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认识

1 董仲舒神学化新儒家思想的再认识

巫水野风工作室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搜集多篇历史文章进行整理，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影响及历史地位作一简单阐述，供同学们参考。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问题。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二、董仲舒应对时代变化的举措

1， 面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董仲舒重新提出了“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既可以解决国内封国格局下经济政治不统一的局面，又可以使得汉武帝可以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对抗匈奴的政治动员，即所谓“尊王攘夷”。

2，为了确立汉武帝的政治合法性，他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交感”说，认为汉室政权由天帝授予，这对其他汉朝皇姓成员对汉武帝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否定。

3，在对待汉朝思想派别流杂的问题上，他公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策略，进一步控制人民思想，使得他的大一统经济政治策略得以有效实施。

三、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候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而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候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击败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 2 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儒学的一个新时代。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所推广的儒学是经过他精心改造的，与传统的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董仲舒是广川人，学习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由于汉初黄老之学和阴阳方术之学的影响，他公然放弃儒家不谈鬼神仙道的治学传统，提出了“天人交感”学说；又由于法家的影响，他运用法家的政治手段来建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给中国传统的世俗儒家思想体系蒙上了一层类似宗教的外衣，使得儒学变成一种“准宗教”。

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说、“天人感应”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权威受到质疑，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对天的概念还是多有提及。儒家的“天”在孔子那里是敬而远之的，在孟子那里则是“顺天命，尽人事”侧重于人的作用，而到了荀子那里，则进一步变成“制天命而用之”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没有顺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发展，而是从墨家学说里面寻找源泉。墨家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无处不在的最高主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避凶趋福，事实上人的作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董仲舒的“天”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前人对“天”的认识。在董仲舒之前天与人是有明确的界限的，人与天的互动在于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而董仲舒则给天添上了人的色彩。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限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人与天不再是单向联系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与之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的。不单只是人必须服从天意，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以警示。天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神，有喜怒哀乐，是人间最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董仲舒的“天”具有明显的神化特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天的这种地位有三种作用，一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天子以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而相应的人民则应该服从天通过天子在人间的统治。第二方面则在于对天子的制约，由于天子的统治权在于其道德符合天意，如果天子出现不符合“天”的意志的行为，人民则可以根据天所作的警示来选择一个新的统治者。第三个方面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天就想一个无处无时不在的监督者，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天成为人民道德自律的一个监督者和动力。

（二）“大一统“思想与“三纲五常”理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 3 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先秦时代的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条封建道德原则，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和准绳，维护封建统治，防止人民造反作乱的堤防，其目的则是要达到教化立、堤防完、习俗美、奸邪止。“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三）性三品说

孟子与荀子在人性论上曾有过完全不同的观点，即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董仲舒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董仲舒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种，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斗筲之性者不可善化，圣人之性者不教而善，两者都是少数。多数则是可教化的中民之性，而教化中民之性的责任则在于王者，‘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唯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统治阶级的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