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

“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

王建民

2012-7-22 16:38:05 来源：《思想战线》(昆明)2009年6期第48～52页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 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变迁与日常生活转型的双重过程，“后单位时代”个体面对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去集体化”变迁在削弱了“机械式”的政治与社会整合纽带的同时，也导致价值多元化与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个体安全感的削弱。二是“弱组织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安全感的寻求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及职业团体建设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的塑造成为增进个体安全的组织和规范基础。

【关 键 词】“去集体化”/“弱组织化”/个体安全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开篇，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以文学化的笔调写到：“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①米尔斯这句话至少包含两层主要意思：一是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个人，经常感受到来自其内心和社会外部的困扰；二是个人的困扰往往具有明显和强烈的“个体性”，他人难以或无法感知这种困扰，这使得个人困扰难以与他人建立起共同性，因而难以确定问题、达成共识、寻求化解之道。

米尔斯半个世纪前的论述似乎同样可以揭示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的部分生活境况。一方面，从“单位制度”到“去单位化”的变革，使得高度组织化的生活空间渐趋弱化。随着国家权力逐渐从基层社会撤出，社会个体也逐渐从稳固的组织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的重要体现的是：就个体而言，下岗失业导致个体失去固定的单位组织；在社会团结的意义上，个人与其所在组织之间的联结纽带出现弱化甚至断裂。另一方面，抽象集体主义的式微与急速的社会转型共同催生了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个人在其精神世界里同样日益感受到个体与社会的距离和张力。概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在实体与价值双重的意义上深刻地塑造着个体的社会生活。

一、社会转型与个体安全问题的凸显

如果说稳固的社会空间和持久的认知空间是个人维系其自我认同的基本条件，那么在上述背景之下，个体的社会生活便必然遭遇“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困扰。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来说，个体安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般而言，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而破坏公共安全的行为则是故意或过失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虽然公共安全之中似乎也包含了个体安全之意，但个体安全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

那么，何为“个体安全”？有学者认为：“简单地说，个体安全可以理解为，作为安全主体的个人与其外界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个人在客观上没有面临威胁、在主观上没有恐惧感受的一种状态。一般而言，个人的不安全状态根源于外界和社会存在的危险和风险。”②此定义从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多重方面揭示了个体安全的主要内涵。在个体安全与公共安全相区分的意义上，前者侧重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后者则侧重公共管理和国家治理的效果；或者说，关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对后者的考察则更多体现了公共管理的取向。

结合改革前后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分析个体安全问题，我们会发现，个体安全问题的增长存在于渐进的社会变革与急速的个体生活转型相互交织的过程当中。一般认为，我国的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变革，所谓“摸石头过河”而不是“跨山涧跳跃”。但是，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由于改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其对个体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也各有差别。在单位制变革、国企改革等领域，个体生活的转型常常剧烈的、根本性的。如此一来，宏观的渐进改革与微观个体生活往往发生矛盾和龃龉，即改革成果的积累增加却往往使个体生活遭受巨大冲击或付出沉重代价。这使得我们必须转变视角，关注改革过程中的个体生存境遇和个体安全问题。

对于渐进的社会转型中的个体安全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加以分析。首先，经济增长与社会个体承担的代价交织在一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是，改革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发的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是经济改革中的重要难题。而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40、50”群体的个体安全，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在使得社会个体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同时，也使得其集体寻求与组织诉求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市场化浪潮引发的下岗失业问题不仅迫使很多人失去稳定的工作岗位，同时也使他们的社会网络迅速缩减，其社会生活的个体化状况非常明显。然而，这种个体化却不意味着自由独立，而是应对风险、动员社会资本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

其次，社会成员的“个体化”与“无根化”状态并存。我们可以借用乌尔里希·贝克关于“个体化”的论述，分析在此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的生存境遇：“个体化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后果。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说得更概略一些就是，不再是社会阶级代替身份群体的位置，或者家庭作为一个稳定的参照框架代替了社会阶级义务的位置。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③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缺少一致性价值观或组织框架可供人们遵循，“依靠自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意义上“道德个人主义”便意味着社会的“缺席”和个人的“无根化”状态。

再次，“新三座大山”(教育改革产业化，医疗体制商业化，房地产业商品化)正成为困扰中低收入群体的最大难题。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压力的增大，养孩子、养房子、养老子还是养自己，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心中的最大的困惑。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艰难的就业形势，伴随着高房价、高教育支出与医疗费用的高支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状态。如果可以粗略地把医疗、住房和教育分别对应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或自我实现的需要，那么，这几种需要对很多群体尤其是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群体来说都很难满足。在这个意义上，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也可看作个体安全研究的另类表达。当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难以满足之时，个体安全便会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之中。

因此，改革以来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虽然在宏观上表征了中国的“现代性成就”，但这一过程在微观层面往往意味着个体生存状况的急速转型。这使得我们必须转变视角，在研究公共安全问题的同时，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和个体安全问题。一如布迪厄所言：“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非个人性，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痛苦，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性即社会性”，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度关注，同样可以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方式。

二、“去集体化”：社会的“缺席”与个体安全

改革前的社会价值观念领域，往往有一些社会共享和共同遵循的价值模式，或总体性意识形态，如“集体主义”、“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被打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全方位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体制上扭转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时也在价值观念上冲破了总体性意识形态的束缚。这虽然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打破了平均主义、“两个凡是”等观念的钳制，但也造成了集体意识的弱化和“无公德个人”现象的大量增加。如前所述，个体安全既包括实在意义上的社会空间的稳定性，也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恒常性，或者说既包括客观维度的安全条件，也包括主观维度的安全认知。因此，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成员中社会的“缺席”。也就是说，社会共享的道德、观念、风尚等不再能深入人心，具有一致性的团结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发表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个性化的信息传播和观点表达方式迅速增加，一致性的价值观念变得愈加淡薄。与改革前的单一意识形态控制相比，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驳杂，虽然在积极的层面意味着个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导致了其对社会的疏离感。一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⑤此即“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二是“无公德个人”的增长。一般而言，私德往往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而公德指与组织、集体、民族、社会有关的道德。社会公德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根据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如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诚实守信、救死扶伤等，它对维系公共生活和调整人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研究指出，在父权制衰落、国家从基层社会全面撤出以及全球消费主义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下，农民中出现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个人只强调权利，而无视对他人和公众的责任和义务，变成“无公德个人”。“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与市场经济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⑥与农村社会的“无公德个人”相比，这种现象在社会流动性、匿名性、社会交往非重复性较强的城市生活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公德个人”现象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意味着个体的自我约束性降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监督的弱化。这无疑会使个体产生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和对社会秩序的不安全感知。如何在“个体化社会”与社会团结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迪尔凯姆试图以社会决定论建构道德个人主义，以寻求社会团结的维持。迪氏指出：“人的特点是他所受到的制约不是肉体上的，而是道义上的，即社会的制约。他所接受的规则不是来自粗暴地强加于他的某种物质环境，而是来自胜过他自己的意识的、而且他感觉到其优势的某种意识。因为他的生命的绝大部分和精华超出肉体，他摆脱了肉体的桎梏，但受到社会的约束。”⑦借鉴此观点，我们依然需要从“社会”的层面寻求社会团结纽带的维持。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似乎意味着党和政府已经将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培育和建构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重视。

三、“弱组织化”：社会团结的困境与个体安全

与上述“去集体化”过程相伴随的另一个影响个体安全的社会事实是社会生活组织性的弱化。⑧这同样是就改革前后的对比而言。改革以前的“单位”不只是一种经济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单位如同微型的国家，既监控组织成员的思想、行为与日常生活，同时又集中各种职能和资源满足组织成员的各项需要。单位成员的婚丧嫁娶、吃穿住用、学习娱乐等，上到垂垂老者、下到落地婴儿都完全依赖于单位的资源分配与福利补贴。单位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覆盖整个社会。在“单位中国”，单位组织直接沟通国家与个人，表现在城市基层结构上就是社会生活的单位化、社区与单位高度交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