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的效力问题相关案件
案情介绍：
原告袁素琴，女，196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淄川区双杨镇杨寨村村民，现住淄川区双杨镇耿家村。
委托代理人周涛，山东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庆学，男，195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淄川区双杨镇杨寨村村民，现住本村。
委托代理人翟慎海，山东诚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传连，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淄川区双杨镇杨寨村村民，现住本村，系原告丈夫。
原告袁素琴诉称，她与张传连是夫妻关系。在他们夫妻离婚期间，其丈夫张传连擅自于2006年10月15日将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杨寨宝塔小区3号楼2单元201室的房屋一套卖给被告张庆学。被告张庆学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要求判令被告与张传连之间的房屋买卖无效，责令张庆学立即迁出该房屋。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她与丈夫张传连正在离婚的法庭传票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从村委购买房屋的协议书及收款收据，证人胡以彬的录音证言和证人张红玲的证言。
被告张庆学对争议房屋的位置、特征及其属于原告与丈夫张传连的夫妻共同财产等事实无异议，但辩称，虽然是张传连一个人与自己签订了《楼房转让协议》，但张传连作为财产的共有人，对外发布卖房广告，其处分房屋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被告作为善意第三人，已经支付了相应的价款，故其购买房屋的行为有效。
为支持其反驳理由，被告提供了与原告丈夫张传连签订的《楼房转让协议》一份、收到条一份及张传连从村委购买涉案房屋的协议书一份。
第三人张传连缺席未答辩。
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主张，被告张庆学以明显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原告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应当认定无效。另外，争议房屋所处土地的性质是农村宅基地，而被告购买该房亦变相进行了农村宅基地的转让。但该转让未经所在村民委员会的批准，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无效。
经审理，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袁素琴与张传连是夫妻关系，于1985年4月26日登记结婚。本案争议的、坐落于淄川区双杨镇宝塔小区2单元201室的房产的一套（115平方米），是2000年7月17日旧村改造时，以原告与第三人原有住房和宅基地费部分折价后，又额外付款72960元后从村委购买的。该房属于农村房屋，所属土地的性质为农村宅基地，该房无房产证及土地证。2006年10月15日，原告的丈夫、第三人张传连以125000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卖给被告张庆学。同日，被告支付给张传连房款115000元，余款10000元未付。现该房由被告占有、使用。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婚证》、购房协议书、《楼房转让协议》、土地性质证明、收据、收到条等为证。
本案的事实争议主要有：
1、被告主观上是否具有恶意。
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其与丈夫感情不合，正在离婚，而与其丈夫单独买卖房屋，且价格明显低于市价，被告属于恶意购买，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其买卖行为应属无效。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因为，原告方证人胡以彬在录音证言中只是以推测的口气说，“他（张庆学）知道，他咋不知道（袁素琴和张传连打仗、感情不合、正在打离婚）？”，该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不足，不能证实被告明知原告夫妇正在离婚而恶意购买其共有房屋的事实。原告另外一个证人张红玲证实，她于2006年11月份也从淄川区双杨镇宝塔小区买了一套三楼115平米的房子，花了15万元。本院认为，张红玲一个人的证言不足以证实被告购买本案争议房屋的价格明显低于该住宅小区正常的市价。
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在购买涉案房屋时主观上具有恶意。
2、被告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
被告主张其是善意第三人，但对于其“善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因为，善意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是善良、正当，从反面的角度来说则是第三人在交易时主观上不存在不应有的疏忽。如果第三人在交易的时候，主观上没有尽到必要和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不应有的疏忽，那么，其交易时的主观状态即便不能认定为恶意，但显然也不属于善意的范畴。被告说，这所房子当初从村委购买时是原告的
丈夫张传连一个人签的字，加上在农村家庭一般都是男人说了算，所以，他有理由相信原告的丈夫张传连卖房的意思就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意思，他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夫妻平等处分共有财产是法定的权利，在家庭中以男方为主的社会习惯与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不符，不能作为指导行为的依据。本案中，原告丈夫张传连处分的，并非一般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双方赖以安身立命的、特殊的、重要的财产----房屋。对于卖房者家庭来说，出卖房屋属于重大的财产处理决定，这要求作为交易相对人的被告在进行交易时，应当征求一下夫妻另一方的意见。这种法定的注意义务对于交易相对人来说，并非苛刻，也并非强人所难。况且，本案原告、被告、第三人都是同村村民，被告在房屋交易时征询一下原告的意见，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问题是，被告张庆学不知处于什么原因却没有征询原告袁素琴的意见，以致于在交易的时候出现了不应有的疏忽，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因此被告主观上不能构成善意。另外，交易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还应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支付了相应的价款。本案中，被告张庆学与第三人约定的交易价格是125000元，但被告还有10000元没有支付，没有支付完整的对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告主观上也不属于“善意”。
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在购买涉案房屋时主观上属于善意。
3、被告主张，其购买本案争议的房屋，是看到了原告丈夫打出的卖房广告，但庭审中未提出相关证据，对此主张本院不予认定。
基于以上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
第一、被告主张本案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不能成立。因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以行为人以他人的名义作出民事行为。而在本案中，第三人张传连与被告张庆学买卖房屋时，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原告袁素琴的名义或者是他和原告夫妻二人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楼房转让协议》。因此，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
第二、本案中，既然被告张庆学购买房屋的行为从事实上无法认定为善意购买，那么，原告的丈夫张传连在夫妻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出卖共有房屋这种重要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其中有他自己的财产份额，但由于房屋的不可分割，
其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行为显然就构成了无权处分。所以本案应当适用无权处分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这一法条，应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适用。
本院认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应分为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第一，如果相对人是恶意串通，则该行为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直接认定为无效。
第二，如果证据清楚地表明相对人属于善意第三人，则无论原权利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一律认定为有效，以此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交易安全。
第三，如果相对人虽然不是善意，但也不能认定为恶意，则交易行为与合同的效力属于待定。因为，相对人在交易时没有征求权利人的意见，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不应有的疏忽，所以，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交易行为的效力由原权利人来决定，既符合法律规定，亦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权利人事后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行为与合同有效，反之，则无效。
本案正是属于第三种情况。被告张庆学与第三人张传连交易房屋时，既非善意，也不能认定为恶意，但存在不应有的疏忽，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故其交易行为的效力待定。现在，作为房屋共同同有人的原告对此不予追认，第三人张传连也未取得处分权，所以，该房屋买卖行为与房屋买卖合同均属无效。
如上所述，被告张庆学与第三人张传连关于本案争议房屋的买卖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在本案中，原告袁素琴与第三人张传连是争议房屋的共同共有人，所以，被告张庆学应当将上述房屋返还给该二人。而对于应该由谁向被告张庆学返还115000元的购房款，诉辩双方提到了不同的意见。
被告主张，如果返还购房款，应当由原告和第三人夫妇二人共同返还。而原告主张，该笔房款从头到尾均由第三人张传连个人控制，因此应由其个人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无效后财产的返还应以合同当事人的范围为限。在本案中，
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合同的当事人中并没有原告，所以，原告无需返还房款。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是夫妻关系，作为丈夫的第三人因本案合同无效而承担的法律义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原告也有义务共同返还。但本院认为，本案中返还房款这一债务，依法不能认定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原告没有义务共同返还。因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要件是看债务的形成是否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了夫妻共同的利益。本案中，除了原告与第三人是夫妻关系这一点，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第三人张传连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而将房屋出卖，因此，将本案返还房款的义务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为了夫妻共同生活这个实质性要件。另外，在本案中，被告张庆学在与第三人张传连做房屋交易时，其对于夫妻另一方的原告是否知情，是持一种不注意，无所谓的主观态度。正是这种不应有的疏忽导致其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导致了房屋买卖行为的无效。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返还房款的义务从第三人张传连一人扩展到原告身上，对于原告来说，则不公平。所以，该返还房款的义务依法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由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偿还。
综上，本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庆学与第三人张传连关于“淄川区双杨镇宝塔小区2单元201室房产”的《楼房转让协议》无效。
二、被告张庆学将上述房屋返还给原告袁素琴与第三人张传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第三人张传连返还被告张庆学购房款115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案件受理费4 010元，由被告张庆学负担2 005元，第三人张传连负担2 00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写作年份】2008
山东省淄博市初级人民法院
此案需要讨论的问题：
1、在无权处分案件的实际审判中，善意第三人如何认定。
2、夫妻共同债务是如何认定。
2、小产权房（农村宅基地）的买卖问题。
此案判决依据：
1、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应分为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第一，如果交易相对人是恶意串通，则该行为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直接认定为无效。
第二，如果证据清楚地表明相对人相对人属于善意第三人，则无论原权利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一律认定为有效，以此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交易安全。
第三，根据案件证据，如果既不能认定交易相对人属于善意，也不能认定为恶意，则交易行为与合同的效力属于待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权利人事后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行为与合同有效，反之，则无效。
本案中，法院对于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认定，认为第三人张传连的行为构成了无权代理。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告属于善意第三人，也不能认定其恶意，故原合同和处分行为的效力属于待定。因为原权利人（原告）时候没有进行追认，故此合同和处分行为无效。
2、对于夫妻公共债务的认定，除考虑夫妻关系这一形式要件外，还应审查是否是为了夫妻共同利益这一实质要件。
本案认为，此偿还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第三人张传连一人承担对被告的偿还义务。
3、此案原告和被告系同村村民，争议房产为农村宅基地。虽然本案的判决书中没有提及，但关于同村村民的宅基地转让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同村村民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宅基地。理由是依照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同村村民之间的宅基地买卖和转让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依据“法无规定不禁止”的原则，同村村民之间的宅基地不应加以限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同村村民之间就宅基地的转让应是有限制条件的转让。转让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转让人拥有二处以上的农村住房（含宅基地）；（2）转让人与受让人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3）受让人没有住房和宅基地，且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4）转让行为须征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同意；（5）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必须与合法建造的住房一并转让。
对于选择适用何种观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2011级法律硕士五班
姓名：阮芳洋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读：本条将合同不能履行与合同无效严格区分开来。 1、即使出卖人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但是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仍然有效。 2、之所以认定合同仍有效，其实是给守约方提供足够的权利救济，即守约方仍可根据双方的合同关系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2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该条司法解释规定旨在依据《物权法》第15条关于物权变动与结果区分之精神，理顺《合同法》第51条与第132条之关系。 合同由《合同法》来调整，物权变动由《物权法》来调整。 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买卖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的结果。一方缔约时不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物权变动，则取决于一方的嗣后状态，此过程中，物权变动处于效力待定状态。 因此，相对方不能以一方缔约时无处分权或所有权来主张合同无效。 追问 第三条的当事人是否包括了：出卖人，买受人以及原权利人，也 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你的怎么看的！ 回答 回复如下： 一、在原权利人不予追认无权处分或无权处分人未取得标的物所 有权的情况下，该买卖合同对原权利人无任何约束力。原权利人 针对合同标的物直接行使《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即 可，无需以《合同法》为依据。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姓名：刘曦班级：法学121 学号：03010112113 无权处分合同，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合同法》第51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的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处分权。处分即指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终处理的权利，即决定财产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包括资产的转让、消费、出售、封存处理等方面的权利。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的核心，是财产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而无权处分，是指行为人没有处分权，却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对他人财产的法律上的处分行为。行为人没有处分权确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分行为。没有处分权,有人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行为人对处分的财产根本不享有任何权利。（2）行为人对处分的财产没有所有权,只有占有或者使用权。（3）某个或某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4）行为人对所处分的财产虽享有所有权,但其处分权受到了限制。也有人认为出卖他人之物属于《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无权处分,而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而出卖共有物则不属于《合同法》第51条的无权处分,而是属于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不适用第51条的规定。对此,我认为,对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对于以全体共有人的名义却没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而擅自出卖共有物,与无权代理吻合,应作《合同法》第51条的规范。无权代理看待;而不以全体共有人的名义的情形,则应作无权处分看待,适用我国《合同法》第51条。在未获得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之后获得处分权的情况，该合同侵犯了第三者的利益，应属于无效合同。 无权处分合同的特点也体现了它的效力为待定。行为人没有法律上的处分权而处分了他人的财产。其中涉及到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否构成对权利人所有权的损害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或行为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从《合同法》的解释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得到几个毋庸置疑的观点。其一，无权处分行为经过权利人追认可以生效。无权处分合同在签订的时候行为人尚未获得财产的处分权，其本质上来说，无权处分行为是在没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处分他人的财产，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构成了对权利人权利的侵害。反之来说，不考虑行为人事后获得处分权，如果权利人在合同订立后，没有追认，则合同无效。需要注意的是在权利人尚未追认之前，相对人有权撤销该合同。其二，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也可以使合同成立。 在效力待定和合同中，还有一种合同与无权处分合同类似—无权代理合同。无权代理合同分为广义无权代理合同和狭义无权代理合同。狭义的无权代理合同指标间代理以外的欠缺代理权的代理。而无权代理合同与无权处分合同的区别在
第三讲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总论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1 民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欲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民通58—61。 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效力未定民事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民事行为。（二）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1 民事主体实施的以发生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 2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民法总则） 3 应是合法行为 民通57：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就具有法律约束力 《法国民法典》：“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等同于法律的约束力！” 实例：甲14岁，中学三年级学生，是在校“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模范标兵”。一日，甲邻居之老母乙病危，恰其邻居夫妻外出旅游。甲马上抓住这个作雷锋的机会，将乙送往医院抢救。甲先垫付的士费、挂号费和部分住院费。后甲向邻居主张给付其垫付的费用。 1 邻居抗辩：甲仅14周岁，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不享有无因管理之债的请求权，邻居的抗辩是否成立？
2 如果邻居不但支付了所有费用给甲，且为表彰其善举，将一部笔记本赠与给甲。后甲将笔记本卖给某大学法学院21岁之丙，并交付电脑。而丙迟迟不付款。故甲请求丙返还笔记本。丙抗辩：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能享有笔记本所有权；并且其不享有解除买卖合同的权利。 无因管理为事实行为，不适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 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接受赠与 其签订的合同属效力未定合同 二法律行为的要件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指符合民事行为构成要素的客观情况 1 一般成立要件：一切法律行为所必不可少的共同要件 （1）当事人；（2）标的：行为的内容；（3）意思表示：一个意思表示，如抛弃；两个意思表示，如合同。 2 特别成立要件：某些民事行为除要具备上述一般要件外，还要符合其他特殊事实要素。（1）要式行为：须采书面形式才成立者，比如融资租赁合同等 （2）要物行为（实践性行为）：须交付标的物才成立者，比如保管合同。 （二）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符合成立要件的法律行为又符合法定有效要件，则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 1 一般生效要件：
40页的篇幅来论证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实属罕见。这也足以说明无权处分行为实值探讨，耐人寻味。 一、对“处分”及“无权处分”的再认识 我国学者在探讨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时，大多首先对“处分”的含义进行界定。被引用最多的是我国学者王泽鉴先生的论述：“处分是民法常用之基本概念，其意义有广狭之别：(1)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乃就原物体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之行为而言，例如拆屋重建、改平装书为精装书等。所谓法律上之处分，除负担行为(债权行为，例如买卖)外，尚包括处分行为，例如所有权之移转；(2)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而言，事实上的处分不包括在内；(3)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由是可知，民法所称处分的意义，不可一概而论，应斟酌其文义，法律体系及法律规范目的，审慎认定之。” 而在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在立法中没有明确体现“处分行为”与“无权处分”，但这并不代表其法律对此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予规制。对“处分”和“无权处分”含义的理解，若是在立法层面，是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特有的概念；若是从现实生活层面来理解，则是各个国家大量存在的事实，虽各个国家立法没有明确体现“处分行为”和“无权处分”，但依据自身的立法传统和其他因素均进行了规制。我国采纳的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没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因此没有明确提出处分行为的概念，对无权处分这一生活事实进行规制的是我国《合同法》第51条。 二、对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无权处分制度的比较分析 表面上看，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和我国大陆地区《合同法》，都将无权处分的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当无权利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或者经过真正权利人的追认，无权处分有效。然而，若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德国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和我国大陆地区《合同法》存在着很大差异。前二者是“处分”效力待定，我国《合同法》是“合同”效力待定。显然，这里的“处分”是指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合意，而在我国不采纳物权行为制度，该合同也就不可能是物权合同了。表面上都是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或经真正权利人追认后无权处分为有效，不同的是，有效的内容不同。 这里涉及到法律的移植与创新这一永恒话题。尽管孟德斯鸠曾经宣称“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由于被继受的每项制度及其规则都属于其整个民法的构成部分，均有其所处的背景，……我们在借鉴时就必须注意到它们所处的背景，它们所受 ◆学术前沿
2016司考民法知识点：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法律教育网为考生整理了司法考试名师讲义，希望能够给考生带来一些帮助。祝大家学习愉快！ 1.构成要件。①无处分权人对合同的标的物没有处分权。②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对方订立合同（须注意：如果无处分权人以权利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则属于无权代理的合同。此点值得特别注意）③除欠缺处分权外，合同符合其他生效要件。 2.效力转化。①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于订立合同后（通过授权、继承、受赠与、买卖）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②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权利人未追认或者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无效。 3.《合同法》第51条的两个重要例外。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模式紧密相关，系物权变动模式的体系效应。我国《物权法》原则上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须三个要件：①处分人具有处分权；②法律行为有效；③须经公示（不动产须登记；动产须完成交付）在这样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我国《合同法》完全应当一概规定“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合同的效力不受无权处分的影响。无权处分仅对物权变动发生影响。”笔者坚信，迟早有一天（比如10年后），在中国大地上，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若无其他效力瑕疵，合同有效（而不再是效力待定）但是，在《合同法》第51条被新法完全废止之前，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即：原则上，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不过，《合同法》第51条覆盖的领域已经划出了两个特区，在这两个领域中（《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合同法》第228条），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有效（而不再是效力待定）下面予以详述： 《买卖合同解释》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无权处分房屋情形下的效力及违约救济 2009年10月11日，原告钱某、陈某鸣和陈某萍的父亲陈某标与被告徐某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位于桐庐县某街道某小区一处住房转让给陈某标，转让价为222750元，付款方式为：次付款20万元，第二次待房产证 做好交给陈某标，办妥产权过户手续后付清;合同签订之日起3天内交房;违约责任：被告待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契证办妥后，协助陈某标办好产权过户手续，如违约，支付陈某标违约金3万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陈某标向被告交付房款20万元，被告也于当日交付房屋，原告使用至今。2011年5月20日，被告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根据该证显示，该房系被告与第三人按份共有，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同年12月2日，陈某标去世。2012年11月20日， 原告委托律师致函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或退款、赔偿。被告收到函件后回复称，不同意该处理方案，不认可违约金等赔偿。2012年12月27日，经三原告申请，对三原告系陈某标的法定继承人进行了公证。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诉争房屋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42万元。原告垫付评估费用6000元。 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诉至法院，请求：解除陈某标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判决被告向三原告退还房屋转让款20万元、支付违约金3万元，并赔偿由此而给原告造成的在同类地段购买同类房屋的替代履行的差价损失约20万元(具体金额可依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估为准);判决被告支付垫付评估费用6000元。 诉讼中，吴某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徐某与陈某标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标与徐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目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吴某不同意转让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徐某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合法有据。遂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陈某标与被告徐某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 还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房屋转让款20万元;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违约金3万元，并赔偿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房屋差价损失167076.6元;被告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评估费用6000元;驳回原告钱某、陈某鸣、陈某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第三人吴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徐某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本案系一起因无权处分引发的房屋转让合同纠纷案，对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认定，我国的司法政策经历了一个从认定合同无效到有效的发展历程，2012 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买卖合同解释》)次明确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对于维护交易安全，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意义重大，同时也改变了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处理。 (一)无权处分情形下买卖合同的效力
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 法律事实是一切的源头、原因，因为有法律事实所以产生了法律关系。 法律事实是由多种概念组成，民事行为就是其中之一，民事法律行为则是民事行为的一种，所以这3个概念是一层层包容的关系，即：法律事实（最上位的概念）-------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最低层的概念）。所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法律事实的范畴，是法律事实的原因。 法律事实是由“行为”和“事件”组成，其中“行为”又分为民事行为、事实行为。但凡后果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就是民事行为（共5种类型）。民事行为是需要“有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要求其合法还非法，只要求其有“意思自治”即可，所以要求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只要有“主体、意思表示、标的”这3个要素即可构成“民事行为”。“合法性”只是判断该民事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要件，而不是其构成要件。而根据《民法通则》，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领域内基于其意志所实施的，能够产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注意，这是并没有指明是“合法的行为”。 虽然民事行为不要求具有合法性，但要想获得法律的保护，就只能是具备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才具有法律确认的法律效力，产生行为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而这种合法的民事行为，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即：有效的民事行为）。而不具备法定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产生行为人所追求的法律后果。因此，民事行为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和可变更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那么如何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民事行为”？ 1、是否存在？ 民事行为是否存在是以“成立”为要件，即所谓的“成立要件”（再次注意：“合法性”是民事行为生效的要件，而不是“成立”要件）。 （1）一般成立要件：主体、意思表示、标的。 只要有以上这三个要件，即成立“民事行为”，但这里最麻烦的就是“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是行为人将其期望发生法律效果的内心意愿以一定方式表达于外部行为。它可以分解为3部分： a当事人出于某种动机而希望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愿，为“效果意思”； b效果意思表达于外部即为“表示意思”； c当事人交效果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为“表示行为”。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 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而确立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 不应其无处分权而无效的裁判规则 [1] 。因此，可以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 条彻底颠 覆了《合同法》第 51 条，使后者暂时失去了适用的空间。 一、物权变动模式不同致使对《合同法》第 51 条的理解不同 《合同法》第 51 条一直是《合同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最为激烈的疑难问题， 被誉为中 国民法上的“精灵”。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物权法》施行前，我国物权变动 模式并没有确立， 经常被用来解释或批判《合同法》第 51 条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两种： （一） 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 在债权意思主义体制之下， 本无严格的处分行为的概念， 仅依债权合同即可依法直接发生物 权变动 的效力， 即物债合一，不作区分。 [2] （二） 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模式 物权形式主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通过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分离区别物权与债权的不同关 系，即负 担行为的效力仅发生债的请求权，处分行为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正如龙俊博士后所言，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 只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 [3] 通说认为，我 国现行立法至今未承认存在所谓的物权行为，未来民事立法也没有必要采 纳物权行 为理论。我国也并未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 而是采折衷观点，区分物权变动与原 因关系（以下简称区分原 则）。 《物权法》施行前，涉及到不动产时，未经登记， 常常有当事人以未办理过户登记为由而认 为合同未生效，虽然《合同法司法解释（一） 》第 9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 登记手 续，但未 规定登记后生效的， 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合同标的物 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区分原则 [4] ，但对登记、交付在物权 变动中所起到的作 用， 学界认识不同。马特教授称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为债权形式主义， 认为 物权变动非当事人合意的直接后果，该合意仅发生债的效果；除当事人合意外，还须登记、 交付特定 的形式，但不要求独立的物权合意的存在；并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之下，登记、 交付等所谓的处分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 条引发的“革命” 3 条引发的“革命”
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摘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效力之争异常激烈,实证法上对此的评价也“貌似”冲突，本文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作为分析范畴对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探究，寻求对合同当事人和权利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法律行为是民法的基础,合同即最典型的体现。有效的合同能够实现支配利益在当事人之间进行正当变动,但若是合同在订立时存在瑕疵，则可能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是否实现,如无权处分与合同的效力问题的解释便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的热点,且争论不休。 １问题的提出 设某汽车为张三所有,张三将汽车租赁与李四，李四旋即与王五订立买卖合同,将汽车以市场价格出卖与王五。毫无疑问,李四将张三所有之汽车出卖，系属无权处分,但对于问题李四和王五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效力如何,则值得讨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李四和王五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无权处分，应认定为效力未定。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李四和王五之间的买卖合同不因无权
处分而出现效力未定的瑕疵，无其他情况下，该合同有效。实证法对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效力评价出现冲突,如何正确理解因无权处分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从而消除实证法上的“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２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未定的困境 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之物旨在发生物权变动,而对于善意取得的情况，可直接依《物权法》而取得物权,这一问题在本文中按下不表，本文想讨论的是无权处分该原因行为，与无权处分的关系问题。当事人订立有效的合同，所能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产生债权和债务,并不能直接导致权利的变动，如:买卖合同的效力在于使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标的 物的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负有支付价款并接受标的物的义务。由此,对于买卖合同,即使有效,也不能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仍需要符合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规则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买卖合同将处于效力未定的状态,认为买卖合同生效后,具有直接变动权利的法律效果。究其原因，该法条所表达的是产生债权债务和变动权利的法律效果合为一体,且立法的本意是保护物权人的利益。只有在被物权人的追认下,合同才可能认定有效。但是,效力未定的合同转化为有效合同时,合同的目的即已达成，这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不常见的。更为普遍的是权利人不予追认或者
关于无权处分 提要：无权处分是民法上的疑难症结，是民法的精灵(王泽鉴语)，它时时刻刻困扰着民法同仁。我国《合同法》51条无权处分的规定一出更是争议纷起。无权处分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立法中，理论上都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我国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现行的《合同法》无权处分立法在逻辑上极为统一、严谨，只是无法兼顾实情和法律上的公平。可是若承认债权合同有效，如何解决善意取得与所有权人的的追认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三种物权变动类型中无权处分立法的规定，分析我国无权处分立法上的缺陷，建议对无权处分重新建构，以达到逻辑上的统一和法律上的公平。 关键词：无权处分; 物权变动; 重新建构 一、无权处分行为 《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把无权处分行为人所订立之合同、限制民事行为人所实施的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合同与无权代理行为所订立之合同归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此条一出，即遭到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非议与责难，各抒己见，仁者见仁，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共识。梁慧星老师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为此梁老师特在《民商法论丛》十五卷作出特别的解释与阐述。 无权处分行为可谓是“民法上的精灵，困扰台湾实务界数十年”⑴我国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见解不一，自可理解。见解冲突主要原因是对处分行为的认识不一致造成的。台湾学者王泽鉴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处分系民法上常用之概念，其概念有广狭之分。最广义的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与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乃就原物体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之行为而言，例如拆屋重建。法律上之处分除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外，尚包括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与准物权行为。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而言。”⑴。台湾采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其《民法典》第118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仅指狭义的处分行为——物权行为。我国《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究指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 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⑴无权处分行为一般是无效行为，债权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是一种例外。因为《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规定属于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依《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自无异议。 ⑴无权处分行为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梁老师认为：“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的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这里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
第一单元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考点3】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P26）（2012年单选题、2013年单选题、2013年单选题、2014年单选题、2015年单选题、2017年案例分析题、2018年单选题） （四）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解释】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尚未生效，须经权利人追认后才能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提示】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一旦追认，则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生效；如果权利人拒绝追认，则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无效。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1）直接有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2）追认后生效 ①情形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权利人的追认权 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仅凭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就可以使效力待定的合同转化为有效合同。 ③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④“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解释】“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与其订立合同的人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 【提示】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2.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1）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提示】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民事法律行为中设定的义务的，视为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追认。 （2）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民事法律行为案例分析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生效后,单方能否撤销 [案情] 原告: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B公司 1992年8月24日,B公司采购员张某、技术员王某二人到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洽购滚齿机。经当场试机操作,二人对该机成色、质量、性能等表示满意。洽谈中,卖方要按单价30600元出售。张、王无法决定,双方便达成以下口头协议:机械公司对这一部滚齿机暂不处理,待张、王回B公司向领导汇报后,若同意购买,便如数汇款;否则,即视为不买,机械公司可另作处理。同年10月31日,B公司给机械公司汇去人民币40000元,注明系购买滚齿机、圆车和台钻之货款。货款汇出后不久,B公司重新研究决定不再购买该机,遂于同年11月6日派采购员赵某去机械公司退货。赵某来到机械公司后,未与公司总经理会面,却委托一年轻工人,将退货请求转告机械公司总经理。20天后,仍未见答复,B公司再次派人去机械公司洽谈退款、退货但被机械公司当面拒绝。为此,两公司发生纠纷。B公司提出:汇款是订货款,滚齿机尚未启运,买卖没有成交。同时,购买滚齿机的目的是专为生产减速器之用,后因机械公司生产减速器计划改变,故不再需要该项设备,所以理应退款、退货。B公司坚决要求机械公司退款、退货,机械公司明确告诉B公司,买卖滚齿机的合同已经成立。8月24日双方的口头协议是合同成立的基础,10月31日的汇款是双方议定的合同成立的条件。因此,B公司要求退款、退货是单方面撕毁协议的行为。为明确双方法律行为效力,解决纠纷,机械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问题] 1.双方签订合同的民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2.人民法院应怎样解决此项纠纷? [调解] 此案经审理查明:[1]机械公司需B公司提供的减速器订货计划并未改变;[2]B公司要求退货的真正原因是该公司职工普遍反映机器价格太高,不合算,经理和经办人员均感压力较大,是以寻找借口提出退货、退款,求得挽回不良影响;[3]B公司派员请求退货属实,但所托工人未向机械公司总经理转告。人民法院办案人员对该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两公司买卖滚齿机的口头协议,已经成立,B公司单方面毁约,没有道理;另一种意见认为,B公司汇出货款不久,即派人联系解除合同,机械公司长期不作答复系工人未向总经理转告所致,故应视为合同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充分讨论酝酿,大多数人同意第一种意见,并基于双方对这气协议的态度,从有利生产及增进团结出发,决定力争调解结案。经过法庭大量的解释、说服和教育,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使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机械公司愿将滚齿机价格降为 2.7万元卖给B公司; 2.B公司承认原购买滚齿机合同有效,并在机械公司调低滚齿机价格后,向机械公司另购圆磨一台,以原价九折作价; 3.上列机器、机件等,限于1996年6月30日前结清货款,并由B公司自行提货; 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B公司负担。 [法理分析]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引发的“革命”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效力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引发的“革命”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而确立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不应其无处分权而无效的裁判规则[1]。因此，可以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彻底颠覆了《合同法》第51条，使后者暂时失去了适用的空间。 一、物权变动模式不同致使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不同 《合同法》第51条一直是《合同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最为激烈的疑难问题，被誉为中国民法上的“精灵”。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物权法》施行前，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并没有确立，经常被用来解释或批判《合同法》第51条的物权变动模式有两种： （一）以法国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 在债权意思主义体制之下，本无严格的处分行为的概念，仅依债权合同即可依法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物债合一，不作区分。[2] （二）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模式 物权形式主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通过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分离区别物权与债权的不同关系，即负担行为的效力仅发生债的请求权，处分行为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正如龙俊博士后所言，采取哪种物权变动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只是一个单纯的效率问题。 [3]通说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至今未承认存在所谓的物权行为，未来民事立法也没有必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我国也并未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而是采折衷观点，区分物权变动与原因关系（以下简称区分原则）。 《物权法》施行前，涉及到不动产时，未经登记，常常有当事人以未办理过户登记为由而认为合同未生效，虽然《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9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区分原则[4]，但对登记、交付在物权变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学界认识不同。马特教授称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为债权形式主义，认为物权变动非当事人合意的直接后果，该合意仅发生债的效果；除当事人合意外，还须登记、交付特定的形式，但不要求独立的物权合意的存在；并认为，在债权形式主义之下，登记、交付等所谓的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只能理解为事实行为，一种基于法律行为的履行行为，而非独立的物权行为。[5]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立法要求物权之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但对交付、登记等物权行为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公示的要求,当事人从事登记和交付行为实际上也是对债权合同的履行。[6]而崔健远教授则认为，在不动产买卖场合,买卖合同、该合同履行和登记一起引起该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7]。《物权法》施行后，
无权处分出租合同的效力 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合同是有效力的，只是不发生物权处分的效力。出租合同是一种债权合同，需要出租人有处分权。那么，无权处分出租合同的效力是如何的呢?今天，律伴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无权处分出租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对无权处分问题作出了法律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应如何理解该条规定，学者们却见仁见智，各执一词。无权处分是民事法律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与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无权代理制度，无权行为的独立性等理论密切相连。对无权处分的正确理解，涉及到上述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和民法体系的整合，因此意义重大。而无权处分的理论又博大精深，笔者才疏学浅，仅采撷其中的一朵浪花，就租赁合同中的无权处分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要正确理解无权处分问题，首先应界清何谓处分。“处分”是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它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所谓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原物体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法律上的处分是指使物体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化。我国《合同法》对租赁合同中的事实处分和法律处分都作出了规定，如《合同法》第223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此乃事实上的处分。而224条则是法律上的处分：“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然而，问题在于：实施处分行为的人是否必须是所有权人呢?学界通说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但仔细看看法律的规定，则会发现这一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正面临着无法回避的质疑，如《合同法》第224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按照该条规定，承租人进行转租时，对租赁物并没有所有权，却进行了法律上的处分。也许有人会认为承租人转租是得到了出租人的同意和授权，所以为有权处分。在此，我们要分析一下同意的性质。同意是权利人对他人将要作出的行为的事先承认，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只具有补助行为的性质，并不能使同意权人参与到将要订立的合同中来，这一点与代理中的授权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转租合同仍然只是承租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承租人对其没有所有权的租赁物作出了法律上的处分。正如1982年台湾上字第4690号判决所说：“查出租人固负有使承租人就租赁物为使用收益之义务，惟此项义务之履行，并不以转移租赁物之所有权为必要，故出租人对其租赁物是否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概非租赁之成立要件。” 然而，《合同法》第224条第二款却又这样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从而否定了承租人的法律处分权。法律如此规定，无非是为了防止承租人在未经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转租渔利，搅乱市场价格;也为了防止承租人利用租赁物进行非法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笔者却持不同的见解。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行为人订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什么。我国《合同法》第212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也规定：“房屋租赁，是指房屋所有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可见，租赁合同转移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承租人取得租赁物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收益，甚至主要为了收益，所以在当事
浅议无权处分(一)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上如何规范调整，一直是困饶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家们的一个难题，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就曾认为：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是法学上的精灵，困饶实务界数十年。为期驯服。非彻底研究其本性，不克济事。①并三度着文专门论述“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这一法律问题。《合同法》初颁之际，关于第51条的讨论研究轰轰列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权处分行为定性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似乎已成通说。 我们先来看看无权处分的历史演变， 一、无效——效力待定——有效：社会历史视角中的无权处分。 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我总是将法律放在历史和哲学之后。对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立法上的演变进行一番探讨，也许可以和“法学上的精灵”近距离的接触一番。 80年代末的《民法通则》是我国目前最具深远影响的一步民事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确实起到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民法通则》第一条）的作用，但对出卖他人物品的行为没有具体定位。法律自公布之时，即与时代脱节，更何况“精灵”是极其狡黠和古怪的，竟逃离了立法者的眼睛，这样立法者就将发现和处理“法学中的精灵”的空间留给了司法者。但是司法者在对出卖他人物品的行为的认识上，它还是及其粗糙和“野蛮”的：出卖他人之物，这还了得，对物品有处分权的人必须是物品的所有权人，出卖他人之物，是越俎代庖，不仅干涉了他人对物品的所有权，还使得合同的履行不可能，此行为当然无效。处理的依据就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８９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９０年代末的《合同法》堪称是市场经济中的基石之作，它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效有目共睹。其中第５１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被众多的法学人士认为是建立了我国效力待定合同的先例。主流的观点认为：将出卖他人之物认定无效合同，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粗暴干涉，你尚未征询权利人的观点，就主观的认定此合同无效，既不利于当事主观意志的自由表达，也不利于物品的充分流转。将无权处分的合同确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堪称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合同法》颁布的5年之后，似乎“风向”又有点不对了，在这部论文集中，决大多数学者开始认定无处分权的人与他人订立的合同是完全有效的合同，如果是效力待定，也仅仅是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合同完全是缔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双方当然有权决定合同的内容，我愿意出卖他人的物品，法律你管的着吗？如果我不能履行合同，可以用违约责任来处理我呀？而且我心甘情愿，为什么说我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呢，这不是过分的干涉了我的自由了吗？ 无效——效力待定——有效：通过对这一民法学上的问题进行一番极其有意思的历史、社会学上的观察和思考。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子，看到民权的自觉和私法自治意识的苏醒。 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中的任督二脉 讨论无权处分，首先必须将什么是无权处分弄清楚，因为只有在共同的基点上，才有可能进行学术的交流和碰撞，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定义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本书的逻辑基础。要弄清楚无权处分，必须先打通民法上的任督二脉——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② 在处分行为，意义众多，最广义的意义既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就是对原物体加以物质形变、改造或是毁损的行为，比如拆屋重建，而法律上的处分除包括负担行为外也包括处分行为。而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也同属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事实，它可以分为负担行为、处分行
分公司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及责任承担 https://www.doczj.com/doc/f71772559.html,/viewthread.php?tid=395985 2003年司法考试卷三 13.住所地在长春的四海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一家分公司。该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北京实达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实达公司的楼房一层，年租金为30万元。现分公司因拖欠租金而与实达公司发生纠纷。下列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 A.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法律责任由合同的当事人独立承担 B.该分公司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又无四海公司的授权，租赁合同无效 C.合同有效，依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承担 D.合同有效，依该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四海公司及其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这一题，我对该分公司的主体资格有点不解，既然称“分公司”，应该是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那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不是应该得到总公司的授权才得进行吗？而且进行时是否应以总公司名义为之呢？ 换句话说，如果题中将“分公司”换成“子公司”，我就没有疑问了。Re: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外有缔约能力、诉讼能力，但不具有责任能力（执行时先执行分公司，不足部分再执行总公司）
一、分公司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法律后果及产生纠纷后诉讼主体问题 1、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 A、合同效力：分公司虽然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具备了经营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但一般要在公司的授权范围内进行，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因为是分公司签订的合同而认定无效。 当然，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在与分公司签订合同之时，第三人可以要求加盖公司印章，或在合同未履行前，要求公司进行追认。（有人认为：合同签订后尚未履行的，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另外，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因无效。 B、法律后果：公司法第31条“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但在司法实践中，第三人选择由分公司承担或公司承担或分公司与公司共同承担。法理依据：因为分公司（非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团体财产，构成一定的责任能力，但其财产并不完全独立，其责任能力不完整，故一般由其上级法人承担补充责任。
民法案例分析 1、李某，十六周岁。一天，她到工艺美术公司以1680元购买了项链和宝石戒指。她父母认为她尚未成年，没有征得家长同意，不能进行大数额的买卖行为，要求公司退货。而李某提出她是靠做临时工、自食其力的社会青年，她表示不愿退货。问：李某的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其父母要求公司退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答案：第一、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条第1款又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李某是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已年满十六周岁，以自己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的。因而这项买卖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第二、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和57条的规定，李某的买卖行为符合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因此，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律规定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根据民法通则第70条规定，李某父母所陈述的理由不足。本案中，李某父母要求公司退款，不符合法律规定。李某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不需要征得父母同意。其父母以她未成年，未征得家长同意为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2、张某今年十七岁，在本镇啤酒厂做临时工，每月有1000元的收入。为了上班方便，张某在镇里租了一间房。7月份，张某未经其父母同意，花500元钱从李某处买一台旧彩电。同年10月，张某因患精神分裂症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随后，其父找到李某，认为他们之间的买卖无效，要求李某返还钱款，拿走彩电。请问：此买卖是否有效？为什么? 答案：（1）双方买卖有效。 （2）张某已有十七岁又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应视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张某患精神分裂症是在其购买彩电之后。 3、大学青年教师某甲与校出版社签订了一份约稿合同，某甲将一本外国小说译成中文，出版社负责出版。合同中明文规定：如果译稿达到出版水平，由于出版社的原因不能与译者签订出版合同时，出版社要向译者支付稿酬的40%，并将译稿归还译者。若将译稿损坏或丢失，要赔偿译者经济损失若干元。合同签订后，某甲如期完成了全书。译稿交出版社后，出版社很满意。可是在印制期间，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此书中有大量淫秽色情描写，故作出了禁止该书出版发行的决定。销毁了纸型和半成品，并没收了译稿。某甲听说后，向出版社提出，译书是出版社主动约稿的。就是不出，出版社也应该给他约定的40%的稿酬。并要求把稿子退还他。出版社的领导研究后答复说，由于出了这本坏书，社里的前任领导被撤职了。因此有没有合同他们不管，钱绝对不能给，否则人家会说他们鼓励出黄书。某甲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主张：此书适不适合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书是出版社约他译的。既然他如约译完了书稿，也达到了合同要求的水平，就是不出版，出版社也应按合同的约定办事，付给他40%的稿酬，并将译稿退还。请问：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答案：（1）无效 （2）尽管出版社与译者所签订的这份合同，从形式上看没有问题，但由于其内容是翻译一本淫秽小说，违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违背了社会公德，危害了社会利益。 4、张某委托小刘帮自己买一辆合适的旧摩托车。几天后，小刘以7000元的价格买来一辆嘉陵摩托车给张某，但车太旧，公里数太高，顶多值4000元。后张某经打听，得知小刘给其买的摩托车是刘的小舅子早就想卖的，俩人一起做手脚坑张某。张某要小刘将车退掉，但小刘以生意已成交且其小舅子不同意退为由加以拒绝.问题：张某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为什么？ 答案（1）应该由小刘和他的小舅子共同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