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苏北四个村庄的调查

1 建设江苏农村远程培训公共服务体系的设想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职教吸引力提升探索

摘 要：农村职业教育如何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本文基于对江苏农村职教培训需求以及江苏农村职业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从江苏新农村建设视角，积极探索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对建立江苏农村远程培训公共服务体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现方案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远程 职业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大力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正值第三个发展高峰期，基本实现了职教与普高教育的协调发展目标。尽管如此，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对于普通教育来说，职业教育一直处于弱势、边缘地位，农村职业教育更是处于弱者和边缘地带。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目前职业教育所针对的人群60％为自农民或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因此，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最大的空间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村职教事业，提升农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一、江苏农民基本情况及农村职教培训需求调查分析

近期有关人员以江苏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农户为对象，开展了“农民基本情况与农村职业教育需求”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462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436份。调查数据显示：

1.农民参加培训的意愿普遍存在。调查表明江苏农民普遍对参加培训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其中苏南农民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培训的比重高达20.25%。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特别是现代农业和农村整体产业的发展 ，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身知识和技能的不足，需要通过接受培训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形

2 势，特别是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提升增收致富的能力和途径。

2.培训内容需求存在地区差异。调查显示，苏南地区第二 、三产业较发达，农户大都从事非农产业，他们最愿意接受的是市场营销和管理知识培训，其次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培训；苏中农户愿意接受的培训依次为养殖业、加工业、市场营销和管理培训；而苏北农户家庭耕地较多，农户以种粮为主，但在业余时间也从事家禽和牲畜养殖，在苏北宿迁、徐州等地也有不少农民从事板材加工、农产品深加工等，他们对培训内容的需求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对加工业相关知识的培训需求也很迫切。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作者：王冠群 杜永康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05期

〔摘要〕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关键词〕 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2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企业参与灾害治理的政府工具系统研究”（19BZZ057）

〔作者简介〕王冠群，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徐州 221100;

杜永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5。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的侵蚀，正引发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传统乡村的封闭、稳定逐步被开放和流动所取代，基层社会的空心化、多元化和异质性凸显。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应对深度变迁的乡土社会时渐趋式微，乡村治理面临自治主体缺位、两委监管乏力及道德约束疲软等困境，建立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主动回应，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目前，学界围绕“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关研究集中体现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学者主张借力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以推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落地与运转。胡洪彬基于桐乡市“三治融合”模式的个案分析指出，建立在非正式规范基础之上的“道德评判团”“百姓参政团”等有益实践要真正发挥长效，最终要立足于具体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完善。①王微进一步指出“三治融合”应以自治为基，而自治的核心在于共议，主张建立共议制度以奠定“三治融合”的制度基础。②从中观层面看，学者的研究视域主要聚焦于基层组织的优化与再造。郁建兴指出“三治融合”的推进应着重规范基层党政组织、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等关键主体的角色定位，防止出现强势主体越俎代庖、政社互动失衡等现象。③张明皓等人从党建视角切入，指出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实现有赖于廓清两委职能、吸纳社会组织和乡村道德精英嵌入、建立法律驿站和服务团等。④从微观层面看，学者侧重于强调村民的价值培育和能力提升。谢炜等人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指出应通过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议事能力、培育乡村法治文化、激发新乡贤的引领示范作用等举措来提升“三治融合”的实践成效。⑤欧阳静、邓建华则进一步提出培育村民公共参与的主体性⑥、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⑦等策略。总体来看，学界关涉“三治融合”的研究较为深入、宽泛，对“三治融合”的现实推进颇具启发性。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治理规则的修补和治理主客体的改造，而对以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缺乏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高度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治理规则修补和主客体改造难以应对“三治融合”实践中流动村民的不在场问题。在乡村发展短时间内不足以实现劳动力回流的情况下，有必要借力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从而助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构建。

四川省江油中学2022-2023学年高一下学期第一学月检测语文试卷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曾生生不息的传统村落既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是大势所趋，把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契合公众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偏远农村就应该选择性遗忘，就应该任其自生自灭。相反，随着人口的减少，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分布也更加零散，很多日渐凋零的村落，固有的村民自治也形同虚设，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投入不仅不能削弱，相反还应该加强。留守老人需要关心，鳏寡孤独需要照顾，对那些遗留在村庄的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关心。

我们呼吁保护传统村落，是提醒人们看到它作为一种乡愁载体、一种历史遗存、一种传统生活样式的重要文化意义、精神价值，并不是主张人们还生活在那种穷苦中。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我们乐见城镇化改变了人口结构和城乡格局，让很多人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但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成果，不仅应该惠及城市人口，也应该适当反哺乡村，最大程度呼应“留守者”改善生活品质的合理诉求。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人们看到了农村焕发全新生机的可能性，也对心中那个久远的小村落寄予款款深情。更多地关爱还留守在村落的人，尽最大可能保存好乡村风貌，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所在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我们才可能回得去。

（摘编自李思辉《不能把“最后的村民”遗忘在繁华之外》）

材料二：

乡村振兴这种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与过去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也有所不同。它是以城乡融合为根本理念的，应当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着眼的是以工补农和以城统乡，农村成为各种政策和补贴的接受者。这种思路虽然比城乡对立的理念有所进步，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裨益，但从发展理念上讲这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按照这种思路走也不会改变总量发展下城乡结构差距拉大的情况。 城乡差距既然是新时代解决主要矛盾的主攻方向之一，那么，强调乡村与城市是共存共荣互相推动的两个空间发展布局，着重发展乡村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格局，这种思路就成为必然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城乡融合”理念在国家实践层面的具体实施，着眼的是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使农村发展形成与城市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自主发展格局，最终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比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做了对比。其次，从城乡产业、二元经济体系及其他体制和政策方面分析了影响城乡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后，从劳动力转移、金融财政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途径

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

从纵向来看，1978—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1年以后，增长速度的步伐呈现出逐年加快的趋势。1978—2000年，从绝对数上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最初的343.4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了近20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初的133.6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了近18倍。2001—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3.18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约2.95倍。（具体数据参照：《统计年鉴2012》第十章第二节）

从横向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绝对数来看，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10元扩大到1990年的824元、2000年的4027元、2011年的14832.5元。从增长幅度来看，1991—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1995—199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1999—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而正是1990—1994年，1999—2009年这15年的增幅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大幅度变化。（数据来源参照：《统计年鉴2012》第十章第二节）

城乡收入增长比例对比

此外，从城乡收入差距图（上图）的单条曲线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且，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同时，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图中两条收入曲线的对比可知，城乡收入曲线呈现剪刀差的趋势；这说明1978—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