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法律推理于司法过程中的定位

实质法律推理于司法过程中的定位 强昌文 黄祖旺  2012-02-23 21:55:46 来源：《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强昌文，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黄祖旺，池州市人民检察院。 内容提要: 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使司法具有了合理性、协调性和实效性。无论从法官的基本信念、思维方式、审理技巧，还是从法官的期待来看，实质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都应得到普遍的运用。但是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法官优先选择形式法律推理，对实质法律推理报以谨慎的态度。必须要以实质法律推理为核心来重塑司法推理体系。 关键词: 司法过程 形式推理 实质推理

实质法律推理是广义上法律推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实质法律推理，在以法律和事实为基本但不限于此的基础上，法律秩序允许的范围、当事人利益得到保护和法律的社会作用得到实现有机统一起来，进而实现实质正义、达到实质法治的目的。就司法层面上来说，实质法律推理是法律论证的一个内容。现实司法活动中，法官对实质法律推理一般都心存畏惧，[1]但实质法律推理对司法过程和结果又尤其重要。因此，本文就实质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体现以及我国法官如何来对待实质法律推理事项做一论证。

一、实质法律推理是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推理方式 形式法律推理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进行司法活动最一般的思维活动和行动依据，否则司法活动就无从进行，这也是在法律推理中最早取得共识并一直坚守的底线。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法律推理的大背景下把握实质法律推理的应有位置？实际上，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实质法律推理最能体现司法的特色。置言之，没有实质法律推理的存在和实际运用，就无所谓司法的推理活动。是司法的活动让实质法律推理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离开了实质法律推理，司法的意义荡然无存，同样，离开了司法活动，实质法律推理只能束之高阁。

（一）司法的合理性与实质法律推理 从司法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来说，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司法活动的两个维度。在法治社会，司法活动须依法律规范进行，制度形态的法律、司法主体的合法行为、法律规范的具体运用，都是司法过程中的必要内容。但这样只是保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适用，而不能确保法律适用的效果，要使法律具有实效性，使司法活动更具有合理性，其过程非常复杂。首先，法律制度必须合理，法律的内容要体现科学性，符合客观规律；要体现正当性，符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属性；要体现平等性，符合民主的要求。[2]良法的出台虽然需借助立法机关的制定行为，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往往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对立法机关的反馈，这是立法机关检验法律实效最便捷的方式。其次，法官行为要具有合理性，从大的方面说，法官须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小的方面，法官必须恪尽职守，客观中立，不徇私枉法，保证公平司法。最后，法律适用的后果要具有合理性。罗尔斯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正义观比另一种正义观更可取是因为它的更广泛的结果更可取。”[3]一般认为，法律判决能够为社会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法律适用的后果即是合理的。从合理性角度来说，司法活动所追求的合法性即是一种形式合理性，而狭义的合理性表现的是实质合理性。前者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后者是对法律规范背后价值的尊重。无论是形式合理性还是实质合理性，其检验的标准只存在于司法的运行过程中，司法的实践理性是其本质所在。

（二）司法的协调性与实质法律推理 司法是处理日常生活中复杂现象的具体活动，它是由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程序构成。立法活动是针对一般问题而作的抽象规定，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普遍性的问题。科学研究活动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数据、公式、定理等或者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活动获得研究成果，这里主要是处理一些物化的材料；实践中，工厂的生产线只要投入相应的原材料即得到了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只需要处理物质性的关系。这些活动与司法活动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司法活动面对着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纠纷，调整着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和实现着的是社会秩序、公平、正义和效率等诸种价值。这说明了司法活动不仅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集多种价值于一身的载体。就司法的正义和效率价值而言，有时两者是互补的，但就其本身内容来说，两者也存在冲突之处。为了追求最终的正义，司法的效率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而为了过于追求效率，正义的价值就会打折。因此，协调性也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律推理实践中，法官的推理活动常常以平衡权利和利益的方式进行。”[4]同时，司法活动组成人员复杂和数量众多，有法官、检察官、当事人、证人等等，而参与的人越多，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就越难以保证，利益关系就越难以协调，司法结论的确定性自然就越难以保证。这都决定了司法要发挥协调功能必须重视实质法律推理。

（三）司法的实效性与实质法律推理 形式法律推理只注重过程的有效而难以保证结果的可靠，前提错误而结果正确或者前提正确但结果错误都有可能发生，形式法律推理对此矛盾和冲突无能为力。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在司法过程中表现为僵化的机械程序。它不进行价值判断，似乎它的目的仅仅是把法律适用了即可。因此，它也不能保证纠纷解决的实效性。然而，法官“实际上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决定所依据的完全是另一种方式（不依据制定法，引者注），即直觉地、本能地求助于是非感，实践理性，健全的人类理智。”[5]司法活动是动态的复杂过程，它需要价值评判，事实认定，法律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做出判决结果。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内容要反映到判决中去，否则司法审判的作用形同虚设。“在司法推理中，法律推理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表现为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律师引导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以及预测法官判决的能力。”[6]形式法律推理将司法过程简单化、机械化，因此很难适应司法活动的要求。当然审判人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社会效果而放弃法律和法庭，和当事人打成一片，以情理、伦理而少用或不用法理断案，也不符合司法理性的要求。抗战时期风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特殊的年代、法律和司法人员都极端匮乏和法律纠纷不多的情况下产生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用那样的方式来审理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同时，在人治思想指导下的“审判”、“判决”，常常背离了司法的本质，无所谓法律推理的运用。只有实质法律推理，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符合司法活动对法律推理的要求，是司法活动中应当运用的重要的推理方式。

当然，在现代社会，司法是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所为的。虽然做出结论是出于法官之手，司法面临的具体复杂情况并不能保证其严守在法律预设的理性之内。但是，司法具有实践理性，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法官审判人员对形式法律理性的反叛并不能将其当然地认定为非理性。司法过程中，每个人以各自不同的角色参与其间，通过当事人间的举证、辩论等程序的操作，法官依据法律、以道德原则和价值判决进行实质法律推理，使判决取得法律和社会的双重效果，从而使判决结果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

二、实质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运用 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上看，法官进行实质法律推理的情形都是复杂的。

（一）法官拥有一张法律的信念之网 法官必须在自己的理论知识、独特的实践经验（培训和亲身实践的经验），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和法官的职业道德等组成“信念之网”的前提下独立地断案。“在面对疑难案件的事实以前，法官就拥有一张法律的信念之网。”[7]实际上，在一定区域内，法官具有类似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能够确保实质法律推理的结果的相似性，“如果你们注意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法律职业具有相对的同质性，你们就会理解实践中这一广泛的意见一致。”[8]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是以不告不理、居中断案做出判决这样的社会角色参与到司法过程中去，因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法官的职业化水平、整体素质，承办具体案件的法官业务水平、责任心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在伯顿教授看来：“对不同官员（即法官，引者注）在类似情况下所做出的判决的比较可以表明，官员的个性、政治因素或各种偏见对判决的影响比法律要大。”[9]“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于法律的实现有重大影响。它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而且影响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10]

（二）法官的推理思维是综合的 法官必须综合各种推理思维，将各种推理方式运用到司法过程中去。形式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将首先从制定法出发，充分运用形式法律推理。但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决结论不一定非常合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出现了显著不公平的情形，那么就必须充分运用实质法律推理。一般而言，简单案件适用形式法律推理即可，而对于复杂、疑难案件，应注重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在当代中国主要属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中，法律人应以一种追求系统性的好结果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充分利用各种相关信息，基于社会科学缜密思维，尽可能借助作为整体的司法制度来有效处理难办案件。”[11]瑡当然，各种法律推理方式并不一定是以固定的顺序进行的。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往往一开始即要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或者将各种推理方式一次性地运用于一个过程。在比较特殊的案件中，实质法律推理的作用就更大，对判决结果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实质法律推理从来不排斥其他推理形式的存在，有时甚至正是由于形式法律推理等形式，才保证了实质法律推理不走向极端，保证其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三）法官拥有实质法律推理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