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藏书家及文化传承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藏书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
努力为保护传统文化，收集、整理和传承珍贵的文献和书籍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在明末清初，有不少藏书家这样做，并且这些人
的工作，至今仍持续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作用。
明末，杨慎和郑板桥是两位成为了中国藏书家的代表人物。他
们都在自己的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也积极协助他人，传承文化。杨慎在国学、史学、经学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
在家中藏有几千部书籍，因此被誉为“至深之藏”。“宋本方书四十
一本”与《红楼梦》等至今仍为世人所熟知的经典著作，就是在这
些藏书中被保留下来的。郑板桥是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藏书家，业余书画收藏家，他在古玩和书籍、目录整理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他临终前，他特别关注如何将自己努力收集的文献传承下去，
因此创办了“四库全书”等大型工程，并建立了一座大型藏书馆。
此外，还有一些藏书家，他们没有以知名或伟大的成就闻名于世，但他们也同样努力保护自己所掌握的文献。在宣统年间，藏
书家沙寿宾收集了一些蒙古文献，他认为这些文献是价值连城的
文化宝藏。他将这些文献保存得非常完好，并将它们传递给了后代，这样这些文献就保留了下来。
在这些藏书家的呵护下，这些文献得以得到保留并传承下去。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和保存文献，还在于将这些文献亲手传递给后代，确保这些文献也被在后续的时间里传承下去。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才能够被人们发现、传承、阅读和研究。
藏书家的重要性在文化传承中是无法忽略的。他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长长的由来。藏书家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至极重要的，我们应该传承他们的精神和心志，为将来的文化传承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并加入到文化传承的行列中。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化成为更加丰富和长久的。
在现代时代中，我们不再像古时候一样依靠藏书家的努力来确保文化传承的顺利，但藏书家的工作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参照系和哲学基础。我们需要在现代社会依靠多种绿色方式的文化传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从小事做起，为保护文化做出应有的力量。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度，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们需
要加强自身的文化自信，传承好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让这
些文化之花在未来历久弥新，为人类的和谐和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晚清四大藏書家 四家，首推鐵琴銅劍樓,是清中葉以來,歷史最長久。詩云:“琴劍飄零百百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詩中所提是晚清南北四大藏書樓,即江蘇常熟鐵琴銅劍樓(南瞿),山東聊城海源閣(北楊),浙江湖州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樓。 一、鐵琴銅劍樓 鐵琴銅劍樓位於歷史文化名城常熟古裏鎮，是清代四大私家藏書樓之一。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建築面積285平方米。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原名“恬裕齋”，創始人瞿紹基，瞿氏五代藏書樓主都淡泊名利，以藏書、讀書爲樂。瞿氏第二代、紹基之子瞿鏞，對鼎彝古印兼收並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爲珍愛一台鐵琴和一把銅劍，鐵琴銅劍樓由此得名。在全國各地的眾多古藏書樓中，鐵琴銅劍樓與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浙江歸安陸氏“皕（音bì）宋樓”、浙江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合稱爲全國四大藏書樓，有“南瞿北楊”之稱。四大藏書樓中，鐵琴銅劍樓巍然獨存。該樓系蔭棠先生之祖建於乾隆中。原有四進，其中第一、二兩進毀於抗日戰爭中。收儲多爲鄉邦文獻以及未收入《鐵琴銅劍樓書目》之宋元明本及舊鈔批校諸書，長篇巨著不多。藏書除部分遭劫外，絕大部分于建國初由瞿氏後人捐贈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常熟市圖書館等。 爲陽湖縣學訓導瞿紹基及子孫五世藏書處。因主人收藏有鐵琴與銅劍，故命名爲“鐵琴銅劍樓”。樓主瞿氏數代藏書，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1991年12月，鐵琴銅劍樓紀念館開館。在常熟歷史上，從中國文化發展史看，自明代趙琦美“脈望館”、毛晉父子“汲古閣”、清初錢謙益“絳雲樓”、錢曾“述古堂”以後，瞿氏鐵琴銅劍樓更有其獨特的地位。鐵琴銅劍樓之藏書，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間，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民國數朝，又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經歷了初創、發展、鼎盛、劫難、穩定、善終等階段，給後人留下了比較完整的藏書和藏書樓，爲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海源閣 海源閣，海源閣現爲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我國歷史上（清代）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進士楊以增所建,總計藏書約4000餘種、22萬餘卷。珍本書主要得之于黃丕烈等藏書家,很多是孤本秘笈。故與其現存的藏書書目有《楹書隅錄》及《續編》、《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與北京的文淵閣、皇史宬，寧波的天一閣同爲中國歷史上公私藏書典範。它與江蘇常熟縣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浙江吳興縣陸心源的“皕宋樓”，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樓”合稱清代四大藏書樓。其中以瞿楊兩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書爲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楊”的美稱，深爲海內外學者
金陵收藏大家周亮工（图） 王罡 周亮工画像 金陵是南京的别名，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金陵地处长江下游，濒江近海，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在书画艺术领域，早在东晋时期就有书圣王羲之、画坛大家顾恺之，南唐时期又出现
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董源、巨然等书画家。 到了明末清初，金陵更是文人书画家的云集之地。1368年明朝定都金陵，53年后迁都北京，行使双都制，金陵成为留都，保留皇宫和六部衙门，北京、金陵各设国子监，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个首都，历时200多年，使得金陵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就是强烈的忠君、爱国、爱都意识。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大批官员和有名望的忠君人士纷纷来到金陵，拥护南明政权。明朝灭亡后，金陵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又是清政府统治江南的中心。在武力镇压、文字狱和怀柔政策的情况下，明朝遗留下的大批文人画家在极其痛苦中分化为三类：一类是态度坚决，加入反清抗清的队
伍；另一类是投清为官，而后转为隐逸；再一类是始终隐居不出，保持民族操守。这三类人尽管生活经历各异，政治态度不同，但是遗民意识和节操观念是共同的。在政治上无法与清政府抗争，只能借助诗文书画，表达心中的情感，他们汇集到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金陵文化圈”，产生了“金陵八家”，涌现了龚贤、石溪、程正揆、杨文聪、胡玉昆、张风等一大批书画大家。周亮工就是与这些书画家、与“金陵画派”有着密切联系的收藏大家。
赖古堂集卷一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诗人、篆刻家、鉴赏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栎园等别号。祖籍江西金溪，先后移居开封、金陵。崇祯十三年中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 周亮工明清两朝为官。1641年山东潍坊知县，因带领军民抵御清兵，保全危城有功，提升浙江道御 史。入清后，清政府授以两淮盐运使、淮扬海防兵备
明末清初的藏书家及文化传承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藏书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 努力为保护传统文化，收集、整理和传承珍贵的文献和书籍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在明末清初，有不少藏书家这样做，并且这些人 的工作，至今仍持续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作用。 明末，杨慎和郑板桥是两位成为了中国藏书家的代表人物。他 们都在自己的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同时也积极协助他人，传承文化。杨慎在国学、史学、经学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 在家中藏有几千部书籍，因此被誉为“至深之藏”。“宋本方书四十 一本”与《红楼梦》等至今仍为世人所熟知的经典著作，就是在这 些藏书中被保留下来的。郑板桥是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藏书家，业余书画收藏家，他在古玩和书籍、目录整理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在他临终前，他特别关注如何将自己努力收集的文献传承下去， 因此创办了“四库全书”等大型工程，并建立了一座大型藏书馆。 此外，还有一些藏书家，他们没有以知名或伟大的成就闻名于世，但他们也同样努力保护自己所掌握的文献。在宣统年间，藏 书家沙寿宾收集了一些蒙古文献，他认为这些文献是价值连城的 文化宝藏。他将这些文献保存得非常完好，并将它们传递给了后代，这样这些文献就保留了下来。
在这些藏书家的呵护下，这些文献得以得到保留并传承下去。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和保存文献，还在于将这些文献亲手传递给后代，确保这些文献也被在后续的时间里传承下去。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才能够被人们发现、传承、阅读和研究。 藏书家的重要性在文化传承中是无法忽略的。他们的身影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长长的由来。藏书家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至极重要的，我们应该传承他们的精神和心志，为将来的文化传承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并加入到文化传承的行列中。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化成为更加丰富和长久的。 在现代时代中，我们不再像古时候一样依靠藏书家的努力来确保文化传承的顺利，但藏书家的工作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参照系和哲学基础。我们需要在现代社会依靠多种绿色方式的文化传承，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从小事做起，为保护文化做出应有的力量。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度，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我们需
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 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牴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此昔人诒厥之名言……”。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当以食，渴当以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
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明代藏书家祁承非常喜欢书，爱读书，甚至达到了典衣废食的地步。他也说，人欲求见多识广而不肯读书，那就好比“求饱而懒营馔，取暖而懒裁衣。”“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又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何等重要的事！ 明代藏书家杨循吉的藏书楼取名“卧读斋”，以表明他愿终身以书为友，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心态；明末藏书家陈继儒酷爱读书，常指着书对弟子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明代藏书家谢肇淛更是认为，一个人能认真读书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无事常读书，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 二、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中华民族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的强烈意识。叶梦得，宋代著名藏书家和图书学家，也是位有名的文学家。他一生同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颇喜读书，酷嗜藏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六经》不可一日去手”。为官之后，在繁忙公务之余，他天天都要抽空读书。南方的夏日，天气非常炎热，他还坚持每天读一卷《六经》，每年从五月到八月十五日，年年如此，他称之为“夏课”谢肇淛更是有“耽书之癖”。他曾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及其人文精神 肖东发 内容摘要：对中国古代藏书家的评价历来毁誉相参,且否定者居多。本文首先对所谓私家藏书的"吝借性"和"重藏轻用"加以分析，因其立足民间聚书不易，秘藏吝借的藏书家历代多有，但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的也并非多数。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藏书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所以，轻易用"重藏轻用"来给私家藏书下结论是不准确的。他们非常重视自己藏书的价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私人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典籍的保存、流播、完美、生产与捐公等方面；通过对私家藏书总体特点及其历史贡献的分析,充分肯定他们藏书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其人文精神表现在对文化价值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重视文化价值是私家藏书活动的基石，也是"仁人爱物"的一个前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私家藏书活动的人文精神在反文化环境里的集中体现；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仅表现为私人藏书家千方百计地收集、校勘、刻印、保护图书，他们还以增值文化为己任,在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辨伪学、考据学等诸多的治书之学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四大系统中,私家藏书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地位，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由于有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则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经你之手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纷争中，对我国历代私家藏书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给出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也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我认为,对一个群体的评价一定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从它们的总体特点入手,通过对私家藏书历史贡献的分析，透过他们或平凡、或壮丽，或欣喜、或遗憾，或曲折、或精彩的藏书活动，不难发现深沉、浓烈的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显著特征与内在品质。 一、私家藏书的总体特征 历代私家藏书系统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私家藏书是所有藏书系统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系统，时代越后，藏书家数量越多，藏书规模越大。并且，藏书家的身份由早期以贵戚官僚为主越来越多地下移至普通士人布衣，藏书总量与朝廷藏书相比越来越占压倒优势。私家藏书构成了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 二是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 。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
明清时期，宁波四位著名藏书家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杰出的史学家、启蒙思想家、藏书家，浙东学派之鼻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于天文、算学、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所不读。康熙四年(1665)，建“续抄堂”于南雷(今余姚市明伟乡黄家竹桥附近)。明末战乱之际，海内著名的山阴(今绍兴)祁承业“澹生堂”藏书楼迁于云门山化鹿寺。二十多年后，黄宗羲入山，在化鹿寺翻检图书三天三夜，挑选得珍本、善本载十捆而归。其中经书近百种，稗官史百多册，此批图书乃黄宗羲藏书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得自钮石溪的“世学楼”，钱谦益的“绛云楼”，黄居中的“千顷堂”，郑氏的“丛桂堂”以及焦氏藏书楼和胡孝辕、孙月峰等名家藏书。晚年仍到范氏“天一阁”、曹氏“静惕堂”、徐氏“传是楼”读书、抄书。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六、七万卷之富。未及编目，垂老遭大水，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其再传弟子郑性经整理得三万卷，入藏“二老阁”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他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
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州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精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其父万泰，生八子，世称万氏八龙。斯同系第八子，为八龙之尾。万氏藏书楼名“寒松斋”，由宗子世守，故址在今宁波市尚书街58号。斯同博极群书而善著述，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尤精明代史事，对史学、文学、校雠学卓有建树，为浙东学派主要人物之一。 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次年到北京，参与修撰《明史》，在京二十余年，藏书十数万卷。至死旁无亲属，藏书全为其子弟钱名世夺去。其藏书印有一长印文：“吾存宁可食无肉，吾亡宁可发无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饘粥”、“季野读过”、“万氏寒松斋珍藏之印”等。 生平著有《明史稿》五百卷、《补〈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群遗事》一卷等著作。 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清著名藏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鄞州（今浙江宁波）人。
吹万楼藏书与寒隐社刊书初探作者：肖哿 来源：《收藏与投资》2021年第11期
摘要：本文通过对江南名儒高燮建吹万楼藏书、聚书活动及其发起成立的金山寒隐社刊书活动的举要，探讨高燮藏书、刊书的价值，阐发近代江南藏书家高燮及其同仁孜孜追求的人文精神，并以此略窥江南藏书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高燮；吹万楼；藏书；寒隐社；刊书；江南文化 江南文人的藏书之风，是地区文化实力的展现，也是书香门第的标志。翻开中国藏书史，江南一带的藏书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明清两代，江南藏书盛况空前，藏书家人多、所藏书多、所筑楼多，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对于古籍流传和整理，藏书家以聚书的情怀，或耗尽家财，或孜孜抄录，或谨慎守护，特重于当地文献的收藏、研究、整理和出版。其中，金山高燮就是一位在诗文、学术及藏书等方面都成就斐然的学者，被金鹤望评为与胡石予、钱名山齐名的民国“江南三大儒”，其藏书、刊书经历值得探究。 一、藏书家高燮 高燮（1879—1958），字时若，号吹万、志攘、黄天、寒隐、葩翁，今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人，近代上海藏书家，清末民初江南名儒，南社诗人。金山区现属上海市，清雍正四年（1726）建金山县，隶属江苏省松江府，曾是中国著名的产盐之乡。清中叶以后，松江府及上海地区作为藏书、刻书中心，学术地位不断上升，也为咸同之际的“洋务”和“变法”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西学人才。 高燮勤于治学，七岁入私塾，先后受教于俞贞甫、顾莲舫、庄瘦岑、顾莲、黄渊甫，曾作《题革命军》《谒张苍水墓》等，其文激昂振奋，以天下为己任。1903年高燮与高旭、高增等创办觉民社，出版启蒙月刊《觉民》。1906年，他参加国学保存会，曾多次捐书给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1908年，他发起成立寒隐社，并撰写《寒隐社小启》，其宗旨是“提倡气节、商讨旧学、疏论新知”，并希望把地方结社性质的寒隐社推向全国。1912年高燮正式加入南社，这一年高爕和高旭、姚光、陈蜕、柳亚子等成立了“国学商兑会”，一直延续到1930年，出版了18期《国学丛选》。国学商兑会与南社内容互补，百家争鸣，兼容并包。高燮写有十三篇论学文章，重点维护孔学之真。他的著作有《吹万楼诗》《吹万楼文集》《吹万楼日记节钞》《望江南词》等。其中《吹万楼文集》18卷于1941年出版，刻印精美，金鹤望、胡朴安、温丹铭、唐文治等作序，张元济等人作评语。 二、高燮吹万楼藏书 高燮之父高近斋以力田起家，光绪五年出资刊刻金山顾观光先生的《七国地理考》和《国策编年》，开高家出版书籍的先河。高家出书不多，后以藏书闻名，与出版书籍闻名的金山钱家有一定的关联。钱家重出版，刊刻有享誉海内外的大型丛书《守山阁丛书》《指海》《小萬卷楼丛书》《艺海珠尘》《珠丛别录》等，高家则重收藏与创作。
清朝鼎盛的湖州藏书 湖州私家藏书为浙北地区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特别在明清之际，私家藏书达到鼎盛，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是区域优良传统的影响。浙江历来是文化之邦，私家藏书事业作为历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向来就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受人敬重钦佩。但是浙江的私家藏书自东汉到明清已历经千年的发展，藏书家不仅继承了先辈丰富的藏书，同样也继承了一种藏书精神，他们视书如命，“菲饮食，恶衣服。减百俸，买书读”，到处搜罗故书，购书不得则抄书。他们把藏书作为自己的终生大业，虽历万劫而不废。湖州藏书家也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重成长起来的，因而在明清之际当浙江出现藏书的高潮时，湖州的藏书也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峰。 其二是经济、文化的繁荣。湖州地处太湖南岸，北与上海、苏州等地紧邻，南连杭州，处于交通要塞上。宋室南渡后，江浙经济文化繁荣起来，湖州的粮食和丝绸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亦呈现欣欣向荣之象，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各门类成就也相当突出。这为明清湖州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明清之际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文教业也十分发达。而在浙北仅南浔一地，明一代就有进士9人，举人25人，至清代更达进士16人，举人70人。浙北文教业的发展一方面与湖州历来丰富的私家藏书有关，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家藏书业的发达。而经济的发达又为藏书家藏书提供了经济基础，历来藏书家多数是非官即商。正是在这种经济发达的地域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浙北的私家藏书得以兴盛。 其三是出版业和图书流通的发展。浙江的出版事业兴起较早，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唐时期。而明清之际，浙江的刻书出版事业虽不及宋代之盛，但仍为全国刻书的重点地区之一。特别是浙北的吴兴，在万历之世崛起，成为后起之秀。刻书出版业的发达为藏书事业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有书可藏。而且这时的书籍流通业也比较发达，湖州自元代兴起的书船在这时十分活
钱曾述古堂藏书去向考略 陈宇 【摘要】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famous bibliophile Qian Zeng’ s Shugutang had rich rare treasure nationali-ty, which was always valued by art circles.From the Republic’ s ZhangYu King Qian Zun Reading and Seeking Kee School Certifi-cate, the gathering circulation of Shugutang colle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could be sorted out.After Qian collection was scat-tered, it was collected by Ji Zhenyi, Xu Qianxue and others, and flowed into Zhibuzu room, house and Suzhou Gu.One hundred years later, it was tossed in Huang Pilie, Wang Shizhong, Qu Yong, Ding Richang, Pan Zuyin, Yu Songnian, Deng Bangshu, Zhang Junheng and other bibliophile hands.%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述古堂富藏善本珍籍，向为艺林所重。从民国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中可以大致梳理出述古堂藏书在有清一代的聚散流转情况。钱氏藏书散出后经季振宜、徐乾学等人收藏，又流入鲍廷博知不足斋、内府以及苏州顾氏。其后百余年间在黄丕烈、汪士钟、瞿镛、丁日昌、潘祖荫、郁松年、邓邦述、张钧衡等藏书家手中辗转传递。 【期刊名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1 【总页数】4页(P56-59) 【关键词】《读书敏求记校证》;述古堂;藏书去向 【作者】陈宇
简析明清时期女性藏书 明清时期的女性在藏书方面经历了一定的改变和发展。明朝时期，女性的教育程度相 对较低，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因此在藏书方面的参与度较低。也有一些例外 情况。 在明朝时期，一些富裕的贵族女性可能会有一些书籍的收藏。这些女性多半是出身于 文化人家庭，因此有一定的书本流通和收藏的机会。她们有时会收集一些诗集、散文集、 小说等文学作品，也会有一些历史和国学方面的书籍。 一些寺庙和尼姑庵也有一些女性藏书。这些藏书多半是与佛学和禅宗有关的经典和注释，女性在这些地方学习和修行时可以接触到这些书籍，并且有机会借阅或复制。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 有所提高，对书籍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在富裕的商贾家庭，女性可能有机会拥有一些藏书，并且能够接触到一些文学、历史和国学方面的作品。而一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也有机 会接受与男性相当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读书能力和阅读兴趣。 女性的藏书倾向多半与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水平有关。富裕家庭的女性可能更注重 文学作品的收藏，因为这些作品能够提升她们的文化修养和娱乐休闲。而一些知识分子家 庭的女性则更倾向于收集一些历史和国学的经典，因为这些书籍与她们的学问和研究有 关。 女性在书籍的生产和传播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明清时期，女性往往承担着家 庭教育的重任，她们会编写一些童书和家庭教育书籍。这些书籍多半与儿童教育、家庭礼仪、女红等方面有关，往往以字典、诗歌、故事等形式出现。 明清时期女性在藏书方面发展相对有限，但也有一些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 能够拥有一些书籍并参与到书籍的阅读和传播中。女性在书籍生产和传播方面也有一定的 作用，尤其在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方面担起重要角色。
朱彝尊交游考论 朱彝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藏书家，他的交游圈子广泛，涵盖了当时的文人雅士和官员。通过对朱彝尊交游的深入了解，不仅可以揭示他个人文学创作与文化交流的特点，还能管窥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的一隅。本文将从朱彝尊的生平背景、交游情况、影响及价值等方面进行考论。 朱彝尊出生于明末清初之际，经历了家道中落、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然而，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勤奋，逐渐在清初文坛崭露头角。朱彝尊交游广泛，与当时诸多文人雅士都有密切的。这些交游对象不仅包括著名诗人、文学家，如杜浚、汪琬、金圣叹等，还包括一些官员和文化名人，如徐乾学、纳兰性德等。 朱彝尊的交游活动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他主要在江南地区活动，与诸多文人雅士和藏书家互有往来。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丰富了朱彝尊的人脉资源，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灵感和素材。此外，朱彝尊的交游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诗词唱和、书籍互赠、学术研讨等。这些活动不仅使朱彝尊在文学创作上受益匪浅，也推动了他的文化交流与学术进步。 朱彝尊的交游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通过与诸多
文人雅士的交往，朱彝尊得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和独特的风格。其次，朱彝尊在交游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例如，他在与杜浚、汪琬等人的交往中，学到了诸多诗词创作的技巧和经验，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此外，朱彝尊的交游还促进了他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他在江南地区的交游活动使得他得以接触到南方的文学、艺术和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些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朱彝尊的作品内涵，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总之，朱彝尊的交游考论对于深入了解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朱彝尊交游的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揭示他个人文学创作与文化交流的特点，还能管窥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的一隅。未来，对于朱彝尊交游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深入挖掘朱彝尊与其他文人的交往书信、诗词作品等文献资料；二是探讨朱彝尊在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三是将朱彝尊的交游活动置于明末清初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分析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朱彝尊的文学成就和文化贡献。
明代浙江藏书家刻书抄书述略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刻书风气之盛、刻书数量之巨均为前代所不及,浙江作为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除官刻、坊刻外,私人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活动也十分活跃。当时浙江文化繁荣,私家藏书崛起,为增益藏书,藏书家除竭力四方搜求外,还从事刻书活动,除刻印自辑、自著的图书外,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又将自藏的部分图书付梓刊刻,为古籍的保存和流通做出了较大贡献。 其中较有价值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刻本如高承埏稽古堂刻《稽古堂丛刊》、胡文焕文会堂所刻《格致丛书》、藏懋循刊刻元杂曲以及洪楩刊刻的宋元明话本等。此外,当时的藏书家刻书之外还兼及抄书,对于那些难以搜求的珍本、善本、稀缺本图书,藏书家之间相互借抄,藉以增加藏书的品种和数量。 当时藏书家或雇书手,或请书童抄书,更多的则是亲自抄录,如明末祁承煤的澹生堂抄本多为自抄。明代浙江藏书家的刻书、抄书活动在增益文献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刻本和抄本也是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题主要论述明代浙江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活动,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明代浙江藏书家刻书抄书的概况。首先叙述明代浙江藏书家刊抄古籍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概况,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渊薮两方面展开考察,介绍明代浙江书籍繁盛的社会背景。 其次,介绍明代浙江刊抄书籍的藏书家及刻抄的书籍,此部分主要搜集梳理了明代浙江主要藏书家的刻抄情况,并将刻印抄录的书籍列表说明。整个明代浙江藏书家抄刻书籍数量繁多,由于条件有限,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代版刻综录》及明清一些藏书目录、题跋等搜集整理。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明代浙江藏书家刻书情况。此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首先述及藏书家刻书的原因和目的。 为增补私藏,藏书家刻书为先;为古籍流布及传播自身作品,藏书家刻书遗世,书籍刊刻中既传承了家学、联系了乡谊,又弘扬了文化。其次考察藏书家刻本的内容及特色。 浙江藏书家刻书类别主要集中在丛书、小说戏曲诗词及自传自辑方面,刻书即保存了古籍,也弘扬时代文化。明代浙江藏书家刻书时注重精选底本,详加校勘对后世影响深远。 最后考察藏书家刻书对于古籍传播及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时涉及后世对于这些刻本的认识。第三部分主要考察明代浙江藏书家的抄书情况。 此部分亦分为三个方面,首先述及藏书家抄书的原因和目的。由于各种条件制约,许多藏书家欲求书而不得,转而借抄录增益藏书,同时藏书家厚古薄今和物以稀为贵的意识,也促使他们积极地借抄珍本、善本及稀缺本。 无论目的如何,浙江藏书家的抄录活动使古籍多了一种存世的方式少了一丝遗失的几率,也方便了藏书家的借阅。其次考察藏书家抄本的内容、来源、方式及抄本特色。 最后论及藏书家抄书对于古籍传播及文化传承的深远影响。
满族藏书家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考述 作者：刘敏 来源：《河北科技图苑》2022年第04期 摘要：纳兰揆叙（1674-1717），字恺功，号惟实居士，满族藏书家。其在政治、文学方面的事迹多为后人熟晓，藏书事迹却鲜为人知。他的谦牧堂作为清初满族私人藏书楼，在清代藏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就纳兰揆叙藏书渊源、谦牧堂藏书规模、源流和散佚情况进行系统考述，揭示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对中国藏书事业的贡献，从而丰富清代藏书史尤其是少数民族藏书史的研究。 关键词：纳兰揆叙;谦牧堂;徐乾学;怡府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https://www.doczj.com/doc/b319103888.html,ki.hbkjty.2022.0068 2019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本天禄琳琅特藏《通鉴总类》格外引人注目，该善本保留着原宫装，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五个内府藏书印，可知该书原是内府藏书。此外，该书还钤有“谦牧堂藏书记”，说明曾为谦牧堂所有。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方知谦牧堂乃清代著名藏书楼，其主人是满族贵族纳兰揆叙。 纳兰揆叙（16741717），字恺功，号惟实居士，清初重臣纳兰明珠次子。世人对其仕途经历和文学成就研究颇多，但对其藏书方面的研究却为数寥寥。其实纳兰揆叙可谓清代满族藏书家的佼佼者，其谦牧堂在清代北方藏书楼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谦牧堂藏书目》统计，谦牧堂藏书多达二千六百五十余种。藏书印有兼牧堂书画记、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赏鉴书画印记、谦牧堂览书画记等。由于后代学者对纳兰揆叙的谦牧堂评述较少，以致作为藏书家的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鲜为人知，这显然是令人遗憾的。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对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进行系统考证，以求丰富并加深清代藏书史的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藏书史的研究。 1 纳兰揆叙藏书渊源 作为满族贵族，纳兰揆叙能拥有丰富的藏书，与其家庭教育、家族积累、交游影响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1 高度汉化的家庭教育
明朝的皇家藏书与文化传承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朝代，其文化传承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朝皇家藏书馆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载体，其珍贵的藏书资源不仅为国家的治理和文化的积累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展示明朝文化成果的重要窗口。 一、明朝皇家藏书的背景 明初的皇家藏书馆是自大明正统至万历时，由数个阁库所组成的，这些阁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就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明朝皇家藏书有特定的采编和管理机构。 明朝皇家藏书馆的资源也非常珍贵，其中包含了汉、唐、宋、元四朝名著、奇闻异事、典籍注释、天文地理、军书战策等各类文献，以及外国文献和科技书籍。其中珍品更是不计其数，如伏羲、黄帝、太公望、孙子兵法、吕氏春秋、荀子、左传、史记、周礼、礼记等等。
二、明朝皇家藏书的管理 明朝皇家藏书馆的管理十分严格，在每年隆重的仪式后，官员 们都要参观皇家藏书馆，检查书籍是否有遗失或受损。除此之外，人们还要在皇家藏书馆中转移书籍，以保护它们的安全。担任此 项工作的是由皇帝任命的“右阁门大夫”和“内阁大学士”，他们监视着经理着皇家藏书馆的一切事宜。 此外，为了对书籍进行良好的保护和管理，明朝在管理体制方 面也十分完善。皇家藏书馆有严格的出入证制度，而且，为了防 止书籍毁损，防潮防虫措施做得非常好。皇家藏书馆内还配有专 门的医护场所，博物馆和小礼堂。皇帝和皇家宫廷的家庭成员可 以借阅和借阅其中的书籍，但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 三、明朝皇家藏书的影响 明朝皇家藏书馆的书籍资源和管理制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 团结。
吴廷 ——明清时期徽州书画鉴藏大家 当我们要对明清时期的书画鉴藏进行研究时，徽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区域。当徽商在明代崛起之后，这片黄山之麓的村落就成为书画收藏的重镇。 徽州书画鉴藏群体的产生、发展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伴随着徽州经济兴盛的文化繁荣。从重要鉴藏家的出身来看，他们全部属于儒商家族。明朝初期开始，徽商就开始在松江、苏州等江南地区经商。明中期后，苏州已经成为徽商长途货贩的枢纽，竞趋逐利的徽商云集在此。徽州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互动伴随着自明初徽商的贸易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寓居江南的徽商广泛地结交当地的文人学士；二是许多江南地区的文人应邀在徽州交游。 江南地区自古文风昌盛，随着明代中期经济的发展繁荣，形成了“玩古”的风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对当时江南地区古董收藏与玩古的风尚作了概括。当时的徽商颇受苏州“玩古”风尚的影响，他们入乡随俗，以收藏为雅事，多成为好事者。詹景凤（1520-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安徽休宁人。他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多与当地文人交往。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风尚和鉴藏家的影响，紧随其后。 书画收藏，为徽商介入文化的一种方式，他们以此标榜财富与学识。同时，书画收藏也是徽商结交文人士大夫的一个重要途径。徽州文人们几乎都出生于商人家庭，对书画收藏的热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沉溺于书画成为他们闲暇之时的雅事。自明代中期开始，收藏之风在徽州各县兴盛起来。 对于明中晚期徽州书画收藏之盛，明清之际的徽州古董商吴其贞所撰写的《书画记》中记述道：“忆昔我徽之胜，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只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
清代常熟的“藏书二友” 常熟古称琴川、海虞，是明清以来私家藏书中心地，被誉为中国藏书之乡。清嘉、道年间，这座江南小城突起两大藏书家：陈揆(1780～1825年)与张金吾(1787～1829年)。陈揆字子准，张金吾字月霄，两家世代崇尚儒学，家中均有旧藏，到两君时更扩大了规模。当时，家中藏书宏富，又精于考据之学的黄廷鉴(1762～1841年后)曾受聘干陈、张二家，并尝馆于张家40余年，助张家校书。黄廷鉴与陈揆、张金吾相友善，写下了《藏书二友记》。此文后被叶昌炽录入《藏书纪事诗》中，“藏书二友”随之名扬天下。 现摘录黄廷鉴《藏书二友记》如下： 吾邑陈子准、张月霄二人，家世儒学，旧有藏书，至两君而更扩大之。月霄之藏度后于陈君十年，不数
载而富，与之埒(liè)储藏之名，遂并甲于吴中。四方之名士，书林之贾客，挟秘册、访异书，望两家之门而投止者，络绎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滨。嘻，盛矣!张居西关，陈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临水。暇辄过从，各出所获，赏奇辨疑，有无通假，相善也。两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张则钟于经籍而兼爱宋元人集，陈则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其大较以网罗散佚、存亡断绝为宗旨。其于书也，张则乐于人共，有叩必应；陈则一室静研，慎于乞假。余于张为及门，陈则世讲也，两家之书皆得借读。尝谓月霄：“古书固不容吝第，得之太易，则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书与借人并称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师子准之慎，而陈君亦宜少济以君之通，乃为得之。”两家所藏，不下十余万巷。去其世有传本与秘而无关学问者，汇宋元旧刻及新旧钞，遴其精妙，尚可得一二万卷。其中多吾邑钱、毛
两家旧物，沦落他方百余年而复归故土，其事殆非偶然。 上文所述“吾邑钱、毛两家旧物”，即明末清初称雄海内的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及毛晋、毛的汲古阁藏书。清初，钱、毛两家藏书散出后，常熟的藏书界进入了短暂的低谷，至清嘉、道年间乃重振。张金吾云：“吾邑藏书，自汲古毛氏、述古钱氏后百六十年来，无继起者，至君(陈揆)与金吾而此风复振。”在他俩的影响下，常熟的读书、藏书、著书、刻书之风久而不散，清末则出现了蜚声中外的我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因此，陈揆、张金吾的藏书，在常熟藏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 陈揆、张金吾除了继承先人遗下的藏书外，又不惜重金，着意搜集各自喜爱的图书。张金吾在《陈子准别传》一文中日：“君(陈揆)藏书先金吾十余年，彼
梁清标(1620-1691)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 文学家第1691 梁清标（1620—1691） 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字玉立，一字苍岩，号棠村，一号蕉林。直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清同治十六年进士，清顺治元年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宏文院编修、国史院侍讲学、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职。著有《蕉林诗集》、《棠村词》等。 中文名梁清标 别名一号蕉林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620 逝世日期1691 代表作品《蕉林诗集》 目录 1生平 2藏书 3诗词 4评价 1生平编辑
梁清标生而颖异，读书目数行俱下，搦管成文，飙发泉涌。年十四，补诸生。明崇祯十五年，领乡荐，十六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 吉士。 清顺治元年，补原官，寻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畿辅岁饥，皇 上分遣重臣往赈，梁清标巡历保定所属各州县，还奏称旨，调吏部侍郎。后因母丧归。 顺治十三年，补授兵部尚书。时蒙古诸部长来朝，皇上远距梁清 标谓之曰：此朕新用兵部尚书也。知遇之隆如此。江南提督马逢知素 来桀骜不法，仁宗命其进京陛见。马逢知叩拜按旧例赴吏部行跪拜礼，乃托梁清标求免，遭梁清标当面呵斥。皇上闻之，谓侍臣曰：梁尚书 不愧大臣距度。 清康熙三年，辅臣以选人壅滞，议停科目，梁清标力争不可，卒 得不罢，人谓其能持大体云。五年，改礼部，京察，罢职。八年，辅 政大臣鳌拜获罪，诏梁清标复官，以刑部尚书起用，改户部，充经筵 讲官。十九年，因星变陈言，奏免秦中运粮入川。二十一年，复旱， 上问弭灾之方，梁清标以省刑对。寻兼兵部尚书事，拜保和殿大学士。 梁清标于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二岁，祀乡贤。 2藏书编辑 精于鉴赏，长于书法，喜收藏图书，所藏法书、名画极多。刻有《秋碧堂法帖》，朱彝尊为他写有题记。时与北京孙承泽（字北海） 并称两大藏书家。孙承泽精于私人收藏经、史类书籍，他则富于收藏子、集类图书。在正定城内筑有畅春园“蕉林书屋”，专以藏书画、 古籍，积书多至数十万万余卷，收藏典籍字画，所藏历代书法、名画 尤为珍贵。有“项（元汴）家‘蕉窗’梁‘蕉林’，图书之富甲古今”之称。“蕉林书屋”为当时名士聚集之所。后来，江南藏书家何绍基 曾到真定访“蕉林书屋”。藏书印有“梁清标印”、“棠村”、“河 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
古代著名收藏家的介绍 (一)华夏(明成化-嘉庆年间)，号中甫、东沙子、东沙居士、江苏无锡人士，明代中期著名鉴藏家，斋名真赏斋。华夏鉴定书画的能力很强，时有江东巨眼之称。其书画收藏质量之精，在当时收藏家中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之一。华夏铃盖在其书画收藏品上的印记主要有：補安居士、锡山华氏補安家藏印、华夏宜子孙、华氏剑光阁珍藏印、真赏真赏斋鉴等。 (二)项元汴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庵主人、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嫩叟、鸳鸯湖长、漆园傲吏等，浙江嘉兴人。明国子生，为项忠后裔，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经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诸印记识之，往往满纸满幅。项氏以天籁阁名传后世，阁早已毁。今城区建设街道天籁里即以天籁阁命名。如今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即经他当年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在他所收的伊英《秋江独钓图》上，还钤一白文闲章西楚王孙，自诩楚霸王后裔也。常见主要印记有项
元汴印、子京、檇李项氏世家珍玩、神品等。其部分藏品为睢阳袁枢(袁可立子)递藏。 (三)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一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山东益都人，世隶顺天府上林苑(今河北大兴)。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被起用，历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富收藏，精鉴别书、画。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庚子消夏记》、《九州山水考》、《溯洄集》、《研山斋集》等四十余种，多传于世。卒年八十五。其故宅即今后孙公园25号，寓号研山堂，内有万卷楼。 孙承泽的收藏活动，是与他的宦海生涯并行的。早在退居以前，政务之余，就开始收集和研究书画。他所藏书画作品，有的在明朝灭亡后得自于故明大内，有的为朋友相赠，大多数为自己所购求。他的收藏印记，在流传至今的书画作品中，仍可见到二十余方。目前所见姓名章有七种：孙氏、孙承泽印(五种)、承泽。隐居西山退谷后所用的收藏印记有八种：深山闭户、退翁(二种)、退谷、退谷老人、退谷逸叟等。孙承泽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多作题跋，叙之流传或记之由来，抑或抒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