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生平和事业
朱洪
（本文根据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历史研究中心朱洪教授给安庆英德利企业集团党员职工上的党课录音整理）
光绪五年（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黄家操场东面，建康路小学附近（海军116医院）。1897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高晓岚有大家子女的风范，长相很清秀。陈独秀和高晓岚生了三子两女，大儿子陈延年（1898-1927），中共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二儿子陈乔年（1902-1927），五大中央委员；小儿子陈松年（1910-1990）。大女儿玉莹（1900-1928），小名叫筱秀，后来陈独秀化名陈独秀，也有与女儿的名字一致的意思。小女儿，比乔年小，比松年大，夭折。
一、走上革命道路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成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1903年春天，陈独秀和邹容、张继一起，把学监姚昱的辫子给剪掉了。之后，他们被日本人驱逐回到了上海。这是陈独秀第一次遭受政治打击。
和邹容分手后，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演说，针对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宣传反对俄国，被安庆知府通缉，陈独秀跑到上海。这件事，是陈独秀第二次被打击。到上海后，陈独秀协作章士钊办《国民日报》。这是陈独秀办报之始。
1904年春，陈独秀在安庆酝酿办《安徽俗话报》。编辑在安庆，印刷在上海，发行在芜湖。办了不久，为了便于发行，陈独秀搬到芜湖长街，住到汪孟邹大亚东图书社小楼上办公。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安徽省都督孙毓筠邀请陈独秀回安庆，帮助自己治理安徽。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住在宣家花园（现在的安庆六中西边）。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逃到了芜湖，生活异常困难，后来不得已，到日
本帮助章士钊编《甲寅》。他在《甲寅》上发表文章，第一次用了“陈独秀”的笔名。
二、发起新文化运动
1915年初夏，陈独秀自日本回到上海，开始编辑一本刊物，叫《青年杂志》。为了办好杂志，陈独秀到处物色人才，经王孟邹介绍，联系上了胡适。一年以后，《青年杂志》办得很好，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为中国的青年指出了救国的方向，销路大增。上海青年会就去干涉，说《青年杂志》跟他们办的杂志名字雷同，要陈独秀改名字。陈独秀不得不停了半年刊，后来把杂志改名《新青年》。
这个杂志曾给毛泽东很大的影响。1936年，他跟美国记者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
《新青年》杂志当时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并影响到陈独秀后来的命运。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派蔡元培到北京与袁世凯谈判，留在北京做了教育部长。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蔡元培到了法国。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请蔡元培做北京大学的校长。陈独秀到北京筹备扩大书社的款子，被朋友推荐到北大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不想去北大就职，因为他要在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做他工作，说北京大学邀请一批有才华的人过来，你可以到北京来办《新青年》。所以，蔡元培虽然不是《新青年》的同仁，但他是支持《新青年》的。
陈独秀到北京以后，租了一个小院子，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1919年春天，陈独秀遇到了一场风波，报纸上说，他逛八大胡同，多家报纸炒作这个绯闻。经过这个风波，陈独秀的文科学长的职务被拿掉了。为了给他体面的下台，蔡元培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以教务长代替。经过投票，马寅初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就在陈独秀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发生了五四运动。陈独秀积极地投身进去，写了许多鼓动的文章。1919年6月10日下午，陈独秀在新世界游艺场的顶楼上散发传单，被警察抓到。后在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营救下出狱。
陈独秀出狱以后，到武汉去做了几场演讲，后来李大钊把他送到了天津，在路上商讨了秘密创立共产党的话题。
三、创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8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与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时候，孙中山的陆军将领陈炯明统一了广东，建立了南方政府。他们请陈独秀做南方政府的教育委员长。因为陈独秀曾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又是五四运动的主将，刚被捕释放，在全国影响非常大。
陈独秀在广州期间，国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催大家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13个人参加。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当时马林认为共产党人太少、影响太小；又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人民的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所以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开始，遭到了陈独秀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林做了共产国际和布哈林的工作，确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策略，对中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全世界开了两个党混合的先例。所以，中国大革命后来失败，马林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马林怎么处理与陈独秀在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矛盾呢？1922年8月，马林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西湖开会。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中共二大新中央局成员都反对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后来在回忆时说，当时马林作报告时，要求共产党全体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导致五年后大革命失败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陈独秀想到苏联去了解一下情况，出席了1922年年底的共产国际四大。知道共产国际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策略以后，陈独秀回到国内，召开了中共三大。这次大会主要是统一大家的思想，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由于陈独秀到苏联去了一趟，回来后态度发生了改变。1923年春天和冬天写了两篇文章，宣传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后来，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他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
四、指导中国大革命及其失败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1925年1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所隐藏的危机，就一步步暴露出来了。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污蔑中山舰的舰长李之龙绑架他，以此为由，将一批共产党软禁起来了。这件事情是蒋介石叛乱的一次预演，后来觉得自己羽毛未丰，草草收场。之后，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了。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反对共产党员做国民党的部长，并限制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为了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稳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陈独秀采取了让步的方针，遭到了包括其子陈延年在内的许多同志的反对。
在北伐中，蒋介石的新右派势力迅速发展。为了支持北伐，同时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参与了领导，并于3月21号取得了起义的成功。受到上海起义胜利的影响，陈独秀建设社会主义的情绪大增，写文章提出“行向”社会主义。表明1923年陈独秀讲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上海工人起义胜利隔日，蒋介石在安庆策划了“3?23”事件，捣毁了安徽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为了夺取上海工人起义的果实，蒋介石急忙离开了安庆，路上不再停留，直奔上海。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绕道莫斯科回到上海，陈独秀为争取汪精卫抑制蒋介石的叛变革命，与他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一致性，支持国民党的决议等。这个声明完全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不使统一战线破裂的精神。
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声明以后，同船离开上海，蒋介石于4月12号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蒋介石“4?12”政变后，陈延年被派到上海，任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赵世炎在共产党里有比较高的威望，称“南陈北赵”。“北”就是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南”就是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陈延年在广东反对蒋介石非常坚决，被共产国际远东部追究，甚至打算免去其职务。蒋介石叛变后，他临危受命，到最危险的上海，领导那里的工作。6月，由于叛徒告密，陈延年被逮捕，7月4日牺牲。
陈延年牺牲后，斯大林称他是“天才的政治家”。毛泽东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董必武也称赞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苏联人派了印度人罗易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加快了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5月，罗易接到共产国际的几封电报，内容涉及中
国共产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进行土地革命的绝密内容，罗易居然把这个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据罗易解释，他是为了赢得汪精卫的信任，才拿给他看的。汪精卫将“抄件”给陈友仁、唐生智看，当天，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毛泽东后来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晚年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罗易回到苏联以后，斯大林庇护了他。斯大林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的批评，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没有犯错误，中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陈独秀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既然共产国际在中国没有犯任何错误。因此，共产国际的全部代表，包括罗易就没有犯错误。
大革命期间，苏联给共产党的钱加在一起是26万，给国民党的钱是1400万。苏联人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钱，仅仅是印刷资料、开会，而给国民党的钱，是帮助他们扩充部队，建立武装，建立黄埔军校等。所以，蒋介石、汪精卫杀共产党人的枪弹，大部分是苏联给的。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提出调整陈独秀。陈独秀因为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防止统一战线的破裂，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独立的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由于地主多半是国民党军官家属，无法开展土地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于是，陈独秀写了“我实在不能工作”的条子，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
五、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及开除党籍
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强调，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负主要责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履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陈独秀认为，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没有办法履行。因为土地革命的对象，就是汪精卫的部下，就是国民党的军官。核心问题，还是马林把国民党的性质搞错了，以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革命的最后时刻，暴露了无法执行的矛盾。马林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人民的党，没有看清它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甚至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政党。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还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党，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执行者，而不是对象。
汪精卫叛变后，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第一次独立的掌握武装。之后，举行了八七会议，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叫罗明纳兹，来中国处理大革命以后的事。罗明纳兹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但陈乔年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到上海隐蔽，经常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写短文章。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希望陈独秀到苏联去，但陈独秀不去，罗明纳兹不让他参加八七会议，是原因之一。陈独秀自尊心很强，他担心到了苏联，苏联人要他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顶了面子，不好反驳。
1928年夏天，陈乔年在上海被逮捕了，6月牺牲。陈独秀的女儿筱秀来处理弟弟的后事，受了刺激，也死在上海。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参加六大，在六大上，王若飞为陈独秀说了几次话，受到了打击。六大后，陈独秀被拿掉了中央委员，但仍给生活费。
就在这时，陈独秀外甥（大姐的儿子）吴季严自苏联回来，告诉他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说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共产党，而是苏联人犯了错误，斯大林犯了错误。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至少是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同时都犯了错误，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单独犯了错误。
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开战。苏联人要求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跟蒋介石对着干。陈独秀写信给中国共产党，说在两国战争中，“拥护苏联”的口号有问题，不利于觉悟不高的群众。同时，他批评了李立三等人的暴动主张，加上陈独秀与一些人组织了党内反对派，公开支持托洛茨基，这样，陈独秀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矛盾就加深了。
中央要求陈独秀承认搞托派的错误，然后给他安排一个编辑工作，但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这样，1929年12月，就把他的党籍开除了。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之后，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强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共产国际和自己都负责任。
但斯大林要陈独秀承担责任，目的是不想给托洛斯基留下把柄，目的是想打击托洛斯基，而不是打击陈独秀，这一点，陈独秀也没有看到，而认为，斯大林打击的就是自己。所以，斯大林在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以后，仍然希望陈独秀到苏联去，研究他的党籍问题，说明斯大林本人并不想把陈独秀的党籍开除掉。实际上，斯大林的对手是托洛斯基，而不是陈独秀。但陈独秀不理解斯大林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而认为斯大林要他做替罪羊，要他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所以，陈独秀给中共写信说，“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陈独秀不了解斯大林的本意，拒绝去莫斯科谈自己的党籍问题，丧失了一个挽救自己党籍的机会。也说明，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不是非此不可的一条路。
六、在狱中
陈独秀的党籍开除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加上在国民党的通缉之中，精神非常低沉，住在上海的石库门，过着贫穷潦倒的日子。这时期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托派组织，1932年10月被逮捕了。逮捕了以后，胡适在北京希望蔡元培等人就近营救陈独秀，胡适本人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做了一个演讲，说陈独秀领导过文学革命，赞扬他在文学革命上的贡献。他不谈陈独秀是共产党；这是胡适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支持陈独秀，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是很深的。
由于许多人营救陈独秀，加上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蒋介石同意走法律程序审判陈独秀，这样，陈独秀的命就保了下来。他被关在南京，很多名人都来看他，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铁道部长顾孟余以及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等。
三儿子陈松年来监狱看父亲。陈独秀说：“到了八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说明陈独秀是很有骨气的。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同时轰炸南京。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提前出狱。
七、回延安的愿望及“汉奸”罪名
当时,陈独秀有一个机会回延安工作。他请罗汉与共产党驻南京的代表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等人联系，自己也去见了面，并请罗汉去西安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原是国民党员，后来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林伯渠和陈独秀是有私人感情的。林伯渠给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发了电报，汇报此事，并表示自己也赞成陈独秀回党内工作。毛泽东提出了陈独秀去延安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要害是第一条，即承认错误。说明陈独秀回党内，毛泽东是可以接受的。
陈独秀这个时候已经逃难到武汉，他告诉罗汉，自己早已被托派开除了，也声明自己不是托派了。他是不想写书面的东西，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他的一生
的性格。就在陈独秀犹豫不决的时候，王明1937年年底从苏联回到延安，他认为斯大林正在打击托派，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让陈独秀回到党内来。但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只要不是汉奸，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此，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到党内，和王明一起回延安的康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称陈独秀和托派曾接受过日本的资金支持，这样，陈独秀就被定性为“汉奸”了。
王明、康生这样做，受到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人士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没有依据，给任何人戴上“汉奸”的帽子，都可以成立了。陈独秀也写信，叙述自己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武汉，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劝说下，逐渐平息。从此，陈独秀失去了回延安的机会，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到党内的机会。
八、晚年
汉奸风波平息后，陈独秀经重庆到江津避难。其间，胡宗南、戴笠来拜访过陈独秀，想拉拢陈独秀攻击共产党，陈独秀拒绝了。张国焘叛逃后，想拉陈独秀一起反对共产党，也被陈独秀拒绝了。托派刘仁静也来拜访陈独秀，也被陈独秀一一拒绝。
晚年，陈独秀住在鹤山坪，这个地方风景很好，陈独秀一度心情还好，写了一些诗。当时，一些朋友送钱给他度日，加上自己写文字学书稿，给一些报纸写文章，心情并不算是太差。
陈独秀不去延安后，国民党教育部暗地资助陈独秀。因为明地给陈独秀钱，陈独秀是不要的，他不愿意拿国民党的钱。因此，国民党教育部把钱给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给陈独秀每月300元，维持了陈独秀的基本生活费。
晚年，陈独秀进行文字学研究，写了《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得到国民党教育部编译馆五千块钱的资助。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希望陈独秀把这个名字改一下，把“小学”去掉，但陈独秀不同意改，所以这个五千块钱也不敢花。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了。他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肠胃病，只活了63岁。1947年，第三个儿子陈松年把陈独秀的灵柩迁回安庆，葬在十里铺（文革时期叫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立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文革中，该碑因林业大队种树，毁了。
九、历史评价
陈独秀在世时，毛泽东就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1942年3月20日，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说：“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批评了六大不选举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做法，说：“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虽然在解放后和“文革”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肯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创党有功这两点，毛泽东始终没有更改过。
邓小平八十年代初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985年，胡耀邦谈到评价陈独秀时，说：“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不久后，《光明日报》、新华社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发表了王洪模写的对陈独秀的新评价。
1998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说：“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如陈独秀、周恩来、鲁迅、郭沫若、何香凝等，都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他们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留下许多动人的佳话。”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时说：“许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他们的杰出功业也大都是在年轻时期就基本创立了……。陈独秀当选党的中央局书记，是42岁，此前他早就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了。”
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句话含义非常丰富。第一，没有提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是犯了右倾错误。第二，把共产国际的错误放在前面，把陈独秀的错误放在后面，肯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且是主要错误。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言简意赅，揭示了陈独秀全部问题的关键。（责任编辑：理清）
来源：《安庆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1．（2011·天津文综·13）秦始皇和康熙帝都是中国古代有作为的君主。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下图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拓本），文字如下： 二十六年，皇帝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1）指出图片中文字的字体，并根据图片写出材料中空缺的文字。 （2）秦始皇在这一诏书中颁布了什么经济措施?有何意义? 材料二1673—1681年，年轻的康熙帝指挥了一场平叛战争。他后来多次谈起战争前后自己的变化，说：“前者凡事视之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每遇事必慎重图维，详细商榷而后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3）依据材料二，说明“平叛战争”所指事件及对康熙帝的影响。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材料三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四朕自临御以来，一切机务必皆躬亲，从不敢稍自暇逸。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八年 （4）依据材料三、四，概括秦始皇和康熙帝处理政务的共同点。 [答案]（1）小篆；皇帝。 （2）统一度量衡。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3）平定三藩之乱。形成了谨慎的执政风格。维护了国家统一。
（4）专权；勤政，专权。 [解析]本题考查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中秦始皇和康熙帝两个人物，意在考查考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和知识迁移能力。第（1）问，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字体是小篆，空格中是皇帝二字。第（2）问秦始皇采取了统一度量衡的做法，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第（3）问，事件指平定三藩之乱，这使康熙养成了谨慎的执政风格，三藩之乱的平定维护了国家统一；第（4）问，依据材料信息可以看出两位帝王专权与勤政的执政风格。 2．（2010·北京文综·40）在长期的抗灾斗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高度的聪明才智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衰”。张仲景记述道：“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但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1）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概括张仲景从医的社会背景，写出其医学著作的名称并概括该著作的成就。 [答案]①背景：瘟疫引起人口大量死亡；医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②著作及成就：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有重大发展，成为中医治疗学的理论经典（或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 [解析]“东汉末年，瘟疫肆虐”和“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这两个材料反映的是一种矛盾即日益严重的 3．（2010·江苏卷B） 材料一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聚集），可资中国之润。……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 ——[清]施琅《靖海纪事》 材料二自古帝王政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台湾地方，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东南之藩篱。此地若弃，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若归天朝，使海外诸国，既慑天威，益慕圣德。 ——《明清史料丁编》 材料三兹地方初定，蠲（免除）三年徭税差役。……分兵驻守，……至数年后，闽粤之人倍至，荒林田畴复垦。樵苏采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各宜乐业，人民安生。 ——[清]施琅《靖海纪事》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分析康熙收复台湾的战略意图。 （2）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述康熙收复台湾后的治理措施及其作用。
陈独秀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且一为《新青年》主编，一为《新青年》重要作者。以常理论，这两人之间产生亲密友谊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回首当日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时，鲁迅却如是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的。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的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刘）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陈鲁二人终未成挚友，原因大概的确也只能归于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做出精当的评价。即如以上鲁迅的寥寥数语，便传神刻画出了陈独秀那外表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而内心实无城府的独特性格。 反过来，对于鲁迅，陈独秀也有着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深刻见解。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曾有一篇小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只是此时的陈独秀，无论在政坛上还是文坛上，都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这篇短文也就不大为人所知了。然而历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再回首凝眸，却越发见出其睿智清醒。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然而他们二位，都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的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之前，一帮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钱不值。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帮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外，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的文字并未对鲁迅的具体作品进行评价，然而“毁誉过当”四个字，实在是写尽了鲁迅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也预言式地写尽了鲁迅研究界数十载风风雨雨。“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的朴素断语也实在比后世那么多光辉赞誉要深刻得多。 而“独立思想”四个字，则更是对鲁迅的相知之言，点出了鲁迅最大价值所在。不过，这位曾叱咤一时而后经历坎坷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这位曾被讽为“陈独兽”的孤傲书生，在说这些话时，心中恐怕比一般的评论家有着更深的感触吧！
陈独秀 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可以像陈独秀一样让人如此难以窥测而其光采完全不输于他的任何一个后辈的人物，他集大任于一身的登上了革命舞台，文学舞台，政治舞台，不像有的人夹着尾巴逃离，有的人无视昔日的正义而随波逐流，他自始至终都在保持着他的硬脾气，傲风骨，就像他自己说的，白发了，他仍是一老书生。 先生在他简短的自传中说了一下自己的身世。陈家虽然世代读书，但到他父亲这辈才算有了出息，父亲和叔叔都有了功名。可惜的是他父亲去世的早，所能依靠的只有考取举人并已经做了大官的叔叔陈衍庶，他把幼小的陈独秀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但陈独秀却一直对人宣称他是个没父亲的孩子，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之间的信念不同。叔叔对独秀很好，在公干时也会把他带在身边给以教导，独秀的国学基本功在幼时就被迫打下了基础，一面是在陈家时祖父的严厉教导和哥哥的苦心开戒，一面是叔父的悉心培育。值得说的是陈衍庶国画技艺，书法很好，陈独秀小时就对国画和书法有了初步的接触和研究，再加上他固已有的对八股，科场的十足厌倦，急促的暴脾气再添上了一把火，这为他日后掀起批判旧文化的大运动先打了牢靠的基础，也为他自己的学者风范打下了基础。他不是专门的书法家，却很擅长小篆和隶书，对楷书和草书也有研究；他在政治困顿时都投入了学术研究中，对文字学如痴如迷，音韵研究也有心得；他虽最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旧诗做的非常优秀，他对绘画，儒，道，佛都有研究，不然不可能深知儒教弊病和国学烂柯，不可能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引路者。 陈独秀生于1879年，逝于1942年。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的那段动乱，屈辱，流离，波诡云谲的日子都被他赶上了。一般而言，乱世出英豪，像众所周知的三国。就连唐末五代也是有英雄的，即便在这个时候流氓横行。但也有例外，比如说日本的应仁动乱时期，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这在他们本国人的眼里也很反常。陈独秀和那个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寻求救国而东渡日本，并且去过五次。对中国学生来说，去日留学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路途近，文化接近，国情相同，并且维新后的日本成了各种新思潮的聚汇地。在日本有许多已翻译的西方文明著作和优秀的学者。在那里，陈独秀饥渴的翻阅他感兴趣的书文，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离开家庭后他的每次进步都是他自己学来的，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想法，不喜欢按着常规做事，于是在日本很自然的他陷入了各种思潮的包围之中。在他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毛泽东早期在党的地位中的提升与影响离不开陈独秀的赏识，但陈独秀落难后毛泽东一句异议都没有提，这和受到陈独秀关怀的其他人的表现相差太远，对此我不想为毛做任何辩解。 学说的存在本就有合理性，只要实际情境中有这种需要，学说就不会过时，刚开始的陈独秀无法对一下子接触到的如汪洋一般的学说逐个做个分析，比较然后再选择，更要紧的是国内局势不待人，于是他把驳杂的理论都吸收了，并且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当这种主义追不上他的步伐时他便抛弃了它，不会有别人的难舍之情。作为思想的启蒙者，不管他的思想怎样随时代而变化，终其一生，他从西方学来的民主思想从未变过，民主是他一生都在寻求的东西，不管他扮演的是反清志士，反袁大将，共党领袖还是托派首领，而且他是以赤子之心来寻找它的。 陈独秀最早参与的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是领导安徽民众反抗沙俄侵略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也第一次在安徽—一个相对闭塞的省域—吹起了一股新风，从这时起陈独秀的通缉生活就开始了—为了政治活动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大大背离了他母亲对他的期望—希望他安稳的博个功名。这时候年轻的陈独秀开始为人所知。他最早写报论是在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上，这份报刊是他和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一起办的。当时条件刻苦，几个热火朝天的年轻人挤在一间租来的狭窄房子里，工作辛苦不分昼夜，为此陈独秀衣服上还冒出了不少的虱子，但报纸因政治性被当局查封。吸收经验，陈独秀回安徽后创办了自己的不带政治性的《安徽俗话报》，当时一些先进城市都有了自己的俗话报，
关于著名党史人物陈独秀的讨论会 xxx三人在6501教室举行了一场关于著名党史人物陈独秀讨论会，品评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宣传者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讨论了陈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中巨大作用，功过得失。这次讨论会由我们三人共同参与，每一位都积极发言，表达了对著名的党史人物陈独秀先生的看法和思考，让我们对陈独秀先生不管是个人的气节还是历史作用都有了有个更加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是由xxx发言，阐述了陈独秀的主要历史贡献，内容入下： 第一，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单纯地呼吁思想启蒙，而是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动现实的政治斗争积极地结合起来。这使他的影响力更加巨大。五四爱国运动既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爆发的，他本人又奋勇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不仅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还亲自上街散发《宣言》，并遭逮捕，被关押近百天。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毛泽东也是这个伟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立者。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中国南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上海，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遥相呼应，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又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尽管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未能出席，
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以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例 作者：郭婷 [摘要]历史人物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与研究相关历史。笔者探讨科学的历史人物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和理论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例，简要介绍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历史人物科学的评判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鉴定，更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和实践。 [关键词]：历史人物评价毛泽东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别优秀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 作用。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需把其放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上评价。历史人 物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代表的阶级利益，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当时历史的发展，是否有利 于人民群众的福祉，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本文主要以对毛泽东的评价来简要介绍 唯物史观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关于毛泽东，古今争议颇多。不少学者不断揪住毛泽东在探 索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放，认为他的过大于功，这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评价在很大程 度上有失客观性，以至于古往今来很多人对毛泽东有太多飞误解，而忽视了他应有的贡献。但 邓小平曾对毛泽东做了最公正的澄清“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 复杂北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的、科学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 人物”。 一、历史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 怎样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唯心史观强调英雄史观，认为个别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漠 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宿命论的观点，违背了唯物史观客观性的特点。唯物史观，特别是关 于历史人物历史作用的基本原则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去评价，唯物的辩证的评价历史人物根本的首要的就是历史分析法。 1、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 没有脱离整体而存在的人，评价历史人物亦是如此。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单单是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孤立的、片面的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一叶障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 泽东是犯了错误，我们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一定会纠正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但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个人品质上。我们应综合的看待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错误不 能归结为个人的错误，同时是受到林彪、江青、“四人帮”等因素的影响，况且人非圣贤。我 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作者：陈建明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07期点击数：1585 更新时间：2007年12 月12日 一、台湾、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 国民党政府兵败台湾，原已投降国民党的托派任卓宣(叶青)等人，也随之到了台湾。他们偶有回忆和谈论陈独秀的文字，但无甚价值。倒是台静农、胡秋原、郑学稼三人对陈独秀的回忆和评论，有足观处。台静农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讲了他“为未能做仲甫(陈独秀的字)的学生而遗憾”；陈独秀“谈及(苏)曼殊的日本女友”；章士钊在陈独秀面前自称“小瘪三”；陈独秀的“笔底寒潮撼星斗”；“艺术趣味终未灭”和“晚年遗愿”。[1]晚年陈独秀的气度、风貌、理想、心态，跃然纸上。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编印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全为陈独秀的手迹影印，共有114封陈独秀书信手迹，弥足珍贵。胡秋原在1996年11月14日与郑超麟的通信中，称陈独秀《给H和S的信》中H是他自己，S是薛农山(Shich)(按：S实为孙几伊)；1997年1月8日致郑超麟信中，谓“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1997年5月31日信中，说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坚信抗战必胜”。在他的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胡秋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作了具体精辟的评介，可见胡秋原对陈独秀确有研究。陈独秀逝世后不久，胡秋原即写了《悼陈独秀先生》的文章，说陈独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彗星，当年叱咤风云，此日销声匿迹，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这一形象的譬喻，倒也切中陈独秀的肯綮。台湾学者郑家稼辞世后，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在1989年出版了《陈独秀传》，该书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马克思主义先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书中有些资料比较难得，如陈独秀晚年从江津发出的致作者的14封函件的手迹，就很宝贵。但全书反共色彩浓厚。 香港学者对陈独秀的研究别成一家。一是因为香港有托派及有托派刊物《先驱》。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托派元老一丁(即楼子春)于1986年4月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访问时说：“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比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2]反映了今日托派(按：还在1988年，苏联政府已对托洛茨基——季诺维埃夫联盟中的托派平反，谓托派系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非帝国主义收买的间谍、特务)对陈独秀的看法。如《先驱》1994年第二期发表的向青的文章《似曾相识燕归来》，借评论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的机会发表了托派的陈独秀观：“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前，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里面政治能力最强的一个，他比所有别人都更懂得运用托派政纲，制订实际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非常积极地支持并且企图影响当时的抗日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大约从一九四○年起陈独秀倒退抛弃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那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了。他认为一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只能够是同盟国或者轴心国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
周瑜——赤壁战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所演讲的题目是周瑜——赤壁战说起三国，我们就会想起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说起赤壁之战，我们就会想起苏东坡那首著名的《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东坡这首词写得可真是大气磅礴，它使我们想到三国时代的英雄气概、浪漫情怀。 首先我来叙述一下赤壁之战的故事： 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七月挥师南下，企图一举消灭据有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八月,刘表病逝,次子刘琮屯襄阳,刘备屯樊城。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不战而降。因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刘备从樊城向江陵撤退，并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曹操亲率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追赶，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打败刘备，占领江陵。刘备放弃撤往江陵的计划，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 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图谋联合孙权抗
击曹操。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退至鄂县樊口。时曹操据江陵, 将顺流东下，形势紧迫，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诸葛亮到柴桑，此时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说训练好水师八十万，要与孙权在吴地决战。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犹豫不决。诸葛亮对他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北人不习水战。孙刘联合，定可取胜。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指出主和派意见的错误,进一步消除了孙权的顾虑。孙权决心联刘抗曹，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指出，实际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且已疲惫不堪。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这些都是对曹操的不利因素。孙权增强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孙刘联军溯江西进,与顺流而下的曹军在赤壁相遇曹军初战不利，退往长江北岸的乌林，双方隔江对峙。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曹操骄傲轻敌，相信黄盖的诈降，黄盖带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顺风驶向曹船，因风纵火，燔烧曹军船只，火势延及岸上营垒。曹军人马烧溺，伤亡惨重。周瑜、
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2008-12-15 12:44 孙其明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2]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3]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4]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於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瞻。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於人身则必死。於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於自觉勇於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於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於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 ）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 ）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
对曾国藩的评价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期末论文 题目：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 姓名：徐梦园 年级：2013级思政二班 学号：2013040097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4年12月
论文提要 陈独秀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沉重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领导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当选过总书记；但也受过多次牢狱之灾，……1937年7月，陈独秀在经受过8年的监狱生活后，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我的论文就是讲述陈独秀晚年的主要思想和我对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我对他的晚年民主思想是采取总分的模式，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系统阐述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就是从总体角度来看；接下来是分别从两个理论观点阐述，第二部分是关于他的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他对于苏联经验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思想；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关于民主思想的见解有得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有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去评析陈独秀。
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 徐梦园 摘要：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9年11月，他被开除了党籍。以后他又和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处了13年徒刑。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的爆发，他被释放出狱。在晚年的时候，他的民主思想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一个是反对苏联经验和斯大林；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新“二次革命”论苏联经验反对法西斯 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一生崎岖坎坷，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当中，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及其思想活动上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他总书记的职务。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没有听从党中央的劝告，继续走下坡路，1929年11月，被开除了党籍。之后他又与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决13年徒刑。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陈独秀是一个生前和身后都引起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廖盖隆先生曾评价他：“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也有人认为他的错误大约功绩，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学习的是他正确的思想和地方。 在面对反动派压迫和贫困生活的折磨下，陈独秀并没有思想和意识上消沉，反而继续探索属于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我把1929年11月至1942年5月这一时期称为他的晚年时期，也就是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到1942年5月病逝这个期间。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不仅与他自身非凡而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及其外部环境有关。下面，我就从总体角度阐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 一、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总体阐述 陈独秀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的一生，他对待民主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早年时期，他的民主思想唤起了民众向封建堡垒冲锋陷阵的号角。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所宣传的民主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性，但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实现独立民主之人格，自由平等之人权。在后期，他又对民主的真正内涵作出了必要的说明“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治理国家。”“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的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总的来看，他的民主理论观点主要是有民主的历史发展、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制与独裁制、社会主义与民主这几个部分组成的。
《陈独秀传》读后感 近日，适逢建党九十周年，我认真读了《陈独秀传》，感触颇深。历史上对陈独秀的评价很有争议，包括党内对这位党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陈独秀这个人很复杂，有很大的功，也犯了很大的错，但我认为，相比较而言，他的功劳应是主要的。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提倡使用白话文，破除封建思想，宣扬马克思思想，而他还是党的缔造者之一，虽然他的性格倔强固执，导致最后因思想跟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而犯了错误，但相比他的功劳来说，他可以说功大于过。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
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一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
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除了党派政见、政治思想、政治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外，他的独特个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刚正不阿、性情急躁的“龙性”始终贯穿于陈独秀的革命生涯。 陈独秀的独特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小的时候面对“白胡爹爹”凶狠的板子毒打，陈独秀总是咬紧牙关以沉默对抗，祖父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是蛇就成龙。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为人真诚直率、处事优柔寡断的一面。祖父的板子吓不倒陈独秀，而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当投入革命活动后，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领教过他的个性，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胡适称他为“不羁之才”，他的秘书王若飞更深知其“倔强个性”。陈独秀自己也承认自己“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性格的两面性对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当他站在革命前列的时候，他会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时，则变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陈独秀倔强不屈的性格伴随着他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他的晚年对他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根源问题上与共产国际、联共及中共党内其他人员存在着巨大分歧，却与托洛茨基观点不谋而合继而转向托派，组织起自己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派首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组织纪律考虑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托派者的党籍，鉴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情况报到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也愿意请陈去莫斯科，然而陈在《答国际的信》中斩钉截铁地拒绝去莫斯科。倘若陈独秀此时能够理性一些，能够灵活一些，他的历史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1937 年11月20 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 期刊登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中共中央还派博古、叶剑英等与他谈判，希望他回到党内工作。固执倔强的陈独秀并没有领会中共的好意，仍然固守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加入托派组织看成是挽救革命的善意动机，表示愿意回党工作但让其作书面检讨却难能“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刚愎自用、固执不屈的“刚”性性格缺乏能伸能屈的灵活性，在特殊时期成就了他，在关键时刻也摧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