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与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刘辉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时，提出了“场域”的概念。所谓场域，指的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在布迪厄看来，首先，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个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共同的社会总体逻辑下，因而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场域而存在的。其次，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的原则就是区分各种场域的标志。再次，场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即使是它们演进的最一般的趋势也并非如此，场域与场域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相互渗透，此时边界将变得模糊而不易区分1[1]。布迪厄特别强调指出，在所有场域中，权力场域具有覆盖其它场域的天然优势，处于“元场域”的层次，它可以通过强大的权力优势对其它场域形成巨大的干扰。
学术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断探索更加美好的治理之路，而政治则是现实世界中权力和资源的配置。二者之间决不应该是孤立存在和运转的，而是需要实现良性互动，美好的蓝图方能成为现实，这便是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一、学术对政治的智力支持
学术和政治的目标不同，前者以探索自然界规律为目标，后者以维持秩序、实现社会良性运转为目标；学术追求的是真理，首先需要剔除人等外在客体对其的干扰，而政治追求的是协调，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学术遵循自己的研究规范，用事实和规律说话，而政治更多的是修辞学，需要鼓动公众；学者们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世界，而政治家们最为首要的则是追逐权力，运用权力来达到自己的为政纲领。无怪乎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深发感慨，“政治不属于课堂”。
学术与政治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二者绝不是对立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为政治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成为良好政治运转的保障。
1、学术为政治提供治理之道
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政治首先表现为权力的关系，其次表现为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由于公共权力能够给个人带来声望、名誉、社会地位、甚至金钱等种种利益，从政者往往将政治等同于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其分配社会价值的功能，就算是分配社会价值，他们也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随意分配。这样的政治运作模式，势必会导致政治的腐化，影响到政治的合法性。西方的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假设引入了政治领域，揭示了政治家们的政治行为也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为从政者提供规范和约束，没有一套行为规则要求其遵守，所有的从政者都将完全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行事，政治将必然腐化堕落，公共权力也势必沦为从政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学术正是可以提供这种价值约束和行为规范，学术的目标是探索规律，用理性的精神指引行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社会各机体之间的互动、各群体的需求、社会及政治的运转等方面的研究，发现社会和政治的运行规律，总结良好政治应该遵循的规范，并通过自己知识资本形成的权威向政治提出要求，并保有批判的权利，从而成为政治“治理之道”的约束者。
2、学术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以发现社会运行规律为目标，同时还扮演着社会“诊断师”和“治疗师”的角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针对社会问题，通过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开出药方。尤其是当前社会问题频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作用将越发重要。
3、学术批判也是一种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学术对政治的支持并不总是以合作、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会以学术批判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形式表现。不能因为学术批判可能带来学术界与政治的临时对立而否定学术批判的重要性，甚至打压批判者、封杀批判声音。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冲突，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将积聚的矛盾释放出来，有利于社会长远的稳定。学术对政治行为的批判，也是基于学术对良好政治、正确决策的维护，其目的也是将现行的政治引领进入“治理之道”，实现政治的良性运转。因此，学术批判无论是对于错误政治行为的纠正、现行政治合法性的增强，还是长远视角下的社会良性运转，都实为一种对政治的支持。政界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学术批判，以合作的态度改善自身行为，将学术批判作为自己的鞭策和警醒。
可见，政治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也正是政府部门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予以资助和支持的动力和必要性。
二、政治对学术自主性的侵害
政治以强有力的行政权为后盾，并可以动用国家暴力，它对任何场域都有具有极强的威慑力，一旦产生干预，其对其它场域自主性的侵害也必将是最强烈的。在我国目前，学术自主性受到侵害的最主要来源是政治，这种侵害表现为多种形式。
1、行政权对研究成果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干预
这种对学术自主性的侵害多发生在政府委托项目中，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政府部门往往需要通过研究机构为自己提供行动方案，但基于部门利益，政府部门同时也不希望听到对自己批评的声音，这就促使一些政府部门在委托项目时，对接受委托的研究方提出捆绑性的要求，如不得批评政府、不能否定现行政策等。更为突出的侵害发生在政府决策的论证性研究中，近年来中央高层强调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要求各级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进行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的科学论证。为了通过论证，顺利出台政策，一些政府部门对研究机构开展的论证性研究结果横加干涉，以委托机会和项目经费为要挟，要求其中不能出现反对意见，使论证性研究丧失了科学性和真实性，沦为决策的“走过场”和“橡皮图章”。
2、“学术禁区”的设置
从政者出于某些政治因素的考量，经常倾向于为学术研究设立种种“禁区”，将一些领域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触碰的“雷区”。在我国，“学术禁区”表现为：（1）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规定学术研究的方向；（2）价值观和思想的一元化倾向；（3）对言论、出版的严格限制；（4）对批评、反对声音的打压与封杀。这种“禁区”极大限制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严重挤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蒙住了学者的双眼，捆缚了学者的双手，堵住了学者的嘴，大大减少了社会规律发现的机会。长此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生命力，导致“真理萎缩”，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3、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也是典型的政治权力向学术领域的渗透，并对学术产生支配。学术腐败指的是研究成果的评价不以学术内在的规范为标准，而是以其它因素为评价标准，比如委托项目和研究经费的获得需以寻租为前提，学术成果评定的行政化，学术成果发表以金钱为交易，等等。学术腐败是对学术自主性的严重侵害，如果说行政权对学术自主性的损害是外在干扰，那么学术腐败就是学术独立性、科学性、真实性和客观性一系列价值的内在毁灭，而且是终极性毁灭，难以恢复。它促使学术领域陷入到分裂之中，学者不是通过遵守研究规范和实实在在的投入来取得成果，而是寻找各种寻租的机会，学术的道德与价值将丧失殆尽。被行政权强行干预的学术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独立性的强烈诉求实现自主性，被“禁区”所限制的学术仍然可以依赖社会的进步突破瓶颈，但与权力、资本相结合产生的学术腐败，将彻底摧毁学术，学术的自主性难以恢复。
4、知识分子同权力集团的结合
权力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需要寻找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而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又满足客观第三方的原则，自然会成为权力集团的最佳人选。部分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权力集团的俘获，充当权力集团的“扩音器”和“传单印刷机”，丢掉了学术的科学传统和理性追求。
三、重塑“谋”与“断”的学术政治关系
马克思·韦伯分析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认为行政、政治和学术适用于三种不同的模型，分别为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三种模型遵循不同的原则和行为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互补的，又是竞争的：它们根据各自的特殊职务，即执行、决策与顾问的职务而相互支持，却又通过它们独特的权威——行政上的、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权威而相互竞争1[2]。韦伯这一论述堪称西方世界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经典界定——政治承担的是决策职能，学术则是咨询和顾问功能。而对于学术的规范要求，韦伯强调学术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
在我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历来非常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孔子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1[3]之语，为儒家思想体系确立了做学问与从政之间的互补关系。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儒学，提出“知行合一”的理念，实则还是对学问与政治互相支持这一关系的进一步强调。正因为学问“经世致用”的性质，儒家思想也十分强调学问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士大夫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1[4]，“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5]，都是士大夫精神的典型写照。
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的传统儒学与西方有所不同，由于西方的现代化催生了职业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西方的理性传统侧重于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不同职业的分工，学术为政治承担顾问的角色。但在中国儒学的体系中，由于农业社会中专业化程度较低，学术与政治一直是合而为一的，这从孔子对“学”和“仕”的论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表述中都能看出，强调的是作为从政者个体应该同时具备学术和政治两种要素，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相辅相成。
当今的中国也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需要扩展作为两种职业的横向关系。政治的功能在于做出决策，学术的功能则在于提供建议，发挥“参谋”和“智囊”的角色，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讲究“天下之事，谋之贵众，断之贵独，虑之贵详，行之贵力”1[6]，实际上已经开始注重参谋建议与政治决策的不同分工和原则，参谋需要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收集各方建议，但决策需要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统揽全局，在做出综合考虑和判断之后，敢于决策，敢于负责。
在我国重塑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职业分工维度，二是纵向的个人修养维度。
横向的维度是科学研究机构与政府的关系，科学研究需要保持高度的中立和客观立场，采用研究所需要遵循的方法和规范，以发现事实的客观原因和开发科学可行方案为目标，为政府部门解决社会问题或采取政策行动提供建议，发挥“谋”的作用。政府部门虽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不能以行政权干涉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和研究结论，政府部门委托项目的目标需要重新定位，不是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而是寻找事实真相以作为决策的科学
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 一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作为上层建筑的学术、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在政治方向正确这个前提下，学术和艺术上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应该进行讨论、研究。一个作品，有对的，有错的，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帮助解决嘛。只要政治方向对头，其他方面有一点错误，改正就是了。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 应该肯定，就应该爱护，就应该帮助它修改和提高。不然，出来一部新的作品，并不是—————— *这是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第四、五部分的要点。 基本坏，又不是大是大非、敌我问题，一出来，就只有批评，没有帮助，学术、艺术怎么能繁荣活跃呢?哪有一个新东西一出来就十全十美的呢? 二批判必须有破有立 我们的批判，必须是有破有立。一个破，一个立。不破，就不能立。不破封建主义，不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么立起来呀?如果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霸着阵地，甚至霸着我们同志的头脑，社会主义怎么树立起来呀?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把旧的破了，但没有拿社会主义的去代替，那个旧的又会慢慢地复辟。在学术、艺术上没有真正的建设，就不能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真正彻底地破掉。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到学术、文化艺术的建设方面，这就达到破的目的了，达到批判的目的了。批判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所以要有破有立，要破，同时要立。 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文学艺术创作是要个人下苦功夫的。有人说它是手工业，有人说它有点像个体劳动。不管怎么说，写作开始总要由个人分头去动手。所以，我们提倡，一方面要个人去研究、创作，同时又要有集体讨论和互助合作。我看，这个作风是好的作风，是毛主席的作风。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在党的七大，大家提了八十几条意见，凡是对的，即使是一个字，主席都吸收了。毛主席写文章，总是先跟人家交换意见，调查研究，写出来以后，还找大家征求意见。我们写文章，为什么不可以找人研究研究呀?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见呀?怎么自己说的就都对呀?错了也说对，这不好。我看，还是要提倡民主作风。写出一个东西，这样驳，那样驳，驳来驳去，好的意见都接受。这就必须发扬民主，文化部要发扬民主，一个局要发扬民主，一个杂志的编辑部要发扬民主，每个人都要有民主作风。 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实事求是，就是按辩证唯物论办事情；自以为是，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自己认为对就对呀?要克服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
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赵倩 08历史学 08504022 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变法开始至今900多年，人们对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与国情的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南宋20世纪评价 自元佑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迄今，王安石变法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年，在这九百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①”；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②”；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③。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④，从中也可分析出对其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 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韩琦32篇、王岩叟45 篇、吕诲45 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 篇、吕公著36 篇、苏辙26 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②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06—04。 ④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对“以政治为业的方式”的思考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从对政治的态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是没有大的区别的。但是，从从业者的经济水平上来看，这就是有区别的。“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是没有经济负担的，说明其家庭条件很好，或是其他。而“靠”政治生存的人就不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有充裕的金钱，以至于他把政治当作是一种职业，靠政治而生活着。 这并不难理解，对于我们来说。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说到这两种以政治为业的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实践中两者兼而为之，但是，不难看出，作者更赞同前者——“为”政治而生存。因为，“靠”政治为业的人会在其工作中，因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会利用其政治的支配权力而为自己谋求利益。而“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则不会这样，原因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论——“食利者”应该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食利者”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不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在生活中的琐事上。
观点一： 作者的这些观点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是一个“食利者”来为我们把握国家发展方向，制定政治政策，会不会因为其不懂下层民众的辛苦，而做出只对中上层公民有利的决定。我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认为，一个一直生活在优越环境下的人，是不能做出一个倾向于社会中弱者的决定的。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我自己的论述。显然，我个人是不赞成由一个“食利者”来担任“为”政治而生存的人的。 在这样的疑问下，我认为自己必须确定一下“政治”的定义。之前看过朱光磊先生的《政治学概要》，引入其书中政治的定义。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集团等社会政治存在形式，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并运用这种政权的力量处理社会关系，统治和管理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根据这个政治的定义，作为以政治为业的人，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都会维护自身阶层的利益。在对政治的定义有了了解之后，将它放在作者对以政治为业的两种方式中，似乎又是正确的。按照作者的论述，“靠”政治生存的人，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而换取酬金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靠”政治生活的人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在其判断的过程中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作者认为，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人是不能成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 在“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这两种方式的前提都是在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 一．作者简介 二．读书笔记 （一）以学术为业 1、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为职业的人的处境如何？ 学生人数作为评判老师优劣的指标，决定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的学术前途。 所以学术职业意味着，一个人不但要具备学者的资格，而且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2、如何才能具备学者的资格？ 拥有对学术的内在志向。 拥有热情是灵感的前提。热情会是想法和灵感在工作中不期而至。 科学家和艺术家想象方向不同，却有共同的迷狂和灵感。 因此，对学术的内在志向只有那些有个性的，即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发自内心地献身科学的人才具备。 3、科学职业的价值何在？ （1）科学与艺术 科学受进步过程的约束，在几十年内就过时，被超越是科学的命运和意义所在。 艺术不受进步过程的约束，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永远无法超越，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因此，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在科学中不断赶超，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2)科学与意义 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从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理智化中解脱出来，是与神同在的生命的基本前提。科学不通向幸福之路。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自然科学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前提上，即假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捏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 比如，医学的假设前提是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要竭力维持生命。但有时，有的生命并不想被维持，但是医学并不考虑生命是否应该被维持，从医学角度出发的认知是，所有的生命都应该被维持。生命什么时候失去价值不是医学（自然科学）要回答的问题。 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定我们做这件事有意义，有价值，然后我们该怎么做。 4、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教师不应该是领袖。 在讲台上我们只能处在教师的位置。在课堂上我们只分析和事实陈述，教授学问和方法，而并不做年轻人的顾问并借此兜售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意见。应该让我们的学生学会“民主”地思考，成长为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人。 因此，教师越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这项成就就会越大。 （二）以政治为业 1、国家 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维持的。 2、支配权的类型 （1）传统的支配：神圣花了的习俗的权威。 （2）超凡魅力型支配：推举产生、民众直接认可。
第33卷第5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Vol．33No.52013年9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ep．2013 收稿日期：2013－05－12作者简介：袁冬冬(1986— )，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 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俄罗斯政府与政治。 学术自由与政治统治:寻求学术与政治的和谐之道 袁冬冬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学术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对政治统治有着“双刃剑”作用，政治统治同样反作用于学术自 由。学术与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但两者之间又分享着诸多核心价值。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直倡导“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原则。然而，这一追求往往会遭到来自政治系统的挑战，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为了促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和谐，我们应当构建能够促进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民主政治基础，政治体制要进行不断改革以回应来自学术界的批判，另外，我们还要强调学术与政治共同的价值追求，使两者在此基础上达致和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学者们对学术自由的滥用，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学术对政治统治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学术自由;政治统治;和谐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5－0089－06 政治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不管是政治组织还是个人都是“经济人”，他们都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学术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探讨与把握，具 有一定的“独立品格”。然而，它很难做到“价值 无涉” ，即使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仅追求对客观事实与规律的把握，他们也会不期然地站在 某一利益主体的立场之上， 进而对政治施加影响。政治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会对危及政权的学术思想置之不理，时常施加压力于学术研究过程。与政治权力相比，学者本身的力量较为弱小，学术 过程总是显得被动， 其通常不是作为政治俘虏的角色而存在，便是作为改进或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存在。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都将学术自由与政治统治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 价值， 他们较多地强调为保障学术自由而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忽视了学术本身对政治的负面影响，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追求。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和谐之道，对推动学术与政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术自由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一）学术自由对政治统治的“双刃剑”作用1．学术自由的政治价值“科学的最有趣方面，也就是新思想和重要发现这些构成科学内容方面，从根本上说是由自 然界决定，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 ”［1］“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 都毫不相关” ，学术研究只负责“忠实于真理”并且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2］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 还因为知识能够理解和解决政府、 企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政治、社会、经济问题［3］ 。前者代表着学术对真理的理想追求，属于应然的范畴；后者体现了学术本身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属于实然的范畴。可以说，学术研究不可能 远离和脱离政治， 当权力欲染指一切学术领域，学术便找不到一块没有权力烙印的净土。 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史上的每一次巨变，都与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新的理论创新有着莫大关系，抑或说，每一次政治类
大学读书会被禁事件中的学术与政治 (2012-11-26 09:13:59) 转载▼ 自11月10日起，我个人发起了大学校园内的读书沙龙活动，参与主体是我带的研究生和自愿参加的本科生。初定本学期一共只搞四期，连续四个周六进行，分别阅读穆勒的《论自由》、达尔的《论民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考虑到这种积极健康的学术思想交流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的爱读书、爱思考的精神风气，所以决定每期皆在网上公开时间地点及讨论过程，并欢迎西安其他高校的学生及有兴趣的人士旁听交流。适逢西北政法大学官方也在举办“读书文化节”，心想这真是相得益彰、和谐互促的大好事。 第一期、第二期皆顺利举行，讨论的内容尽管由于时间所限和带有普及性质，还不够深入，但始终确保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性。到第三期海报提前网上公布后，读书会横遭禁止。11月22日（周四）上午10点多，我向传达禁令的院领导坦承了读书会的初衷、原则、方式，并表示：理解校方的压力和做法，但我非常希望能告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读书会不能进行。虽然我坚持教师学生在大学里有着以各种形式读书的基本权利，但内心已决定妥协。 没料到下午两点多我刚到办公室，便接到校方的另一个通知。原来在上午我真诚陈述完意见并天真等待回应的过程中，校方紧急召开了职能部门会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读书会绝不能搞，所有教室、会议室、资料室都不许使用；2、通知相关老师不能参与；3、要求所有学生不得参加读书活动。 这三个决定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触犯了我无法容忍的基本的学术自由独立的底线。西北政法大学，你这是怎么了？一所堂堂的大学，听命于不公正的指示倒还罢了，怎能如此变本加厉，完全无视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使命？我认为，校方的这三个决定是无理、傲慢和蛮横的。其潜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听你的解释，也不必向你说明禁止的理由，只要是上面禁令的，就坚决不让举行。大学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似乎就是只唯上，不唯学。那你们平日口口声声的以学生教师为本、教学学术至上到哪里去了？是的，你们有压力，但有压力难道就是彻底顺从的理由？你们的责任伦理到底是作为学术守护者还是政治驯服者？我为自己所爱、所工作的这所大学的如此荒唐决定感到痛心，当晚，我焦虑并彻夜难眠。 但我从头到尾都坚持着理性和尊重校方的做法。尽管此时已经对读书会的举行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想平和地与校方多做些沟通。从当晚到第二天（周五），我以短信、电话、面谈等方式，与从学校到学院的五六位领导都进行了联系，尽管他们要么没接电话、要么含混几句，要么安慰说确实没办法，上面的任务，但他们对我的态度都是友善的。然而，他们都在回避着关键的问题：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没有我错的理由，那为什么要禁止一场单纯的教学学术性的读书活动？ 很多人说，这种事情禁了就说明人家认为你有问题，你还询问理由，不是迂腐吗？是的，我承认我很迂腐。但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点基本尊严、不被粗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闫心语 以学术为业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 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
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政治pdf百度云 “学术与政治”，是我读了几位前辈的回忆录之后，在脑海中闪现的一道“韦伯式”的题目。1982年，一个留美归国人员告诉韦君宜，他在美国见到了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美国“地位极高”。其中一位说：“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韦君宜听了这番话，感慨万千。因为她当年正是学习出色的学生，父母也愿意送她去美国留学，但她为了追求心中的信仰，“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饱经政治运动磨难的韦君宜，在晚年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心情无比沉痛。她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思痛录》） 与韦君宜不同，熊式一在回望前尘时，恐怕感到更多的是幸运。20世纪30年代，由于不符合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条件，熊式一无法取得在大学担任正教授的资格，一气之下，跑去英国“镀金”，由此结识了巴里、萧伯纳、威尔斯、约翰?梅斯菲尔德等众多享誉世界的文豪。他改编的英文剧《王宝川》在英国连演3年，一共900多场，在美、法、德、捷克、瑞典、荷兰等国上演后，也是好评如潮，轰动一时。他翻译的《西厢记》得到萧伯纳的高度赞扬，他创作的话剧《大学教授》与萧伯纳的作品同台演出，他写的小说《天桥》问世后“一纸风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国文字的译本，英文版纸贵洛阳，很多年以来都是极受称赞的畅销书”。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熊式一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愚蠢规定不以为仇，反
以为德：“我这一生实在要感激这种岂有此理的部令！……我在国内南北各大专院校担任了9年教师之后，假如是得着了一个稍微合意的职位，那我就决不会冒险跑到英国去，留在国内，等到‘文化大革命’时，谁能免受辱于红卫兵？不让他们弄死，一定会自杀的！”（《八十回忆》） 齐邦媛的一生，则似乎是幸运与沉痛交织的一生。这是我读了她在耄耋之年出版的回忆录《巨流河》后获得的印象。当然，她的幸运并不像熊式一那样出于“偶然”，而是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大学时期，本来亲密无间的同学，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冰炭不相容的仇敌，这使齐邦媛“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她看来，“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翻脸无情，出卖朋友”。她不愿涉足政治，最终走上了一条尽管艰难曲折却又往往绝处逢生的学术之路。齐邦媛的沉痛，不是韦君宜那种充满忏悔和自责的沉痛，而是对时代悲剧的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她在书中写道：“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煎熬之中。”“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50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80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195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敛藏着深深的悲情，足以让任何一个局外人感到震撼，当事者的切肤之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与政治，本来只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人的志趣不同，选择也不同，有的偏爱学术，有的热中政治，纯属个人自由。在山河板荡、民族危亡之际，学术与政治均有振国兴邦的责任与功用，各显其能，殊途同归。韦君宜、熊式一和齐邦媛所走的人生道路虽不相同，但他们心系家国、心忧天下的情怀却是一致的。可惜政治比较容易沦为权术，沦为阴谋，沦为买卖，沦为筹码，遂至肮脏不堪，昏暗不已，甚至变成吞噬生灵的血盆大口，酿成无数人间惨
论学术与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刘辉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时，提出了“场域”的概念。所谓场域，指的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在布迪厄看来，首先，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个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共同的社会总体逻辑下，因而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场域而存在的。其次，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的原则就是区分各种场域的标志。再次，场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即使是它们演进的最一般的趋势也并非如此，场域与场域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相互渗透，此时边界将变得模糊而不易区分1[1]。布迪厄特别强调指出，在所有场域中，权力场域具有覆盖其它场域的天然优势，处于“元场域”的层次，它可以通过强大的权力优势对其它场域形成巨大的干扰。 学术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断探索更加美好的治理之路，而政治则是现实世界中权力和资源的配置。二者之间决不应该是孤立存在和运转的，而是需要实现良性互动，美好的蓝图方能成为现实，这便是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一、学术对政治的智力支持 学术和政治的目标不同，前者以探索自然界规律为目标，后者以维持秩序、实现社会良性运转为目标；学术追求的是真理，首先需要剔除人等外在客体对其的干扰，而政治追求的是协调，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学术遵循自己的研究规范，用事实和规律说话，而政治更多的是修辞学，需要鼓动公众；学者们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世界，而政治家们最为首要的则是追逐权力，运用权力来达到自己的为政纲领。无怪乎马克思·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深发感慨，“政治不属于课堂”。 学术与政治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二者绝不是对立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为政治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成为良好政治运转的保障。 1、学术为政治提供治理之道 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政治首先表现为权力的关系，其次表现为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由于公共权力能够给个人带来声望、名誉、社会地位、甚至金钱等种种利益，从政者往往将政治等同于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其分配社会价值的
目录 一、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 (1) （一）韦伯生平介绍 (1) （二）韦伯演讲的背景 (1) 二、《学术与政治》内容概要 (2) （一）《以学术为业》内容概要 (2) 1、研究的问题 (2) 2、研究的内容 (2) （二）《以政治为业》内容概要 (3) 1、研究的问题 (3) 2、研究的内容 (3) 三、心得体会 (5)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两篇演说，即《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它们不仅浓缩了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术与政治》一书就收录了这两篇演讲，韦伯在这两篇演讲中都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学术与政治应该而且必须分离，学术研究应该客观，教师应遵循价值中立的学术标准，不应该通过讲台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则更讲求责任心，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还需要有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一、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 （一）韦伯生平介绍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之一。韦伯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后在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韦伯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韦伯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其早期著述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代表性著作则有《宗教社会学论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是韦伯后期重要的著述。 （二）韦伯演讲的背景 韦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一直亲身经历着德国“经济的腾飞”。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赶英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在政治领域，俾斯麦奉行权威先于议会辩论的治国原则，使得德国的议会徒有其名，而高效率的官僚组织却迅速膨胀。这种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德国特色”。1917年至1919年期间，对整个世界、对德国而言，都是一个在社会方面及政治方面剧烈变动的时期。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精神文明的主旋律，至此已遭颠覆。“在那时的许多思想家看来，信念的颓败或许还在其次，更为严重的是思想本身也丧失了自信，它已没有勇气去说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意义了”。1919年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战败给德国带
浅读《学术与政治》 3.1马增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浅读学术与政治，在以学术为业部分，凭借相似的境遇，能够顺利把握韦伯的叙述脉络。从学术的外部环境到内在需求，从科学与信仰的冲撞到科学对信仰的贡献，从教师职位的取得到所拥有的权利，引发许多共鸣。但是，在以政治为业部分却非常遗憾，后篇政治与道德部分并不能很好把握。或许需要更加深入的阅读。 【关键词】学术政治人生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学术为业 韦伯从学术的外部环境讲起，比较德国、美国在教学处境方面的差异。在美国，投身于教育事业的人从“助教”开始做起，以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为起点，有着被解雇的危险。在德国，投身学术的年轻人，从编外讲师开始做起，除了听课费并无薪水，“金钱支配”前提上无稳定性，并且按照常规只能开设次要课程。而职位到手之后，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因为无法存在纯粹的客观标准，所以尽管选拔方式存在不恰当，也只能无奈承认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的事实。“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作者的发问充分体现了学术生涯——这鲁莽的赌博中命运的无常。 而在学术的内在志向中，首先需要一份热情，一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尽管这份热情并不能逼出什么学术上的成果，但是却是“灵感”的前提。这份热情并不包括“个人体验”的彰显，因为科学是一种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这种理智化让人们相信这样的原则：并没有什么神秘、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对人生命价值意义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在尼采对发明了幸福的末代人做出毁灭性的批判之后，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就是通向幸福之路的观点，就更为天真乐观。将这些观点驱逐一空后，韦伯提出了“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论断。而韦伯提出的例子，医学、法理历史和文化科学也表明，这些科学一旦考虑终极关怀，似乎就会陷入无尽的怪圈。 在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韦伯同意“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的观点。真正的教师不应该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该呆的地方。而作为学生，也应该认识到不该把教师当做领袖，企求超出他们所有的东西。两者都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在这部分，关于政治意见的斗争中，韦伯说教师大可以到外面去，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阿里甫江·阿不来提 41383048社工1302 一、想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了解马克思·韦伯的生平。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而《学术与政治》是韦伯的两篇演讲组成的。导言从韦伯演讲的背景、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方法论及伦理的范畴、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制度化价值系统以及韦伯模型的优点及局限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从人格与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内在关系的恒常上对学术与政治进行了分析，又从行为定型造成的结果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层次上的行政构想是科层组织与一元化领导，政治构想是志愿性组织与民主式领导，学术构想是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同时也分析了韦伯模式在理论面上，过分低估了实践立场可被理性批判的可能性；制度面上，过分高估了个人行动对集体性之行动关联所具的影响力。即便如此，仍不失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典范。 两篇演讲的背景是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韦伯在慕尼黑做了几次演讲，其中就包括《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的构架其实是相同的，都分为两个部分，涉及两个层面。首先，都从客观的角度，讨论外在的条件，分析学术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可能态势，讨论了学者和政治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冒险。然后，从主观的意义上，探讨了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或者以政治为志业的人。 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作者从问题入手，提出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首先，通过比较德国与美国学者学术生涯的外援条件入手对德国学者的外部环境进行了阐释，而后得出结论：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然后又通过对学术自身条件、学术工作意义的探究以及学术价值与学科、信徒关系的探讨，表明学术在促进技术进步时，也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要面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最后，探讨了学者、教师以学术为志业的问题，例如教师不是领袖，教师能帮助学生获得关于技术的知识、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清明等等。 三、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这篇演讲稿，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以政治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人，能否在现实中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译者将文章分成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政治”和“国家”进行了界定，阐释了国家存在“正当性”的类型：传统型、卡里玛斯型、法制型。 第二部分分析了政治上的权力支配所必须的因素：人与物。 第三部分对政治作为副业和主业、为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做了辨析。 第四部分具体介绍了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和性格。 第五部分分析了群众政治家即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前途。 第六部分介绍了政党的经营形态、发展、新旧形态的冲突及党工。 第七部分介绍了英、美、德政党的基本情况。 第八部分解说了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及志业政治家的出路。
论大学老师在教育学生中应扮演的角色 ——兼评《学术与政治》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是由其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构成的。其思考的核心是在这个世界被“除魅”的现代化时代里，学术与政治的意义分别是什么？教师或者是教育本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应该选择扮演好哪种角色？ 我们小组重点研读的是韦伯“以学术为业”的这部分演讲，即我们选择从学术角度出发，结合韦伯的想法，对现今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所表现的问题进行探讨。众所周知，教师在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名杰出的教师，小到影响万千学子的人生选择，大至引起教育体系的变革。那么，韦伯向意图献身学术、成为优秀教师的年轻人提出了什么要求？ 从开头的这篇演讲中可以看出，韦伯在心里为“学术从业者”定了一个比较严苛的衡量标准，非志向坚定、目标明确的人难以入内。在书中第一节，韦伯就语气沉重地列述了“以学术为业”的外在困难，分析了有志于成为优秀教师的年轻人堪忧的处境。他们要学会忍受制度不公、机遇难得、才干不被认可等重重考验。譬如体制，从韦伯那个时代发展至今，它仍然是制约学术或教学热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大学教育急需完善的弊端之一。不健全的体制，消磨大学教师的研究热忱，致使其难以产出研究成果。而且在这种体制下，机遇又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若是运气不佳，可能个人的才华无法受到大众的赏识。
身处这种不利的环境就需要他们用坚毅的意志、积极的态度去克服了。 除了要敢于面对外在困难，韦伯还提出了对梦想以教师为职的年轻人自身素养的要求。在书中第二节，他就详细谈论到优秀教师应该具备专业、热情、富有灵感、拥有人格魅力等内在品德。譬如专业，韦伯分析道：“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有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1我们所接触的许多深具价值的学术成就基本上是集中于某一专业领域的成就（尤其在科学领域）。这些领域的顶尖人才不可避免地需要掌握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但并不十分精通。现代社会要求教师具备专业化的判断，因为只有深入了解一门专业，才能运用理论切实地剖析它的核心问题。其实，韦伯向年轻学者所提的这些要求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不过时，是每个大学教师为人师表应该努力前进的方向，也是我们作为学生希望老师能够如此去完善自身的。 韦伯有句名言：“人是受缚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大学教师尽管拥有强大的头脑和成熟完整的价值判断，但仍会遇到凭借现有学识无法破解的难题，也会不可遏制地陷入彷徨和迷惘之中，这时候就需要科学这一利器。在第三节中，韦伯就着重指出科学的非凡意义，在第八节中，他又强调了科学的“价值”，足以体现科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提道：以学术为业的目的在于“祛魅”，即通过科学帮助人们变得理智，使他们不再盲目信奉教条、崇拜偶像，能够头
读《学术与政治》的心得体会 马克斯·韦伯在写作《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时都用到了对比的方法，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文章开篇，关于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开始，韦伯对比了德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后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年轻人对于教师的态度等部分都出现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比；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先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外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先从经济方面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学术发展方式。他对比了年轻学者在美国和德国的不同经济待遇，韦伯传递出的是美国的年轻学者获得的工资更稳定；在学术研究机构方面，美国和德国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企业的现象，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与否和发展情况受到国家经费的影响；而学术机构在人才的选拔制度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韦伯说：“造成凡才当道的原因，要到人类协作的法则中去找，尤其是好几组人的协作的法则。在这里，这是指负责推荐的教授与教育官员之间的协调合作……唯有当国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德国到目前为止）------二者结果相同------或取得权力的革命者（如德国当前），因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用人时，我们才能确定有人和的平庸之辈及一心上爬的人会垄断贤路。”这里，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控制，当然，“机运”因素在选拔过程中也占有非常高的比重。然后，韦伯讨论了学者与教师难以兼得的问
题，并稍微涉及了法国和德国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接下来，韦伯对学者这一行业的内在条件进行分析。韦伯指出了学术专业化的必要性；灵感、热情、工作三者相结合的重要性；“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的“人格”的真实；学术工作和艺术工作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韦伯认为艺术领域的进步不同于学术领域的进步：在艺术领域，“一件真正‘完满’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别的作品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学术工作和一个进步的过程不可分离”；学术工作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分别给出了前人和近代人的理解：1、随着人类理知化过程的推进和对于“进步与死亡意义”问题的探讨，柏拉图的观点是“惟有在这真理中，我们才不以幻觉和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由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发现美、善或者例如勇气、灵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这件事物的真实存在。而这些知识，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当行事。对于心中思考彻头彻尾以政治为依归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一切。人努力从事学问，便是为了这个理由”。 2、随着理性实验的兴起，近代人有了新的理解:“达·芬奇这类艺术实验者”认为“学术是通往真实艺术的道路，所谓到真实艺术，意思就是到真实的自然”，“在新教与清教的（间接）影响之下，学术工作者眼中自己的任务乃是：指出通往神的道路”，“现在的年轻人要从学术的理知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回复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归自然”、“以一种天真的乐观，歌颂科学------也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支配生活的技术------是到幸福之路”；学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