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著名藏书家敬业精神及学术成就考
陈少川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图苑》
【年(卷),期】1998(042)004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研究和了解我国历代的藏书家,是我国学术史、文化史以及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历史上有名可查的藏书家就有万人之多.由于我国封建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我们一般将藏书事业分为"官藏"和"私藏".考证、探讨了王世贞、胡应麟和朱彝尊三位在我国藏书史上留下过辉煌一页的私家之藏的藏书家.他们嗜书、爱书,为求书而终身奔波,并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充分利用藏书进行精心研读,学术造诣深厚.对于他们,清末学者叶昌炽曾有诗赞誉,其诗刻画了三位藏书家的敬业精神.
【总页数】4页(P56-59)
【作者】陈少川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图书馆,山东省青岛市,2660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
【相关文献】
1.濮阳古代藏书家考述 [J], 刘学文
2.虞山派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及学术成就 [J], 胡松庆;曹培根
3.浅谈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钱泰吉的学术成就 [J], 郑思恒;吴晓云
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藏书楼 中国是世界上热爱读书和藏书的国家之一，延绵数千年的藏书文化是我们堪为珍视的传统文化。据史料记载，中华大地曾有过数以千计的藏书楼，随着岁月变迁，世事沧桑，除少数幸运儿外，现留存于世寥若晨星的藏书楼命运大都岌岌可危。 回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我们为曾拥有灿烂的藏书文化而自豪，也为损毁于时局变迁与战乱风波中的藏书楼与古籍而惋惜。 中国藏书文化追本溯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最早的藏书家应该是孔夫子。他为教育学生，准备教材，搜集文献，“删诗书、定礼乐”，逐渐形成了最初的私家藏书。秦汉以来，私家藏书与官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特别是从唐代出现雕版印以后，书籍开始普及，私家藏书有了重要物质和技术的支撑，宋元以来渐成风气，明清则达鼎盛时期。 据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私人藏书楼始于北魏，在此后的一千五百多年中，相继出现过几千座藏书楼，其中有一定影响的达1000多座。中国藏书楼的规模、历
史和功绩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它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收藏、保护，乃至古文献的研究、校勘、刊布发行等方面，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四阁南三阁”： 《四库全书》珍藏之所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文渊阁 《四库全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阁与书历经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湖北老河口：著名藏书家学者—卢弼 卢弼(1876年-1967年)，字慎之，号慎园，1876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祖籍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现代著名藏书家、学者，直隶提学使（教育家卢木斋之弟）。早岁肄业湖北经心、两湖书院，受教于杨守敬、邹代钧。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8年毕业回国应学部试，获政法科举人。曾任国务院秘书等要职。以91岁高龄在天津病逝。 勤思著述，专治三国史，撰有《三国志集解》、《三国志集注补》、《三国志引书目》、《三国志职官录》及《三国志地理今释》等;著有《慎园文选》及《慎园笔记》等。与兄卢靖合著《四邨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助兄收藏、编校、刊印《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和《慎始基斋丛书》等。 卢弼一生的著述，除《集解》外，尚有多部。其中，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慎园吟草》十卷稿本，收录他50岁至80岁间所作的各体诗737首，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绝大部分为即兴之作。在这部诗集中，卢弼写下了大量关于天津的诗作，由于长年生活在天津，所以诗中言及津门事尤多，读来让人觉得亲切。如《天津杂咏》一诗，作者将天津近代百年历史一笔勾画了出来，宛如一幅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话里话外，饶有余味。此外还有《挽高彤皆(凌雯)》《寿
水竹邨人(徐世昌)》和《天津赵藏斋元礼一字幼梅七十生日》等诗，均属乡帮文献，颇有价值。 卢氏兄弟与傅增湘当时年龄相仿，并在官府供职，傅增湘官肃政使时，卢弼任平政院评事。又为藏书同好，故交往甚密。卢靖(木斋)与傅增湘先后任直隶提学使，并为天津图书馆做过善事。卢靖先于清光绪末年，创建直隶省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前身)，有开创之功;傅增湘后来四处筹资，网罗江浙流散典籍，为直隶省图书馆访得善本古籍12万卷，奠定了该馆藏书基础。今天津图书馆庋藏古书，名居全国十大图书馆之列，实有两位提学使功绩。 "文革"初期，卢弼受到冲击，看着自己所藏珍贵字画及书籍被毁掉，他心中积郁，不久谢世，一代学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与世长辞了。 卢弼故居，天津市大理道36号的小楼几易其主，如今所属已不甚清楚。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任中华民国平政院(北洋政府的行政诉讼审判机关)院长的卢弼在这里盖起了小楼，结束了此前每逢来津就借住哥哥家的生活，这里后来也成为卢弼的终老之地。 关于卢弼与小洋楼的故事是由他的外孙女刘行宜讲述的。刘行宜刚刚过了九十岁寿诞，精神依旧矍铄。这位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贝满女中考入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是卢弼生前钟爱的孙辈，而为外公誊抄著书的经历，也让后来的刘行宜才情满腹。
北京人物(15)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50)，著名藏书家。四川江安人。字淑和，号沅叔。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总办、直隶提学使、宪政编查馆谘议官。1911年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顾问，参加南北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1917年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著有《藏园群书题记初集》、《清代典试考略》等。 傅增湘（1872-1949），字淑和，号沅叔、号姜庵，别号书潜、双鉴楼主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泸州江安县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49年10月。幼年随父定居北方，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教习。光绪二十四年戊
戌科(1898年)中进士（第二甲第六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顾问，参加南北和谈代表团。1914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员。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先后出任段祺瑞、钱能训内阁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因抵制执行当局罢免蔡元培令而被免职，此后即专心从事收藏古籍和校勘工作。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1929年曾赴日本搜访中国古籍，并从国内购得大量私家珍藏，总计达20余万卷，其中善本书有6.6万卷。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构筑新宅。因为景仰乡贤苏东坡。特取苏东坡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龛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据统计，双鉴楼所藏宋本(包括金本)多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是不计其数，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其价值之珍贵，难以数计。由此，傅增湘成为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清末四大家之后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傅增湘慧眼识英才，其中包括向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
中国历代私人藏书家溯源 周盈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图书馆上海市 201620)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最早的甲骨文字记录开始，中国的藏书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即使以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起算，也已经三千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倡导思想和言论自由，讲学之风盛行，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时期，图书收藏由官府著述、垄断藏书发展到官府与知识分子俱藏的局面，出现了最早的私人藏书家。 一、早期：孔子墨子为私人藏书先驱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私人藏书家。他周游列国，不仅读过周王室藏书，而且到处访求历代典籍。《公羊传注》称：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等等。可见他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 秦始皇焚书时，有不少私人藏书家把书藏在墙壁、山洞中，拒不上缴。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孔安国亦谓：“至鲁共王始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礼记》、《论语》、《孝经》。”《资治通鉴》载：“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甚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私人藏书并非个别现象。孔子之后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各派学者的争论，古代的文献资料都被陆续编集成书，加以抄录书籍的材料容易取得，当时的学者都有藏书，私人藏书出现了一个高潮。《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韩非子》：“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等。到秦代，私人藏书同样与国家藏书并存。 墨子也是先秦有名的藏书家。《墨子·贵义》记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随身携带的书甚多，可见其藏书之富。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这也可以间接证明他有丰富的藏书。 除孔、墨外，先秦富有藏书的还不乏其人。《墨子》书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如惠施，《庄子·天下》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不纳，归而发愤读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一个穷困的说客还有藏书，可见当时在一般士人中都有藏书。《韩非子·喻老》篇提到“王寿负书而行”。。。“知者不藏书”，可见战国时“负书而行”和“藏书”已常见。到秦代，私人藏书已很普遍。秦始皇下焚书令，正反映当时民间藏书已相当普及，不得不下达法令。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写到，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儒家经书毁尽，“《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可见民间藏书已经是国家法令无法尽毁的了。 二、汉魏：宗室贵族为私人藏书主流 汉代时，私人藏书还只限于社会上层，这主要和帛书昂贵有关。西汉著名的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他们都是宗室贵族，凭借财势，大量聚书，《汉书·河间献王传》载刘德聚书事迹说明了河间献王聚书的方法、规模和质量。所谓“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说明这种收集图书的方法是通过一种交易而得到的。 除王侯外，汉代私人藏书之富者也多是贵族世家或达官显贵等社会上层人物，如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十二岁就在皇帝身边接受教育，历任多种官职，官终中垒校尉。他曾一度去职，闲居八年，“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可见他藏书甚富。他在天禄阁校书，撰写叙录时常引用“臣向书”，即他自己的藏书。 到东汉，随着图书社会流通量的增大，私人藏书家也逐渐增多。如曹曾，字伯山，家财巨富，收藏图书甚多。光武初，因兵乱，乃积石为仓以储书，世称“曹氏书仓”，门徒多达3000人。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字君山，家富藏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桓君山藏书处”，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清人王岩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云：“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图书插架欲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忆我读书数十年，每披新论景名贤。”东汉时，藏书最多的首推蔡邕。《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蔡邕有书近
宁波天一阁建于明嘉靖之末，创建者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累官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他酷好贮书，历官之地，刻意搜访，去官归里后，起书楼于宅东，庋架积书，终日耽乐其中。天一阁收藏以明刻本、抄本和明代方志、登科录最富特色。曾经藏有明各省、府、州、县志43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多。藏书楼建在宁波月湖畔的范氏宅院内，坐北朝南；木结构二层，楼上一通间，楼下并列六间，暗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意思。阁前凿池一泓，竹木环植，又得江西龙虎山天一池石刻，移置其间，遂以“天一阁”为名。天一阁保存至今已有43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 祁承?，字尔光，号夷度、旷翁。浙江山阴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祁承?自少痴心于书，及服官后，乃于南京诸地购置、交易，多有收获，最富之时，贮书达九千多种、十万余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筑澹生堂藏书楼于家乡柯桥梅里宅院，日夜校勘抄录，沉酣于典籍之中。祁承?精鉴别，重源流，不以宋、元夸富，唯以实用为先。对史籍方志，搜聚尤为倾力，凡涉国朝典故者，即里巷琐谈，亦尽采集。对一般藏书家不屑的戏曲小说，也饶有兴趣。 钱谦益绛云楼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江南私家藏书楼。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蒙叟，江苏常熟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尝官礼部侍郎，晚明福王时出任礼部尚书。后降清，官礼部侍郎。钱谦益学问渊博，声华显赫。他嗜书成癖，访购不惜重金，借录不遗余力。虞山故家旧藏，一时纷归钱府庋架。崇祯十七年（1644年），钱谦益退居老家红豆山庄，构建绛云楼，庋藏其书，与爱妾柳如是终日楼中，读书品茗，诗酒唱和。绛云楼藏书分置73个大书柜中，所积充牣，内多宋、元珍稀古本和唐、宋以来的名人法书字画，世人称誉“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 由毛晋创建的汲古阁藏书楼，以藏书、刻书并举而著称于世。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晋，字子晋，号潜在，晚号隐湖。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常熟人，县诸生，尝游学钱谦益，好古博览。明末衰世，毛氏将家中数千亩良田售去，创汲古阁于虞山隐湖之侧，用以藏书刻书。汲古阁藏宋、元旧籍，钤有“宋本”、“元本”印章，在今各大图书馆里，犹能观赏到。毛晋不仅是大藏书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他依托汲古阁的丰富藏书，刻印了大量经史典籍、唐宋文集、诸子百家、戏曲小说，成为明末、清初一段时期内最流行畅销的图书版本。毛晋殁，汲古阁在其子毛扆维持数十年后，陆续散出。扆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图书481种，堪窥豹斑。 钱曾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钱氏乃虞山名门望族，钱曾是钱谦益族曾孙，其父裔肃亦素有贮书之好。在家乡和家族藏书传统影响下，钱曾17岁时便无意举业而有志蓄藏。20年间，食不重味，衣不完彩，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他家设有述古堂、也是园、莪匪楼三处藏书楼，蓄书4,180多部。他收书相当丰富，虽俚俗坊刻，亦不摒弃。钱曾先后编撰了《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述古堂宋元本目录》和《读书敏求记》。既有普通书目录，又有善本书目，还有藏书题跋记，是清初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
关键词：金代;文坛领袖;藏书家;元好问 摘要：元好问在我国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堪称首位。他的藏书，是其家世代之积累，他在战火中冒着身家性命保存藏书，并依托所藏图书成就自身学问，将所藏之书嘉惠士林后学，永远值得称颂。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2-0136-02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中进士，当时没有做官。元好问是中国古代北方鲜卑民族的一位著名文学家，古文、诗词、曲都擅长，而以诗词的创作成就最大[1]。同时，元好问又是金代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他出身官宦人家，世代书香，藏书丰赡;依托所藏，悉心研读;耕耘书海，成文坛大家。他视收藏为珍宝，却慷慨开放自己所藏之书，激励、帮助、培育后辈探究和成就学问，可谓开风气之先。 1世代积累，书藏丰赡 元好问成为文坛领袖、诗词大家和藏书家，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得益于其世代积累的丰富藏书。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后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 他在《故物谱》中写道：“予家所藏书，宋元?v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金宣宗贞?v丙子（1216）之兵，藏书壁间，得存。兵退，予将奉先夫人南渡河，举而付之太原亲旧家。自余杂书及先人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等，尚千余册，并画百轴，载二鹿车自随。”[2]《元氏集验方序》中又记：“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帙独存”，可见其家中书藏丰赡。 对于家中旧藏，他都能道明来历：“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先大父铜山府君官汲县时，官卖宣和内府物也。铜碌两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时物也。‘风’字大砚，先东岩君教授乡里时物也。铜雀研，背有大钱一，天禄一，坚重致密，与石无异，先陇城府君官翼州时物也。”[3] 2身处战火，固护藏书 公元1115年，金建国。历10年，金灭辽。又2年，灭北宋，成为与南宋鼎峙而立的北方大国。金朝的藏书事业，也随之繁荣起来。然而，称雄一时的金国，其统治才维持了一百年左右。金宣宗贞?v元年（1213），北兵南下侵金。为避兵乱之灾，元好问想方设法将所藏数千册善本书置于屋之夹壁中间，从而得以保存。然而，古时战争频频，元好问“是岁寓居三乡，其十月，北兵破潼关，避于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则焚荡之余，盖无几矣。今此数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时之遗也。住在乡里，常侍诸父及两兄燕谈，每及家所有书，则必枚举而问之。如曰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之何人，藏之者几何年，则欣然志之。今虽散亡，其缀缉装裱，签题印识，犹梦寐见之”[4]。可惜的是，元家这些珍贵的藏书，大多毁于金末与蒙古的战争之中。 尽管如此，元好问仍记载了自家藏书及聚散的具体情况，如《笠泽丛书》曾记：“予家旧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纸番复写。元光间应时，买于相国寺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读。此本得于阎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赋、诗、天随子传，而无颜荛后引，其间脱遗有至数十字者。二本相订正，乃为完书。”[5] 元好问在金朝为官和金亡后作遗民的几十年间，不间断地进行收藏活动。《觅神霄道士古铜爵》中说：“古人偶得酒之传，摸索饮器流馋涎。巧偷豪夺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钱。”《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表现了他得到心仪的书法名帖的喜悦心情：“周官武臣奉朝请，剑佩束缚
中国古代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 中国古代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明清时期，宁波四位著名藏书家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杰出的史学家、启蒙思想家、藏书家，浙东学派之鼻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于天文、算学、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所不读。康熙四年(1665)，建“续抄堂”于南雷(今余姚市明伟乡黄家竹桥附近)。明末战乱之际，海内著名的山阴(今绍兴)祁承业“澹生堂”藏书楼迁于云门山化鹿寺。二十多年后，黄宗羲入山，在化鹿寺翻检图书三天三夜，挑选得珍本、善本载十捆而归。其中经书近百种，稗官史百多册，此批图书乃黄宗羲藏书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得自钮石溪的“世学楼”，钱谦益的“绛云楼”，黄居中的“千顷堂”，郑氏的“丛桂堂”以及焦氏藏书楼和胡孝辕、孙月峰等名家藏书。晚年仍到范氏“天一阁”、曹氏“静惕堂”、徐氏“传是楼”读书、抄书。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六、七万卷之富。未及编目，垂老遭大水，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其再传弟子郑性经整理得三万卷，入藏“二老阁”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他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
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州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精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其父万泰，生八子，世称万氏八龙。斯同系第八子，为八龙之尾。万氏藏书楼名“寒松斋”，由宗子世守，故址在今宁波市尚书街58号。斯同博极群书而善著述，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尤精明代史事，对史学、文学、校雠学卓有建树，为浙东学派主要人物之一。 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次年到北京，参与修撰《明史》，在京二十余年，藏书十数万卷。至死旁无亲属，藏书全为其子弟钱名世夺去。其藏书印有一长印文：“吾存宁可食无肉，吾亡宁可发无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饘粥”、“季野读过”、“万氏寒松斋珍藏之印”等。 生平著有《明史稿》五百卷、《补〈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群遗事》一卷等著作。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清著名藏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鄞州（今浙江宁波）人。
叶德辉生平略述与主要学术成就 关于叶德辉生平略述与主要学术成就，欢迎阅读借鉴。 清末民初的湘籍名士叶德辉，虽然作为“劣绅”而言，他的为人、言行多为人所垢病，但其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雠学家、出版学家等博通多门的“大家”在藏书、古籍版本鉴别、古籍校勘、古代书籍史、古典目录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他的相关学术成果，直到今天仍能直接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很多便利。 一、生平略述 叶德辉，生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 年)，卒于中华民国十六年(公元 1927 年)，谱名辉，字奂彬，号直山，别号园，自述乃两宋之交诗人叶梦得“茅圆派裔孙三十八世”.叶德辉先世居河南南阳，后南渡居江苏吴县，至祖父叶世才时，于道光末年避乱迁居湖南长沙，后为参加科举，于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经其业师湘潭徐峙云介绍，“捐二百金入学宫，归县籍”,补湘潭县学附生。因此叶德辉自称时，常见有南阳叶德辉、长沙叶德辉、湘潭叶德辉几种说法，有时也自号吴人。其幼年时，甚恶读书，曾以为“天下至苦之事莫读书若矣”,一度曾改学经商，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就学。光绪十一年(公元 1885 年)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公元 1892 年)中壬辰科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等分数同年，殿试二甲，朝考二等，后分授吏部主事，但任职不久便请假归乡，经商维生之外，一心以搜罗藏书、刻书刊行、着书立说为乐。其堪称浓厚的文化情怀，不惜弃官治学的举动，加之后来的时事巨变，这一切造就了叶德辉意识里“文化遗民”的身份，于是，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发扬，成为他赋予自己的毕生使命。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藏书、刻书和着述，几乎都是以笃守传统旧学这一中心展开。 在归居湖南时，叶德辉即以兴旧经学为己任，并大力提倡，与时任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往来密切，两人同为顽固派代表人物，也同为湖南地区守旧人士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堪称推行改制最为激进的省份之一。叶德辉
浅谈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钱泰吉的学术成就 郑思恒;吴晓云 【摘要】钱泰吉是清代道光、成丰时期浙江嘉兴地区较为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他淡泊名利,认真治学,毕生致力于收藏、著述和博校群籍.他的藏书观较为开明,主张为学术研究而藏书,并倡导书籍应相互交流.他的著述涉及领域广泛,颇有研究价值.他一生校勘了大量典籍,如《史记》《汉书》《集韵》《晋书》《元文类》和《礼记集说》等,在校勘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观点,对于古籍传承具有指导意义. 【期刊名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2)010 【总页数】3页(P59-60,78) 【关键词】钱泰吉;藏书;著书;校勘 【作者】郑思恒;吴晓云 【作者单位】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浙江嘉兴314001;嘉兴学院南湖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钱泰吉(1791-1863)，字辅宜，号警石，为钱氏的第二十九世孙。钱氏诗礼传家，泰吉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与从兄钱仪吉以学业相勉，号称“嘉兴二石”，名入《清史稿·文苑传》。钱泰吉为文作诗外，喜藏书，名其藏书楼为冷斋，共有
四万余卷书籍；他平生又好校古书，堪称校勘学大家。 清代，江浙一带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嘉兴地区的私家藏书业也进入全盛时期。钱泰吉所处的嘉兴藏书大家叠起，到清中叶有钱泰吉、吴骞、陈鳣和蒋光煦、蒋光焴兄弟等，藏书家之间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交流藏书，促进了嘉兴地区的学术研究与文化繁荣。 (一)藏以致用：彰显学者的学术风范 钱泰吉出生书香门第，酷爱藏书。继承了祖上万余册书籍，以至于“学舍中一堂二内，所以充栋者，皆书也”。 [1]他自己想方设法搜集图书，遇到善本更是不遗余力购得，购置不到的书籍，他就用手抄的方法保存，共收藏图书四万余卷。经史类，如《礼记陈氏集说》《春秋胡传》等；诗集和文集，如《陶靖节集》《鲒琦亭集》《文选》《元遗山诗注》《鲒琦亭诗集》和《虞东学诗》等；其他还有地方志、目录学、字样书和训诂书等。 钱泰吉的藏书远远不止这些范围，收藏重点是经史和诗文集方面的书籍，同时也搜集地方志和目录学等书籍，这也为他从事校勘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钱泰吉对藏书既痴谜又不盲目，他有自己的藏书观。 第一，他主张为读书而藏书、为著书而藏书和为校书而藏书。钱泰吉倡导藏而读之，推崇能够读书致用的藏书者，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第二，他不主张书籍“秘不示人”，十分认同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提出的古书流通观点，向藏书家们指出藏书的职责在于流通，而不仅仅是保藏。他一生交游甚广，喜欢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分享各自的善本。 (二)著述广泛：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钱泰吉藏书甚多加上勤奋好学，一生著述颇丰，他的代表作是《甘泉乡人稿》，共二十四卷，包括了《曝书杂记》三卷。书籍刊刻后，藏书家们争相求购，可见其学术水平之高，影响之大。《甘泉乡人稿》一书首先记述了钱泰吉在藏书、著书和校
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官、私藏书研究的新创获 聂凌睿;李显志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2(000)006 【总页数】4页(P104-107) 【作者】聂凌睿;李显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多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德弟先生悉心从事中国藏书家的溯源研究，连续推出了《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版)和《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两书，补续了著名学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仅收录北宋至晚清藏书家事迹的学术缺憾。著者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政治学系以及该校古籍与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对先秦至五代时期的典籍文化史一直保持着其特有的关注，终于爬梳史料，钩沉索隐，结撰成上述跨越一千五百余年时空的两部新著，代表了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就。 1 《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 陈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分别介绍了私家藏书、藏书家以及藏书家的实践活动，并特意将学术界对于先秦至隋唐五代的藏书家研究情况作一梳理，佐证《考略》一书成书
的必要性。这是一篇十分精彩和成功的《序言》，既有相关学术史的内容，又有综述的内容，并说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全书依据时间先后顺序，系统考述了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400余人的生平事迹，对其藏书及其活动作了详细的考述，并从不同角度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介。400余 人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考证起来工程量浩大，在《序言》中，陈先生明确阐释了他考据这些藏书家的依据:“笔者除利用传世文献，如正史、总集、类书、笔记 之外，还利用了此前研究藏书史的学者皆未曾用过的墓志史料、考古新发现涉及藏书的史料和传世文献中未顾及者，有赵超编辑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8年版)，罗新、叶炜合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 正文外加附录，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附录为作者三篇论文:《秦汉时期私家藏 书考论》、《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兴盛原因初探》和《隋唐五代时期私家藏书文化研究》，皆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藏书家和藏书文化研究有关。之所以将这三篇论文附在文后，作者指出:“由于本书体例是对藏书家的逐个考证，而且 是略考，所以阅读此书，难免给人一种缺乏整体的、与藏书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结合的感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读者对在这一漫长的时空中私藏文化的发展、演进有一深入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它们(三篇论文——引用者注)是对藏书家个体研究的延伸和升华之作，以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正文中，作者以史为经，以藏书家为纬，自先秦至隋唐五代，分为五编，条理清晰，脉络分明的将藏书家及其藏书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五编安排，亦有寓意，体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私家藏书之盛衰、升降景况，用以说明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 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时代。春秋时期，“学在官府”被打破，学术下移民间，百家争鸣，诸子学说较为自由，随着“学在四夷”不断向纵深发展，私学诞生，“士”阶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 肖东发 内容摘要：对中国古代藏书家的评价历来毁誉相参,且否定者居多。本文首先对所谓私家藏书的"吝借性"和"重藏轻用"加以分析，因其立足民间聚书不易，秘藏吝借的藏书家历代多有，但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的也并非多数。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藏书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所以，轻易用"重藏轻用"来给私家藏书下结论是不准确的。他们非常重视自己藏书的价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私人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典籍的保存、流播、完美、生产与捐公等方面；通过对私家藏书总体特点及其历史贡献的分析,充分肯定他们藏书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其人文精神表现在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重视文化价值是私家藏书活动的基石，也是"仁人爱物"的一个前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私家藏书活动的人文精神在反文化环境里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仅表现为私人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校勘、刻印、保护图书，他们还以增值文化为己任,在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诸多的治书之学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四大系统中,私家藏书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由于有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则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经你之手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纷争中，对我国历代私家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也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我认为,对一个群体的评价一定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从它们的总体特点入手,通过对私家藏书历史贡献的分析，透过他们或平凡、或壮丽，或欣喜、或遗憾，或曲折、或精彩的藏书活动，不难发现深沉、浓烈的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显著特征与内在品质。 一、私家藏书的总体特征 历代私家藏书系统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私家藏书是所有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时代越后，藏书家数量越多，藏书规模越大。并且，藏书家的身份由早期以贵戚官僚为主越来越多地下移至普通士人布衣，藏书总量与朝廷藏书相比越来越占压倒优势。私家藏书构成了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 二是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 。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
澹生堂藏书考 （作者:_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 [摘要]本文简述了明末著名的私人藏书家祁承火业的生平，重点考述了他在明末浙江绍兴著名的藏书楼──澹生堂藏书的藏书历程和辉煌业绩，使我们在感慨古代藏书“聚之艰，散之易”的同时，更为祁承火业为古代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而“苦苦以求”的执著所感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关键词]澹生堂；藏书；祁承火业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典藏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藏书事业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光彩的部分，而这在明朝显得极为突出。据清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记载，明代私人藏书家达427人，在我国古代藏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澹生堂是明末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其主人是明代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祁承(火業)。
1澹生堂主人之生平和业绩 祁承火业，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字尔光，号夷度，又称旷翁，晚号密园老人，明绍兴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2年)，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祁承火业的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由于出身官宦书香门第，受家庭的熏陶，他自幼就十分喜欢读书，并且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于图书“生死以之”，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澹生堂藏书9?000多种，10万余卷，比天一阁藏书还多三万余卷。《澹生堂藏书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录藏书家关于读书、藏书经验的理论专著。《澹生堂藏书目》和《庚申整书略例》，创因、益、互、通四法，对目录学的贡献，有首创意义，成为清代学者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一生“精於汲古”，所藏“多世人所未见”。所以澹生堂作为名重当时的藏书楼而名播遐迩。 2澹生堂藏书之搜集——澹生堂藏书的主要来源 2.1为祖上所遗 祁承火业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祁清是进士，父亲祁汝霖也就读于国子监，所以家中图书略有所藏，他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说：“通奉公在仕二十余年。有遗迹书五七架，庋卧楼上。余每入楼，启钥取观阅之，尚不能举其义，然按籍摩挲，虽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乐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时不下楼，继之以呵责，恋恋不能舍。”[1]可见，虽然其祖上所遗之书无多，但对祁承火业后来之“蠹鱼之嗜”却影响极大。
姚振宗藏书考 王珂 【摘要】清末姚振宗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还是一位藏书家.他通过继承、购买、获赠、抄录等方式汇聚了快阁师石山房丰厚的藏书.这些藏书呈现出鲜明的学者藏书特色,学科门类齐全,丛书占据重要地位,异本众多.姚振宗身后,藏书为其子姚福厚继承,民国间散出,现存南京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等地.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8(000)002 【总页数】6页(P89-94) 【关键词】姚振宗;藏书 【作者】王珂 【作者单位】山东省图书馆,山东济南250100;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8.83 清末姚振宗是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以《汉书艺文志条理》和《隋书经籍志考证》名闻学界。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收藏宏富的藏书家。现藏南京图书馆的稿本《师石山房书目》三十卷，反映了姚振宗藏书的主要情况。本文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从藏书概况、藏书来源、藏书特色、藏书散佚等方面对姚振宗的藏书进行深入揭示。
1 藏书概况 据稿本《师石山房书目》著录，姚振宗藏经部书10类703部6894卷，史部16 类800部 17928卷，子部14类1076部13154卷，集部存楚辞、别集2类454部9618卷，总计42类3033部47594卷。陶存煦在《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光绪八年(1882)壬午”条下谓：“迄今年夏，集部总集以前始卒业。得三十一卷，凡经部七百三部，史部八百部，子部一千七十六部，集部七百部，总六万卷。”[1]P18集部的部数比现存多246部。 《师石山房书目》编纂完成后，姚振宗又有新的收藏，他把这些书编入《师石山房书目补编》《师石山房书目续编》中，这两个目录现在不见于诸家著录，可能已经亡佚。这些收藏到底有多少，已经不得而知。通过《师石山房书目》提要可以考见的有《酌中志》《昌言》《孝经疑问》三种。明刘若愚《酌中志》，“见《师石山房书目补编》中”，该书本该入杂史类，“因是类已编次写录成帙，故列之《补编》焉”。[2]卷十二政书类典礼P4B汉仲长统《昌言》，“今无传本，马氏玉函山房有辑本二卷，见《续编》”。[2]卷十五P17A明姚舜徽《孝经疑问》，姚振宗藏 有《咫进斋丛书》本，“已录入《书目补编》经部中”。[2]卷十五P60B 绍兴快阁是姚振宗的藏书处。快阁得名于北宋黄庭坚，始建于江西泰和，所谓‘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眺晚晴’也。南宋时，陆游在绍兴鉴湖边建快阁，作为其晚间读书处，后阁废。清乾隆年间，南阳太守钱塘人任应烈退休后，“买宅山阴道上，因构建杰阁三楹，以复旧观，饮酒赋诗，与同人为耆老会，作快阁赋。铅山蒋士铨心余又撰快阁记。”[3]同治八年(1869)，姚振宗购得快阁。第二年，姚振宗 返乡，依《快阁记》“所缀及者，有桐香书屋，师舟，漱酣亭，是亦居，游初斋，飞跃处诸胜。因而创之，略得其胜，改师舟曰师石山房，陶方琦为撰快阁后记。”[3]此后，姚振宗于快阁专心读书问学，“终其一生40年不知昏晓”。[3] 好友陶方琦有诗描绘其快阁读书生活云：“西头快阁晚晴天，云水空明文字鲜，数
清藏书家顾之逵生平考论 刘鹏 【摘要】顾之逵是乾嘉时代的著名藏书家,“藏书四友”之一.他与黄丕烈、顾千里、周锡瓒、袁廷梼、钱大昕、焦循、段玉裁、钮树玉等当时的著名学者、藏书家有密切的交往.研究顾之逵的意义在于:揭示他在诸多宋元善本、明清抄本递藏源流中的 位置；彰显他“与众共之”的分享精神；有助于全面地、历史地认识藏书家群体, 实现进入“过程”、还原“场景”的藏书史研究. 【期刊名称】《国家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2(021)003 【总页数】6页(P102-107) 【关键词】顾之逵;藏书家;生平;交游 【作者】刘鹏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文 清代乾嘉之际，四海承平，文运隆昌，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心、文华所萃之地—— 江苏一带，延续并发扬了往日的荣光，宋元秘笈，明清精钞，随着新藏家的不断崛起和专图射利书贾们的奔走往来，一时集于吴地，可谓众美辐辏，珍籍琳琅。 在这种生活富足、文风广被的背景下，藏书史上罕见的一个藏家群体——“藏书 四友”应运而生[1](586，787)，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周锡瓒、顾之逵、黄丕烈、
袁廷梼。四人都生活在苏州一带，彼此以书结缘(袁廷梼与黄丕烈为儿女亲家)，以书会友，一人得善本，则四人共抄之，共校之[注]《荛圃藏书题识》卷三云：“吴中藏书家，余所及见而得友之者，首推香严周氏，其顾氏抱冲，袁氏绶阶，皆与余同时，彼此收书互相评骘，倘有不全之本，两家可以合成，必为允易。周顾袁三君皆如是也，故一时颇称盛事。”(207页)。如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家享四家之藏，也为他们赢得了“乾嘉四大藏书家”[注]这一称号，目前尚未找到最初的出处，玩其文意，必是乾嘉以后人所加。今人有时在这一称号前加“苏州”、“吴县”等限定词，却不知四人分属吴县、元和、长洲三县。而以当时海内藏书情势度之，称“全国四大藏书家”，虽不中，亦不过远。的美誉。 以一隅之士占尽时名，并非是后人的夸饰——在“四友”陆续下世之后，他们的 藏书，也逐渐成为天下竞逐的珍品。艺芸书舍、爱日精庐、稽瑞楼、宜稼堂、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皕宋楼……这些名震天下的藏书楼，其善本大半不出“四友”藏书的范围。就是百川汇海，萃集国内古籍善本的国家图书馆，其精华中为“四友”旧藏者，数量亦复不少。 然而时至今日，在各类藏书史研究中，“四友”里只有黄丕烈获得了与其成就相称的评价，其余诸人，今人所知者少，能详言其事迹者则尤难获见。当代编辑的各类藏书家辞典，一面盛称其名(主要是所谓“四友”与“四大藏书家”)，一面又陈陈相因，语焉不详。民国版《中外人名词典》(第三版)更闹出将顾之逵与从弟顾千里合二为一的笑话[注]刘炳藜、刘范、华文棋等编《中外人名词典》(第三版，中华 书局，1947年)1286页“顾之逵”条下云：“清元和人，字抱冲，邃于学，藏书甚富。其藏书处曰小读书堆，多宋元善本，自刻《列女传》以传。名公巨卿延之刻书者甚多。每一书刻竟，综其所正定者为《考异》或《校勘记》于后。著有《遯翁苦口》、《一瓻录》。”正是杂糅了二顾的事迹。。而本文专为研究的，正是这位斋号为“小读书堆”的清代藏书家顾之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