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说法，《唐宋诗醇》曰：“衷艳之中具有讽刺。”（《唐宋诗举要》卷二引）陈寅恪亦主此说，以为白居易与陈鸿共同构思歌与传，两者有明确的分工，陈传中补充了白歌所未涉及的创作缘起与目的。一歌一传，“本属一体”，《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晤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备，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他并指出本篇与汉武帝宠幸李夫人的故事有类似之处，故白居易作新乐府《李夫人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
所谓“双重主题”说，意为《长恨歌》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既有讽刺批判，又有同情歌倾。其他研究者所持的理由是：
（一）《长恨歌》的内容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写玄宗溺于女色，不顾国家大事，招致安史之乱；另一方面写贵妃惨死，玄宗思念，杨妃成仙。诗歌对李杨爱情及其悲剧赋予了很大的同情，同时对酿成悲剧的原因作了严肃的批判。诗歌将同情与批判集中在玄宗一人身上。
（二）对李杨爱情既同情又批判的矛盾态度是由帝妃的爱情特点所决定的。其特点有两个，既政治性与残酷性。客观上，杨妃爱玄宗不是出于干政的动机，玄过爱杨妃，也不是把妇女当作玩物。然则，李杨溺于情爱之中，必然会荒废政事，并且由于为了博得妃子的欢心，必然会给予烟亲杨氏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很多的物质利益，从而产生了一个干预朝政的具有特权的杨氏集团，加速了政治的危机。白居易既歌颂他们爱情的热烈、真挚，也批判他们的爱情所带来的误国害民的后果。
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开唐明皇抢儿媳妇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坚贞，到后来，写唐明皇到了国破妃亡的时候仍然还不悔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王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是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以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白居易生处中晚唐时段，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
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题材，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模式造成了冲击。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却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许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吧！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长恨歌》这首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直露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整个诗歌的开头就用了“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么一句蕴含着作者深深的讽刺色彩的句子，点开了诗歌的感情基调，更是为下文的叙事性的诗歌内容的书写作了铺垫，从杨玉环被选至“君王侧”，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更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更从侧面揭示出出安史之乱发生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昏庸予以了极大的批判，但是作者注意到了民愤的重要性，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用反映社会动态的民歌、民谣“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来进行攻击，的确有着明显的讽喻效果但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同时，从爱情的角度又是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及对他所对爱情专一的大加褒扬，上半部分所述及的他重色倾国导致了自己爱情悲剧的发生，却在唐明皇身上所体现出的因果报应又恰恰是民众所愿望的，毕竟是谁种下的种子，谁就要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现实已经给予了他应有的报应，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报应，却突显出爱情的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如果题材不是这么一个具有戏剧性色彩的特殊例子，那么还会有作者的这首《长恨歌》在当时的广为流传？也不会有“长恨歌主”的美誉，可以说这后半部分才是“长恨”的正文。如果没有后面道士求神的幻想部分，就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
旧”一段传神的描绘，在海上仙山的奇特境遇描写，所虚构的人物形象生动，让它有了与现实生活场景中一样的真实感觉，然而正是这让人感到真实而欣慰的场面的虚构，才有了最后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叹。恰恰正是这一个感叹暗示了唐明皇重色倾国造成这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也正是这种感叹暗含着讽意。和整个诗歌的开头一样的讽刺之意，这里是对整个诗歌的最后点题。开头或者说是前半部分只是在论述“长恨”的原由和结果，即唐明皇昏庸所导致社会动荡和爱情结局的讽刺。而这之后在“长恨”的正文即是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中看到结局所体现出的同情以及对爱情专一的赞美成了主题思想的一大部分。
我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受害者恰恰正是悲剧的制造者自己，这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游移，把艺术形象当作历史真实人物看待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来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吧。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和心理题材。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喻诗，使全诗充满讽刺与说教，其艺术价值将会如何，我想，这是昭然若揭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缥缈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文中对人性美的歌颂使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恨”的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
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