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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周济的词学思想摘要：本文通过阐述周济的词学思想，来了解周济的词学观，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批评。
关键词：周济词学思想批评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
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清朝词人及词论家。
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
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重要的词论家。
谈到常州词派，则不得不提张惠言。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进士及第，受翰林编修。
作为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师承桐城派，主张以经解词，即以治经学的方式去治词，由此评点词作。
张入仕前任私塾先生，因授课需要编《词选》，却导致常州词派的产生。
张惠言编《词选》时，选词极为严苛，而《词选》也是第一个明显体现、贯彻词学观念的选本。
但张惠言对词的解读方式难免过于单一与失之片面，虽然影响深远，但仍被后人批为牵强附会。
而我们也不难看到张的词学观乃是：植道于词。
张惠言创建一个新的流派，而周济则将它发扬光大，影响力也显得更强。
周济始受浙西词派影响，后结识张的外甥董士锡，受常州派影响并成为词派的代表。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周济表露出自己的词学思想。
首先是他的寄托入出说，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
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他写道：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周济的初求空，可以看出他对词的审美要求，那即是“灵气往来”，词之具备灵气成为作词的基本要求。
周济此论可能与词本身的特点有关。
被称为“诗余”的词，注重意内言外，必然会形成含蓄蕴藉的特点，而具备灵气无疑赋予词以灵魂，所以周济要求初学者求空。
形成风格之后，周又提到求实，这与求空并无矛盾，这里的求实是在手法空灵基础上的言之有物，也就是他提出的有寄托，文学不能无病呻吟，而词这样的体裁最容易陷入空洞虚幻，周的求实是很有其意义的。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摘要：一、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概述1.古代文学批评的起源和发展2.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类型和特点3.古代文学批评对后世的影响和价值二、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代表作品1.《诗经》与“诗论”2.《楚辞》与“赋论”3.《文心雕龙》与“文论”4.《人间词话》与“词论”三、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贡献1.对文学创作原则的探讨2.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分析3.对文学流派的归纳和总结4.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启示正文：古代文学批评著作概述古代文学批评起源于先秦时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古代文学批评主要关注诗歌、辞赋、散文等文学体裁，从文学创作原则、审美价值、文学流派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还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代表作品1.《诗经》与“诗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
其中，诗论是对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最早论述，如“诗言志”、“诗之本义”、“诗之训诂”等观点为后世诗学奠定了基础。
2.《楚辞》与“赋论”《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歌的代表，以屈原的作品为主。
赋论是对楚辞的评论和理论总结，如“楚辞之兴，本于怨恨”、“楚辞之丽，在其文采”等观点，为后世赋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3.《文心雕龙》与“文论”《文心雕龙》是南朝梁代刘勰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被誉为“文论之冠”。
全书分为五十篇，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如“文以载道”、“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等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
4.《人间词话》与“词论”《人间词话》是清末民初王国维所著的一部词学批评著作，对宋词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和总结。
词论主要关注词的审美价值、创作方法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如“词以抒情为上”、“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观点，为后世词学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贡献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从不同方面对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遗产。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胡建次
【期刊名称】《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10)001
【摘要】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总页数】6页(P134-139)
【作者】胡建次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南昌,33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3
【相关文献】
1.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境论 [J], 胡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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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正变论 [J], 胡建次[1];周逸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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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7期理论界内抱、外抱二法作为词学批评术语,首见于张德瀛《词征》卷一:词有内抱、外抱二法,内抱如姜尧章《齐天乐》“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是也。
外抱如史梅溪《东风第一枝》“恐凤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是也。
元代以后,鲜有通此理者。
〔1〕关于这一方法,历来词论家鲜少注解,更多是在词选中录入姜、史二人词作时顺带提及,如朱祖谋编选、施适辑评《宋词三百首》便录入了张德瀛评语,但并不展开。
朱崇才《词话学》第十章曾注意到内抱、外抱二法,云“什么是‘抱’,为何称‘抱’,又何以分出‘内’、‘外’,读者自可结合词例,慢慢自家体会”,〔2〕并未给这一方法作出界定或释义,只给笔者提供了一定思路。
孙虹《论宋代咏物词的修辞建构与梦窗范式》一文梳理柳永、周邦彦、史达祖、吴文英四人咏物词修辞手法时,提出内抱、外抱是咏物词的两种修辞手法,分析史达祖《东风第一枝》时认为作者结语用了外抱法,《绮罗香》结语也用了此法,“外抱法”还原了词中事件的虚拟性;而吴文英的咏物词基本“相沿梅溪融会柳永、清真的方法,但整体上采用内抱法,咏物技巧更趋缜密”。
〔3〕但孙虹之文并未对内抱、外抱作出解释或厘定,只将其简单理解为咏物词中的修辞手法。
杨雪瑾、陈一言二人的硕士论文《张德瀛词与词学思想研究》与《张德瀛〈词徵〉研究》,均未提及张德瀛有关词之创作方面的理论。
笔者拟根据相关文献,梳理内抱、外抱二法从书论到词论的发展脉络,阐述其具体词学内涵,将其与张德瀛的咏物闫好丽从书论到词论:张德瀛内抱、外抱二法与咏物词创作[作者简介]闫好丽,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摘要:清代以降,尤其晚清词论,词学批评中开始频频出现书学术语,呈现出书学与词学交融互渗的格局。
张德瀛《词征》中提出的内抱、外抱二法,即受书学影响之一例。
因这一术语的词学内涵迄无释义,本文试图梳理该概念从书学到词学的脉络,探究其词学内涵,以此从侧面窥测广东词人张德瀛关于清代咏物词创作的态度,兼析张氏《耕烟词》中咏物词创作实践与理念的矛盾性。
批评宋朝的词
宋朝的词主要受到了时代氛围、风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一些方面：
1.抒情浅薄：宋词的抒情主题以爱情为主，情感表达比较浅，很少涉及社会现实、人生哲理等深入的主题。
因此，宋词更容易被归为“闺阁文学”，缺少对当时社会状态的体察和思考。
2.表现手法单一：宋词的表现手法比较单一，无论是艳丽清新或是悲欢离合，都缺少多样性。
仅凭华丽的辞藻、细腻的描写、虚构的情节和悲情的音乐，来表现对爱情的追求、对生活的感悟。
3.安于现状：宋词往往表现出一种官场、士林、贵族和女子们的安逸现状，缺少对社会秩序的反思和批判。
它们只是一种独立的美丽存在，不是社会的一种呼声和渴望。
4.文化内向：宋词文化内向，缺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它们的主要读者是有文化背景、生活在富裕安逸环境中的浅薄女性，缺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总之，宋词在文化内向、情感表达深度和多样性、反映社会现实等方面均有欠缺，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扩展一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朝代，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活跃。
然而，宋词并不是历史上文化最好的代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的社会抨击力。
与之相反，唐诗和先秦诗歌更具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以及反映社会现实的生活体验，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示封建社会表面下的薄弱和言辞之外的细微，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之一。
唐宋词学批评中的本色论
岳淑珍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
【年(卷),期】2015(0)11
【摘要】在中国词学批评史上,"本色"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词学命题.因此,本色论丰富多彩,"本色"的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唐宋词学批评中的本色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晚唐五代到北宋前期的理论构建与巩固时期;二是北宋中后期本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时期;三是南宋前期对传统本色理论的反动时期;四是南宋后期本色理论的深化时期.唐宋时期的本色论有力地推进了词学的发展,并为张炎本色论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总页数】6页(P146-151)
【作者】岳淑珍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一“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2.词学本色论在唐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兼论"本色论"与儒家审美文化的关系
3."本色论"批评的洞见与不见——以李白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4.“本色论”批评的洞见与不见——以李白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5.中国诗学批评视域中的“本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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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发轫期☆《花间集序》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
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銮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
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以饱满的热情赞美曲子词独特的魅力）//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有唐以降，率土之滨。
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
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
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略叙自六朝以来曲子词的创作情况。
）//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
广会众宾，时延佳论。
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
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
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
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花间集》成书的缘由以及编书的宗旨）欧阳炯所撰《花间集序》当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词论。
专文论词，实始于欧阳炯此序。
它不仅是词集序文之滥觞，庶几亦可视为词论之权舆。
这无疑是花间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表现出以艳为美的词学主张，用其“清艳之辞”以助歌妓演唱“娇娆之态”的创作功用。
花间集的审美倾向。
一、《花间集序》指出了花间词人所崇尚的审美追求及其词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富丽精工，美轮美奂，秾丽典雅。
花间词人多写女性化了的香艳之情，描摹纤柔的心绪。
花间词人也以极大的专心和乐趣去描摹精美的物象，表现美人的冶艳。
其情感是纤细缠绵的。
二、“词为艳科”是《花间集序》最引人注目的观点。
《花间集序》也指出了花间词依声填词、娱宾遣兴的词体特点。
音乐是声和鸾歌、偏谐凤律；歌词则是杨柳之句、芙蓉之篇。
其因调成言，依声填词，反映了词体初期诗乐结合、雅俗合流的种种状况。
欧阳炯大力赞赏花间词，序言也包含了他对词创作目的的认识和要求。
一是歌词的字和声要“合鸾歌”“谐凤律”；二是辞采鲜艳清绝“，镂玉雕琼”“裁花剪叶”，有助于歌女“妖娆之态”；三是要从齐梁宫体合里巷的情歌中汲取养料，使歌词的风旨情调适应“绮筵”、“绣愰”、浅斟低唱的环境气氛。
这些要求贯穿着一个宗旨：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应附丽依从于乐。
这些要求即也是欧阳炯侧艳理论的主要内容。
词在发展初期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柔靡纤弱的特点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晚唐五代词所配合的“燕乐”，是一种新兴的融合了外来音乐因素内在的俗乐，它不像雅乐、清乐那样中正平和，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是很有刺激性和感染力。
特别是堕入到晚唐五代上层社会的享乐生活之后，燕乐中的软媚性便大大地发展了起来。
在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酒宴歌席上，软绵柔靡的曲调更能迎合欣赏者的口味。
音乐的这种柔靡化也便促成了花间词作的软媚化。
三是对“南朝宫体”诗的看法（争议很多）欧阳炯对唐以前的艳体诗虽无微辞，但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后，紧接着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绣而不实。
”我认为这里的理解不应该是专门对于南朝宫体歌辞的否定，从总体看来更像是对于南朝以来的民间曲子词的一种批评。
花间词也是“用助妖娆之态的”曲子词，而且《花间集》中有不少作品也是柔靡缠绵，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南朝宫体歌辞的一种继承，《花间集序》论词的着眼点在于词的艺术形式而不是思想内容。
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李煜时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所谓“伶工之词”，就是以温庭筠等花间词人为代表的应歌娱人之词。
在这里欧阳炯强调的应该是词的文人化，词的富丽精致，与民间曲子词的流俗，空洞质木无文相区别。
将民间曲子词变为“诗客曲子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花间词是对民间曲子词的一种雅化。
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确立期☆北宋时的词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对于词的创作和批评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格调之雅与俗成为北宋词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仅就题材和内容来说，柳永将都市繁华、市民情趣失意文人的困顿、青楼女子的苦楚写进词中，使词的题材长期封闭于艳科的状态有所改观。
但是柳永词作及其主要倾向，“仍为情恋香艳之词，绮靡且有甚于昔”。
真正打破艳科藩篱，革除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的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苏轼。
P35北宋诗文革新没有涉及到词学领域，他们虽然在在词学的题材上超出了“艳科”的范围，而他们对词的观念却未走出艳科的牢笼，或许是他们认为词离政治实在太远，词被排斥在个新的门墙之外。
☆苏轼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
然而他又不满把文艺的功用仅仅局限到为儒家道统服务，而是主张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的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
于是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而不是它的道统主题带到词坛，打破词为“艳科”，止于应歌的固有观念，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句法、声律等几乎是所有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P36宋人论词始于潘阆为其《逍遥词》所作的附记。
神宗元丰以后，宋人论词渐开风气。
以形式区分可分三类：一类是词话。
另一类是词集序跋。
还有一类是论词专文。
P38北宋词论虽然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理论专著，但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而且北宋词论林林总总，基本上都聚焦于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认词的体性。
以苏轼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词乃诗之苗裔，倡导词之诗化；而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词与诗不同，别是一家，应维护词的本色。
P38苏轼的诗化理论词自晚唐五代流于艳科，功用狭窄地位低下。
入宋已被世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
人们认为，词只适宜于表现儿女之情闺阁之思，作用无非是遣兴娱宾。
在宋初文人眼中，词的作用和地位，“方之曲艺犹不逮也，”与明道载道之文，言志致用之诗，更不可同日而语。
P39☆（1）以诗为标尺来衡量词的得失高下，是苏轼论词的一个特点。
诗词同源，是苏轼以诗论词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P40☆苏轼认为，词源于诗，尽管诗词两者的外在形式有所差异，但本质功能一致。
就形式而言，长短句亦非词所独专，古人乐府歌词中即已有之。
可是古人并未以之专写艳情。
时人视词为“艳科”,貌似沿循前人旧例，其实只是株习了晚唐五代的风习而背弃了乐府古诗的传统，无异于节源取流，舍本趣末。
（针对这一“祖风扫地”的词坛实际，他提出词为诗裔，标举古人长短句诗以揭示词之渊源。
这一方面是为了把词由“艳科”、“小道”提高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统地位，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以指示词之创作应努力的方向，倡导词之诗化，向诗回归，为其革新词体词风开辟道路。
P40真正能再题材上、内容上突破“艳科”围墙的他自己的词作。
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藩篱中解放了出来。
）☆（2）苏轼倡导词之诗化的另一内涵是改革词风，转变世人对词之审美偏重女音、独尚婉媚的风气，全面冲击词为“艳科”的观念。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性情，是其倡导词之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词为诗裔”理论命题中颇有意义的一个内核。
☆其一，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外，尚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
其二，他以词为陶写之具，把士大夫的思想情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味，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其三，他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的宗旨，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不同途辙，而贴近于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做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认同。
P50）（3）苏轼的词不以协音律为主。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
只是，当乐曲音律的而严格要求与歌词文艺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P54黄庭坚是介于苏轼和辛弃疾之间的过度人物黄庭坚《晏几道小山词序》晏叔原，临淄公之暮子也。
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
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
余尝怪而问焉。
曰：“我盘跚勃窣，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
”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耳，罕能味其言也。
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
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
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
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乃共以为然。
虽若此，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落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
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也。
虽然，彼富贵得意，室有倩盼惠女，而主人好文，必当市致千金，家求善本。
曰：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虞；苦节臞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山谷道人序。
☆浅谈黄庭坚的《小山词序》自唐末五代以来，词逐渐流入士大夫文人手中。
而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情感不免会流露于小词之中，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词学观念。
如冯延巳词已经有意无意地注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对社会、人生的某些感慨；于艳情绮思之中，流露出一种郁伊惝恍的深衷，使人感觉到一种幽咽难言的况味。
入宋以后，词坛经过宋初一段时期的沉寂，至黄庭坚为晏几道所作的《小山词序》，就产生了比较明确的寄托观念。
黄庭坚在序文中说晏几道”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晏几道生为贵介公子，因为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所以才高命蹇，落拓半生，抱”有余之才”却不见用于世，且被视为”德不足”因此，他便有了这种不能不吐之愤。
但却不能直吐之，只有把这怀才不遇的疏狂，寄寓于小词之中。
其词借咏花卉、闺情寄寓其抑郁不平之思，感慨深沉，潜气内转，形成了清壮顿挫的风格。
如其《蝶恋花》词云：”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
”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不平的孤愤隐然流露于言外。
黄庭坚在序文中又指出：”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认为晏几道在这种被目为”狎邪”的小词之中，表现了严肃庄重、合于”大雅”的思想感情。
而《高唐》、《洛神》、《桃叶》、《团扇》也说明有寄托的词多为楚辞以来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
（宋玉《高唐赋》的讽谏意义不言自明，而曹植《洛神赋》则是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与屈原借香草美人寄托爱国之志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