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选择

索ｊＩ『２啪．５“三农”问题研究

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选择

丁卫华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由传统外在型向内在型、单一型向复合型、封闭型向开放型、非制度型向制度型控制转变，旧模式的崩解与新模式的尚未完全形成并存。根本对立的新旧模式的并存，可能抵消各自的积极作用，使整个乡村的控制能力弱化。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正是农村秩序失控和控制力弱化的一种表现。基于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从完善新型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的视角探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是当前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关键词】村落社会控制模式；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策略［中图分类号】Ｉ）６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８７（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８３－－－０５

农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界学者

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阈探讨了农村群体

性事件的原因、机制、治理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逐步把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拟从新时期村落社

会控制模式的转型这一大背景出发。分析农村社会控

制模式转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影响。以此探寻

新的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框架和路径。为科学解决

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薪的策略和思路。

一、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及乡村控制弱化现象

社会控制通常是指人们依靠社会的力量，以一定

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约束，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使其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过程。…ｍ’

社会控制概念并不只是片面地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且

还包含协调与积极引导人们行动的重要内涵。一定时

期的社会控制模式是与一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的变迁必然带来社会控制模式的

相应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传统的乡村社会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村落社会控制模式随着农村社

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其功能已逐渐弱化。传统的村落

社会控制模式正慢慢向符合农村实际的新的控制模

式转变。

１．外在型控制向内在型控制转变。改革开放前的

农村，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政权控制了农村的人、财、物等一切资源，农村社会呈现出“政社合一”的

结构。村社组织的行政化使公社权力直接渗透到农村

社会内部．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

性无法发挥．这是一种典型的压力型和外控型的社会

控制体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

的实施，国家主动将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收缩

到乡镇．给予农村社会以一定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活力

与自主性。按照村民自治制度规定，村民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以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可见，国家是在弱化

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强化内源性自我控制．逐步建

立一种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治理模式。２．单一型控制向复合型控制转变。人民公社时期

国家政权是能够对农村实施影响和控制的惟一主体。

其控制手段也主要是以单一的行政手段为主。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社会控制正由传统单一型控制向复合型

控制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控制主体

由单一的国家主体向国家、组织、个人相结合的复合

型主体转变。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委员会是村民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组织载体。此

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广大农村诞生了与农

民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农民协会和中介组织．这些农

村民间组织在团结农民、引导农民过程中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第二，控制手段由过去的单一行政手段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１８【作者简介］丁卫华（１９７５一），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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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行政、法律、道德、风俗、信仰、舆论等复合型控制手段

转变。在乡村社会，组织控制、制度控制、文化控制开

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实现了村落社会控制手段的

多元化。

３．封闭型控制向开放型控制转变。传统的社会是

“单位”社会，国家通过单位固定了社会成员的活动空

间。无论是谁都不能游离出自己所属的单位。否则就

没办法独立生存。国家控制了单位就控制了整个社

会，通过这种办法．保证了社会的高度统一和稳定。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乡

村的人员和资源流动逐步加快。原有的单位人变成了

社会人。部分农民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寻求新的

发展空间，他们思想开放、活跃，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

独立的见解和看法。随着先进的通讯、传媒技术的使

用，在农村各种最新信息已能迅速传播。乡村社会已

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传统的封闭式乡村控制模式

已无法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在农村必须建立新的整

合控制机制。

４．非制度型控制向制度型控制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是建立在传统权

威的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以封闭性、分散性、保守

性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家国同构’、

‘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在根本上决定了当时的

社会政治状态．也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控制模式。”【２１传

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模式把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发

挥作为控制的根本依据．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主

要是看农村管理者的贤能与否。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

加快．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原有的非制度化控

制模式开始逐渐向法制型模式转变。１９８７年《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始实施，表明国家控制村落社会

的方式开始向制度化轨道转变。１９９８年对试行的组织

法重新进行了修订，从制度层面更加明确了村民自治

的主体地位。此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拼搏的农民，法

制意识逐渐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能力较改

革开放前有了显著提高．这客观上为制度型乡村社会

控制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旧的控制模式已经开始瓦

解，但是新的控制模式作为整体尚未脱颖而出．新模

式本身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对于旧模式的取代必然

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时的社会控制模式

是新旧模式的混合体，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

为新旧模式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它们的并存就可能

抵消各自的积极作用，使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化，

甚至出现控制“权力真空”。总之．时代的发展导致乡

８４村传统控制模式的日益式微，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

力，但新的控制模式并没有随之在农村生长壮大，中

国的农村正经历着一场控制模式转变的考验，在新旧模式转变过程中，极易发生控制的缺位和弱化现象。

目前乡村已出现控制弱化的现象。首先，农村基层组

织控制力减弱。村民自治的实施，意味着国家权力在

乡村的收缩。村民自治组织将代替原有国家权力在乡

村的职能，实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由于“自治活动中缺乏生发自治精神的内在机制”（３】。

村民自治制度不可能短期内在农村完善起来。在全国

不少地区出现了基层村委会瘫痪或半瘫痪的状况．自

治无序化现象比较多见…。村民自治组织控制力弱化，

一方面是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自主

生产。分散经营，村民组织在团结凝聚农民共同致富

中功能缺失，导致其号召力下降；另～方面是由于农

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强，以及实行村民自治的相关配套措旌还不够健全，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

中，有的村干部掌握了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把自治的．主体由村民转为村民委员会的成员，村民自治最终变

成了村干部的自治，这种异化现象，极易导致村干部

的腐败行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弱化。直接导致了

人民公社解体后．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控制局面的失控

状态。其次，农村社会文化控制力弱化。人民公社“政

社合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村地区具有强

大的整合力和威信，是乡村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价

值观念的一元性保证了传统乡村社会的高度稳定和

有序。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原有的封闭式的乡

村社会开始走向开放。各种价值观念包括西方社会的

政治文化观念开始涌入乡村，民众接触的价值观日益

多元化，而传统意识形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

在降低．原先系统的思想教育机制已开始分化。村民

越来越不相信政治的说教。部分村民在现代观念与传

统观念、正确观念与错误观念的冲突中，感到无所适从。

二、村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

影响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农村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

农村社会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现。尽管不能把农村群体

性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

型，但是必须承认村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及其控制

弱化问题对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１．农村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呈加剧和恶化态势。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群体性

事件，然而８０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使社会矛盾处于

万方数据凸现期，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不断增多，使群体性

事件发生的次数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

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

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行为对抗性

增加。主要表现为事件参与人行为过激，带有暴力倾

向，如堵路断绝交通、冲击党政机关、围攻执法人员和

袭警等。比如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

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

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６月２８日，死者家属在瓮安

县城游行．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县政府，后转变为突发

群体性暴力事件。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１６０

多间办公室、４２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１５０余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９日，云

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

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

中．依法对勐马镇５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

５００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

突中，４１名民警、３名干部和１７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

２名胶农死亡。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３日晚海南省东方市感城

镇发生不法分子利用一起学生纠纷，蓄意煽动不明真

相的群众围堵、冲击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的“３・２３”突

发性群体事件。２５日中午１３时３０分，感城村数百村

民冲入宝上村地界与宝上村数百村民发生械斗。类似

以上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最近两年在全国不少地区的

农村呈加剧和恶化态势。这表明有些农村地区已出现

了社会失控的风险，社会控制的弱化和缺失是农村群体性事件高发的重要原因，健全社会控制机制是预防

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２彳０益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群体性事件源头防控机

制缺失。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农民之

间利益差异和摩擦较少。由于国家和社会高度同一，

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来控制农村社会，农

民对国家影响个人利益的决策．更多的时候是理解与

支持，即使有反对或不同意见，也不敢公开提出或公

然反抗。所以改革之前的农村，社会冲突很少，也不会

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施后，农民自主性和独立性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对家庭和个人利益的维护日益重视。当自身的权益受

到基层政府或者他人的不法侵害时，往往会挺身而

出，据理力争．如果制度化的渠道无法满足其利益要

求，农民就会转而借助非制度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

益诉求。这就增加了农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有的学者把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种类型，

即维权抗争型、突发骚乱型、组织犯罪型，其中维权抗

争型事件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９０％以上。㈣也就是说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与农民经济和政治权

益受损有关的事件。所以，当前要从源头上控制农村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