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
- 格式:doc
- 大小:29.00 KB
- 文档页数:9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摘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在翻译中译者是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
译者对原语文本、翻译策略、译文风格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译文成败的关键。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一.引言翻译理论和实践是一个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综合体。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
在翻译领域中,译者主体性这一的话题越发受到翻译学家的极大关注。
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始终处于原著,原作者,译著,读者之间。
译者不再是传统翻译理论中被大家称作“透明人”的角色。
译者是一个具有鲜活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独立个体,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追求翻译目的等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越是刻意忽略乃至否认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翻译理论的研究发展越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二.译者主体性针对文学翻译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究竟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翻译业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许均(2003:10)凭借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多年的翻译经验将这一问题鲜明地归纳出来,他说:“从目前收集到的国内外相关资料看,何为翻译主体大致有以下四种看法: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文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
针对这些说法各异的阵营,笔者同意第一个观点:赞同译者在翻译中是具有主体性地位这一说法。
简言之:译者是翻译主体,原文作者是创作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
主体性是作为哲学概念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他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所有知识、活动和存在的中心。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所承载的具体翻译行为就是即将作品从源语转换为目标语的活动。
我们较笼统地把翻译过程分为理解阶段、表达阶段和校对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译者的主体性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以《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赵丽丽【摘要】由于文学作品较之其他类型文本的特殊性,文学翻译也成为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要将原作尽量完整地呈现给外国读者,同时得到译语读者的认可,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灵活运用释译、套译、增译、减译、分译、合译、转译等翻译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使译作达到与原作相对等的文学性.结合对《生死疲劳》英译本的具体分析,葛浩文的创造性翻译方法可为其他文学翻译者提供参考和借鉴.【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20)005【总页数】3页(P90-92)【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翻译方法;《生死疲劳》【作者】赵丽丽【作者单位】太原工业学院外语系,太原0300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此后,国内掀起“莫言热”,他的小说也受到了空前关注。
实际上,中国文学之所以长久以来很难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 [1]因此其作品要想在海外得以传播,就必须借助于翻译者的工作,这也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双语能力和文化素养。
刘江凯曾在《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一文中说道:“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翻不出来’……合适的翻译人才太少……,从这点而言,莫言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英语译者是号称为中国现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先生(Howard Goldblatt)。
”[1]毋庸置疑,莫言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葛浩文功不可没,因此对他英译本的研究也对我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学翻译之所以更为复杂和艰难,原因在于文学作品语言本身的特殊性。
王宏印教授认为,“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变异性、新颖性等特点,并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化和民族化特色”, [2]由此,文学翻译是“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并遵循一定的文体特点和个人风格进行形象传达的创造活动……它以创作活动为基础和先导,以再创作或创造性叛逆实现翻译文学的本质”。
如何发挥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一、前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尤其随着国际国内市场交流与融合步伐的加快, 中国翻译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据统计,2005 年中国翻译市场规模为人民币210 亿元,2006 年中国翻译市场产值将超过300 亿元,中国翻译市场需求正面临着急剧膨胀的趋势。
如何让翻译这个市场运行的更顺畅,我认为除了规范市场以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坚定自己的对这一职业的信念,发挥好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有效的提高自身的素质把更好的作品翻译出来。
二、翻译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整体上来看,国内企业界的外语翻译人才相当缺乏,导致许多企业不能够与国外消费者直接顺畅沟通社会上的翻译部门也存在设置比较分散、成本高、翻译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国内外企业间的沟通与发展。
如今有很多人呼吁完善翻译市场,为翻译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自然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本文拟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的发展。
三、影响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因素(一)外部因素社会上对翻译工作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至今没有把翻译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理论上承认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翻译又沦为只赖于业余进行的“次要工作”。
且翻译人才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最能反映翻译水平的文学翻译来讲,如今翻译文学可谓琳琅满目,但是确实少见诸如傅雷、等一批已故翻译家那些脍炙人口的佳译。
尤其近几年,不少文学译作翻译水平更呈现下降之势。
至于中译外,在商标、商品说明书、旅游景点介绍、交通标志、服务项目说明等等外文表达上的差错,更是屡见不鲜。
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翻译人员的素质不高.翻译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既要实现不同语言文字的准确转换,又要追求最佳的翻译美学表现,这就要求,不仅要精通外文,而且要有娴熟的中文表达能力,还要具备必要的翻译理论素养和宽广的知识面。
搞翻译必须懂外文,但仅懂外文未必就是好翻译。
一、郭沫若译著简介郭沫若的译作覆盖面广,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马列著作与科技作品等不同体裁。
他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译作颇为丰富。
代表译作有歌德的《浮士德》(上卷1928年,下卷1947 年) 、《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 年)、雪莱《雪莱诗选》(1926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931 年)等。
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非常注意作品的时代性,总是选择与自身生活时代极为相似的作品作为折射。
郭沫若选译的原著大多深刻反映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对社会下层人物寄予了深厚同情的作品,借以揭露和控诉黑暗的旧制度和吃人的剥削社会;符合当时读者渴望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宣扬平等自由,号召反帝反封建,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也与他本人具有的反抗性浪漫主义精神紧相吻合。
加以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因此译来有如神助。
他的文学译品,尤其是译诗,大多具有很强的魅力,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中国翻译词典》257 页)。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宣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在郭沫若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选择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认为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很像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是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反对封建束缚和专制暴政、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
20 世纪20 年代前期,浪漫主义对我国文坛影响巨大。
郭沫若是受惠特曼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诗人,曾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
惠特曼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张扬,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都是和“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和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相适应的。
郭沫若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的译论自然也带有这一色彩。
然而,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这样一些消极因素。
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最早提出的。
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当然,这里的翻译主要是指文学的翻译。
本文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做简要探讨与论述。
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是翻译范畴中一个突出的、主要的翻译种类,也是学界讨论最多、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个种类。
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文学翻译强调传达和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即艺术再创作,而不要求译者在文字上、句法上乃至修辞上对原作亦步亦趋。
茅盾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一部文学作品涉及的东西包罗万象,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生活、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审美心理等。
这些因素在东西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最早把“创造性叛逆”这一名词引入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
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谢天振,1999:1 37)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译语的客观背离也应属于叛逆的范畴,也就是说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叛逆,也可以是对译语的叛逆。
对原作叛逆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是译作必须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必须像原作一样易懂;对译语的叛逆常常是因为译作也肩负着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而且译语文化也呼唤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诞生,尽管这样的译作读起来比读本族语写的作品要难以领会。
论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摘要翻译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翻译更是如此,与其他文本类型相比较,文学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造性。
本文探讨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以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时要考虑的四个层面:历史层面、宗教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结构层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再创造层面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
随着翻译这一门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也不断深化。
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释道安的“五失本”,玄奖的“喻俗”,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镜”,再到我们现在通用的“忠实、通顺”等等,都对翻译作过精辟的论述。
但文学翻译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翻译,具有其独特性。
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艺术,要求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受制于诸如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活动与前人所提出的“忠实”背道而驰。
“忠实”的翻译原则似乎不能给文学翻译以有效的指导,在文学翻译中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如何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去理解与再现他国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学翻译面临的挑战。
一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必然性译者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媒人”,原文经过译者的加工而转换成译文。
从翻译活动的开始到翻译活动的结束,原文是译文的出发点,离开了原文,翻译便无从谈起;而译文却是原文的归宿,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把原文转换成译语读者能读懂的信息。
当一种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语言环境中时,译者要让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产生与原文最为相似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视“创造”。
在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就往往会被指责为误译、滥译、胡译。
这实际上是曲解了创造性的真正含义,错误地把创造性当作了任意性,不能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度”。
译者主体性和文学翻译的解读空间陈怀凯谷秀春(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山东威海264209)摘要:本文以翻译研究中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为背景。
揭示了译者主体性过度发挥带来的隐患之一——文学文本解读空间的缩小甚至走向封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学翻译应该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在译文中保留或重建原文的解读空间。
以尊重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地位。
关键词:主体性文学翻译解读空间一、引言近年来.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译者.从而揭开了对译者和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序幕。
厌倦了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无休止的对比和研究。
厌倦了就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旷日持久的争论,翻泽理论研究者终于意识到。
作为翻译活动的最终执行者。
译者是翻泽研究最不应该忽视的一维。
因为“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相比。
译者主体属于译学本体论范畴,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I](㈣译者主体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查明建,田雨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意识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2】(嘲当译者主体性遇到文学文本的翻译。
总会出现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
由于文学文本开放性的特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会包含着巨大的解读空间,给文本读者留下足够的阐释和想象的余地。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接受好比是“看一幅未完成的山水长卷,为了览其全貌。
只好根据以往的欣赏经验挖空心思构想其余的部分”。
[3](P-z53)文学文本作为包含着巨大阐释空间的图式化结构.召唤着读者参与空白的填补和意义的建构,这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特征。
然而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
文学文本面临着来自译者主体性的挑战,译者的主体性越强.译文解读空间缩小甚至走向封闭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翻译美学看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文学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转换,更需要在审美层面上实现原文的艺术再现。
翻译美学,作为研究翻译审美问题的新兴学科,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本文旨在从翻译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以期深化对文学翻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提高翻译质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对翻译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行阐述,明确其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意义。
随后,结合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案例,详细分析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忠实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
忠实性原则要求翻译在传递原文意义的保持原文的美学特质和风格;创造性原则强调翻译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再创造;可接受性原则则关注译文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背景,力求使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
通过对这三个原则的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揭示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内在规律和机制,为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本文也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美学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共同推动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础翻译美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主要源自语言学、美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
在语言学方面,翻译美学强调语言的美感和表达力,关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中美的传递和再现。
美学和文艺学则为翻译美学提供了审美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翻译中如何保持原作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
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础还包括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结合。
翻译理论为翻译美学提供了指导和支持,帮助我们理解翻译的本质和规律。
而翻译实践则是翻译美学的实证基础,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和总结出翻译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和效果。
在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审美再现是核心问题之一。
审美再现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获得与阅读原作相似的审美体验。
2472020年47期总第539期ENGLISH ON CAMPUS论翻译的忠实与创造——以冯唐译本《飞鸟集》为例文/李 茜二、翻译“创造性”产生的原因1.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导致无法一一对译。
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对于雪的说法分类极为详细,阿拉伯语中关于骆驼的词汇也异常丰富,翻译的时候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的词汇,不得不进行意译。
2.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翻译目的。
译文要照顾到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例如,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做了一次发言,发言中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俄语谚语和典故,同传译员将它们翻译成了与之类似的莎士比亚诗句,结果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此外,译文还要符合目标社会的意识形态,翻译时如果遇到目标语文化中禁忌的字眼,不可避免要作出删改。
与此同时,译文还是翻译动机与目的的产物。
比如,电视媒体的翻译就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Tsai, 2012)。
译者的个人目的也会产生影响,例如,严复尽管提出了“信”的翻译标准,但他自己也未能恪守,他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怀着开启民智的目的对《天演论》的原作进行了许多增删、替换并加上了自己的阐述,结果该译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对中国的封闭思想文化产生了有力的冲击。
3.译者自身的局限性。
我们认为,译文不可避免会打上译者的烙印。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译者会产生一千个不同的译本,甚至同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译本也会有所不同,新的译本不断延续原作的生命,赋予原作新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翻译的忠实是相对的,翻译的创造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与创造二者之间是一个连续体,译者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三、冯唐译本《飞鸟集》案例分析泰戈尔的《飞鸟集》有多个译本,其中以郑振铎的译本最受推崇,文学作品的复译无可厚非,但冯唐此次重译的《飞鸟集》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极大争议,许多人认为冯唐的译本粗俗露骨,是对经典的亵渎,甚至是对文学翻译界的一次“恐怖袭击”。
最终,出版社对该译本进行了召回与下架。
解读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摘要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随着人们对翻译活动不断的认识和理解,文学翻译从单一的译作、译本逐渐发展到译者的主体作用。
译者在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是主要参与者,他们在传递原文思想内容时,还要将作品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都存在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实现让目的语境读者完美欣赏原文的目的。
关键词:翻译活动社会环境语境创造性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人类在社会交往中使用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语言,而不同的国家、地域、文化环境、社会风俗、历史背景都会产生语言上的差异,翻译就是为了能够使思想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文化艺术活动。
将文学翻译称为艺术活动是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人类语言交流的障碍,还有效地传递了原著中包含的思想文化及美学内容。
为了达到人们交际和信息良好的沟通,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还要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进行创作,力求使译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
一关于文学翻译与译者概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翻译将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联系起来,实现思维与心灵的沟通,使我们的世界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翻译从一开始为了克服语言交流障碍,随着文化、科学、物质的发展,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翻译的作用更多的是加强交流,把原作的艺术意境进行传达,以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并在生活之上进行浓缩,是对现实生活体验和感悟之后的艺术创造。
文学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想跨越时代、民族、语言以及文化传播领域,就需要译者进行恰当地翻译。
作品的文学性越高,包含的审美学内容也越多,译者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多,面临的各种跨文化差异也越多。
所以,对于译文读者来说,能够充分地理解、欣赏原作中的情感和思想,获得与原文读者审美的阅读感受是最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需要文学翻译者进行翻译来完成。
文学译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必须是原文的接受者和阐释者,并经过对作品新的文化审美加工后让译文读者阅读。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从作家生活中获取的素材,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以及感悟生活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导致不同作家对生活会有多种感想和理解,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会体现出每个人不同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
而对于文学翻译者来说,就要根据原作的具体语境进行翻译,而由于语言及文化的差异,译者必须非常理解原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民族风俗、历史环境、写作风格,为了使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作者一样领会到作品的精华,就必须具有创造性。
如《红楼梦》通过十二金钗表现了封建社会残酷的等级制度,《西游记》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这两部优秀的经典作品都反映了佛教文化,将其译为英文时,让读者明了佛教文化,就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了。
这样看来,作为文学译者就需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学、地理知识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等,应当精通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并理解作者的思想,即要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充分的生活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进行着作品的创作。
正如茅盾所言:“文学译者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的形象……必须完全符合于剧本作家的原来意图。
”二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发挥的几个要素翻译的实践性非常强,在当今社会,人们不仅注重翻译的结果达到消除语言障碍、传播文化信息,而且开始注重文学翻译主体性。
这是因为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作品的意义要想非常准确地被译文读者所理解,从而实现对原文进行再创作,这是要经过译者对作品的阐释程度实现的。
而在翻译过程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到译者创造性的发挥。
1 文化意识影响译者的创造性发挥文学作品中具有大量的文化信息,读者可以从译文获悉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历史发展环境、宗教政治等,这样翻译后的文学作品就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而这些内容有些是相似的,有些则存在差异。
它要求译者有丰富而清晰的文化意识,认真分析文化差异,灵活解决这些跨文化的障碍,以有效实现传播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简单地说它指的是译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即译者对所要翻译的原文作品包含的文化因素独到的识别力和感受力。
而译者就必须非常完整地理解原语国家的相关文化知识,努力去发现和了解异域文化中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生活习俗等产生的差异性,从而在译文中将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及文化内涵呈现在译文读者面前。
每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处的地域都是不同的,民族风俗及习惯造成对知识领域的认知各有优劣,而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它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差异性。
以历史典故的习语为例,英语习语出自美国john hancock,其实代表的不是一个人名,意思是“亲笔签名”。
它源于《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名人john hancock。
流传到现在就成了“亲笔签名”的同义词。
翻译时当然不能将它直译,但如果译者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无法正确翻译了。
再看看汉语中的历史典故。
如“四面楚歌”,来源于西楚霸王项羽被困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最终自刎于乌江边上的故事,用以表示一个人到处受敌,处境极其孤立的情景。
而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对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就会造成译文读者的不解,所以文学译者就要掌握不同语言的文化意识,了解各国历史的本源,才能进行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恰当地进行转换,即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实现翻译的目的。
地理气候因素对各个国家文化进程的影响很大,生存环境的不同也会使人们对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如英国地处大不列颠岛,这使得英国人民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关于海的典故和传说的习语就有“in the same boat”,其意相当于汉语中的“同舟共济”。
又如,中国地大物博,均有习语对于山山水水的描述,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重如泰山,轻如鸿毛”等,这样,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意义。
译者必须拥有很强的历史、地理文化意识,才会理解文学作品,在出现差异时发挥创造性,以进行准确、恰当地翻译。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习俗等意识构建的文化,做为本民族人民精神上的寄托。
从而会表现对某些事物的崇尚与禁忌,所以翻译时在必要的地方必须加以注释,才会使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译者在翻译时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问题,要尽力将译文翻译地符合原文宗教文化,又让译文读者易于理解;习俗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始终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中,如“龙”代表了中国汉民族的一种腾图意象,红色对于中国人象征着喜庆、吉祥,而在西方的习俗中红色是血腥、暴力的象征,这种文化的差异对译者的创造性发挥有很大影响,译者必须尽量反映这种差异,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体现不同语境中事物美与丑、好与坏的审美价值。
2 译者的翻译风格影响其创造性的发挥作家因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每个译者也因对作品的感知程度而对一部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翻译方式,而使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感受。
正如莫言的作品,作家完美的写作风格当然是他获得诺贝尔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说没有翻译将其翻译得如原文一样被译文读者领会,那么译文读者很难欣赏到他所书写的那种乡土文化意识,所以说译者的翻译风格对于文学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解释来说,就是有的译者喜欢在原著翻译时遵循“忠实、清晰”,有的则力求译文接近译文文化,还有的译者讲究译文的“意美、形美、音美”,不管是什么的形式,其实都是译者发挥其创造性的体现。
所以,文学译者整个翻译过程的实现与其生活经历、价值观、艺术品格有密切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翻译风格,这势必会作用于译者的创造性发挥。
译者的翻译风格表现在会选择适合原文的翻译策略,使句子形式语言流畅、注重语篇神韵的再创造,进行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从而恰当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又译出了原作的风格。
如张培基在翻译《中年人的寂寞》时采取了释义的方法,将我国古代汉语中专用名词“顿首”、“百拜”用“kowtow”和“a hundred greetings”加以补充注释,即体现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又使外国读者理解了两个名词的含义,充分表现了译者干脆利落、浅显易懂,适合大众的翻译风格,也是译者翻译风格对其创造性的作用。
又如,翻译家孙大雨翻译的《英译唐诗选》,强调对于原诗的韵律感觉,在翻译时尽量使译文与原诗风格接近,充分考虑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其中译诗韵律的强调正是译者创造性发挥的表现。
三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发挥创造性表现的重要性在整个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既是读者又是原作的解释者,也是文学作品的再造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译文行文应该自然优美,就要通过译者对原文体验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感知,译者必须全面了解原文的各种意义,对原作品的文学形象和文学意境深刻思考,需要译者进行积极主动地感知与理解,对其审美和风格等进行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注重文学翻译中艺术意境的再现,使译文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这对于文学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学语言深广微妙,好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艺术品,文学翻译的过程给译者提供了很大的创造空间,它表现为源于感知与理解的创造性发挥,即通过译者充分理解和感知原文中字、词、句的意义,还要考虑其中的艺术审美与再现,并适当地发挥其创造性得以实现。
如在翻译朱自清作品《匆匆》时“……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译者就通过自己特有的理解力,使用“hesitate”来译“徘徊”,内心和精神的内在冲突,更贴近于原文的意义,即在感知与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通过译者敏锐、深刻的理解力和感知力,寻找完美的语言形式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地表现出原作的意图,来实现文学作品的美感,即原文“时间匆匆”的主旨,实现了译文美感的创造性发挥。
文学翻译的过程通过语言表达,完美的文学译作会为读者充分展现异国文化、异域风情,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使人耳目一新,从中获得感悟,使得原文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有的时候,文学创作者为了达到某种感情会自己创造一些新词,但这些新词可能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甚至与语法规则相冲突,而如何将这些内容通过译者巧妙的再造,即能表达原文意思,又能让译文读者理解,认识这种艺术意境,就必须依靠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发挥创造性表现,才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具有美学意境。
如在翻译莎士比亚的诗句时,“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esiege thy brow”译者将其翻译成了“当四十严冬剥蚀你的青春面容”,译文中的“四十严冬”,“青春面容”,符合中国人的四字组词的习惯,听来朗朗上口,使中国读者充分体会其中诗情画意的优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