对武力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这我想到了老师曾经讲过的吴思先生在《血稠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论述的“暴力的对价”，国家以武力作为后盾，群众的服从从作为其由恶转向善的对价。所有的规则的制定都遵循一个根本的规则，称其为元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是破坏力水平决定的。而且，破坏比生产远远更为有效，且更为有力。所谓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还是比较赞同国家拥有最强大武力的。
七、事务官吏和政务官吏
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的论述中，对于“虚荣”的论述让我想到了当今我国公务员为什么喜欢打官腔、搞形式主义。原因就在于喜欢虚荣的表演，这些人都是些政治投机分子而
非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是彻头彻尾的毫无异议执行命令的官吏。而虚荣的破坏力是最强的，是一切切事的献身和一切距离的死敌。
韦伯关于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的分类对我国公务员改革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前我国公务员划分为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综合管理类，这种从职务内容上的分类并不能使其职能高效的利用和发挥。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两个范畴的分野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却清楚有别。政官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调配、撤职或者是停职备用的。这两个范畴的划分对我国公务员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上有参考意义。
八、书中展示的韦伯
韦伯学术的两个特色：一是学术的宏伟巨构，二是以己见强加诸人的霸气。即便如此，韦伯仍然认为社会学家是不能也不应该建构一个新的社会，这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作为科学家身份应该做的事，并且一再强调任何科研成果即便风骚一代都将成为明日黄花，没有社会学家能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缔造出新的科学的社会学。
导论三韦伯的学术论文中，将韦伯的社会学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综述：社会学的知识论、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界定。
在社会学的知识论方面，韦伯有两点决定性的贡献：诠释的方法和因果多元论。
关于诠释的方法，韦伯强调意义的重要性，认为意义内在于所有的行动之中，这也是韦伯社会行动分类的起点。他认为进行社会性的行动有三个层次：进入参与制度、规则、习俗、法律之中的行动，给自己一个标杆或目的的行动，诉诸价值、理想、向往的行动。根据意义不同，将行动又分为传统的行动、情绪的行动、因价值而产生合理性的行动、因目的而产生合理性的行动。他认为诠释的方法不能建立在直接心理经验的主观恣意之上，要合于一般的逻辑运作，因此提出了评估、交互参照比较、据理观察及价值参照的做法。
关于因果多元论，韦伯否定流出论，认为任何结果的起源都可作无限追溯，在科学社会领域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一个事件往往需要多项原因加以解释，而这些原因的主次轻重则由研究者自己来衡量。因果多元论的概念可启示我们了解韦伯在方法学上的重点，首先要有所谓原因推断的过程，其次谈到“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其方法学在知识领域的用心在于社会学概念构成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概念应该是精准而严谨的，并从理想型及价值参照两个途径进行考察。理想型就是在真实中选取有意义的物质整合到统一的思维图像中去。价值参照就需要学者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指出决定他选择的价值。
社会学研究方面，韦伯主张研究的统一性，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从万变之中认识到普遍性的文化本质。他还认为除魅了的世界使许多人变得毫无生气且无生命担当。韦伯的社会研究主要着眼于武力与国家的关系、政治性之上的支配现象分析、政党的分析、发展出一套官僚体制的社会学四个方面。
社会学界限方面，韦伯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无所避免的有其限制，因此提出了“价值中立”的方法学原则来进行社会学界限的划分。价值中立原则并非否定价值的根本重要性，而是说学者研究学术应该将选择的问题留给每个人，一门经验性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或在某些情况下想要做什么。因此，价值中立作为一种规范原则，而非构成原则，不仅要求研究者本身要有所警觉，也要注意到科学的一般界限。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 一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在政治方向正确这个前提下，学术和艺术上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应该进行讨论、研究。一个作品，有对的，有错的，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帮助解决嘛。只要政治方向对头，其他方面有一点错误，改正就是了。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 应该肯定，就应该爱护，就应该帮助它修改和提高。不然，出来一部新的作品，并不是—————— *这是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第四、五部分的要点。 基本坏，又不是大是大非、敌我问题，一出来，就只有批评，没有帮助，学术、艺术怎么能繁荣活跃呢?哪有一个新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的呢? 二批判必须有破有立 我们的批判，必须是有破有立。一个破，一个立。不破，就不能立。不破封建主义，不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么立起来呀?如果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霸着阵地，甚至霸着我们同志的头脑，社会主义怎么树立起来呀?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把旧的破了，但没有拿社会主义的去代替，那个旧的又会慢慢地复辟。在学术、艺术上没有真正的建设，就不能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真正彻底地破掉。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到学术、文化艺术的建设方面，这就达到破的目的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所以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时要立。 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文学艺术创作是要个人下苦功夫的。有人说它是手工业，有人说它有点像个体劳动。不管怎么说，写作开始总要由个人分头去动手。所以，我们提倡，一方面要个人去研究、创作，同时又要有集体讨论和互助合作。我看，这个作风是好的作风，是毛主席的作风。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党的七大，大家提了八十几条意见，凡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字，主席都吸收了。毛主席写文章，总是先跟人家交换意见，调查研究，写出来以后，还找大家征求意见。我们写文章，为什么不可以找人研究研究呀?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见呀?怎么自己说的就都对呀?错了也说对，这不好。我看，还是要提倡民主作风。写出一个东西，这样驳，那样驳，驳来驳去，好的意见都接受。这就必须发扬民主，文化部要发扬民主，一个局要发扬民主，一个杂志的编辑部要发扬民主，每个人都要有民主作风。 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辩证唯物论办事情；自以为是，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自己认为对就对呀?要克服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
第七章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学术背景 1．家庭和教育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市，父亲是一位地方
行政官员，母亲是一位加尔文教信徒，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新教教徒。 韦伯在18岁那年考入海德堡大学，服军役后来又来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博士后毕业后留在柏林大学任教。1889年以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韦伯又写了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获得了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被聘请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提升为副教授。 2．学术生涯 1895年，韦伯发表了就职演说《论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1896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这期间，韦伯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论文，而且还热情地同各界学者开展广泛的交往，并且还在基督教团体中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韦伯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1903年，韦伯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埃德加·雅费合作编辑德国主要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文献》。1904年，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这段经历有关。 3．主要著作 《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城市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经济通史》、《国家社会学》等。 4．思想来源 对韦伯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从马克思·韦伯与史末勒等人的论战开始，他们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论争；涂尔干和韦伯依据各自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继承和开拓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传统：实证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并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调，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两人的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比较。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是这样给社会事实下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按社会成员的结合关系的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又可分为物质性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两大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独立性”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作“理解的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可见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这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设法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在这里，理解分为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从两人给出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着实可以看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区别。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为自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韦伯的人的社会行动而言，是宏观层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理解涂尔干理论中的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韦伯则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对其作出解释性理解。通晓其背后的意义，并最终作出因果性说明。这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韦伯也因此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从两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别。这两大学派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这样的对立。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张是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解释社会事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1911年韦伯的组织理论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
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赵倩 08历史学 08504022 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变法开始至今900多年，人们对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与国情的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南宋20世纪评价 自元佑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迄今，王安石变法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年，在这九百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①”；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②”；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③。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④，从中也可分析出对其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 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韩琦32篇、王岩叟45 篇、吕诲45 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 篇、吕公著36 篇、苏辙26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②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06—04。 ④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现代社会学理论》 一、结构 见书P7——P15页 第二章行动：社会安排中的意义和动机（构建理论） 韦伯和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人类意图的产物。 1、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一位奠基性的人物，也是构建理论的奠基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将社会行动体系分为四类：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对于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用直接性观察理解其行为的意义，而对于理性行为，我们以说明性理解其行为意义。对说明性理解要求在因果和意义两方面都必须是充分的。 2、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与韦伯同为建构主义经典理论的奠基人。认为社会的缘起在于其成员的心智中，考察的对象是个体的人及其境遇、行动。 3、符号互动理论：齐美尔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最突出的是由芝加哥大学米德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符认为：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 4、米德：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分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人类在描述自我时，既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所思考的那个客体的自我，是自我的一个面相，是他人对自我凝视的一种表达，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同时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符号互动论者讨论的互动是主我与宾我之间的内在对话，社会期待与个体的要求和表达在其中进行协调。一个发达完整的自我意味着，人们能够比较确信，自己赋予一个符号的意义与他人所赋予的意义大体一致。 5、戈夫曼：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主张一种拟剧视角，印象管理是其核心主张。其核心理论概念仍是自我。一是正式自我，它定位于社会情境中。正式自我是外在于人的，并寓于社会控制模型中，又是在与个人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第二是进行表演或印象管理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冲动的，情绪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也正是在正式自我和表演的自我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6、现象学：现象学受韦伯的影响较大，代表人物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或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 舒茨对韦伯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动机是同一的观点提出的质疑，将行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因果动机和目的动机。 7、常人方法学：想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代表人物，[美]加芬克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这些活动的核心特质是反身性。 8、帕森斯：自愿行动。 9、哈贝马斯：把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但主张这两种类型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沟通行动理性是为了平衡把理性行动仅看作目的性的或工具性行动的片面观点，沟通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成理解。 第三章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 1、马歇尔：马歇尔体现了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功利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马从需求、个人欲望或目标的角度入手来说明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这个关键词来点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 2、帕累托：与马歇尔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帕累托最优：成功的公共决策应该建立起一种个体效用的计算方法，应该明确地以全部人口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 3、交换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其核心假设是，人们会理性行动，争求价值最大化。 4、其他见书P95—96 第四章结构：决定经验的隐秘模式 1、弗洛伊德（略） 2、列维：原始的思维（略）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对“以政治为业的方式”的思考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从对政治的态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是没有大的区别的。但是，从从业者的经济水平上来看，这就是有区别的。“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是没有经济负担的，说明其家庭条件很好，或是其他。而“靠”政治生存的人就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有充裕的金钱，以至于他把政治当作是一种职业，靠政治而生活着。 这并不难理解，对于我们来说。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说到这两种以政治为业的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实践中两者兼而为之，但是，不难看出，作者更赞同前者——“为”政治而生存。因为，“靠”政治为业的人会在其工作中，因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会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权力而为自己谋求利益。而“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则不会这样，原因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论——“食利者”应该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食利者”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不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在生活中的琐事上。
观点一： 作者的这些观点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是一个“食利者”来为我们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制定政治政策，会不会因为其不懂下层民众的辛苦，而做出只对中上层公民有利的决定。我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认为，一个一直生活在优越环境下的人，是不能做出一个倾向于社会中弱者的决定的。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我自己的论述。显然，我个人是不赞成由一个“食利者”来担任“为”政治而生存的人的。 在这样的疑问下，我认为自己必须确定一下“政治”的定义。之前看过朱光磊先生的《政治学概要》，引入其书中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集团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并运用这种政权的力量处理社会关系，统治和管理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根据这个政治的定义，作为以政治为业的人，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都会维护自身阶层的利益。在对政治的定义有了了解之后，将它放在作者对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中，似乎又是正确的。按照作者的论述，“靠”政治生存的人，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而换取酬金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靠”政治生活的人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在其判断的过程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作者认为，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人是不能成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 在“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这两种方式的前提都是在
第七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本章学习要点： ●理想类型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行动的含义与类型 ●理性的含义、类型与作用 ●权威的三种类型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 ●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方法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理性化；科层制 课时安排：6学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著名的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称号。他对社会 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在社会学众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包括：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行动理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组组 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等。本章将简略介绍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社会行 动理论、理性化理论、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生平简介(a Biographical sketch)P120-122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爱尔福特市。韦伯的父亲是 一个法学博士，做过议员，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韦伯韵母亲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对宗教具有虔诚的信仰。韦伯是家中的长子(他有多个弟妹，其中一个弟弟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虽然早熟，但体弱多病、孤僻、羞怯。他成长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家中的常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的高谈阔论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少年韦伯对历史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4岁生日之前，他已写出两篇历史论文。1882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主要钻研法学，同时学习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1884年在服了一年兵役后，韦伯返回父母家中，并到柏林大学就读。他越来越能理解并认同母亲讲求禁欲的宗教价值观，而对追求享乐主义的专 横父亲越来越憎恨。1889年韦伯获得博士学位，1891年又以重要论文《罗马农业史》通过教师资格论文答辩，并于次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的讲师，同时还兼任正式律师。 这期间，他拼命工作，著述颇丰。 1893年韦伯和他的一个堂外甥女玛丽·安妮(她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曾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结了婚，翌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搬了家，终于从生活上摆脱了对心理上越来越厌恶的父亲的依赖。1896年韦伯又转到海德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发表各种有关时事问题的论文和文件并赢得很大的声誉。1897年韦伯和父亲大吵一场，激烈地谴责父亲专横、野蛮地对待母亲。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不久．怀有负 疚感的韦伯终于被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精神完全衰退，身体虚弱，精疲 力竭，阵歇性焦虑和持续的失眠，……韦伯夫人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任何事情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