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传播学三大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然而，在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一书中，传播学被分成了三大学派，分别是：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批判学派。
一、“经验－功能学派”
顾名思义，该学派所采用的是经验的，以定量和统计为主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主要代表学者有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克拉帕，施拉姆等。在经验－功能学派看来，大众传播媒介以一致的方式影响个人和社会机构，会为社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利益，因此假定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时是自主的和自动校正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特点：
1.由推论演绎而来，不是由归纳而来。通过社会调查、控制实验和内容分析得出相关的经验性数据，从中得出结论。
2.假定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可供研究。这种真实的存在可以被观察、记录，例如选民的动态、受众的反应、消费者的爱好等等。
3.假定人类有能力找出看得见的方法，通过一种量化的研究方式找寻真实。
4.假定解释这个真实而提出的假设可以被证实或驳斥。
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涉及一种真实、客观、非人称化的知识，谁都可以应用这些基础原理，例如民意调查等等，但是发表调查报告本身，不是为了表现民意而是支配民意。一方面是真实、具体和经验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利益、社会想象和权力的需要。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
二、“技术控制论学派”
控制论所要回答的是找到比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原理，以便对人的行为能够进行预测、模式化和指导。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在他的《通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
理。这篇被视为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的概念：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一位学者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
所有传播学理论都包括两个理论要点，一是关于人的主体性，一是关于社会组织。控制论方法的意义在于说明信息在系统内部的循环所起到的组织作用，信息的第一个目的是寻找系统的稳定
三、“结构主义批判学派”
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
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
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该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