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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
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李白“哀怨其骚人”，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等说法，都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发愤著书”认为作家创作动机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艺术家的悲惨命运和苦闷的心理状态，即是作者的“愤”。这几种说法都很精妙，但私以为太史公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尤为精妙！虽然本人十分推崇太史公的“发愤著书”说，但并不代表此理论无坚不摧了。如果要理解“发愤著书”，先得一一讲解一番。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提出是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句前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同时他也举了屈原的例子——“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发愤著书”说便是从这之中提炼出来的。
就“发愤著书”而言，首先要知道“发愤著书”认为著书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两点目的，一是“舒其愤”；二是“思垂空文以自见”，即是借助著书来名垂青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正好道出了“发愤著书”说是存在很强烈的目的性的。这点相对“诗言志”“文以载道”“原道”来说更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创作
是非功利性和最高功利性的结合。太史公史学家宏博的知识和历史的眼光，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从事著书的经过和事例，指出那些流传不朽的著作如《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说难》、《孤愤》、《诗经》等，认为“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举了大量的文史事例。周文王姬昌被昏庸残暴的纣王囚禁后，忍受纣王以种种野蛮侮辱和折磨，在被囚禁7年中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不得认可，穷困不堪，退而著书，编订《春秋》；屈原因受谗言，被流放，发牢骚的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论据数量之宏博，令人震撼！更进一步证明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坚固性。有人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文艺界普遍认同的。
但是我今天来讲一点这个无懈可击的理论的几个小瑕疵。
首先从论点上来讲：
“发愤著书”说的论点中心词落在“愤”字上。太史公认为著书的是需要前提的，且这个前提就是要有“愤”。何谓愤？周文王姬昌被昏庸残暴的纣王囚禁后，忍受纣王以种种野蛮侮辱和折磨，在被囚禁7年就是“愤”；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不得认可，穷困不堪就是“愤”；屈原因受谗言，被流放就是“愤”……即是文人著书必须经历身世的颠簸，生活的苦难。若是没有经历过必要的苦难，就不能写出好的作品，即便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也会陷入“为赋新词强说愁”境地，陷入娇柔做作的境地，算不得惊世之作。
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道理并说明一定是真理。
第一点：“发愤著书”说出现了逻辑上小错误，即是太史公并没有充分论述“愤”与“著书”的关系。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愤”是“著书”的必要条件呢还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有一点区别，即是必要条件命题将条件和结论调回来依旧成立；而充分条件命题
将条件和结论调回来则不成立。下面我们就来做这个实验，调换命题的结论和条件。将太史公的命题——“发愤著书”一分为二调换结论和条件，得结果如下：
一：“著书”一定要有“发愤”。（充分条件调换命题的结论和条件）
二：“著书”不一定要有“发愤”。（必要条件调换命题的结论和条件）
按“一”的说法就是，文学只能是那些苦难者的权利，而生活幸福着是没有机会享受文学之美，因为生活幸福者就意味着没有“愤”经历，没有“愤”就无从谈起文学。显然一是不正确的。
第二点：在认识上忽视了乐观的人生境遇对“著书”重要性。“发愤著书”只强调悲观的人生境遇对“著书”的重要性，单方面的认为“愤”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对于“喜”或“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则只字不提。说明太史公认识尚有局限。较之而言，“诗言志”思想的更贴切些。因为这里的“志”指的是“情志”，而不是单纯是指“抱负”、“志向”之类的。“情志”可以分为喜、忧两方面。也就是说，“诗言志”思想比“发愤著书“更全面。
由此可见，太史公的“发愤著书”不是太严密。当然，太史公“发愤著书”理论是写在信件和史书之中，而不是专门立论，因此我在这里苛求是吹毛求疵，可以说无所意义了。
其次从论据上来说：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具有宏博的知识和历史的眼光，因此在论据上自然也是例举高远宏大。“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皆是宏博的历史史料。
但是具后世研究，司马迁所举的例子中有错误。如：“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就是错误的论据。吕不韦是秦襄王时的丞相，秦始皇时尊为相国。后在秦王十年因罪罢相，并被罚举家前往蜀地，遂自杀了。《吕览》即是《吕氏春秋》，《史记》笨传晕：“吕不韦乃使客人人著
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轮、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然吕不韦主撰《吕氏春秋》时尚为相国，因罪迁蜀是以后的事。《说难》、《孤愤》是韩非的著作《韩非子》里篇目，具权威史料记载《韩非子》是韩非在韩国时已经完成，而不是来秦被李斯的迫害入狱才撰写的。在此，太史公的论据显然不足折服人。论据都错了，还奢望爱在鸡蛋里挑骨头的好事者信服吗？
其实，关于文学创作这个问题，在具体每一个作家显现的表现不一样，有的显得偏向“诗言志”说，比如庄子；比如曹操。有的显得偏向“发愤著书”，比如屈原；比如司马迁……这个问题在于的是你如何自圆其说。其实只要能让人感觉合理的信服的，自然会有值得学习之处。百家之优自会有最合理的说话，当然等待聪明的你前去发现。
最后讲明一点，其实我这算不上论文，最多算是一篇小议论散文罢了。论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至少对于不太聪明的我来讲，还需要更多时日前来准备，毕竟太史公“发愤著书”说是博大精深的，不是三言两语所道得明白的。因此只能拿这篇算不上论文的小文章当做假论文来弄弄了。万望理解。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 溧阳市西平小学黄丽华 教学目的：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让学生在理解品位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可贵精神。 重点难点：让学生在咀嚼语言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可贵精神。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1、示《史记》书，了解鲁迅、刘向等人对此书的评价。 2、导入：今天我们一起随着历史的车轮回到公元前104年看一看司马迁 是怎样成就这一千古绝唱的。（一起读课题） 二、学新 （一）示最后一句话（课文的作者也对《史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你能找出来吗？） 1、读了这句话你知道了什么？ 2、你还想知道什么？ （学生质疑，老师归纳为：为什么说这部前无古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学生带着问题自渎课文，并圈画有关语句 （三）小组交流 （四）集体交流 交流：刚才大家在认真的读书，老师也在认真的读你们！你们那专注的神情告诉我，你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收获，谁来说说看？ 读着读着，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为了写史记，司马迁早年就花了大量的精力在作准备了。）---谁能读出司马迁的艰辛？
从这里你读出了什么？----指导读出父亲寄予的无限希望----此刻的司马迁会对自己说些什么？-----读出司马迁内心的决心之大。 1、“他本想……了此残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联系前面的内容理解“飞来横祸”给他所造成的打击）指导读好。 2、师引读：“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打消了这个念头。”仅仅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吗？ 同学们，让我们联系上文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司马迁，你此刻还会想些什么？同桌之间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交流： A、我的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编写一部史书，记载从皇帝到汉武帝这2600年间的历史，他老人家临终嘱托我一定千万不要忘记他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现在史书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死呢？将来我怎么去面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啊！（再读司马迁父亲的临终嘱托） B、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乡亲们给我讲述了许多古代英雄的故事，那时候我就立志要象他们学习，现在我遇到一些困难，怎么能轻易退缩呢？要是这样我的人生也太没有价值了！跟古代英雄相比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示古代忍辱负重的英雄资料） C、受父亲的影响，我努力读书，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父亲留下来的史料我也进行了整理，如果现在我死了，这番心血不就白花了吗？
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 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 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我们说只有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握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规律的人，才能提出如此有价值、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作者生活的关系是有所启发的。 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不平则鸣”不是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 作家之所以能“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中唐的韩愈就很有见地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鸣”的前提是“不平”。那么怎样理解“不平”的本意呢？其
对史记的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 代阐述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 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 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 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 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 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 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 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 《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 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说课稿 一、教材分析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励志”主题，名人故事类课文之一。讲述了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受残酷的刑罚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13年时间，最终写成辉煌巨著《史记》的事，赞扬了司马迁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精神。课文共四个自然段。第一段写司马迁受父亲影响，努力学习历史。第二自然段写司马迁牢记父亲临终的嘱托。每天认真整理史料。第三自然段写横祸降临，司马迁忍褥写史。第四自然段写司马迁用毕生心血写成了辉煌巨著《史记》。 本文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发愤”二字，既是全篇的文眼所在，也是对司马迁忍辱负重、终成巨著的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读懂第二、三自然段，理解哪些地方突出表现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教学重点。课文叙述平实，语言朴素，从具体真实的故事入手，来丰满课文内容，引导学生设身处地的想象，深切体会司马迁丰富的感情世界。司马迁为写成《史记》忍辱负重，会触痛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文本语言精练，凸现了人物品性，是对学生进行“读中悟，悟中读”的语文基本功能力训练的好教材。 历史名人——司马迁的刚强坚毅、才华横溢，《史记》的优秀杰出、万古流芳，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让十一二岁的小学生读懂司马迁这个人，由衷地激发起对他的敬仰，并自觉地走近、尝试阅读《史记》这本书，则是本课的难点。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教师及文本之间充分对话，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与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本课应在学生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中，与文中人物情感进行交汇，在想、说、议中内化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基于对教学对象的分析，我认为，汉朝时史官的重大职责、司马迁所受的冤屈，对学生来讲，相当陌生，缺乏这些知识基础，对理解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弥足珍贵，是非常不利的，也会使学生体悟不到《史记》的崇高的史学地位。因此，教学中要适度对一些虚写的语言作充实处理，以便突破难点。引导学生抓住语言文字，揣摩人物心理，在听说读写中感悟人物精神，理解课文内容，在揣摩司马迁的心理活动中，更好地感受他为完成《史记》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精神。 二、教学目标 结合课标要求，教材特点和五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确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词语，理解生词含义。
绝对原创，上传者者就是作者！！！支持原创。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
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李白“哀怨其骚人”，韩愈“不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等说法，都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发愤著书”认为作家创作动机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艺术家的悲惨命运和苦闷的心理状态，即是作者的“愤”。这几种说法都很精妙，但私以为太史公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尤为精妙！虽然本人十分推崇太史公的“发愤著书”说，但并不代表此理论无坚不摧了。如果要理解“发愤著书”，先得一一讲解一番。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提出是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句前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同时他也举了屈原的例子——“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发愤著书”说便是从这之中提炼出来的。 就“发愤著书”而言，首先要知道“发愤著书”认为著书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两点目的，一是“舒其愤”；二是“思垂空文以自见”，即是借助著书来名垂青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正好道出了“发愤著书”说是存在很强烈的目的性的。这点相对“诗言志”“文以载道”“原道”来说更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创作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3a551366.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人教版小学语文12-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类文） 失明，在古今都是重要的致残原因之一。在古代，双目失明有“瞽”、“矇”、“瞍”等多种叫法，单目失则称为“眇”，也称为侧盲，前者即大家常说的盲人。 在中国历史上，眼有残疾的名人很多。如先秦时著名音乐家师旷，“生而无目”，自称“盲臣”、“瞑臣”。三国时被曹操称为“天下奇才”的著名将领夏侯惇，因瞎了一只眼，人称“盲夏侯”。曹操并不歧视残疾人，他甚至在没有见过面的情况下，将自己很喜欢的大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了少一只眼的才子丁仪。 五代时期的传奇人物、后唐太祖李克用，也是一位眼有残疾的人，因为天生少一只眼，自号“独眼龙”。当年淮南杨行密因未见过李克用，曾派画师假扮商人前去画像。李克用获悉后，想有意为难画师，遂将画师抓了起来，看画师怎么画自己。这位画师很聪明，将李克用画成“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的军事家形象，李克用看罢十分满意，不仅放走了画师，还给他不少赏赐。 如果谈到励志，最有名的一位盲人，当推先秦时期的史学大家、鲁国盲人左丘明。 凡熟知国学者，没有不读《左传》、《国语》的，这两部先秦时代重要史书的编修者，就是左丘明。《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之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作，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传》。 这本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起，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止，共255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除了所记史实的重要外，《左传》还开创了中国史学著述风格，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对史家编纂中国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其“直书无隐”便为司马迁以来的中国良史所继承，
成为古人著史的基本原则之一。 《左传》首创“君子曰”格式，这为史家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空间。从司马迁的《史记》起，史书上出现的论赞之语，几乎都受到《左传》的启发和影响，左丘明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史学创始人”。 左丘明编纂的《国语》，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因主要记言，故名。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料。 在作《国语》时，左丘明双目已经失明。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侯的要闻和君臣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最终编修成了又一部中国历史名著。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这么回事情。 左丘明不仅《左传》与《国语》二书影响了中国史学研究，其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之精神更为感人，后人直接用“盲史”代指左丘明，足见其地位之尊和励志之深。
12《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说课稿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二课时。我将从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教法学法选择、教学程序、板书设计五个方面来介绍我的教学设计以及设计理念和目的。 首先分析教材：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第十一课，是一篇历史人物故事。讲汉代史官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刑罚之后，不忘父亲的嘱托，忍辱负重，耗费13年的时间，写成辉煌巨著《史记》的事。它与前两课《海伦凯勒》《郑和远航》共同对学生渗透“有志竟成”这个主题单元的精神熏陶，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图书推荐《上下五千年》做阅读铺垫。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借助朗读表达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感悟。 2、在理解品味语言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这也是本课的教学重难点。 3、通过本课的学习，能激发学生阅读史书、关注历史的兴趣。 （以上教学目标的设定，一方面使学生逐步形成积极地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注重情感体验，增加学生阅读积累。） 教法学法： 教法：读书指导法、讨论法 学法：潜心会文、品味语言 （教法学法的选择尊重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旨在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 教学过程： 特别说明本课时的教学是在上一课学生充分自主读书，掌握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展开的。 教学过程依次为整体感知、品词析句精读课文、拓展延伸 首先整体感知，借助词语复述课文。
出示词语：嘱托、专心致志、飞来横祸、了此残生轻于鸿毛、辉煌巨著史无前例重于泰山。指生读词语，然后借助词语复述课文。之后让学生默读全文。 （设计依据：《课标》在第三学段明确提出“阅读叙事性作品，了解事情梗概，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场景、人物、细节。”因此教学要从整体把握开始。借助词语复述，使课文内容成为清楚的一条线，也是对学生的语言积累训练。）接下来品词析句、精读课文。（这里分为四个环节） 1、首先教师联系词串出示问题：“嘱托”可以换成“嘱咐”吗，为什么？司马迁写《史记》仅仅因为父亲的嘱托吗？以这两个问题为切入口，引导学生深入阅读课文一二自然段。 （实际教学中我发现，读书中的思考是学生读书习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出示问题引领学生读书，旨在培养学生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同时设置近义词的比较，是落实《课标》要求，“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 2、在接受父亲的嘱托后，司马迁开始“专心致志”地写《史记》，你怎样理解司马迁的“专心致志”？生再读一二自然段，感悟交流。在发言交流的基础上师引出“每天”和“忙着”这两个重点词。同时就这两个词让学生展开想象。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完成下面的句型练习： 天色微明，司马迁__________; 夜深人静，司马迁___________; 三伏盛夏，司马迁____________; 数九隆冬，司马迁_____________ （教学的过程是学生、老师与文本三者的对话，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凭借文本具体的语言材料，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训练学生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的能力） 3、“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什么是“飞来横祸”？学生交流自己课前搜集的资料。（根据学生发言情况，师可相机补充“李陵事件”，同时强调司马迁所遭受刑罚的残酷和耻辱。）然后引领学生用直线画出司马迁是怎么想的，用波浪线画出司马迁是怎么做的。读文章、看插图体会司马迁此时的心情，感受他做出生死抉择的原因。（忍辱负重）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的现代阐述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著书”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因李凌而获罪，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能出手相助，在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旦你升官加爵，他们就会跟在屁股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被贬，他们也就一个个跟着落井下石，能有多远就躲多远，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划清界限。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当然，历史这东西，我们也无法完完全全地了解到真相。我更相信人心并没有那么的黑暗，远古的人类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只是后来人在读这些历史的书籍时根据自己的了解添油加醋理解出来的吧。不说其他人，司马迁他本人身为史官，也无法做到大公无私。在《史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陈平、蔺相如的偏爱，对公孙弘、赵高的不屑，对项羽、荆轲的同情，对刘邦、苏厉冷嘲热讽……虽说《史记》是历史的印记，真相的起源，也不免参含了作者个人的情感。 其二，同样是因为李凌之祸，他遭受了宫刑之冤。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我相信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多少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里不可居，志不可恃”，他内心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以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在高风亮节与理想之间抉择，司马迁选择了后者，他觉得“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一个人要名垂青史，如果以死可以立功名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的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之际，死节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能产生任何的社会影响，那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于是，他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发愤著书，这份郁郁不得志的愤慨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提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其三，司马迁之所以要奋笔著《史记》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有很大的关系。司马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家，他官至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但是事与愿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禅大典在泰山之巅举行，他却因病留滞周南（即今洛阳市），未能参与，这时
发愤图强(十)发愤著书 【品——培养语感利“断句”】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①幽于缧绁②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③孔子厄陈蔡作春秋④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⑤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⑥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⑦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⑧诗三百篇⑨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文化常识”厚素养】 ①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②缧绁(léi 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申为监狱。③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④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孔子一生曾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但太史公一定要将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此其行文之需要。 ⑤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⑥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⑦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纂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⑧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⑨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读——熟读成诵意自知】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毁不用矣。”退而深惟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曰：“夫《诗》《书》隐约者 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赵连稳 ?字数：2827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
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精品教案 一、揭示课题。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二、检查预习情况。 1.大家已经预习课文了，我先来检查一下生字词的掌握情况。 （1）出示生字词（2）寿的写法 2.预习时读了几遍课文？ （1）读了这么多遍的课文，有没有回头想过，什么叫“发愤”？ 先不要急着发言，一起读！（课题为：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再读！（课题为：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发愤”变得粗、大、斜、红）（指投影）看到这里的“发愤”了吗？这样写是想表达我对它的理解。那你的理解呢？ （2）面对司马迁的“发愤”，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想问什么？ （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司马迁是怎样发愤写《史记》的？ 发愤的结果是什么？《史记》在我国的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价值？ 三、借文入境，亲历感悟。 师：是的，知道了这些，我们对司马迁这个人，对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件事，对司马迁发愤写出的这部著作，就会有更深的了解。 （一）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写《史记》呢？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1. 2自然段，找到有关内容，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1.（出示父亲说的话。）这就是父亲临终的嘱托。同学们，用心
去读读父亲的话吧，想想父子分别的情形，掂掂临终嘱托的份量。（自由读） （1）同学们，当你用心去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幅幅画面。你看，仅一个“临终之时”，就会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昏暗的油灯下，父亲躺在病榻上，他老人家已经……。同学们，他老人家怎么样了啊？ （2）这就是父亲临终之时的情形啊，你们再去读这段话，特别关注变红的部分。（学生自由轻声读） （3）孩子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呀？ （4）把你的感受读出来。 a指读. b泪流满面，拉着儿子的手说。从中我们听到了什么，失望？绝望？这里也有着父亲满心的……(希望啊)。读。 c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啊。这是父亲一辈子的愿望，现在成了他最后的愿望。读。 d千万不要忘记啊。孩子们，不要以为父亲只是了自己。他想告诉我们，记住了历史，就是记住了——我们的祖宗，记住了我们民族的根。人不能没有根啦！ 让我们一起读这段话，牢记这份临终的嘱托吧。 2.望着父亲那渐渐合上的双眼，司马迁一定有许多话要对父亲说，他想说什么呢？请同学生们默读课文第一自然段，用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历代的发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这样类似的一段话。在这两段话中，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主张。司马迁也实践了这个主张，他在惨遭“李陵之祸”受宫刑之辱后，忍辱负重创作出一部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主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代的许多名人文士追随着他的脚步，对其发愤著书的主张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 东汉桓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新论 求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完全继承。 到了南北朝时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广泛接受，刘勰和钟嵘
这两位文学理论家在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蓄愤说”和“怨愤说”，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但又注入了新的内容。钟嵘的“怨愤说”出自于《诗品》。文中写道： 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使人产生怨愤，激发文人的创作，从而“展其义”、“骋其情”。刘勰的“蓄愤说”出自于 “蓄愤说”也基本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不同的是“蓄愤说”补充了“愤”所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动荡和人生的坎坷都能引发人们的“愤”。并且在蓄愤说中，刘勰提出了文章要注重“真”的美学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邓新华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关键词]汉儒；屈骚评论；经学接受；文学接受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00－05 邓新华(1953—)，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湖北宜昌44300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项目批准号：05BZW006）的阶段性成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由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加上丰富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绝艳的文辞，对历代进步文人精神境界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然而关于屈原的人品与作品，却在汉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对屈原及其作品发表过或褒或贬的意见。尽管通过这场争论，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屈原的伟大人格、屈原《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由于论争双方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论争的思想武器，这就使得汉儒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始终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屈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一 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却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污 JIANG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