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分析(184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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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019年1月下总第332期实 务VIEW ON PUBLISHING
晚清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分析（1840—1911）
文/陈晨
19世纪，中国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得到了迅速发
展。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是中国英汉双语词
典编纂的发端。随后的几十年间，传教士们相继编纂出版
了多部词典。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走上英汉词
典编纂的历史舞台。这些词典是宝贵的历史文本，对语言
学、社会学、词典学、翻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学界对晚清双语词典的研究并不深入，大部分的研
究都集中在传教士词典上。本文则聚焦晚清国人编纂的英
汉词典，试图梳理其发展脉络，并对其特点加以分析。
一、晚清国人编纂英汉词典的兴起
1．传教士与英汉词典编纂1807年，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他在
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写语言工具书。其后，有多部传
教士编纂的英汉双语词典问世。早期的英汉词典往往以西
方读者为中心，致力于寻找英汉词汇的语义对等。英汉词
典成为汉语学习的辅助工具，而非英语学习的参考书。马
礼逊曾在《华英字典》第三部分《英华词典》的序言中表示：
“这里（英华词典）收集的单词和短语将给学习汉语
4444的学生
提供重要帮助，但是一个完全不懂汉语的人仅参考这部词
典里的英语词是不可能用汉语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无论是早期的马礼逊字典还是19世纪中期的罗存德字
典，这些传教士词典都不是学习型词典，所提供的词条信
息内容并不充分，与词条相关的语文信息几乎从未涉及。
相反，在词条的汉语“对应词”上，却都体现了学习功用。
语音方面，传教士们均尝试给汉语注音。在双语词典的编
纂上，这种给对应词注音却不给词条注音的做法是极其特
殊的。语法方面，传教士词典并没有像西方单语语文词典一样标注词性，也未提供相应词语的用法信息，与主词条
相关词汇或短语的构建，也是围绕词条对应的汉语意义与
用法展开的。如先皇、太上皇、皇太后、太子等是根据“皇
帝”一词构建的语义场，而不是根据“emperor”构建的。
因此，读者在使用英汉词典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大量的汉语
词汇、俗语和用法，却很少能够扩展对英语词汇的理解。
在词语释义方面，早期的传教士词典也不太重视。如卫三
畏和麦都思的词典，均未给出词条的英语释义。
传教士英汉词典的这些特点，一是受限于英语词典本
身的发展阶段，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传教士们的“西方读者
观”，其词典主要还是服务于汉语学习工作［2］。通过这些词
典，西方人可以快速寻找到相应英文的汉语译词，完成汉
语的书面和口语编码。至于英语词条本身的语音、语法和
释义，对西方读者而言本就不是问题。因此，传教士所编
纂的英汉词典中，英语信息被大量简化，汉语信息被扩大，
出现了一种“以汉语为中心”的倾向。
2．英语教育的发展与新兴读者群的需求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开始发生变革，字
典的用户群体也在逐渐变化。英语教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
展。教会学校与英语教学本就有着天然联系，但在19世纪
60年代中期前，大多数教会学校都未开设英语课程，只有
一些开埠较早的口岸城市对英语教学有所重视。教会也曾
对“是否必修英语”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以
支持方的胜利而告终。随后，从沿海到内陆，从小学、中
学到大学，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全面铺开。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教育也开始了变革。洋务派开
设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其中就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
馆、广州同文馆等语言学校。此外，还有广州船政学堂、【摘 要】 19世纪，传教士编纂的英汉双语词典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至19世纪末期，国人开始走上英汉词典
编纂的舞台。通过传承与创新，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在学习功能和美学功能上得以提升，为民国后国人双语词
典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 键 词】英汉词典；晚清；中国编者
【作者单位】陈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 G23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2.016572019年1月下总第332期实 务VIEW ON PUBLISHING江南工艺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20所新式学堂开设英语课
程［3］。1904年，清政府实施了“癸卯学制”，1905年又废
除了科举制度，鼓励创建官办学堂。这一系列措施促使各
类学校及英语教学迅速发展。
除了教育部门的推动，通商口岸的商贸发展也扩大了
中国人英语学习的市场。洋行的出现，催生出新的买办阶
层，而中国买办的收入颇为可观。不少无心科举的年轻人
都想借着学好英语进入买办机构，从而改变人生。英语人
才的短缺、英语学习风气的形成，使得口岸城市的英语夜
校和培训班数量激增。仅1873至1875这三年间，就有15家
机构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4］。这些培训机构大多采
用英文授课，同时兼授涉外商务相关知识，颇受欢迎。
英语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科书、参考书和工具书的市
场，英汉双语词典的出版需求与日俱增。但无论是想要了
解掌握外国文化知识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是期望寻求好的
发展机会的普通人士，都不同于以往的西方使用者，中国
英汉词典用户群体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传教士词典
的缺陷一一展露，英语相关信息的缺失已经无法满足追求
“实用性、职业化、外来事物”的新兴读者群［5］的需求。
3．出版业的助力英汉词典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出版业的发展和出版商的
推动。1840年以后，中国出版业的格局在变革中走向新生。
传统的官、私、坊三分天下的局面逐渐式微，新型出版企
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言，“书局日多”是
晚清的一大文化现象［6］。教会和外国人创办的出版机构，
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出版理念和企业模式，也丰
富了出版内容与出版物类型。
同一时期，官方的出版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
造局翻译馆等也发展迅猛，其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曾一度
超越教会出版社。但在双语辞书出版方面，则进展缓慢。
直至1868年邝其照《字典集成》的出版，才改变了西方人
在英汉双语辞书上几乎垄断的地位。至19世纪末，随着中
国民营出版的萌发，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国人编纂
出版的英汉双语辞书开始崭露头角。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它的几位创办者对时
代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有着敏锐的嗅觉，从创办之初就表
现出对新兴读者市场及其学习需求的重视。商务印书馆的
第一部出版物是《华英初阶》。原版的《华英初阶》具备现
代教科书循序渐进的特点，广受好评，但由于是全英文写
作，又给初学者带来诸多不便。商务印书馆创办者夏瑞芳
敏锐地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便委托谢洪赉牧师将其逐课
翻译，并加以白话注解。1898年，汉英对照版《华英初阶》
出版，“行销极广，利市三倍”［7］。该书的成功不仅使商务
印书馆在出版界和英语教育界崭露头角，也奠定了其在文
化领域独特的出版地位［8］。
对新兴的中国读者群的把握，使商务印书馆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英汉词典是1899年
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这本词典的市场反应很好，直
到1915年还在使用［9］。此后，商务印书馆又成立编译所，
并设有专门的“华英字典部”。从立馆到1911年的15年间，
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16部英汉词典，平均每年一部，是当
时其他出版社望尘莫及的。这些词典中，既有小型辞典，
又有中大型辞典；既有针对释义的双语语文词典，又有针
对习语和用法的专门词典，品类繁多。可以说，国人英汉
词典编纂事业的发展，与商务印书馆的推动密不可分。
二、从传教士到中国编者：传承与创新
在晚清，传教士和国人编纂英汉词典的进程是相互交
织的，二者相互竞争而又奇妙地实现了共生。国人的英汉
词典吸收了当时国内外词典编纂的特点，对传教士词典既
有传承借鉴，又有突破创新。
1．英汉词典的传承（1）词典编纂结构的传承。19世纪传教士编纂的英汉
词典已基本具备现代词典总体结构的四大组成部分：前附
页、后附页、词典主体以及版式与装帧。前附页大多为序
言，有些词典附有正字法和引言，解析汉语语音、汉字注
音、汉字形体等问题。后附页则以汉字检索和勘误为主。
例如，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的后附页用了90多页的篇
幅，按部首对汉字进行重新排列，且每个汉字注有官话、
粤语和闽方言三种读音。
中国传统辞书往往有前附页而较少有后附页，晚清的
中国编者们进一步完善了词典的总体结构。例如，吴治俭
《商务印书馆袖珍华英字典》就后附“英文引用外邦字语解”
和“记号彚释”两大部分。1908年出版的颜惠庆《英华大
辞典》，结构更为完整。其前附页不仅有序言，更有“例言
八则”“略字解”“编中所用文法之略字表”等。后附页则
是长达138页的“人名字彚”，简单介绍了众多的西方知名
人士。这些附录信息，不但增强了词典的使用功能，更拓
宽了读者对英语文化的了解。
（2）外来词译名的传承。从汉语发展史来看，晚清掀
起了一场新词发展高潮。这一时期的新词主要是西学外来
词，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各领域。在外来词汇输入的
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指称问题。双语词典作为一种工
具书，它的词目译文是在反复斟酌的过程中最终确定的，
同时也代表社会意志建立并规范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关
系［10］。因此，英汉词典与词典之间以及词典与其他文本之
间往往会呈现广泛的互文性。面对大量新词和译名的问题
时，国人新编词典吸收、借鉴了原有词典的译法或例句，
使得一些译名在词典中以权威文本的形式得以传承。笔者
以意大利学者马西尼所编《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11］为基础，以回溯的方式粗略统计了《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
和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对传教士词典外来词译词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