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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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专辑陈独秀早期教育思想探析张运杰陈独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和深刻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有过影响的教育家。
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杂志,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与迷信,宣传了民主科学思想,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
倡导“教育必须取法西洋”,教育必须与社会相联系,并在北大、广东两地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教育改革。
他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他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一、追求个性,痛恨科举制度陈独秀,1879年10月8日生出于安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由于他从小聪明,所以,从他的祖父到他的母亲,乃至他的长兄,无不对他寄于厚望,极力用封建伦理道德,仁义忠信,教育陈独秀,希图使他成为忠君孝祖,光耀门楣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陈独秀自幼即受到封建文化熏陶。
6至9岁期间,在祖父陈章旭的严教下读《四书》、《五经》。
9岁那年祖父去世,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¹他“都不大满意”º。
到12~13岁时,随长兄孟吉读八股文,也学些《昭明文选》,然而他却“看不起八股文”»,讨厌这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¼,对时人视为“选学妖孽”的《昭明文选》,他却颇有兴趣。
直到县考前一两个月,出于无奈,才看八股文章,县考府考勉强通过,院试时,陈独秀玩世不恭地把《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古文难字,胡乱拼凑一番,做成一篇皇皇大文,不意竟还中了第一名秀才。
这件事使他“更加鄙薄科举”½。
此后他着手准备乡试,“勉强研究了一番”那令人讨厌的八股文¾。
他如此认真的对待乡试并非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爬上去,而是觉得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
然而1897年8月陈独秀在“矮屋”(考场)里目睹了考生个个官迷心窍,丑态百出,《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一类人物,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关于陈独秀的故事我国当代卓越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王森然先生曾这样评价恩师陈独秀:“先生书无不读,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
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陈独秀在音韵学和文字学的造诣很深,他在这方面的着作,连钱玄同以及后来新华字典编纂者魏建功这些音韵大家都对之钦佩有加。
陈独秀38岁时,蔡元培刚一发布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教师中的守旧派反对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
”蔡元培马上站出来反驳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能说没有真才实学。
”可见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早在国学大师中闻名,难怪他二十几岁被誉为“皖城名士”。
陈独秀从1910年起,就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完稿、1925年出版的《字义类例》,也是其力作。
后于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1937年又发表《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并于1940年完成《小学识字教本》。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晚年倾主要精力、历经数载、最见功力的绝笔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着作。
其从字面上看来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着,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
该着作解释了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孳乳衍生的规律,突破了《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束缚,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玺、货币、陶瓦等古文字材料,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之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陈独秀的小故事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
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
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
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
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
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
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
结核,整日咳血不止。
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
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
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陈独秀简介陈独秀简介--------------------------------------------------------------------------------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总司令■追念叹息长相随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
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
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
“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
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生平■陈独秀办《新青年》名扬全国,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
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
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
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
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岀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
1942年5月27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距今已经整整79年!正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浪淘沙》让我们一睹这位我党缔造者之一的风采和风骨,心生无限敬仰。
《大浪淘沙》中的陈独秀
在63年的人生履历中,陈独秀曾经有过五次监狱经历,这是个为了信仰义无反顾的人!这是个视“岀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人,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他一家曾岀了3个中央委员,他的两个爱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为革命光荣牺牲!
国画大师徐悲鸿曾有句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对陈独秀而言,他恰巧是傲气、才气、傲骨三者兼具之人,这也为他大起大落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尽管他一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名垂千古的!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让我们深深地缅怀陈独秀这位老前辈为中国革命曾经做出的贡献。
《大浪淘沙》中的陈独秀。
陈独秀少年故事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谱名庆同,青年时官名乾生,1879年生于安庆后营“一个小户人家”。
父衍中,字象五(1848——1881年)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是个穷秀才,1881年在苏州教书时染上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时陈独秀只有两岁。
母查氏,精明能干,疏财仗义,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
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陈独秀排行第四。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写道:“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陈独秀还写道:“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
他童年时,是随祖父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其课程《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稍长则学《四书》、《五经》。
这位祖父管教子孙是非常严厉的,人称“白胡子爷爷”。
当邻里的孩子哭闹时,只要一说白胡子爷爷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对自己的童年是这样描述的: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
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
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
《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到“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
我背书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
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从这段述说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从小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
他从《三字经》读到《左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对他以后做人做事都是非常有用的。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去世。
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
到十二三岁时,只好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了。
孟吉是府学廪贡生,也是中过秀才的学士。
书生领袖陈独秀的别样人生⊙张家康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众多的论说,而与他相知有素的老友章士钊的描述,倒是惟妙惟肖,言之成理。
他说陈独秀这个人乃“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其胸怀俊迈的抱负,奋不顾身的胆略,已经跃然纸上。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
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
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
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
无论祖父怎样打骂,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
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母见此情景,常常以其父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之恨事劝其向学,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这时往往失声痛哭。
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他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他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书生领袖陈独秀的别样人生作者:张家康来源:《钟山风雨》2016年第05期陈独秀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对他有过众多的论说,而与他相知有素的老友章士钊的描述,倒是惟妙惟肖,言之成理。
他说陈独秀这个人乃“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其胸怀俊迈的抱负,奋不顾身的胆略,已经跃然纸上。
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
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老爹”。
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能读完四书五经。
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痛打手心。
无论祖父怎样打骂,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声,不掉泪。
老人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母见此情景,常常以其父一生读书而未中举之恨事劝其向学,边说边流眼泪,倔犟的他这时往往失声痛哭。
及至晚年回忆往事,他感慨道:“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
”他对理想的追求和主义的信仰,向有一股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时,面对旧派人物的围剿,他毫不胆怯,发誓为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正因为有他担当前驱者,才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他的朋友胡适是这样评论的,文学革命得到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他有句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一生的四次牢狱之灾,根本没有损及他的意志力,相反却泰然自若,一身是胆。
关于陈独秀先生调研报告陈独秀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杰出的思想家。
他在中国传媒界和政治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一生中,他坚持调研,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先生一生中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
在早年,他赴日本留学,师从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山川坚太郎,并借鉴了日本的调研方法。
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农村社会、耕者问题、土地改革、教育、文化等等。
他的调研报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陈独秀先生的调研报告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注重细致入微的搜集数据与事实背后的深入分析。
他用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并把握社会现象和趋势,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例如,他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广泛调研。
他指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土地不均、贫富差距大、农民收入低等问题。
他主张对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土地的公有和农民的集体所有,并提倡合作社的建立,以此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
陈独秀先生还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他认为传统的教育体制过于注重功利,缺乏思想独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他主张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并主张学校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实践能力。
此外,陈独秀先生还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积极调研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他提倡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与国际先进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创新。
总的来说,陈独秀先生的调研报告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入分析能力使他能够准确把握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他的调研报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陈独秀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革命的?创办《新青年》,提出20年不谈政治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初春,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
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
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
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这年夏天,陈独秀把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北大任文科学长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到北京办事的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1918年,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表达对十月革命的欢呼。
由于胡适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
但这不意味着陈独秀个人不谈政治,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当主编时发表的。
为了照顾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和李大钊的政治上的兴趣,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为大家演讲,主题是“陈独秀:一位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历程”。
陈独秀,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名字。
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今天,让我们一同回顾陈独秀的光辉历程,感受他那坚定的信念、崇高的品质和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一、陈独秀的早年经历陈独秀,原名陈庆同,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他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陈独秀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02年,陈独秀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学习。
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深受启发。
回国后,陈独秀开始投身革命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陈独秀的革命生涯1. 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2. 领导工人运动陈独秀非常重视工人运动,他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3. 发表《新青年》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
他提倡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
4. 领导五四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积极参与其中,领导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陈独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陈独秀的思想贡献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
他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2. 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想,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的英雄事迹心得体会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的英雄事迹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
通过研究和了解他的一生,我深信他是一位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伟人,他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思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生于1879年的湖南省湘乡市,出生在一个封建社会的家庭中。
然而,他并没有在传统观念的桎梏下停留,而是积极寻求理想和进步。
他的英雄之处在于他从小就对知识的渴望,并通过勤奋努力获得了优秀的学业成绩。
这种不畏艰辛的精神让我深感敬佩,鼓舞了我追求梦想的决心。
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中,他曾参与并领导了多次改革运动。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社会矛盾的敏锐洞察力和对社会变革的独特见解启发了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他提出了“学无止境,革命抒词”的理念,鼓励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改变,这一思想让我明白只有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进步。
在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中,他通过斗争和奋斗,致力于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命运。
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重要阶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
他在文学艺术、教育、政治领域的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以后的社会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的事迹让我明白改变社会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奋斗,只有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世界才会发生改变,自己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影响者。
陈独秀的革命理念和行动使我深受启发。
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和解放,为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他坚持信仰,追求真理,不断学习和思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他的英勇和智慧使我意识到只有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
陈独秀的一生充满着失败和挫折,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的原则,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屈服于压力和困境。
他的坚持和勇气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明白坚定的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是克服困难和取得成功的关键。
陈独秀人生哲学研究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是一位具有强烈思想和行动力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人生哲学的思想家。
他的人生哲学贯穿于其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对陈独秀的人生哲学进行研究,探讨其对中国近代史和世界思想发展的影响,并举出5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证明陈独秀的人生哲学。
一、追求自由思想陈独秀生活于一个封建主义下深重的社会环境中,他对这样的环境毫不满意,因此他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为此,他不断努力推动新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和演讲,倡导了新思想的精神,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的思想。
正如他在《中国的苦与希望》中所说的那样:“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崩溃是规避不了的,唯一的出路是启蒙与改良,使国家与社会的各种制度由愚昧中脱胎换骨,获得新的生命。
”这种对自由思想的追求和探求,让陈独秀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二、站在人民立场陈独秀在其整个政治生涯的过程中,时刻强调“站立在人民立场上”。
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所以他的思考和行动始终贯穿在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之上。
他的一系列史学、文学及政治著作也明确直白地表达了这一原则,例如在《关于中共中央在古田会议上的决议》中写道:“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一切奋斗与牺牲,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纪律的。
”陈独秀的这种人民服从的精神,对于新中国的开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对知识的崇尚陈独秀对学习和知识的热爱,也是他突出的个人特质之一。
在他年轻时,曾经获得过清华大学的奖学金,并前往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期间,学习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为其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其一生中,陈独秀写下了许多史论、文化、哲学著作,深入探讨了中国近代的文化问题、以及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的问题,尝试从知识角度解决中国精神层面的问题,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陈独秀之求学路
对于陈独秀我们的了解大多都是关于建党伟业:对于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文章:陈独秀错误等等。可是对于他的学习大都知之甚少。接下来我谈谈他一生的学习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896年考中秀才。但是之后看到了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的丑陋面孔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的朝廷的腐败肮脏,非常失望的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也是从这里开始,陈独秀的学习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的越多,想法也越多。视野广了,看到了中国的危机,也想到了救国。但是当时的他只是刚刚接触新知识,有必要加深学习,因此走过了许多地方,希望找到可以让他学到的先进知识。
但是学习并不是想学就可以学的,在当时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还不能放心的去学,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或曰『不过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也有人说『惟言维新而已』。会员包容的很广,『表现革命大团结之气象』,其中不仅有著名的宪政派,亦有『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机分子也囊括其中。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由于其成份复杂,『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所以不久就分化了。陈独秀与『张溥(即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1902年,传闻清政府和帝俄签订密约,陈独秀偕潘赞华(桐城人)返皖」。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在南京拜访汪希颜,并由汪希颜介绍认识了章士钊。此后回到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鉴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由此可知,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因参加革命,中止学习返国。在国内只热衷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的第二次东渡日本,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到日本留学。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壬寅秋、叶澜、董鸿祎、秦毓鎏等组织东京青年会,从事革命运动。又谓:『陈由己,字仲甫,民元后改名独秀,安徽怀宁人。壬寅,留日学生,入青年会为会员,成立时,拍照留念,独秀与焉』。可知独秀此时是革命党了」。陈独秀这次到日本的时间是1902年9月,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土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同学有刘季平和汤尔和。这年冬,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另行发起组织,仿义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义大利』取名『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合影留念」。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陈独秀有意学武报效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清政府为适应世界潮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为了约束留学生,又派遣学监跟随留学生进行监督。在成城学校,留学生的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几个人决心好好教训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的警方,在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送回中国11。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仅半年,主要是学习日语,第二次在日本虽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学习的是陆军军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动上。可以肯定,陈独秀这二次到日本的留学生活,都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陈独秀这次和苏曼殊同行,在日本仅逗留一个暑假,纯属暑假旅游,没有进学校读书。暑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俩人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在皖江中学教书时,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陈独秀在日本「往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加入组织亚洲和亲会。陈独秀自述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虽较长,但也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10月15日,「安徽教育总会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改良教育;然后去浙江杭州探亲访友,年底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陈独秀这一次再到日本,也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而是继续学习英语。邓仲纯回忆说:「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陈独秀在日本期间,还与章太炎交往密切。陈独秀「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周作人回忆说:「章太炎在东京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著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甚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甚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著说,是呀,没有出甚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陈独秀在日本边学英语,边参加反清革命,边研究「小学」。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年底,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友好,旋即赴杭州,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最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习英语,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并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陈独秀在日本虽进入过多所学校读书,但没有从任何一所学校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完全可以肯定陈独秀没有接受过日本正规的全日制普遍大学系统的专业学习,更没有毕业可言。「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陈独秀一生到日本五次,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其余三次虽在日本留学,但一次是学习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四次。其中第四次还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陈独秀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学习,完全不可能从 「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23。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