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赏读和赏析——从关于贺知章《咏柳》诗的三篇赏析文说起

Quality Reading77经典阅读诗歌的赏读和赏析——从关于贺知章《咏柳》诗的三篇赏析文说起 詹 丹摘 要 从吴小如、袁行霈、孙绍振对贺知章《咏柳》诗的赏析文出发，以关于“碧玉”的讨论为着眼点，提出诗歌分析中从本体和喻体的差异性来发现诗人的想像张力；依据孙绍振对袁行霈赏析文章中提出的“比喻十分巧妙”的批评，提出赏析者“巧妙”等评语的使用对读者是有意义的；又从袁行霈和孙绍振关于《咏柳》诗引入“春分”所体现的价值观的讨论，提出诗歌赏析需要反思，进行理性反思的工具也需要反思。关键词 《咏柳》 诗歌赏析 诗歌反思一坊间翻刻的语文教师编制考复习资料诗歌赏析题，选用贺知章的《咏柳》诗而发问说：最后一句诗（“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何不能改成“似菜刀”。这一题目的拟制，显然是受孙绍振《名作细读》中一段分析文字的启发。这段分析文字是这样说的：本来“春风”是柔和的，温暖的，一般，不大好用剪刀来形容的。有人说，二月春风，虽然说的是阴历，等于阳历的三月，毕竟还是初春，还有一点冷，所以用刀来形容并不是绝对不合适的。这有一点道理。但是，同样是刀，为什么只有剪刀，比较贴切？如果换一把刀——二月春风似菜刀——行不行呢？显然是笑话。这是因为，汉语的潜在特点在起作用。前面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中有个“裁”字，后面的“剪”字才不突兀。如果用英语，就没有这种联想的自由和顺畅。在英语中，“剪”和“裁”，并没有这样现成的组合关系，而是两个不相干的词，cut和design。［1］虽然孙绍振认为如此提问近乎笑话，但他恰恰是要用这样近乎笑话的提问，来说明用剪刀而不用菜刀的合理性。不过他提出的理由从语言的自然联想着眼，是因为“裁”和“剪”的必然组合关系，才得出比喻的贴近性，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诗人对意象的使用，具有整体的思考，如裁剪衣服或者艺术品一样裁剪细叶，这是一体化的思考，如果说

20152016年第3期年第5期78这里的思维展开确实可以分析的话，也是有关喻体与本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思考，而不是关于“裁”和“剪”的同一指向的两个动词的思考。而孙绍振文章所说的联想的自由和顺畅，不过是这种思考所得表现在语言上的结果。以此作为分析的理由，其实是倒果为因，是把原因的分析停留于语言表面了。正如在原因分析时，不宜把用词的“裁”和“剪”加以拆解或者组合式分析，在对物象分析时，也不宜把剪刀、菜刀乃至军刀（这是孙绍振《解读语文》的前言中提及的）抽象出一个更具概括性的刀，以思考刀的锋利性与春风的关系。据此，我也不能认同吴小如的一个说法，可能是孙绍振的“有人说”的出处：剪刀是有锋芒的，它正如早春二月的风，固然可以吹得万物苏醒，但春寒料峭，这种风吹到人的身上脸上，会使人有点“锋利”之感，它还不是“和风”“惠风”（当然更不是“熏风”），而是乍暖还寒时候的风。这正是作者要用“剪刀”来形容“二月春风”的理由。［2］在我看来，如果要分析比喻的巧妙，最应该着眼的，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点。其一，喻体与本体的跨越性或者说差异性有多大，从而体现了诗人想象的跳跃力。其二，在似乎毫不相干的两个物体间，其相似点又在哪里？以此体现了诗人思考整体的协同力。孙绍振的文章虽然是以反驳袁行霈的赏析展开的，其中也借用了吴小如的一些说法。但细读三位学者的分析，包括最晚出的孙绍振的分析，都有缺憾。就差异性来说，风的流动、无形以及不可触摸与剪刀的实在、稳定、凝重之间有极大反差，诗人将之组合在一起，对人的想象力有很大的挑战。《唐诗快》认为“尖巧语，却并非由雕琢而得”，其所谓的“尖巧”，用现代文论家的批评术语来说，就是诗人借助于比喻，把剪刀的特性传递给了春风，让人们对春风的认识变得陌生化了，于是产生了审美意义上的惊奇感。虽然“同类不比”的观点，使得大家都把本体和喻体的差异性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接受下来。但在这种必然性中，来发现诗人的想象张力，也应该是分析的应有之义。可惜，三位学者的赏析文章，在这方面都没有提及。虽然三位的文章，都是以本体与喻体的异中之同，作为他们分析的重点，但即便就这一点来说，分析得也不很到位。虽然孙绍振对袁行霈的批评很严厉，但看孙绍振自己的分析，也似乎未得要领。因为把剪刀的特性与春风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恰基于诗人的一种心理认知，即春风的那种自然催生力与剪刀的巧夺天工力在本质上有相通处。以这种本质的相通为基础，同时又以整体意象的构建，进一步形成外部空间统一体的认知。这种外部意象的空间统一体，是以对“碧玉”的理解为出发点。三位学者对“碧玉”作解释时，都提到了作为女性形象的“小家碧玉”，但最终都选择了以物质化的玉来解释。孙绍振还进一步解释说，“柳树本不是碧玉，但就要说它是玉，柳叶不是丝的，却偏偏要说它是。这里当然有柳树的特征，但更主要的是诗人的情感特征——用珍贵的物品来寄托珍贵的情感。”这样说，虽然是他个人的联想，但用抽象的“珍贵”来把第一、第二句联系起来，还是有生硬之嫌。正如他又用“剪刀”属于女红而和“妆”成相联系一样，都需要一个外在的人为的说明。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意象作为空间的统一体，往往有诗人对自然关系的理据思考。如果把“碧玉”视为是女性，第一句是把树比作“碧玉”的话，那么后面的一切解释，就顺理成章了。绿丝绦本来就是女性的装饰物，而女性的手边物剪刀的出现，也就最自然不过了。因为三个比喻，都是围绕着女性的空间统一体而展开的，这种依次展开，都属于心理认知的接近Quality Reading79经典阅读联想。舍弃这一喻象，执着于一块物质化的玉，虽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从整体的喻象系统考虑，就显得有些支离。尽管我也不敢说，从小家碧玉这样的女性喻体出发来解释，就一定要高明许多，更何况前人也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主张了。二关于贺知章《咏柳》诗，我主要接触到的就是吴小如、袁行霈和孙绍振的三篇赏析文。吴小如的侧重于词章考证，袁行霈的主要是通俗讲解，而孙绍振的最晚发表，其分析思路，基本是以对袁行霈的批评而展开的。其在《解读语文》前言中，对袁行霈的批评最为严厉，其提出的一个观点，却很值得在此先予讨论。因为袁行霈赏析文章中提出了“比喻十分巧妙”这一观点，于是孙绍振加以批评说：“比喻十分巧妙”完全是打马虎眼。岂不知，读者期待的正是其巧妙在哪里。笼统地说巧妙，正暴露了他的心理图式中对比喻的巧妙并没有谱，他所看到的并不是贺知章的巧妙，而是他自己贫乏的“巧妙”概念。［3］我之所以提出孙的这一批评，倒不是说孙绍振自己也没谱，却又对袁行霈批评一气，显得有点自相矛盾。而是袁说的“比喻十分巧妙”这样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没有意义，那么中国古代占去半壁江山的诗歌点评文字，大概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就贺知章的《咏柳》诗来说，其比喻出人意料，也受到古人的赞赏。但他们的赞赏，基本停留在赏读而不是赏析的层面。《唐诗汇评》共收录了三条评语，即《唐诗归》的“钟云：奇露语开却中晚”、《唐诗快》的“尖巧语却非由雕琢而得”以及《唐诗笺注》的“赋物入妙，语意温柔”。至于怎么才算“奇露语” “尖巧语”、怎么才算“入妙” “温柔”，点评者都没有进一步分析［4］。我们也知道，古人点评，有时候点出重要词句就算了事，而只评一个“妙”字的，也比比皆是。这是不是都属于“打马虎眼”，都只属于评点者自己看到了“贫乏的巧妙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呢？话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诗歌欣赏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审美活动，其呈现的艺术形象中固然有可以理析的成分，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处，乃至只能停留在感觉层面而无法用逻辑思维来把握的也不在少数。用《红楼梦》里香菱的话来说，就是“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5］”所以，对诗歌只点不评或者只写一些至为简略的“巧妙”等评语，其实仍然对读者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对于那些没有艺术感觉的读者，在关键词句下点一下，或者评一下“妙”字，就会起到点拨、提醒的作用。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对同一句奇妙诗句，有些评点家点出的是动词，有些评点家点出的是名词，乃至有些评点家点出一个让人容易忽视的虚词，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首句“白也诗无敌”中的“也”字等。这样，即使读过不少诗歌的人，看看他人的着眼点在哪里，思考自己的阅读取向是否有偏颇，同样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当今社会从学理上来探讨分析艺术的巧妙成因，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但是，在赏析的过程，留下一定的赏读空间，其实也是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不能简单地以“打马虎眼”来批评之，更不能说这是对自己的“贫乏的巧妙概念”陈述。因为更合理的解释是，赏析者恰恰在说“巧妙”的同时，阻止了贫乏概念对感觉的遮蔽，让自己的赏读心理过程与生动的诗歌本身进行对接。尽管我们一些学者有对追求透彻理论和思辨分析的冲动，我也无意否认这种追求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我自己也常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在展开自己理性思考的同时，对感

20152016年第3期年第5期80觉保持一定的开放度，更不是以一种外在的、生硬的理性突入到诗歌意象本身的统一体中，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种开放度，也包括了对他人赏析、赏读合理性的包容，而这显然跟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紧密相关。三分析比喻的运用不会仅仅停留在艺术层面，必然会涉及价值观的判断。袁行霈认为引入春风，是从一棵树的美写到春天的勃勃生机，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这是有启发性的。因为从思路展开来说，这里确实有从相对狭隘、相对质实的意象到更为开阔、更为深远的意境的提升。但由此进一步说“赞美了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可能有拔高之嫌［6］。孙绍振在《解读语文》前言中，批评这样的解释，与文本是八杆子打不着，是论者自身从20世纪50年代文艺理论的狭隘社会功利论中衍生出来的。这样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孙绍振自身的结论，也没有摆脱当代社会思潮的裹挟，所以他会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不论是‘妆’还是‘剪刀’，不论是‘碧玉’（小家碧玉）还是‘丝绦’，都是某种男性趣味的表现，是供男性欣赏的，这明显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好像古人诗词的赞美内容只要一跟女性沾点边，就是男性话语霸权的表现，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狭隘而又机械的女性主义观的反映。反思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但具有悖论色彩的是，这一运用本身，这一对理性工具的运用，也需要反思。一般认为，近代以来强调理性的价值典型地体现于“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式的命题，类似理性思潮对于驱逐中世纪的蒙昧，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其理性的独断主义色彩也日益遭到学界的怀疑，福柯在《主体解释学》的讲演中，就已对古希腊人的“认识你自己”的命题重新释读为“关心你自己”，在人格的整体结构与唯理主义的认知结构间，挖掘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7］。具体到诗歌赏析活动，如何在赏析中保留出一片基于感觉活动的“赏读”空间，如何在赏析活动开展中，不是唯我独尊地把自己等同于理性的化身，给自己的非理性的直觉式判断、情感的体验式参与，以及他人的想象活动等等审美活动留出更大空间，是学界和语文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我们去作更深入的探究。本文的不成熟意见，权当是抛砖引玉。参考文献：［1］ 孙绍振. 名作细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 吴小如. 读贺知章《咏柳》绝句［J］. 名作欣赏，1981（03）.［3］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 解读语文［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 陈伯海主编. 唐诗汇评上册［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5］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 袁行霈. 《咏柳》赏析，初中语文第一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7］ 福柯. 主体解释学［M］. 佘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詹 丹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