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怎样发愤著书的:
司马迁因受了酷刑,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着部史书!
终于他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巨著<<史记>>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与这一段叙述只有少量字词出入的表达也可见于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文要想要立德立功的机会很少，便转求立言，人常常是在横逆固穷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出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通过对屈原等人的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自己因李陵案受到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的体验，把它归结为“怨”。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这种“怨”在司马迁看来，不是作家个人的愁神苦思，而是“正道直行”受到压抑，不得不发生“惨桓呼号”，“屈平正道直行，竭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问之，可谓穷矣，信而见颖，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司马迁揭示的这个由“穷”到“怨”的创作过程，不仅概括了他自己的发愤著书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进步作家从事创作的共同特点。
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司迁自遭
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