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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2011年3月第28卷第2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28，No.1Mar．2011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余文兵(1982－)，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余文兵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100081)

摘

要: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法制建设的集大成者。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鲜

明。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既在巩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清代的民族政策法制化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民族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特点;启示【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11)02－0109－06

民族政策法制化是政治主体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定将民族政策固定化和规范化的活动或过程。多民族的国情决定了民族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须重视的国家要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大一统，各封建王朝制定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并将其制度化且不断推陈出新。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政策的集大成者，其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突出。

一

自努尔哈赤开始，清朝历代皇帝站在治国方略和基本国策的高度，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断的推进民族政策法制化进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法制建设，不仅形成了以《大清律例》

、《大清会典》为母法，以《理藩院则例》和适用于不同民族的单行法为子法的少数民族法律体系，而且特点非常鲜明。

(一)成就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从数量上看，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首次按六部编纂则例之制初次编纂，例文就由乾隆末年的209条扩增至713条。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第二次修例则激增为1454条，这与《大清律例》最高条例数目1892条相比，仅差400余条。而后者的1892条例文中，尚有100余条属于边疆民族

的立法。［1］

从内容上看，清朝因地制宜，制定了适用于不同民族地区的专门性民族法。如对蒙古的《蒙古律例》、对回部的《回疆则例》、对西藏的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南方“苗疆”

的《永除贵州古州等处苗赋令》

、《苗汉杂居章程

》、《官员失察汉民进入苗地处分例》、《苗民禁婚令》等，可以说

，“清王朝没有一部法律能适用于清朝所有的民族”

［2］(P474)

。就范围而言，清朝民族法律几乎涵盖了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管理。以《理藩院则例》为例，其内容既有行政法律部分，又有刑事法律部分，也有民事法律部分;既包括实体法部分，也包括程序法部分。再从形式上看，常见的清代民族法有律、例、令、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法律形式中有些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法律形式律、令、科、比、格、式、例中的类型，如律、例和令，但有些法律形式为清代所创立，如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细致而完备的法律规定使清朝官员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有章可循，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法可依，使清代的民族事务管理走上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法制化轨道，使得中国历代传统的民族政策得到升华。

(二)统一法制，强调特别法的优先适用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法制化过程始终以维护法制统一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早在入关前，皇太极

就强调，外藩蒙古诸国必须“悉遵我朝制度”［3］

。此后，清朝政府以理藩院为主体在制定和运用民族

法规时更加强调这一原则。乾隆《大清会典》规定，理藩院是“掌内外藩蒙古回部之政令，控驭

抚绥，以固邦翰”

［4］(P10)

。可见，理藩院不仅是清朝政府管理少数民族的专门性机构，更是最高的民

族立法机构。从立法事项上来看，尽管清代的民族法具有某种二元性，即其民族法中既有中央立法的内容，又有一些传统习惯法的认可，如在回部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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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法的认可。但在实际中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即涉及重大犯罪和涉及政治性犯罪的法律只能来自中央立法，而不能适用习惯法。习惯法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这种对重要法律关系的调整由中央掌握，也体现了法治的统一性。在司法方面，清朝的法律适用原则高度强调《大清律例》的权威性。《大清律例》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隶理蕃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5］(P122)。也就是说，凡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一律适用《大清律例》。至于隶属于理藩院的内外蒙古及青海各蒙古诸部，因其风俗习惯不同，可另设条例。可见，《大清律例》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普通法的性质，理藩院的立法具有特别法的性质，尽管在法律适用上可能优先使用特别法，但特别法是依从于普通法而存在的。可以没有特别法而只有普通法，但不能没有普通法而只有特别法，例如《理藩院则例》中就有很多准用性规范，如在戏杀过失伤人条中规定:“凡蒙古戏杀过失杀人，俱查照刑例分别定拟。”［6］(P416)在此，进一步明确了《大清律例》的权威地位，显示了国家法制政令的统一。

(三)因俗立法

针对民族地区长期保持和中原地区风格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其社会正义、公正观念和内地有着某些差别，在清代民族法的刑罚方法中，除了采用《大清律例》中的刑罚方法外还采用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刑罚方法，如鞭刑、罚牲畜刑等。这些刑罚方法和民族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经济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的。如在多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牲畜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以罚牲畜为刑法方法比其他方法更为有效。在法律适用上，除了适用制定法以外，有些民族习惯法也被作为辅助的判案根据，如《理藩院则例》卷45规定:“凡案犯斩绞、发遣以及应罚牲畜等罪，如临时未经破案，事后或经官访出，或被人告发到案，案情确凿而本犯恃无赃证踪迹，坚不承认，事涉疑似者，令其入誓。如肯入誓，仍令该管佐领等加具保结，令本犯入誓完结。”［7］(P421)把“具结设誓”作为判决中的依据，使诉讼中保留了某些少数民族的神明裁判的色彩和传统习俗。清代的民族法采用民族传统习惯法体现了因俗立法的特征。

(四)因时制律

清朝政府非常重视民族政策的法制化，为了有章可循，往往会把服务于一个时期的民族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和策略以民族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当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发生改变时，民族工作的具体措施和策略也需要及时调整，民族法的及时废改立也就成为了必要。清代的民族法不但立法活动频繁，而且民族法的修订也相当频繁，如作为蒙古地区基本法的《蒙古律书》和《蒙古律例》就曾多次修订。崇德八年(l643年)清太宗颁布《蒙古律书》，顺康两朝多次对其进行修订。乾隆六年(1741年)《蒙古律例》颁行后，仅乾隆一朝就增订四次，嘉庆时期又修订了两次。根据清政府的立法原则，《理藩院则例》成书后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理藩院则例》制定后，仅道光、光绪两朝就四次修纂，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理藩院则例》中注明“续纂”、“修并”、“增纂”、“修改”的部分占全部条例的三分之二以上。［8］(P271)《回疆则例》全文共134条，原例仅有26条，其余108条都是清政府顺应回疆社会形势的变化作出的修改、续纂和增纂条款。清政府针对民族地区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修订民族法规以增加法条的实际效力，保证了其对民族地区的法律辖制和政权统治，契合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及时转变和调整、民族政策策略的转换和变化。

(五)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清朝统治者对边疆立法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儒家学派所一惯倡导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其基本要点就是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边疆的基本方法，而以刑事惩罚作为治理边疆的一种辅助手段。先用礼义教化使少数民族首领服从清朝的封建统治，然后再对个别违法犯罪者予以惩处。在清代的民族法中，既有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的以德绥服手段，也有惩罚不法的酷刑规定。从清代民族法的规定来看，常用的奖励手段有直接的物质奖励，如奖给牲畜和金银;也有精神性奖励，如录功;还有身份性奖励，如加官进爵。常用的惩罚性措施有直接的物质性惩罚，如罚牲畜、罚俸等;也有身份性处罚，如革职、降级等。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给予蒙古王公的种种特权，授以高官显爵，并可世代相袭;给予优厚俸禄，赴京还给廪饩;实行甥舅之联，用姻亲巩固满蒙联盟;同时满足蒙古王公的各种奢侈需求，以此增强他们对中央的依赖性和向心力。另一方面详密地规定了各级蒙古王公的职责范围与要求，制定严厉法规，赏罚分明，以此镇慑蒙古王公的离心力，保证了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体现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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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六)兼容并蓄，注重总结前代的立法经验和吸纳各民族的法律文化元素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不仅差异大且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内容和层次的法律文化，清王朝在民族立法中都加以吸收。如“贝勒”、“贝子”本是满族所特有的两个不同等级的爵位;“入誓”制度和罚牲畜制度等源于蒙古族的传统习惯法，都被吸收到清王朝的法律制度中;在《喇嘛事例》和《西藏通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宗教色彩极浓的藏族法律文化的吸收;［2］(P476)在对官服的规定上，“满族、汉族与其他民族也实现了共存、共享、共荣”［9］;此外，依服制定罪、犯罪存留养亲、额附照内地例守父母丧、旌表节妇等规定，则突出表现了对儒家宗法伦理思想熏染的汉族法律文化的吸收。

(七)遵循渐进的方针

清朝政府根据对不同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程度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如贵州苗族由于自身内部发展不平衡，加上清朝统治深入程度前后不一致，清朝通常把苗族分为熟苗和生苗。在熟苗地区，清朝政府认为，熟苗已经归服，已经开化日久，如果有犯罪的自然应与中原内地一体治罪。但是在新开的苗疆地区，即生苗区，这里的苗人们不知法律，每有命案大多都不会去报官，有的是私请寨中老人来评理，或者就用牛马牲畜来赔偿;即使是报官了，报官后彼此仍然按照苗人的规例来处理，不愿让官府来裁定。针对这种情况，贵州按察使方显上奏给雍正皇帝说:“归附已久熟苗，如有劫盗仇杀等案，应照内地审结;对于新开苗疆，其中有情愿照苗例以牛马赔偿者，念其归服日浅，准予息结，详明立案”［10］(P715－717)。可见，清朝在民族地区还遵循了渐进的方针。

(八)重视民族宗教立法，坚持“宠佛以制其生”的方针

清代统治者对民族宗教有着深刻的认识:一是把宗教作为不同民族之间互相沟通接近的途径;二是把宗教作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特殊手段。藏传佛教在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地区的藏族和蒙古族民众中影响巨大，清政府便大力扶植藏传佛教，以求达到西藏及相关少数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社会控制目标。与元代的尊崇佛教的不同之处在于，清王朝并没有把藏传佛教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对藏传佛教进行了法制化管理。《钦定西藏章程》第29条用金瓶掣签的办法规定了藏传佛教中转世灵童的认定程序和方法，有效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和利用，使藏传佛教的最高统治权集中于皇帝的手中。在新疆回部，伊斯兰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掌握了世俗权力。清代回疆的大小和卓叛乱就直接和宗教首领有关。清政府在统一回部后，并没有对伊斯兰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对于真心信教的教徒不加干涉，甚至给予褒奖。同时对回部的社会管理方式进行了政教分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避免了宗教人员掌握世俗政权，滋生事端，对于社会的安定及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通过民族宗教政策的法制化，使宗教成为了清朝统治者手中沟通民族关系，接近民族群众，密切民族往来，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工具，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宗教分裂势力的渗透，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完整。

(九)强调“不扰边”、“不生事”，保障边疆民族利益

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清朝政府立法予以保护，严禁偷挖、偷采。如康熙十七年题准:“凡偷采参、貂私行买卖被旁人拿获者，将参、貂交纳户部，买者各鞭一百罚一九，赏给拿获出首之人”［6］(P454)。嘉庆十年谕:“蒙古负民人账目，即饬分别还清将欠债者重责示惩。蒙古人性质纯厚，理应永守旧业。民人图利，前往游牧开地耕种，放债与蒙古人，其习甚陋，至蒙古人大亏生计，是以朕节经谕禁。即如民人海嵩岱借讨债为名，纠众欧人，强取物件，甚属不知法纪，俟审明后分别首从，即行正法。嗣后止准正商人在彼，其无照奸民，即刻驱逐，酌定章程俱奏。……嗣后若无照私往者，即行拿送将军大臣处照例治罪，该札萨克官员容隐不报，查出一并参处。”［6］(P284)道光二年奏定《青海番子事宜》中，以青海西北产渔盐之地，特准穷苦蒙古领照运售，其沿边回、汉人等，概不准私赴口外，挖盐捉鱼。［11］(P408)嘉庆十六年，由于民人在蒙古地方纠集多人，偷挖黄芪(为禁物，根可入药)，滋扰牧场，刑部遂定“在口外出钱雇人刨挖黄芪”治罪专条。由于相关立法似嫌琐碎，嘉庆帝谕称:“边外所产，如千斤木植，不一而足。设奸民等舍此趋彼，聚集既众，必仍滋事端。若逐案增定条例，亦属烦碎。总在沿边关隘，于无业游民出口时，认真查禁，为正本清源之道”［12］(P491)。由此可见，清朝的边疆民族经济立法在维护边疆稳定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却也维护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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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少数民族的利益。

(十)分而治之，坚持“众建以分其力”的原则

清朝统治者面对中国历史上的难题———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给出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即分其势而众建之。这一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在法律上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将其付与实施。清朝统治者通过“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辑边陲”［13］(卷295:P869)的方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法规来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例如在行政区划上把本来一统的各民族生活之地分而划之，减少少数民族聚集崛起的机会。行政建制上，把民族地区分拆成众多的互不统属的行政单位，使这些行政单位之间形成制约和竞争，以防民族地方势力集中和坐大。清朝政府民族法把蒙古族诸部前后划分为了180多个旗，大大减少了蒙古重新聚集崛起的机会。在新疆地区则把地区划分为各伯克统领下的狭小地块，以防聚变。同样，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也类似于此。清朝民族法的分而治之原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确实对清朝边疆的长期稳定，政令畅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一些具体的措施也阻止了清代各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步履，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一方面确保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核心地位，较好地协调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有效地协调了民族关系，保证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清朝统治者们非常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他们在思想上突破了华夷之防的束缚，强调华夷一家，改变了历代把边疆民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视为边患的落后看法。清朝统治者通过盟旗制度、伯克制、民族联姻、朝贡互市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加以在实践中的循序渐进的法制化管理，边疆少数民族成为了清王朝捍卫边疆的主要力量。康熙皇帝曾道:“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3］(卷151:P677)清王朝在统一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法制化直接管理，有效地协调了民族关系，减少了民族冲突发生的几率，缓和了民族矛盾。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言:“清王朝的建立和疆域的巩固，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或促进国内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在客观上都有积极的意义。”［14］(P262)

其次，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清朝统治者统一中国以后，通过其有力的民族政策法制化过程，形成了对全国疆域的制度化管理，中国的边疆管理第一次走向了法制化管理，中央制定的法律第一次真正渗透到了边疆的每一部分。在清朝以法治边实践的促进下，边疆地区越来越稳定，向心力越来越强。经过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固边政策和法制化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的认同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点，我国的疆域最终稳定下来。“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8］(P1)

第三，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通过法制化管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主要有:一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权范围，大事归中央，小事归地方。这既实现了国家对边疆的有效控制，强化了边疆地区的国家归属感，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培养了少数民族的国家主人意识;二是在法律规定中照顾民族特点，因俗而治。这种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认文化差异性的政策与法规对民族亲和力的提高，对民族归属感的培养具有极大的作用;三是通过法律规定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优抚措施，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少数民族的代言人与领袖，是少数民族的思想者，是少数民族的风向标。争取了一个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就等于争取了一个民族或一片群众。所以清朝政府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优待措施，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也就间接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四是用法律手段来认可和尊崇民族宗教。对民族宗教的认可和尊崇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尊崇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通过宗教这种桥梁，清朝政府找到了不同民族互相接近、互相尊重、互相影响的有效途径。文化上的接近和认可对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最为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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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五是通过法律规定来规范少数民族的贡赏制度和年班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不在于中央政府能从中得到什么物质性实惠，如清朝前期实行“厚往薄来”政策，赏赐给少数民族首领的钱物要远远多于他们的朝贡物品，关键在于培养一种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归属感。通过制度化的贡赏制度和年班制度使少数民族首领和宗教首领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臣民意识得到了加强，减少了分裂思想的形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会发生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豪迈壮举，才能谱写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共同抵抗侵略，不离不弃的壮丽篇章。

第四，为后世在边疆民族立法提供有益借鉴，积累了可贵的法制经验。清朝边疆民族立法提供借鉴早在民国时期就得以体现。如1929年8月，《司法院指令司法行政部〈理藩院则例〉对蒙番人民仍准援用文》指出:查《理藩院则例》及《番例条款》原为特别法之一种，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自应按照民国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国民政府通过就各该地方隶属国民政府前所适用者酌予援用。［15］(P384)1939年司法院第143号指令规定:中华民国之成立已阅十九年，政府颁行一切法典，无论行政、司法，俱不能适用于蒙藏地方。依现行解释例，蒙藏地方适用法典，除与党纲主义或国民政府法令相抵触者外，暂准援用《理藩院则例》及《番例条款》。［16］(P1031)可见，民国时期的这些法律深受清代民族法的影响。此外，清代民族法强调“因俗因地因时”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借助法律保护或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为统治服务。这不仅是清政府处理理多民族国家宗教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为当代宗教法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当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也表现出了它的消极一面，其中具有防范、限制甚至阻碍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些立法，其负面影响也实在不可低估。首先，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具有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性质。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序性统治秩序，本质则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再宣称“天下一家”，但实际上却严格实行“族民有别”的政策。如《大清律例·名例》中规定:“凡旗人殴死有服卑幼，罪应杖流折枷者，除依律定拟外，仍酌量情罪，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17］(P219)，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不平等。其次，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坚持“众建以分其力”的原则，严格划定蒙古族地区各旗疆理，各旗之间互不统属，彼此不得逾越。对少数民族上层采取各种牵制措施，进行防范与猜忌，这种长时期法律上的分而治之，不仅阻止了清代各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步履，也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清朝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从“以史为鉴”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若干启示:

一是要高度重视民族法制工作，不断推进民族政策法制化建设。民族政策法制化是实现民族事务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清朝非常重视民族政策法制化建设，不仅在中央设置了专门性的行政与民族立法机关———理藩院，并赋予理藩院很大的权限，为民族事务管理法制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不仅使清朝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事务进行规范化的管理，更有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二是要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据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时因地进行民族法制化建设。如前所述，清朝政府在民族政策法制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因时因地制定或修纂民族法规，对每个民族的法律法规都是经过多次不断修改、补充、调整才最终得以形成并付诸实施。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这不仅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契合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及时转变和调整，保证了其对民族地区的法律辖制和政权统治，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是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防止“一刀切”。如前所述，清朝政府对不同民族地区(包括汉族聚居地区在内)进行有效管理，甚至对同一个民族内部，根据发展程度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这种因势利导的立法不仅使清政府实现了对广袤的边疆少数民族疆域的有效统治，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民族地区立法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四是要加大民族经济立法力度，坚持稳定与发展并行，切实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利益。如前所述，清朝边疆民族立法重点在于稳定，虽然客观上规定了一些具有保障性的法律内容，但在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两者关系的抉择中，清朝统治者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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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为终极目的，把稳定的地位置于远远高于发展之上。因此，在清朝统治时期，虽然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发展速度。边疆地区的落后最后成为国家统一力量的短板之一，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提供了可趁之机。

五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如前所述，清朝民族政策法制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施行隔离、猜忌、限制甚至阻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相关立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导致了一些十分不良的后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戒。总之，清朝在民族事务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为巩固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诚如林乾先生所言，“清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它所面临的边疆民族事务更加复杂，解决的难度也更大。在继承并积极拓展以往治边政策的同时，清朝将边疆民族管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是区别以往的所在，也是清朝治边的成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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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and Role of the Legislation for Ethnic Policies in the Qing Dynasty

YU Wen-b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 Theories and Polici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 Qing dynasty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feudal dynasties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for ethnic policies with its effective-ness and typical features．Though this legislat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unification of a multinational country，it had some negative effects，which can shed some light on our legislation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Qing dynasty;legislation for ethnic policies;feature;shed light on

(责任编辑伍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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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重新整合教材）自主学习篇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 1、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___________________。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基本内涵 (1)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______________为核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伟大民族精神。 (2)核心：________________ ①地位：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 ②爱国主义是，无论什么时期，爱国主义都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 ③爱国主义不是的，而是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具体

内涵。在当代中国，与本质上是一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 3、特征 (1)民族精神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2)民族精神的时代性特征。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的过程。（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精神（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精神（3）二者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特定时期的具体体现。 (二)为什么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1、地位 (1)“三精一魂”：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浅论清朝的回族政策

浅论清朝的回族政策摘要：清朝作为在中国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来十分重视对境内少数民族的管理和统治。有清一代，清政府对回族所采取的政策都十分具有独到之处。本文截取清朝康、雍、乾三朝之间的回族政策，梳理其发展的脉络并探究其原因，以此管窥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统治的特点。关键词：清朝回族民族政策康雍乾民族政策历来是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制定和实施，关系到封建王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清代的民族政策是其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各民族事务、处理各民族问题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其中关于回族的立法政策，因其独特之处，也颇受学界的关注。有清一代，回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虽然无法同元代的色目人和明代的回回相比，但总体而言，特别是清朝的早期甚至中期，统治者对待回族群体并不像一些观点认为的那样，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而是比较宽宏的；只是到了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不再稳定，回族政策方转向严峻。清朝的回族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不断演变的，不能以某一时期的特殊政策以偏概全或者对之全盘否定。本文扬弃“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史观，试图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简析清朝对回族的立法政策的演变，从而管窥清朝统民族政策的特点。一、清朝“回族”与“回族政策”的范围探讨清朝的回族政策，首先要厘清这里的“回族”的范畴和“回族政策”所指向的内容。本文中所涉及的回族是狭义上的，仅指中国内地各省的回族，不包括理藩院管辖下的边疆族群，诸如新疆回部的维吾尔族、撒拉族。因为各省回族虽然与新疆南疆的诸多民族同为穆斯林，但其与汉族杂居的历史已久，不同于乾隆朝时期才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新疆回部，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有很大不同，因而统治者针对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也不尽相同。清朝法律中涉及回族问题的规定较多。关于本文所探讨的“回族政策”，仅指清廷针对中国内地各省回族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包括不同时期的上谕、律例和则例等。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发展的时代，清廷针对不同地区信仰穆斯林的民族也制定和施行不同的法令政策。例如，天山南北地区成为清廷直辖的回部后，新疆回部的部民管理，参照外藩札萨克的管理办法，并依据《钦定回疆则例》管理；除部分重罪之外，多依本民族习俗治之，归属于理藩院管辖。与此不同，内地回民归属于户部管理，由当地长官造册备案。内地各省回民均由礼拜寺掌教稽查管理户口册籍，他们已被户籍机关归入“民籍”。因此，回族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也大大区别于其他边疆族群政策。二、清朝回族政策的发展演变清朝对回族的立法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清统治者入关后，皇太极和顺治帝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延续至后来，成为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清廷还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中央政权实行大一统管理的前提下，尊重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习俗。清朝对回族的政策，就是在“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这两个基本方针指导下具体制定出来的。下面对清朝康、雍、乾三代统治者对回族的政策与态度以及政策转变原因做一简要分析。（一）康熙朝的回族政策清朝前期，由于入关后建立的政权很不稳固，当时主要的政治举措在于扫除

简论中华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简论中华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思考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不难发现，中华精神占一重要地位。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仁爱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重君子之德﹐即是强调一种"仁"的精神。《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也体现了仁爱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与人友好相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诸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则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推崇一种"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境界﹐此即"强不执弱﹐众不却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是对仁爱精神更具深义的阐发。概而言之﹐仁爱精神涵盖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十个方面。这样的仁爱精神熏陶﹑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富于智能和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与五千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或发明创造相伴随。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所着《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原创)

6、中国古代边疆政策：（1）特点：①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 ②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③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 ④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2）两汉王朝的边疆政策 ①根据不同的边疆形势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 ②设立了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以长城为主干, 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了望、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 ③根据不同的边疆民族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西汉设西域都护府）（3）隋唐王朝的边疆政策 ①设立了相对完善的以都护府、都督府为特点的边疆管理体系（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在北方的突厥故地有设置了单于都护府，在朝鲜半岛，联合新罗消灭高句丽和百济后，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而在西南交州方向又设置了安南都护府） ②设立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军镇屯戍制度 ③以怀柔、招抚为主的边疆民族政策④积极开发边疆的政策⑤宽松的文化传播政策。（4）元朝的边疆政策 ①建立完善的边疆管理体系（行省、宣慰司都元帅府、驿站制度） ②设置专门管理系统以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统治。(帝师和西藏宣政院) ③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地确立治边政策。（设置土司制度管理少数民族）（澎湖巡检司）（5）明朝的边疆政策：1368年明朝取消了元代在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作为专管西藏事务的机构，以及封赠西藏僧人为帝师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僧官制度，其最高级别的僧官称“法王”。法王和元朝帝师不同，不驻京，无管理全国教务的职权，也无固定领地，品级属荣誉性质，虽有高低，但互不统辖，且都不管政务。法王之下的僧官封号为“王”，他们各有领地，分别统辖一定区域，但互不统属，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6）清朝的边疆政策 ①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基本内容A.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 B.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 C.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理原则。 ②举措其内容要点如下: A.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 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笼络安抚首重蒙古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 并取得了有利于清政府统治的政治效果。（西藏方向，设置了驻藏大臣，与班禅达拉共同管理西藏事务，在新疆方面，设置了伊犁将军。在蒙古地区，清朝设置盟旗制度） B.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7）在认识古代中国边疆政策时，有两个问题需予重视。 ①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大一统”思想，几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无形却有形的强大的向心力。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发展成为我们民族的政策思想定势，推动了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同时在推动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②清代的边疆治理。实现了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古代中国范围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内边”，所以古代中国传统治边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8）原因：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开发，人口增多，疆域的扩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需要

超星《中华民族精神答案》(DOC)

第一章 1.1 1.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最高奖项授予了（）。C、长江大学见义勇为大学生群体 2.杨叔子在华中科技大学针对理工科学生倡导（）教育。D、文化素质 3.保护滇池生态环境的张正祥是一位（）。A、农民 4.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获得表彰的都是中国人。（）× 5.民族”一词是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创造的。（）√ 1.2 1.区分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关键是：B、民族文化 2.根据《论法的精神》，爱斯基摩人性格与东南亚人性格不同，主要是受到（）的支配 C、气候

3.下面哪项不是民族精神的体现？（）D、共同的语言特点 4.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归属于某一个民族。（）√ 5.赫尔德认为，民族的宗教、政体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 1.3 1.授课老师总结的理性化是以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 C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2.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的世纪。D 中国 3.“9·11”事件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4.授课老师认为现代化的历史始于英国工业革命。（）× 5.“文化围城”的概念是由（）提出来的。B 欧阳康 1.4

1.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思想的解放引发了工业革命。（）√ 2.（）与（）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文明体系。C 民主、法治 3.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郑和比哥伦布航海的时间早，意义也更大。（）× 4.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会带来（），市场化会带来（）。D 单一化、世俗化 5.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变化不包括（）。A、人们更多地去教堂做礼拜 1.5 1.下列哪项不是民主化过度发展带来的后果？（）B 对公共服务的依赖 2.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的真正前提是（）。C、信息的全球化

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5140798.html, 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作者：孙强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18期摘要：从19世纪40年代遭列强侵略开始，中华民族陷入不断沉沦的过程，同时也开启了争取独立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经过两个一百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梳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历史进程，对于正视历史、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积极意义。关键词：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二百年。梳理这二百年的历史，可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两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约一百年，每百年又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共六个阶段。一、第一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甲午战争这一阶段，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重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抗击侵略的斗争中开始觉醒，在不同层面上开始探寻反抗御敌之术和自救救国之路。其一，官僚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研究外国史地，了解世界形势，总结失败教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主张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提出了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维新改良思想。其二，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反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提出了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建设方案，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外统治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其三，地主阶级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主张把西方的物质文明纳入清王朝的轨道，提出“自强”、“求富”口号，推行“洋务运动”。洋务派兴办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矿企业、修铁路、办学堂、新式海陆军、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一次尝试。但是，洋务运动的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不改变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器物技能，最终没能实现强与富，甲午战败标志其破产。二、第二阶段，从甲午战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甲午战后，列强争夺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接踵而至，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继续沉沦。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上进行艰难探索。其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进行的戊戌维新运动，要求变革清王朝的政治制度，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救亡图存的落脚

清朝与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政策

清朝与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政策关键词：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改土归流，边疆政策摘要：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转变，因而清王朝采取了一些适应地方民族情况的特殊措施。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与内地汉族地区仍然不一样，总的说来是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清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l、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政权机构，并在明代的基础上对政区进行了局部的调整。2、在部分少数民族中继续执行元、明以来行之有效的土司制度。3、继续进行改土归流。一、四川、云南、贵州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和政区的调整清朝在明朝设治的基础上，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建立政权机构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并在明代的基础上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四川省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和政区的调整: 公元一六四五年清朝军队进驻四川之后，沿袭明朝时期设四川省及其下属的府、州、县各级政权机构，并对政区先后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康熙四年，把乌撒军民府划归贵州。至嘉庆末年，四川省共有府十二，直隶州八，直隶厅五，屯务厅一。而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则就近分隶各府、州、厅。贵州省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和政区的调整: 公元一六五八年，清朝军队进驻贵州之后，亦沿袭明代设贵州省，初领贵阳、安顺、平越、都匀、镇远、思南、石肝、思州、铜仁、黎平十府。并从四川划归贵州。至嘉庆末年，贵州省共有府十二，直隶州一、直隶厅三山。仍存的各土司则依旧分隶于各府、州、厅。云南省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和政区的调整: 公元一六五九年，清朝军队进驻云南之后，亦沿袭明朝设云南省及其下属之府、州、厅、县各级政权机构，并先后对政区进行了调整。康熙六年，置开化府。八年，降寻甸府为州，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_许曾会

2013年第1期（总第210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1，2013Serial．No．210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许曾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摘要：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 “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 “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关键词：明清民族政策；威德兼施；正史；民族观念中图分类号：K 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3）01－0156－05 收稿日期：2012－10－17 作者简介：许曾会（1986—），女，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明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定型时期。在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下，封建国家更加重视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期维护封建统治。而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具体表现之一，必然会对时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明清两部正史修纂过程中朝廷“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入手，分别分析其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撰述中民族观念的影响。一、“威”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大民族主义”观念明清两代有关“威”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军事上的武力征伐和政治上的歧视与强迫同化两个方面，这样的民族政策反映到官方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撰述中，便体现出一种“大民族主义”［1］的民族观念。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以民族歧视为特点，其中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一）明朝“威”的民族政策与《元史》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元史》修于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完成于洪武三年七月，十月镂版刊刻，速度之快为史上仅有。《元史》修纂的这三年间，正是朱元璋出兵蒙古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段。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明王朝，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但全国不少地区还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朱元璋在经过北伐的节节胜利之后，对彻底打败元朝残余力量，消除威胁，怀有很强的自信。故此，朱元璋对北元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攻势：洪武元年进兵山西，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二年，攻破开平，元顺帝逃亡应昌；洪武三年，大破扩廓帖木儿兵，俘获王公将校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武力征伐同时，明朝统治者也以政治上的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来巩固其统治。明朝易元而建，汉族在被蒙古族压迫近百年后，一旦有机会翻身，大汉族的优越感自然会变本加厉地彰显。明朝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不许少数民族内部通婚。如《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记载：“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又如《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载：“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垄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七三《丘文庄公集三》）明初修纂《元史》，一方面是基于汉族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宣传，大汉族主义观念自然会蕴涵其 · 651·

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不断走向兴盛繁荣和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不断、生生不息，成为没有发生过断裂的社会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连续进步、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一种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团结统一的文化纽带与精神支柱。为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养成文明的习惯，以实际行动继承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仪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做一个新世纪的合格小学生。我们小05-2班特举办“弘扬民族精神”的主题班会今天参加班会的除了我们班的全体成员，还有学校的领导和嘉宾，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我们先进入第一板块“弘扬民族精神”，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精神呢？我想先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有着博大精深的基本内涵和丰富内容。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与时俱进的概念，它与民族一样，有其历史、现在与未来，具有传统性、时代性的特点，因此，其内涵也可以分为传统精神、时代精神。今天，我们就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来谈一谈民族精神的内涵。 1.从传统精神来看，作为历史的概念，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可以概括为： ①为国而忘家的爱国精神例如：（学生参与同学演讲<<满江红>>）播放有关为国而忘家的典型人物图片） ②与民忧乐的济世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与民忧乐的人物典型图片播放有关为国而忘家的典型人物图片） ③兼爱天下的仁爱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兼爱天下的仁爱精神的典型人物图片） ④勤劳节俭的立世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勤劳节俭的典型人物图片） ⑤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典型人物图片） ⑥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威武不屈的大太夫精神的典型人物图片） ⑦舍生取义的尚义精神例如：（学生参与播放有关舍生取义精神的典型人物图片） 2.从时代精神来看，作为与时俱进的概念，民族精神能够适应现时代的民族生存与发展要求，它是时代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和内核，是在一个时代起主导作用的精湛思想、最高指导原则的时代精神。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逐渐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人生主旨、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精神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它的内涵，如：长征精神、抗北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任长霞精神等（学生回答，屏幕上打出相应的图片资料），这些都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男: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那么我们对于爱国方面的名句知道多少呢？下面我们来举行名句竞赛(抢答) 女：我们由刚刚的事例可以知道许多的名人、伟人他们的成功是与他们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分不开的，如岳飞从小他母亲就在他的背上刻下了精忠报国，让他从小就立下了报国

中国民族学史复习资料1

鸟居龙藏,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她就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鸟居龙藏在学术上的成就,表现于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除了在日本国内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就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与文化,晚年致力于中国辽代文化的研究。她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在1895年以后的50余年间,曾到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千岛、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西南与台湾、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察,对当地各民族的历史、体质、语言、宗教、习俗作了详细记录,写出多种调查报告与专著。她在1896—1899年先后4 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鸟居龙藏坚持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广泛钻研中、日古文献,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并对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学术界认为她就是日本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她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她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她被誉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代表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中国生育制度》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福建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伦敦,英文版)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1941年回国后,深入凉山地区,对凉山彝族社会结构与诸文化现象作了缜密的考察,写出《凉山彝家》一书。后来林先生又多次重访凉山,写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如《三上凉山》等,树立了回访研究的典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与马凌诺斯基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她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教学设计】学校临清实验高中学科政治编写人陈泉灵审稿人徐朝才第七课我们的民族精神第二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一、教材分析 1、本课时内容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思想政治必修3文化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三单元第七课第二课时的内容。 2、本课主要讲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它对中华民族起的支撑性作用，民族精神的丰富与发展，怎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等问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文化特别是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识记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理解和分析说明今天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 2、能力目标：结合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提高辨证思维能力。联系历史和现实，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及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提高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做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三、教学重难点 1、重点：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②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 2、难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四、学情分析同学们面对各种文化侵润，很难把握住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加强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提升青少年的思想素质，都需要从民族精神中吸取有益的精华，这样对于培养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本课的教学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五、教学方法：悬念法、阅读自学法、启发式、探究式教学为主，计算机辅助教学六、教学过程（一）预习检查、总结疑惑检查落实学生的预习情况并了解学生的疑惑，使教学具有针对性。（二）情境导入、展示目标多媒体展示：汶川大地震场景(视频) 提问：影片中的情节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哪些精神？学生活动：思考、回答教师归纳、承上启下：从我们所学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以及通过汶川大地震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抗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崛起，历经沧桑而不衰、饱受磨难而更加坚强，是因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

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2011年3月第28卷第2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28，No.1Mar．2011 【收稿日期】2010－12－23 【作者简介】余文兵(1982－)，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余文兵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100081) 摘要: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法制建设的集大成者。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鲜明。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既在巩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清代的民族政策法制化经验和教训对今天民族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关键词:清代;民族政策法制化;特点;启示【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11)02－0109－06 民族政策法制化是政治主体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定将民族政策固定化和规范化的活动或过程。多民族的国情决定了民族政策的制定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须重视的国家要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大一统，各封建王朝制定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并将其制度化且不断推陈出新。清代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政策的集大成者，其民族政策法制化不仅效果显著，而且特点突出。一自努尔哈赤开始，清朝历代皇帝站在治国方略和基本国策的高度，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断的推进民族政策法制化进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法制建设，不仅形成了以《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为母法，以《理藩院则例》和适用于不同民族的单行法为子法的少数民族法律体系，而且特点非常鲜明。 (一)成就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数量上看，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首次按六部编纂则例之制初次编纂，例文就由乾隆末年的209条扩增至713条。到了道光七年(1827年)第二次修例则激增为1454条，这与《大清律例》最高条例数目1892条相比，仅差400余条。而后者的1892条例文中，尚有100余条属于边疆民族的立法。［1］从内容上看，清朝因地制宜，制定了适用于不同民族地区的专门性民族法。如对蒙古的《蒙古律例》、对回部的《回疆则例》、对西藏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南方“苗疆” 的《永除贵州古州等处苗赋令》、《苗汉杂居章程》、《官员失察汉民进入苗地处分例》、《苗民禁婚令》等，可以说，“清王朝没有一部法律能适用于清朝所有的民族” ［2］(P474) 。就范围而言，清朝民族法律几乎涵盖了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管理。以《理藩院则例》为例，其内容既有行政法律部分，又有刑事法律部分，也有民事法律部分;既包括实体法部分，也包括程序法部分。再从形式上看，常见的清代民族法有律、例、令、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法律形式中有些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法律形式律、令、科、比、格、式、例中的类型，如律、例和令，但有些法律形式为清代所创立，如章程、事宜、禁约等。这些细致而完备的法律规定使清朝官员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有章可循，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法可依，使清代的民族事务管理走上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法制化轨道，使得中国历代传统的民族政策得到升华。 (二)统一法制，强调特别法的优先适用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法制化过程始终以维护法制统一作为自己的重要原则。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就强调，外藩蒙古诸国必须“悉遵我朝制度”［3］。此后，清朝政府以理藩院为主体在制定和运用民族法规时更加强调这一原则。乾隆《大清会典》规定，理藩院是“掌内外藩蒙古回部之政令，控驭抚绥，以固邦翰” ［4］(P10) 。可见，理藩院不仅是清朝政府管理少数民族的专门性机构，更是最高的民族立法机构。从立法事项上来看，尽管清代的民族法具有某种二元性，即其民族法中既有中央立法的内容，又有一些传统习惯法的认可，如在回部对伊 — 901—

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的历史长河

做一个文明礼仪的学生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的历史长河，闪耀着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创造的璀璨文明。中华礼仪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以“礼仪大国”、“礼仪之邦”的美誉著称于世。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要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在礼仪源远流长的中华大地，作为新世纪接班人的我们，更应把这属于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当我们与人相处，常常会评价别人，或者受到别人的评价。一个素质高、有教养的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这样的人，才会被人尊重，受人欢迎。所以文明礼仪要从小培养，形成良好习惯。我们在学校又应该以怎样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文明礼仪呢?做到安全文明在校园呢? 第一：自觉的说好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的国语，说好普通话是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沟通交流的需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通话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国际上占有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它成了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了香港，澳门同胞以及外国人争相学习的热门语言！学好普通话已成为一种国际新时尚。在这个时候，普通话已不仅仅是沟通的需要，它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它让我们骄傲！它让我们自豪！它让我们扬眉吐气！因此说好普通话不仅仅是沟通的需要，更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第二：要自觉地使用文明用语。“请，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是最基本的文明用语。遇到老师我们要主动的跟老师说声“老师好”，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谦让，做到不打架，不骂人，不说脏话。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应主动的说“对不起”和“没关系”。第三：自觉的遵守校园秩序。在校园内，教室里，不相互追逐、打闹。我们要明确教室是学习的地方，不是玩耍的场所。教室内摆放着许多课桌椅，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不安全的事故。排队做操或者是去上体育课、电脑课、英语课、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族政策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从那时起，一品大员，如上书房大臣等，一改无汉臣的历史，重用汉臣。如张廷玉，历三朝，居首辅四十余年。这些做法是空前绝后的。理藩院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

从学校提出课堂文化建设，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班级如何做出有特色的班级文化建设，学校编纂的一套校本课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其中以经典古文，古诗词为主。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国人不断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从中感悟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和谐友善、包容宽厚、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感悟到诚信报恩、精忠爱国，勤俭朴实，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我决定探索以经典诵读活动为载体，积极构建学习型语文课堂，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从二年级起，我开始开展经典背诵活动。首先与家长沟通，以自身体会，与家长在Q群，飞信上充分讨论背诵古文的好处，尤其是小学时期孩子的学业负担相对较轻，能大量诵读，可以有效减轻中学时期的学习压力。常常诵读，也相当于记忆锻炼体操，常常记忆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记忆力，取得家长们的共识，就等于成功的一半，大部分的背诵是回家完成的，家长是主要的监督者。我分成几步走：第一起步阶段：从最简单的五言唐诗开始，先是一周两首布置下去，让学生背诵。到时候检查，检查形式以抽查，互查为主。第二阶段：背诵《弟子规》，这部分内容比起四行的唐诗来要难背多了，同时也更容易遗忘。我根据内容，分成若干小段，结合学生课业负担，逐步推进。同时不断的复习前面背会的内容。第三阶段：背诵校本课程之外的比较浅显的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我加入了一些课外有趣的内容《三十六计》。这里面每一计都是成语，富含古代军事哲理，学生今后生活，写作都能用得上。第四阶段：古文，例如《大学》、《醉翁亭记》等。这一部分是背诵中最难的部分。为了展示我们多年来坚持经典背诵的成果，我于二年级下学期，三年级下学期做了两堂公开课，公开课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1．互动性原则：新课堂文化呼唤着合作学习，新课堂文化下，合作学习的互动观与传统的互动观不同，不再局限于师生之间的互动，而是将教学互动进一步拓展为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生生互动是教学系统中尚未开发的宝贵人力资源。在课堂上，学生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对于学习成绩、社会化和发展的影响都更强有力。与同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儿童身心发展和社会化赖以实现的基本关系。背诵的形式设计多样化：齐背、小组背、大组背、男女生互背，一对一答，开火车每个人轮背。 2．目标性原则：新课堂文化下的课堂教学，都要围绕着三维目标的实现和达成，不仅强调学生获得认知方面的发展，而且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乐趣。融知、情、意、行于一体，兼顾认知、情感和技能多种教学目标的协同达成,在背诵中，孩子们满脸笑意，朗朗背诵，每个人都熟练自如，沉浸在成功，被欣赏的喜悦之中。 3．因材施教原则：新课堂文化理念倡导人本教育。在新课堂文化的实施中，教师应该以人为本，在和谐、平等的教学互动中，既顾及了全面，又照顾到个体。这就要求学校教师在课前作好充分的准备，教师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全体同学。经典背诵的展示过程完全以全体学生为主体，没有举手抢答。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部分好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