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律疏议》的儒家化理论

浅论《唐律疏议》的儒家化理论曹坚(40601013)摘要：《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华法系的风格与特征。

通过对《唐律疏议》儒家伦理化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其中一些有益的法制及法律思想，为当今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疏议;儒家;伦理化自汉代开“引经断狱”之先河，历经魏、晋、南北朝、隋朝，至唐朝则完全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封建法律，这一漫长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逐渐加深，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逐步认可。

唐朝初期，统治者鉴于隋末“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前车之失，总结分析了隋王朝暴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实施“安人宁国”的统治方略。

唐初统治者基本上是按照荀子“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的思想来修订法律的。

唐高宗于永徽元年，在《武德律》与《贞观律》基础上修撰《永徽律》，由于该律律文简约，在适用过程中出现解释不一的情况，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对该律进行逐条逐句解释，由此形成《律疏》，后世称《永徽律》与《律疏》为《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总结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隋朝以来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以儒家经典伦理原则为理论根据，对法律原则与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并加以概念化、制度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唐初统治者对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律法相结合的把握与应用水平，较其前代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律法条文中有充分的体现。

从《唐律疏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汉代将儒家伦理原则作为决狱的根据至唐代将儒家伦理思想完全融入到封建律文骨子里面的过程，真正实现了“法家之律，犹儒者之经“即中国古代法律儒家伦理化。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儒家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德教为主，以刑政为辅，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和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

因此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将“仁”作为其法律观的核心，认为执法者当敬畏天命，体恤民情，爱民如子。

唐代统治者认识到严刑酷法不能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秦隋两代是最典型的例子，只有道德教化才能使天下百姓真正从内心臣服，从而从根本上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这一思想典型地体现在《唐律疏议》的立法指导思想中。

其一、德主刑辅鉴于隋末统治者施行严刑酷法，草菅人命，以致“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严重社会后果，唐初统治者主张立法简约，删削繁刻，不但律法形式上要简明易懂，在量刑上也要去重从轻。

他们相信通过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治主张，最终能够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三代之治”，因而继承了礼法并用的传统法律思想，并在德刑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不仅仅认为德刑为主辅关系，而且还把德礼作为封建政教的核心，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由“本”和“用”可以看出在《唐律疏议》中“刑”完全是由“德”决定和支配的。

德礼与刑罚的这种关系固然由当时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与最高统治集团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也是分不开的，李世民曾说“朕今之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最高统治者的认识与客观形势需求达到一致后，儒家的“仁政”思想必然要在律法上有所体现。

《唐律疏议》不仅科条简要，而刑罚较之前代也明显的宽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本刑末”思想。

《贞观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唐律疏议》所规定的刑罚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且死刑只有绞、斩二等，死刑条文只有一百一十一条，废除了腰斩、枭首、夷三族等酷刑，这在中国古代立法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确实是一大进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是其体现之一，根据《礼记·曲礼》中“耋耄不刑”的思想，唐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

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不论。

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死罪不加刑。

”如犯罪时幼小，案发时已大，依然按幼小处理;犯罪时未老、疾，案发时已老、疾，依老、疾处理。

死刑复核是唐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断狱》篇曰:“死罪囚，谓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

”即须执行死刑的囚犯，须三次上奏皇帝，经批准后方可执行，这种对于死刑执行的审慎态度，不能不说是深受儒家“宽刑慎罚”思想的影响。

此外，对于怀孕的妇女，不论执行笞刑或死刑，必须在产后一百天才能执行，违者将予严惩。

“德主刑辅”、“仁本刑末”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于唐初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其二、出礼入刑“出于礼者入刑”是唐律修订所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礼”是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有所为，而“刑”则是从消极方面去禁止人们有所不为，但“礼”与“刑”所调整的对象范围和侧重点是不同的。

荀子虽然将“礼”调整的范围从士大夫扩展到普通百姓，其侧重点仍是士君子阶层，“刑”仍然是用来镇压众庶百姓。

所以，“出礼入刑”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主要针对平民百姓的。

唐太宗李世民根据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在礼与刑之间画出一道鲜明的界线，这也成了中国古代律法完全儒家伦理化的标志。

《户婚》篇对这一思想的体现尤为明显，如“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立嫡子违反律法要求，夫丧守志而强嫁，娶逃亡妇女等都将受到惩罚。

居父母及夫丧期间，或祖父母、父母被囚期间，擅自嫁娶、作乐、生子或主嫁，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职制》篇规定，所任官职名称、任官地名及府号犯父亲、祖父名而不辞去官职，称为“冒荣居之”;祖父、父亲老疾无侍而出仕，称为“委亲之官”;父母丧，禫制未除任官谓“冒哀求仕”，此三者均违礼制，都将“入刑”受罚。

其他如大祀不预申期、祭祀朝会等失错违仪、百官外膳犯食禁等违反礼仪的行为都在惩罚之列。

从《唐律疏议》的条文规定中可以清晰看到，唐律规定人们的行为必须“一准乎礼”，而且规定了对几乎所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的处罚。

这样，伦理道德与封建律法的融合，最终使礼成了法律的灵魂和统治阶级意志的精神内核，法律成了礼的成文再现和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形式。

伦理道德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结果，使封建宗法等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稳定与巩固二、“三纲”伦理思想在律文中的体现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儒家思想，并将其神秘化、体系化。

在家庭婚姻上，把父子、夫妻的亲属关系同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相提并论，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儒家理思想从此真正成为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的帝王之术。

其一、君权至上儒家以天子“为民父母”，集君、父二权于一身，唐律将周公“以德配天”思想进一步拓展，将皇帝说成“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且“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认为皇帝只要不违反天地伦常，他的统治地位将与“日月”一样永远稳固、不可替代。

皇帝既为民之父母，作为臣子只有“惟忠惟孝”之份，任何违反忠孝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唐律疏议》在第一篇《名例》中便首先宣布“十恶”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其中四条是维护君主权威的:一为谋反，指反对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封建国家统治的行为;二为谋大逆，就是毁坏王室宗庙山陵及宫殿的行为;三为谋叛，主要指本朝官吏叛乱及投降敌国的行为;四为大不敬，指对君主人身及尊严有所侵犯的行为。

如果臣子有谋反等包藏祸心之举，将视为“规反天常，悖逆人礼”，为天道人伦所不容。

统治者以法律确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用法律的威严来进一步强化臣子的君臣观，使其绝对服从于君主，从而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其二、置重父权宗法家长制度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将维护父权作为家庭立法的基础。

儒家以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将家族血缘关系与封建政权相结合，其意在于将血亲之孝升华为国君之忠。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认为一个人在家为人子而孝顺父母，在外为人臣便不会做出犯上作乱等离经叛道之事。

因此要稳固家族宗法家长制度，必须强化家长对父权和夫权这两项基本权利的绝对控制，这些思想在《唐律疏议》中都有明确的体现。

《唐律疏议》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凡违反此条的，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控告或诅骂祖父母、父母，处绞;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徒三年;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徒二年半;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于祖父母、父母丧期嫁娶作乐等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将孔子“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精神完全贯注到律文中。

“父为子纲”在《唐律疏议》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司法原则进一步拓展了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伦理思想，《斗讼》篇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

”除谋反叛逆外，子孙不得控告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违者处绞刑，告发期亲尊长，虽得实也要判徒刑二年。

由此可见，当法律与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不惜牺牲司法效率，最终遵循了伦理道德。

其三、突显夫权夫权是封建家长的另一个基本权力，也是婚姻关系的基础。

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是男子的附属品，《礼记·郊特牲》规定了其“三从”的社会地位“妇人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这就使夫权成了父权的延续，妇女便始终处在男子的意志和权力之下，没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更是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足见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

《唐律疏议》继承了《礼记》的“七出”精神，《户婚》篇“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疏:“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侍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嫉六也，恶疾七也。

”“七出”条款给丈夫提供了休妻的直接法律依据，间接地给妇女上了一把精神枷锁。

对于丈夫休妻虽有“三不去”(即一为经持姑舅之丧，二为娶时贱后贵，三为有所受无所归)的限制，而事实上丈夫可以随意休妻。

《斗讼》篇规定，夫妻之间相殴杀，在量刑上差别很大，妻子殴伤丈夫要比凡人斗伤加三等处罚，而丈夫殴伤妻子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即使殴打致死才以凡人论。

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后果，夫妻之间的量刑相差五等。

此外，妻子告发丈夫，即使所告属实，也要判徒刑二年，把夫妻关系等同于尊卑关系。

《唐律疏议》对夫权在家庭里的绝对统治地位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从而稳定了家庭内部的尊卑伦理秩序，进一步巩固了封建阶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