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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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企开鸶疆★●暴政府自利性属性应该得到承认,经济人假说同样适用于政府。
对政务公开进行自成系统的理论研讨,有助于该学科的尽快成熟与发展。
一、政务公开的动因即使得政府公开其政务信息的因素。
公众与政府的信息不对称,加之个别官员违规操作、暗箱操作与不当操作,造成政府信用缺失。
政治代理人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群众意见。
泥牛入海”的现象依然存在。
如上因素是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根本原因。
而政务信息数据化则直接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
二、政务公开的依据即赋予公开合法地位并使其赖以执行的政策或文件。
我国目前未有一部系统调整公开行为的正式文件。
有关思想,只是散见于一些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与其他文件中。
如前所述,我国加入、vT o后为兑现承诺,使得w T0的透明原则成为国内政务公开的国际依据。
在国内,以下几条途径可资作为公开的依据:①通过《宪法》肯定“公开”的思想;②制作《信息公开法》、《保密法》等;③制作《行政程序法》(在程序的制度建构中,公开应成为核心原则);④制作支持公开的辅助性文件,如电子签名法等。
三、政务公开的主体即哪些行政机关负有公开行政信息的义务。
原则上,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义务向民众进行行政信息公开。
政务公开应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还包括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承担部分行政职能的社会性组织、政治性团体等。
这些组织都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载体。
他们的活动和设置的调整,都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口孙博善。
因此,政务公开的主体应具有广泛性:凡是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统治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并与民主政治发展直接相联系者,都应该纳入到政务公开的范围。
在此,从主体定义上来说,政务公开实质等同于政治公开。
政务公开的主体或政务信息公开的主体应该是其行为者或形成者。
现行文件的开放主体应该是现行文件的形成机关,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浅谈政府公共关系视角下伦理困境之成因及破解策略论文摘要现阶段,我国的政府公共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公共伦理的缺失。
本文以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的伦理困境现象,然后从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及人为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伦理困境之成因。
最后提出破解伦理困境的路径策略:以公共性为出发点、以健全公共伦理体制和监督机制为准绳。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伦理困境公共性一、政府公共关系中的伦理困境政府公共关系就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民众进行平等的互动交流,进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获得社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而衡量政府公共关系良好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府公共关系实践过程是否有悖伦理。
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公共伦理的缺失。
(一)政府的媒体危机意识淡薄在目前的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政府部门的媒体危机意识淡薄,尤其在信息发布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封锁消息、欺上瞒下。
如2003年“非典”初期。
再或者是面对媒体的炒作、公众的质疑,迟迟不作回应,最后在舆论压力之下才有所回应。
如2013年山西苯胺泄漏事件,事发5天才向上级政府上报。
二是不能第一时间坦诚表态和信息发布。
尤其是危机条件下,部分基层政府官员信奉“不说好、说不好、不好说”的信条,消极对待采访以规避责任风险。
事实上,这里又出现了新的伦理困境:重视民意与忽视民意。
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处理危机事件也是基层政府官员的一项职责。
部分官员怕担责任而选择不接受媒体访问,这不仅严重违反了公务员的伦理道德,也致使部分基层政府陷入伦理怪圈:忽视民意。
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政府在接受媒体访问基本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说错”的可能性较小。
然而,因为官员实事求是的“错话”给上级丢了脸惹了麻烦而丢了“乌纱帽”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二)政府公共关系主体的可信任度低唐恩认为信任是公民与政府关系良好的核心要素,为了满足这一点,公民的预期在其依赖于政府官员的理性承诺的意义上也必须是理性的。
守甚杭州市至竞投学报2009年第3期行政角色美德●●和谐社会政府公正的基石口李芳云摘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阁下,政府行政角色美德有着特定的内涵。
当前,政府行政角色美德存在着缺失现象,表现为:行政角色职责转变不彻底;行政角色责任定位不明确;行政角色逐利倾向过度扩张;权力腐败蔓延。
因此,必须加强行政角色美德的建构,在全社会培植统摄人心的公正精神气质;制定基于公正理念的可持续的行政角色规范制度;加强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培养。
关键词:和谐行政角色美德公正建构中图分类号:B822.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43(2009)03—0092—04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政府行政角色美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政府行政主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角色美德,如何通过提升政府行政角色美德体现政府的公正形象,成为理论界和政府自身日益关注的问题。
一、政府行政角色美德的内涵角色是社会结构中的最小单位,简单地说,角色是指与行为主体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或行为主体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在伦理学的意义上。
任何行为主体的活动必须内蕴一种整体的伦理精神,并有对行为善恶的道德价值的觉察以及评价的道德标准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角色美德是基于一定的伦理精神调整角色之间以及角色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角色美德具有时代性,与社会的发展协调~致,它通过对角色之间和角色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在坚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体现自身的伦理价值。
行政角色美德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稳定的、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倾向。
一般来讲,行政主体由政府和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人员组成。
因此,行政角色美德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政府代表整个行政系统应确立的严格约束行政人员伦理行为的规范机制;二是行政人员,即公务员的伦理观念及其操守。
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角色美德始终贯穿于它所制定执行的政策、法规中,并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角色行为表现出来。
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一种政策精准性视角作者:吴丹楚凤艳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8年第25期摘要:随着精准扶贫进入到攻坚阶段,不少地区扶贫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脱贫、结果导向型扶贫等问题。
例如:在M县多数扶贫目标认定的错误对扶贫效果造成恶劣影响,但是为什么一个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不准确的,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此类造成政策在执行、评估中不精准的问题,这引发了思考,所以如何提升一项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评估过程中的精准性为出发点,根据街头官僚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进行分析,得出案例中M县在扶贫政策执行中存在:扶贫对象识别、审核不精准、扶贫标准不精准执行、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不精准解读、政府人员与农民都存在其自利性、政策执行中沟通不足等。
最后主要从促进政策精准落地的执行、评估阶段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扶贫政策;政策执行偏差;政策精准性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8.25.0511写作目的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等新词汇出现的频率之高,表明一个“精准时代”已经来临。
公共政策执行、评估的精准性既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又能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也是政府精细化治理的题中之意。
一旦因为公共政策不精细的制定、执行,将会造成政策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不信任。
通过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精准性,可减少政策对话不足、政府自利性、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问题还普遍存在,例如:广西M县有三千多名扶贫目标是“富人”,其中有三百多人是吃着皇粮的职员,有两千四百多人购买了两千六百多辆汽车,四十三人在县城购置房屋,四百三十九人有商铺和店面等。
在此案例中,由于扶贫政策的宣传不足,缺乏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执行者和农民群众的自利性等原因造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背离了政策目标,影响了政策执行和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以期在精准实施和评估政策中能有效减少偏差。
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对策探析内容摘要: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包括因政府机关的负面特征而产生的公信力危机,政府机关不当行为而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和因制度不公引发的公信力危机三类。
宏观上与社会时代因素、政府自身因素和地方政府的服务绩效与民众期望值之间的差距等背景密切相关,微观上每个诚信危机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与政府行为被质疑、信息传播、资源动员等环节、因素、机理助推不可分割。
探析和治理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建设要求和十八大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时代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公信力缺失公信力建设正文: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信任问题也日益突出。
从孙志刚案、SARS爆发初期政府公布疫情不实事件,到贵州瓮安事件、上海钓鱼执法,再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等,各种形式的地方信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且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
究其原因,固然有地方政府及当事人自身行为不当的因素,也与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有很大关系。
早在2006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政府公信力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又再次强调要提高政府公信力。
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这突出表明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以及中央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决心。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实质上显示的是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间的信任关系与合作结构,也反映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它包括诚信程度、依法行政程度和公开化、民主化程度等诸多方面。
一、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性“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非公共性表现及其成因分析作者:金俊杰徐长乐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14期【摘要】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作为政府部门解决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福利增进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体现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
然而,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本身的自利性垄断性、特殊利益集团的干预等多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现实中呈现出非公共性。
本文从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涵义及其表现入手,探究政策非公共性的成因,以期能为矫正政策非公共性产生镜鉴作用。
【关键词】转型时期;公共政策;非公共性一、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涵义及其表现(一)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涵义公共政策非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诸要素在公共政策运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自利性、差异性等与公共政策公共性相对或相排斥性质的统称。
该定义,从影响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要素的角度,准确地界定了公共政策非公共性,指出公共政策非公性的实质。
(二)公共政策非公共性的表现本文从公共政策系统三要素分别阐释政策非公共性在转型时期的具体表现。
1.从公共政策主体的角度分析政府机关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中关重要的主体,其自身也会受到公务人员自身利益、价值取向制定政策所要具备的影响,进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具有偏向性与非公共性。
而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可以增强政策制定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但其现状只是流于形式。
由于公共政策主体存在政策地位差异悬殊,公共政策不能够达到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因此非公共性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2.从公共政策的客体分析政策问题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不同的价值判断会使得政府的相关政策大相径庭,容易产生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不公、短视问题。
作为利益的分配和调节杠杆的公共政策,总会牵涉及相应的政策目标群体。
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政策目标能否达到很大程度上与政策目标群体的态度有关。
若出现目标群体普遍不能接受的公共政策,那么该政策就不能体现大众所要的和群众满意的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一面。
3.公共政策环境(1)经济环境。
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一种政策精准性视角随着精准扶贫进入到攻坚阶段,不少地区扶贫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脱贫、结果导向型扶贫等问题。
例如:在M县多数扶贫目标认定的错误对扶贫效果造成恶劣影响,但是为什么一个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不准确的,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此类造成政策在执行、评估中不精准的问题,这引发了思考,所以如何提升一项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评估过程中的精准性为出发点,根据街头官僚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进行分析,得出案例中M县在扶贫政策执行中存在:扶贫对象识别、审核不精准、扶贫标准不精准执行、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不精准解读、政府人员与农民都存在其自利性、政策执行中沟通不足等。
最后主要从促进政策精准落地的执行、评估阶段给出相应的建议。
标签:扶贫政策;政策执行偏差;政策精准性1写作目的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等新词汇出现的频率之高,表明一个“精准时代”已经来临。
公共政策执行、评估的精准性既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又能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也是政府精细化治理的题中之意。
一旦因为公共政策不精细的制定、执行,将会造成政策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不信任。
通过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精准性,可减少政策对话不足、政府自利性、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问题还普遍存在,例如:广西M县有三千多名扶贫目标是“富人”,其中有三百多人是吃着皇粮的职员,有两千四百多人购买了两千六百多辆汽车,四十三人在县城购置房屋,四百三十九人有商铺和店面等。
在此案例中,由于扶贫政策的宣传不足,缺乏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执行者和农民群众的自利性等原因造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背离了政策目标,影响了政策执行和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以期在精准实施和评估政策中能有效减少偏差。
2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2.1扶贫对象识别、审核不精准精准确定靶向目标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对村民代表核查、村委会的核查、乡镇的核查、扶贫县的审批和“两个公示”,都应当准确。
“经济人”假设与政府管理摘要:“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一直存在。
“经济人”假设条件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理论研究,也直接影响到管理模式的变化。
政府管理中存在诸多“经济人”现象,控制“经济人”假设边界,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是公共管理面对的课题。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边界;“经济人”现象;政府管理一、“经济人”假设及其演变根据有关百科全书的解释:“经济人”(希腊语homo oeconomicus),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一词来自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他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之后,西尼尔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
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这个专有名词引入经济学。
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管子》对“经济人”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人海,深海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
浅析政府自利性恶性膨胀的危害及其对策西方经济学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是以“经济人”的形态而存在的,即追求自身利益的(张舒航,浅析政府自利性恶性膨胀的危害及对策,。
然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在实现其自身职能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两种对立的属性,即公共性和自利性。
政府在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门机构和政府行政人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性,即政府的自利性。
其中公共性始终制约着自利性,自利性始终具有突破公共性束缚的冲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自利性的原因及对策)。
如果政府能通过正常合理、公开公正的途径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要求,我们可以说这种自利性出于合理的范围内。
合理的自利性能有效地激励政府及其行政人员高效负责的开展工作。
然而一旦政府的自利性行为超越了合理的界限,恶性膨胀的话,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一)政府的自利性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
实有职能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能。
政府在自利性的强烈驱使
下,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市场、社会、个人进行全面直接的干预或介入,从而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和权力寻租行为的盛行,造成社会运行的紊乱。
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获取自身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政府利用公共权力,通过配额、特许、批准、许
可证等政策手段。
随意造成资源的稀缺。
这种稀缺意味着寻租的
潜在可能性。
权力寻租作为一种非理性及超越制度规范的行为,
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政府越俎代庖,僭越市场规则。
即以强力的行政手段代替
市场机制,干预市场经济,导致政企不分,市场紊乱。
2. 政府角色错位,包揽大小事务。
这导致产生“小社会,大政
府”的局面,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抑制,使得社会发
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符。
3. 政府与个人实际权益的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个人与政府
休戚相关,相互支持,实际上个人的权力无法左右政府的
义务,而个人的义务却左右于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严
重束缚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发展。
(2)政府自利性导致政府应有职能的萎缩。
所谓政府应有职能即提供国防、治安、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
而政府的自利性往往会导致政府将财政支出投入于容易
立竿见影的职能,而不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战略性工
程,这也导致政府行为背离公共利益。
而对于战略性工程的
不屑一顾也就导致政府的基本职能、主要职能和根本职能的
萎缩。
这也是政府不作为的表现之一。
(3)导致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公正性,增加了随意性。
当政府的自利性恶性膨胀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
益,而不是公民群众的利益,进而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公共政
策,并使这种为自身利益从社会中攫取财富的手段“合法
化”,同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府会人为地增加政策的
灵活性和随意性,这也是政府一政策制定来设租和寻租的一
个表现。
(4)政府的自利性会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的扩大。
政府自利性扩张导致行政成本的恶性膨胀。
行政成本的居高不
下和恶性膨胀,将严重损害公民的切身利益,会引起公民的
强烈不满,将阻碍社会的稳定发展。
(5)诱发群体性腐败,影响政府形象。
由于市场经济促使人具有了明显的自利倾向,公权力的拥有者就有可能将所拥有的权
力的边界逐步扩大,而因权力在扩张之前已具有行使的合法
性,公民也就接受了这种义务,致使权力扩张有恃无恐。
从
而导致公权者用扩大了的权力为自身谋取利益,假公济私,
以权谋私。
最终造成群体性腐败,影响政府形象,败坏社会
风气。
控制政府自利性恶性膨胀的途径:
(1)界定合理的政府自利。
要控制政府的自利首先要正确的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范围(金太军,张劲松,政府的自利性及其
控制,。
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履行其职能和
职责的动力所在。
然而对于政府合理自利的不正确界定,又
会导致政府恶性自利的出现。
一旦对政府自利过分管控,就
难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自利者会想方设法
讨回自己应得的利益,甚至包括那些不应得的利益;而一旦
管控过于放松,自利者出于利益最大化就会争夺权力的最大
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正确的界定政府的合理自利至关
重要。
(2)制度设计
1.行政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可以将政府权力运作透明化,将知情
权、决定权、监督权交给群众,是公权公用、公平公正的象征,
对政府的自利性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制约机制。
若透明度不够,信息交流渠道受阻,将导致政务管理的不正常和低效,而且会大大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
同时行政公开也可以增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促进其自觉守法,依法行使权力。
2.建立并实行人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功绩制,而不是单纯以经济增量和增速为中心的政绩制。
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在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价值,且其自身价值会得到社会和公众的一致认可,这是一个互动双赢模式;后者则是依靠权力占有大量资源谋取私利,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当地民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代价。
功绩制使公共利益与政府的自身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获得了较好的兼容。
3.完善体制外监督机制。
政府自利性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民对权力运行参与监督的意识淡薄。
因此首先要强化公民的主观意识,其次要完善群众监督机制,从法律上求保障。
新闻舆论监督也是公众参与监督的重要形式,所以要完善舆论监督的相关立法,同时要制定能有效保护举报人积极性和安全感的立法,保护举报人的各项权益。
4.引入竞争机制。
即在供给相同或相近公共服务的官僚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拨款机构最终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部门承担公共物品的提供,在这一激励下,政府会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
(周建国,靳亮亮,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江海学刊,2007(4))
(三)运用行政伦理的力量。
加强对行政人员进行公共精神、行政伦理、职业道德的灌输、教育。
提高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将有助于从个人层面甚至在行政环境层面上遏制政府自利性(翁祖彪,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自利性的原因与对策,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