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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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安徽省卓越县中联盟2023-2024学年高三下学期试题5月联考(三模)语文试题(答案在最后)考生注意: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常”和“奇”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并对古代诸多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先秦到宋元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受儒家中庸思维的影响,“奇”始终处在“常”的附庸地位,以一种亚文化的面目呈现。
然而,到了晚明时期,这一现象逐渐发生改观。
晚明奇观念的蜕变肇始于诗文领域,奇人李贽虽然提出了“‘出类而无益’谓之‘奇’”“不合于‘中庸’谓之‘奇’”等相关命题,但更具其个人特色与新变意义的乃是他对于常奇地位、常奇关系的探讨。
整体而言,李贽主张以一种更为圆融的视角实现常奇之间的相互转化,由此也实现了常奇地位的基本平等。
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来源于佛教,另一方面来源于阳明心学和左派王学。
因为淡化了常与奇背后的正统、异端内涵,圣人、君子等概念在李贽那里不再具备天然的崇高性。
到了公安派,公安三袁与江盈科继承了李贽关于常奇观念、常奇关系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加细密、更加体系化,并进一步运用到文人人格、文学审美等诸多领域中。
在人格领域中,他们欣赏遗世独立的宗教奇人、经世致用的豪杰之士、骨趣兼备的文人才士,但究其本质,这种欣赏都源于一种对这些人物独立人格与超常才华的钦佩。
竟陵派虽然也推崇奇人,但和公安派赋予奇人以狂者本色不同,竟陵派的奇人更多具有一种狷者的特点。
美的形状和历史的观念——读张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冯庆张曦先生的大作《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以下简称《观念的形状》)是一部很美的书。
之所以给出这一审美判断,是因为我在阅读它的时候,也期待别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它,这似乎符合康德美学的基本原理。
当然,这同样也是张曦先生自己的期待。
在“尾声”中,他提到,未来中国文明要“超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关键所在”,是基于父子人伦的普遍天理和仁心,是阳明式的“良知”,是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尧舜时刻”①。
那该如何激发每个人心中良知的种子呢?显然需要跟随《观念的形状》去体味中国古典文物的风貌,获取审美的体验,从中进一步获得伦理的乃至知识的体验。
一、文物中的哲学书名“观念的形状”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美的形状下面有善的观念。
只要我们能够直面美的形状,就可以激发出对善的观念,亦即“良知”:“在每一个奔波劳作的人身上,都隐藏着通往伟大和崇高的东西。
”②但常识告诉我们,纵使文物的美的形状是直观的,其中可能包裹着的观念作者简介:冯庆,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审美启蒙论研究”(21CZW009)。
072却未必那么明确。
《观念的形状》就是这样一本“说明书”:它试图帮助人们理解观念和文物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理解哲学思想或伦理态度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
这显得像是黑格尔在《美学演讲录》中曾经从事过的工作:通过对艺术中形式和内容之关系的宏观分析,串起对世界历史之宏伟进程的解释;日耳曼人的现代文明,是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
无独有偶,在一百多年前,受到黑格尔式艺术哲学的影响,日本人冈仓天心用英语撰写了一本《理想之书》,基于对艺术和文物的历史描述,传达“亚洲一体”的观念。
在冈仓天心的视野里,中国文明和印度的文明观念最终在日本汇聚——从日本艺术和文物的“形状”中,可以分析出佛教和儒家观念的种种痕迹。
目录绪论章单元测试 (1)第二章章单元测试绘画 (6)第三章单元测试雕塑 (8)第四章章单元测试建筑 (11)第五章单元测试设计 (13)第六章书法 (13)第七章章单元测试音乐 (15)第八章章单元测试舞蹈 (16)第九章章单元测试戏剧 (19)第十章章单元测试电影 (20)第十一章章单元测试摄影 (21)第十二章章单元测试宗教 (22)第十三章美育 (23)第十四章章单元测试中华美学精神 (25)绪论章单元测试1【单选题】(20分) 下面哪一项关于人生境界的说法不正确?A.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当然最能反映他的人生境界,最能反映他的胸襟和气象;B.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追求,从他的艺术爱好,一直到他的穿着打扮,都体现一个人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追求;C.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包括一些生活细节,都能反映他的精神境界,反映他的生存心态、生活风格和文化品位;D.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只会反映在超功利的人生层面上。
2【单选题】(20分) 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人物与其评语匹配错误?A.冯友兰——“乐道”;B.朱光潜——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C.柳比歇夫——把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开发的天才;D.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3【单选题】(20分) 美育可以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下面哪一种说法不妥当?A.美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造性;B.审美活动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这是不可重复的“这一个”,具有唯一性和一次性,而这正是“创造”的本质;C.不仅智育是在理智的、逻辑的框架内进行的,美育亦是;D.“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的培养,不能靠智育,而要靠美育。
4【多选题】(20分)科学研究中新的发现不是靠逻辑推论,而是靠一种直觉和想象力,下面哪些言论能够证明这一点?A.玻尔:“我们都认为你的理论是疯狂的,但令我们意见不一的是:它是否疯狂到有可能是正确的”;B.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C.彭加勒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D.霍金:“纵观整个科学史,人们已渐渐明白,(科学发现、发明的)事件不会随意发生——它们反映出潜在的次序”。
四川省巴中市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零诊”(开学)考试语文试题(满分150分150分钟完卷)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
2.答选择题时请使用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非选择题答题时必须用0.5毫米黑色墨迹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在规定的答题区域以外答题无效,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3.考试结束后,考生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散文须有学,就是要有学养。
所谓学养,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
学养与知识储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仅仅是知识储备。
学养是学问和修养的综合,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
”作家的学养决定了散文的厚度。
好的散文,应当以知识为核心,闪烁着知性的光辉,流露出作家的学养、涵养、修养,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应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
古人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蕴含着知识的光辉,令人回味无穷。
散文须有识,就是要有见识。
“识”与。
“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未必有识,但有识必先有学。
学是识的前提和基础,识是学的升华和结晶。
思想的深度决定着散文的高度。
唐代刘晏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从事文艺创作。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强调了文章的价值,认为文学创作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伟业,是万世永不消亡的大事。
可以说,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觉承担了较为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中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重庆市2024届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神话是文学的源头,是文学产生的母胎。
西方文学的神话背景突出,希腊神话与《圣经》中的神话更是西方文学创作重要的源泉与母题。
“重述神话”是西方文学一种自觉而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
中国上古时代也产生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但在文献古籍中记载不多,资料零散,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系统地保留下来,除了《山海经》等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以外,其它则散见于古籍中。
流传比较广泛的神话有“创世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始祖神话”中的“女娲补天”、“洪水神话”中的“大禹治水”、“发明创造神话”中的“后羿射日”等。
汉魏六朝的神怪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西游记》等明清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
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也有浓厚的神话传统底蕴,贾宝玉、林黛玉的劫运历程与创世神话的原始、历劫、回归的结构非常相似。
另外中国的诗歌与神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屈原的赋,李白、李贺、李商隐等的诗歌许多都有神话元素。
但是,以上只是说中国文学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重述神话”之作。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20世纪上半叶,鲁迅先生创作了《故事新编》,其中的《补天》《奔月》《理水》是三篇比较成熟的“重述神话”之作。
鲁迅说他的《故事新编》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之作”,“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这里所谓“点染”和“信口开河”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
鲁迅对《奔月》的“重写”就具有与原神话不同质的“现代体验”。
《奔月》取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的故事,但鲁迅抽空了古代典籍文化中庄严、瑰丽、神圣的意味,具备高度主观化的自我表现意味。
在典籍中,这位射九日、斗文豹、屠长蛇、气吞山河、顶天立地的羿已逐渐成为英雄人物的活标本。
假设、选题与学术研究拟定一个假设的命题,作为猜想的方向,探索的向导,对于学术研究十分重要。
面对寻求解决的问题,或提出试探性解答,或揭示类比式推论,就形成了假设的命题。
这命题,尽管尚未确认其可否,有待判定其真假,然在混沌恍惚情态之下提出“假设”,无异汪洋大海中之指南针,黑暗神秘幽谷中的声纳器,对于导航和探测,发挥了辅佐的奇效。
研究选题提出“假设”,好比搭建桥梁,连结已知和未知,绾合熟悉与神秘(santiago ramony cajal著,程树德译《研究科学的第一步——给年轻探索者的建议》)。
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把实用主义哲学,变成方法学的口号。
胡适考证《红楼梦》、《水浒传》,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也都运用这十字真言解决问题。
这个研究法,近似牛顿所言之综合方法,从想当然尔的原理或假设出发,先“假定原因已经找到,并且已把它们立为原理;再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由他们发生的现象,并证明这些解释”。
不过,胡适这实用主义怀疑论,以为假设只供参考之用,并不反映研究对象之原有内涵。
这样的认知,跟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些不相容。
哥白尼(1473—1543)长期观察天象,提出了“日心说”,先拟定科学假设,而后才“纯粹地构成定律”(《当代治学方法的进步——以归纳法、假设法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
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假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假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
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假设,就一定要更改。
由此看来,假设是演绎法之一种。
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对于胡适“大胆假设”说,我们不能孤立单独看待,必须跟“小心求证”等量齐观。
实用主义强调“拿出证据来”,以为证据是一切学理的通行证。
不轻易相信道理,除非有充分证据;此种评判态度,引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产生一种“破坏功劳”,自是始料所未及。
其说虽有争议,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不无可取。
山东名校考试联盟2025届高三11月期中检测语文试题及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最早的咏史诗出于班固之手,其《咏史》一诗铺叙提萦救父之始末,开创了咏史诗的“纪事传统”。西晋的左思和东晋的陶渊明,在史事中包裹诗人的情感,开创了咏史诗的“抒情传统”。纪事类咏史诗发扬了赋体的风格,但过度依附于史书,少有诗人独特的创造;抒情类咏史诗发扬了比兴体的长处,却总不能脱离世变之叹、兴衰之感这类刻板固定的情感主旨。而到中晚唐,诗歌创作的议论风气兴盛起来,诗开始融入更多的知识和理趣。与此同时,咏史诗的议论色彩也得以加强,诗人们开始乐于在咏史诗中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了咏史诗的“议论传统”。中晚唐时期的咏史诗除了多掺议论之外,其议论中还多有翻案之见,形成了咏史翻案现象的第一次高潮。
人们在讨论中晚唐咏史诗这一转向的时候,往往将其归入唐宋诗歌转型的洪流之中,当作“以议论为诗”在中晚唐呈现出萌芽状态的又一例证。但历史题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它与送别、边塞、题画等诸多题材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它直接关乎“思想”。可以说,对历史的反思与“以议论为诗”是天然的盟友。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中晚唐咏史诗所掺入的议论往往是带有颠覆性的,甚至对主流历史认知有所违背。而作为“以议论为诗”的典范形态,宋诗议论的基调仍是刚健中正、质朴务实并且符合主流的儒家价值观。王安石在《明妃曲二首》中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看法,对儒家所提倡的华夷之辨、君臣之义思想构成挑战;而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虽然也很具有批判性,却只批评君主不能识别贤才,与儒家尚贤思想如出一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__________。
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咏史翻案在中晚唐的集中出现,首先归因于思想领域的解放。唐代并不是一个儒学昌明的时代,唐人的思想世界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对经典与权威的质疑成为平常之事。其次,中晚唐士人普遍面临着理想失坠的尴尬处境,文人风气开始从豪迈刚健向狂狷放诞的方向转变。很多著名诗人都有性格放肆的一面,而这与他们在咏史诗中表现出来的翻案倾向是一致的。其中等而上者,对古代的英雄事业与忠贞志节提出怀疑,代表了中晚唐知识分子普遍洋溢的磊落不平之气。再次,中晚唐社会危机丛生,稍有正义感的文人都会对朝政弊端或道德堕落加以批评,借古讽今在所难免。因对现实有过于极端的愤怒,形之于诗,则往往贯穿着同样极端化的思维习惯。在那样一个充斥着社会危机和思想异动的极端化的时代,文人的心中也会充满着相互矛盾的极端化思想,而这些都是翻案作为一种历史阐释习惯的社会根基与思想源泉。
余华和阎连科自我定位的焦虑切合时代氛围凤凰网文化: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大陆文学的一个已经呈现的事实。
似乎很多已经成名的作家,尤其是特别想在世界上产生进一步影响力的,他们特别急于为这个时代代言。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余华的《第七天》,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网络新闻的集合,另一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阎连科可能近两年也有一点这种倾向。
王德威:是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我想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因为我注意到您在余华的《第七天》出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王德威:那是很谨慎的一个序。
凤凰网文化:您用了三个字,我觉得挺好——“无力感”。
所以我就想请您聊聊这个。
王德威:聊这个的话,我先把我对文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定义跟想法再稍微说一下。
我们刚才觉得遗憾就是阎连科的文字可能稍微粗糙,他急于抗议、急于曝露世界社会的丑态等等,余华那个还是有点歇斯底里地强烈地来用鬼魅的戏谑的方式呈现一个失格失能社会的现状。
作者急切的道德动机,我们当然给予他一个正面的接受,但是文学毕竟在流传的时候,不是新闻不是报纸,它必须有某一个审美的维度,这个审美的维度不是你我空想出来的,它必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回应那个标准,或者是我们打破那个标准颠覆那个标准。
这两人的作品特别提到,我觉得有新的作品,但是它好不好,付诸公论,已经得到了很多回响,已经反应出大家的一个共识。
其实作家用文学作为抗议或者是曝露的一个方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再前面,大概最明显的也就是晚清时代的所谓谴责小说和曝露小说,再回去,当然古典的文学,尤其诗歌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创作。
我想讲的是,文学在这里,我们是站在一个阅读尤其是欣赏的角度,想用鉴赏力的标准看待。
但是文学在中国的大传统里面,“文”这个字是花纹、是形象的显示、是学问、是风骨是人格、是文明,所以它很丰富的,它不是我们现在学科建制里面的文学所能包括的,完全是一个不断显现的过程,它是一个实践的。
所以我觉得在阎连科和余华的作品里面,它的确让我们思考,过去这十几年这些文学作者自己为自己定位的那个文学家立场在哪里,我觉得有一个位移。
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一章先秦文学概说“先秦”指的是秦统一之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初期三个阶段。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1.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样式是原始诗歌和原始神话。
二者均是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原始诗歌具有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原始神话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
2.殷商甲骨卜辞、《周易》古经、殷商及西周铜器铭文,都是早期书面散文的萌芽。
蕴涵着一定的文学因素。
3.掌握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此外,《逸周书》也是一部类似《尚书》的史籍。
孔子编着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
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高超的语言运用水平上。
《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
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
《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诗歌发展史文献综述第一篇:中国诗歌发展史文献综述中国诗歌发展综述摘要: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具有极其高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现我就诗歌史做一下简要说明。
关键词:诗歌史艺术诗歌体例文学美学概念界定:中国古代诗歌,一般称作旧诗,是指用文言文和传统格律创作的诗,广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包括各种中国古代的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研究对象: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研究现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况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无数杰出的诗人,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
从诗经、楚辞到乐府民歌,从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脉相承,而又风格迥异,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欣赏这些诗篇对我们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具有积极的作用。
那什么是诗歌呢我们一般认为,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大样式,是饱含着强烈感情和丰富想象,运用比兴、隐喻、象征、拟人、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作品。
国内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都十分热衷。
汉语古诗在周边国家的影响:汉诗,字面上的意思是汉语的诗歌。
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
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自然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
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日本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的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
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
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
之后在平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
其后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1年3月第 48 卷 第 2 期Mar.,2021Vol.48 No.2从叙事诗学到电影诗学:鲁晓鹏对中国现代性的书写蒋述卓,朱宝洁(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摘要:鲁晓鹏对中国现代性的书写经历了从叙事诗学到电影诗学的转向。
首先,从倚重文本转向倚重电影, 是鲁晓鹏对中国现代性书写的具体研究对象的转变;其不仅从文本出发,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生,也从电影出 发,关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当下现实。
其次,从偏重哲学的文学研究转向偏重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是鲁晓鹏对中 国现代性的书写的视角转换;这一转向中的连续性表现在其对历史与叙事的关注。
最后,鲁晓鹏吸收和借鉴了国 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理论成果,立足于微观的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创造出了独特的审视中国现代性的方 式。
鲁晓鹏结合理论与史料的研究方式,是探索当下中国与世界结构转换的特有方式。
其致力于在差异而非历史 的连续性中寻找普遍性,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鲁晓鹏;叙事诗学;电影诗学;中国现代性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2-0075-10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内批评界对媒介、视觉、影像的关注,鲁晓鹏等海外电影研究者进入了国内学者 的视野。
但对新兴热点话题①的聚焦往往导致了对海外学者学术研究轨迹的失焦,造成对其所使用的理 论、术语、方法的误读②。
通过对鲁晓鹏整体学术脉络的追溯,对其研究对象的转化、学术批评的展开角度 与研究方式进行分析与阐释,可以寻找其批评范式中的连续性与变化性。
在此基础上,以中西学者对中 国现代性的理解为对照,探索鲁晓鹏对前人理论范式的理解、承继与转化,彰显其在中国现代性③研究中① 鲁晓鹏(Sheldon H. Lu )身负两个国家三个地区的背景「他出生于中国大陆,童年时期求学于北京,青少年以后受教育于中国香港与 美国.1981年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二随后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并获得硕士、 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和印第安纳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系做过短期助理教授,自2002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他的研究涉及中西比较诗学、文化理论、世界华文文学、华语电影、全球现代性、生态电影等多种领域。
潍坊中学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年级语文质量检测(1)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敦煌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中提出的。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
他们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敦煌文献。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流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
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
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像、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
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
扩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
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的书面发言:“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
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
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
2023届上海市青浦区高三二模语文试题(含答案)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①罗兰·巴特在《文之悦》里说:“文即织物。
”对中国人来说,这很容易理解。
《说文》释“文”的本义即“错画”。
所以在中文里,文章被视为一种经纬交错之物,也就与别的文章有千丝万缕的牵连。
根据互文性理论,任何文本都是由诸多前/潜文本中引出而重编的新的织品。
②巴特所见的“织文”,何尝不就是王安石所讥议的“编事”?但是李商隐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总是做得到“用旧合机”“用人若己”。
他以一个统一的意思,让不同的文本像橘瓣一样聚焦,以己意与原典相发明,“化堆垛为云烟”。
这两相发明的效用,在于作者互文的拼贴物,将其原有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带进了新的场合。
③刘若愚曾就李商隐《锦瑟》一诗的众说纷纭写道:这首诗存在这么多论争,可见大多数读者都受到此诗的强烈影响,并且感觉到了诗中具体表现出来的某一境界,尽管在描述这个境界与形容对此一境界的反应时,他们会有很大差别。
一些批评家可能误解了此一诗的境界的本质,错认了他们反应的缘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应不真实。
④我们试着从互文性角度理解这一问题。
一个繁复的文本总是能够唤起读者的多重阅读体验,像刘若愚说的,他们的反应并非不真实,然而有一些反应没有正确缘由,这就是误读。
尽管从“诗无达诂”的意义上说,没有哪种阅读不是误读,一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没有哪种解释不是曲解。
但读者寻找唯一正确的解释的冲动绝不会停止。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曰:“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①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中国传统的笺注,大抵只注出处,认为出处明意义自明,如果典故都已精确制导,规限了读者的反应,则可以一举中的。
如果发生理解上的分歧,一定是互文关系挖掘不力。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的看法,就代表了这种自信:“我作考证,以穷极源流为尚;义山诗号称难解,但本此义一字不放过,解亦不难。
目录绪论章单元测试 (1)第二章章单元测试绘画 (6)第三章单元测试雕塑 (8)第四章章单元测试建筑 (11)第五章单元测试设计 (13)第六章书法 (13)第七章章单元测试音乐 (15)第八章章单元测试舞蹈 (16)第九章章单元测试戏剧 (19)第十章章单元测试电影 (20)第十一章章单元测试摄影 (21)第十二章章单元测试宗教 (22)第十三章美育 (23)第十四章章单元测试中华美学精神 (25)绪论章单元测试1【单选题】(20分) 下面哪一项关于人生境界的说法不正确?A.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当然最能反映他的人生境界,最能反映他的胸襟和气象;B.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追求,从他的艺术爱好,一直到他的穿着打扮,都体现一个人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追求;C.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包括一些生活细节,都能反映他的精神境界,反映他的生存心态、生活风格和文化品位;D.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只会反映在超功利的人生层面上。
2【单选题】(20分) 下列选项中,哪一项人物与其评语匹配错误?A.冯友兰——“乐道”;B.朱光潜——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C.柳比歇夫——把科研成果进行商业开发的天才;D.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3【单选题】(20分) 美育可以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下面哪一种说法不妥当?A.美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造性;B.审美活动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这是不可重复的“这一个”,具有唯一性和一次性,而这正是“创造”的本质;C.不仅智育是在理智的、逻辑的框架内进行的,美育亦是;D.“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的培养,不能靠智育,而要靠美育。
4【多选题】(20分)科学研究中新的发现不是靠逻辑推论,而是靠一种直觉和想象力,下面哪些言论能够证明这一点?A.玻尔:“我们都认为你的理论是疯狂的,但令我们意见不一的是:它是否疯狂到有可能是正确的”;B.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C.彭加勒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D.霍金:“纵观整个科学史,人们已渐渐明白,(科学发现、发明的)事件不会随意发生——它们反映出潜在的次序”。
绵阳市高中2020级第二次诊断性考试语文【考试时间:2023年1月4日9: 00—11:30】一、现代文阅读 (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 小题, 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缘情说“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产物,表现了天与人、心与物的同情同构。
它不同于重视个人、自我和主体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感理论,也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抒情说”。
一些西方学者曾以“抒情说”来定义中国诗学传统,这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是在用西方抒情诗的概念和模式来看待中国文学,将中国的诗歌解释为主观的、侧重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白。
存在这样的理论偏失,除了受“以西律中”的思维模式影响之外,还在于对中国诗学的“情”之产生缺乏深入的体认。
对中国古代诗学“情”之产生的体认,可以用魏晋文学家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这一观点来概括。
陆机将诗歌创作的缘起归结为一个“情”字,这在中国诗学史上是第一次。
陆机是在比较诗和赋的不同时提出这一观点的。
“缘情”的“缘”是“起”“因”的意思,说的是诗歌产生的动因在于情,情为诗歌之生命本源,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对“情”的认识的高度自觉。
不过,对“缘情说”的认识不能停留于此,更重要的是把握“缘情说”所规定的“情”的内涵。
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从他关于“缘情”的描述可见,“缘情”的基本含义是“感物”,是感物兴情,“缘情”的“情”即“物感之情”。
以“感物”和“物感之情”来解释“缘情”并非陆机个人的看法,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曾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陆机所说的“物感之情”主要指向自然事物,与个人对时间季节变化和自然事物的体验相关,钟嵘等人所理解的“物感之情”与陆机所说的“物感之情”也有不同,他将其扩展到人伦社会领域,强调诗歌要抒发对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
如钟嵘《诗品序》所说的“物感之情”就蕴含着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缘情说”在魏晋时期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社会的动荡、儒家经学的衰落、士子文人生命价值的发现等等。
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摘要: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中,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率先运用“差异性”理论,提出“中国抒情传统”的构想,开启了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新路向。
文章重点关注这一创构的两个问题:文类理论与考据方法。
前者揭示“抒情传统”的观念背景和比较语境,重点关切经由中西文类理论引发的文学传统的不同路径;后者则以中国文学的“抒情源头”为考察对象,揭示陈世骧的国学背景及其研究方法间的关联。
关键词:抒情传统;陈世骧;比较诗学;文类;考据方法1958年,韦勒克在教堂山大会上以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演讲,引领国际比较文学从重视“影响研究”、依靠材料考证、强调事实联系的“法国学派”时代,进入了重视“平行研究”、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独立性和文学性、强调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视野的“美国学派”时代。
这一研究转向,对以比较为基本视野的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60年代,著名留美学者陈世骧显然已成为这一新主张的实践者,在其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演讲稿《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比较文学的要务,并不止于文学相等因式的寻找;它还要建立文学新的解释和新的评价”,随即他提出了以标榜文化独特性为宗旨的“中国抒情传统”论断。
一文类:在东方与西方中国文学批评,自《毛诗序》起,就有文学分类的自觉,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而提出的“六艺”说,风、雅、颂即指诗的种类。
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的独特价值首次得到文人的广泛认同,文学批评中的文类问题也发展为中国独有的一套文体学。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陆机的《文赋》则更把“文章”细分为十大类,逐一划定美学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
”而在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体系中,又按刘勰“音韵之别”划定的“文笔之分”建立了中国特有的文类分野:“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至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明清以来虽然有了惊人的发展,但始终未能进入文人“雅”文学范畴,因而在文类上并没有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与此相对的西方文学传统,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一直倾向于把整个文学领域分为三大类,这种分类至今仍然通用,它们是:戏剧文学、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
亚里士多德把文学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于是就有了以上三类文学:“假如用同样媒介模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来模仿。
”这就是古希腊的史诗、抒情诗和悲喜剧。
发展至黑格尔,则以文学创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来重新阐释上述文学分类,他认为叙事诗是客观性文学,抒情诗是主观性文学,它们都有其片面性,唯独戏剧是扬弃了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艺术,具有优越的地位。
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三大文类的地位几经变迁,形式也多有变化,但这一经典的划分方法和评价体系却最终保留下来,成为西方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
东西两大文学传统对于文类的不同解说和偏好,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后,终于得以在文化独特性的层面上相互对话。
1991年厄尔。
迈纳(earl miner)《比较诗学》的登场,标志着文类理论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该书从简单的中西文化差异论中解脱出来,提出建立在“普遍性诗学体系”上的“基础诗学”的大胆假设。
由于把人类的全部文学活动视为一个整体,迈纳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类三分法——戏剧、抒情诗、叙事文学切入,对不同的文学传统进行考察,从而发现了建立在文类理论上的“原创诗学”:西方诗学是建立在戏剧文类上的“模仿-情感”诗学;而世界上其它文化的诗学体系(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诗学)基本都是建立在抒情诗文类上的“情感一表现”诗学。
然而追溯历史,与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后知后觉相比,美国华裔汉学家陈世骧,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从文类比较到诗学原创的路径,他所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论题似乎预示着,厄尔·迈纳的理论设想将在东西国别文学研究中获得坚实的印证及回响。
二比较视野与文类研究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
祖籍河北滦县。
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学士。
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
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
1947年起长期执教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
在此期间,他结交杨联陛、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等留美学者,延揽张爱玲人加州大学研究,同时育英才无数,聂华苓、郑愁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掖,为开创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颇多贡献。
1971年5月23日以心脏病猝发逝于加州伯克莱。
陈世骧为华语古典文学研究界所熟知,要归功于其学术生涯后期在“中国抒情传统”论题上的首创之功。
与后来高友工从美学路径为“抒情传统”搭架的哲学预设不同,陈世骧的发明来自于比较视野下文类研究的运用。
由于文类常常被视为一套基本的成规或法则,因而读者可以透过不同文类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和审美趣味来把握文化传统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现实世界,因此文类研究在60年代兴起的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出现了以弗莱(norhrop frye)为代表的文类理论的经典表述。
显然,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题沿袭了上述思路,在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他明确把抒情诗这一西方文类概念引入对中国文学大传统的观念阐释中去,具体到文学传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时,则演化为西方的戏剧传统与东方的抒情传统的二元性差异叙事。
对此,陈世骧在这篇抒情传统的“开山纲领”中分别从“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两方面论证了文类传统与美学理想的相互关系在解释中西文学差异及建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陈世骧企图建构一套中国抒情文学的经典系统,借《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四大文本分别说明抒情文类的音乐性、内倾性、形式性(描写)在中国文学中的显现及其发展,并进而阐发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规律。
他认为,《诗经》与《楚辞》结合了抒情诗体的两大要素——“以字的音乐做组织”以及“以内心自白做意旨”,从而使得后世的中国文学“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
汉代的乐府则进一步发展了抒情诗的音乐性,并建立了“举国上下制度化诗合于乐、合于歌的传统”;汉赋的功绩则在于对抒情文类的形式要素的拓展,由于散韵结合而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词句和音响”形式,充分拓展了“描写”在中国抒情传统中的地位,使得这一以词藻堆砌而著称的文体在“振奋和恰悦的语言音乐里,如此将自己的话语强劲地打人他人的心坎”。
此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则在这四大类型开拓的道路中,张扬着抒情的声音。
陈世骧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后起的叙事和戏曲文学中抒情文体的“声势逼人、各路渗透”。
就此,其结论是:“就整体而论,我们说中国文学的道统是一种抒情的道统并不算过分。
”在“批评理论”的层面,陈世骧则指出,以史诗和戏剧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希腊人,一方面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之时,仍旧未给抒情诗体命名;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则始终不离“故事的布局、结构、剧情和角色的塑造”,在对冲突、张力等戏剧文学趣味的持久热情中,形成了“客观分析布局、情节和角色的癖好”。
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爱好则是抒情诗所表露出的“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因此,自孔子起,文学批评谈论诗之兴观群怨,就是关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抱负”的诗的意旨论,其着重于“情的流露”,而这也成为中国文学中“诗的品质的说明”,更重要的是,中国批评家对“诗法”的关注,不在张力和冲突而是“意象和音响”的和谐。
最后,陈世骧从文类偏好的不同归结出东西两大文学“相抵触的、迥异的传统形式和价值判断”,完成了他寻找伟大传统之间差异性的比较要务:说明文、分析文和长篇解说是西欧人的特长,而直觉感应力,以凝聚的精华从内在经验中明快地点出博大精深的联想却是东方人的拿手好戏。
总括地说,滔滔的雄辩对简明的点悟语,法庭上所用的分析对经验感应的回响是东西正派批评不同的分野。
沿着“文类研究”的路径,“中国抒情传统”的论题并不满足于西方“三大文类”基础上的宏观概括,而是在对“次文类”变迁的考察中拓展着中国文学独特性的空间。
如果把这方面的全部成就拼接起来,就构成了一条“抒情传统”如何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具体形式中产生、兴盛、变异、式微的言说脉络。
对此,新加坡学者萧驰就指出,“抒情传统”研究的要务之一即是对其“次文类”之更替的言说和解释:不断被重新塑造之持续过程,不断被延展为新的文类和文类间不断拮抗,交融的过程:由古体而律化,由诗而词、曲,由词曲而延伸为戏曲、小说中之“抒情境界”、“原型场景”以及结构法则中的整一观点。
陈世骧之后,高友工于《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明确把“抒情传统”定位为“中国自有史以来以抒情诗为主所形成的一个传统”,并详细考察了律诗、词体、戏曲等次文类(高友工自己则成为抒情美典)在抒情诗这一文类大传统中各自生发出的抒情特质。
林顺夫和孙康宜等学者则借助“文类研究”在70年代北美汉学界的风行,对诗体和词体的文类风格展开了细致的形式研究。
台湾学者吕正惠则基于中国“诗文”共为正统文学之正宗的现象,把视野由三分而扩展为四分,对传统散文创作加以“抒情式”的阐发。
可以说,对抒情文学“次文类”的考察,构成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文学史意识,陈世骧所设想的通过文学经典的重构而建立“抒情传统”大叙事的路径,显然已在不断深化的“次文类”研究中初获成效。
2000年,台湾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课程——“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历史性的文学史叙事勾勒“民族文学”的脉络,从诗经、辞赋、汉魏诗、唐诗、宋诗、唐宋词到明清小品,并由柯庆明、郑毓瑜等七位抒情传统代表学者轮流授课。
此后如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亦开设此课。
至此,“中国抒情传统”这一由学院专家建构出的文化课题已经不满足于知识精英内部的传承和体认(中文系内部),而谋求在更大文化群体内获得响应。
三考据方法与抒情源头自汉代起中国就发展出一套关于文字训诂的方法,辨析字义、考订读音,专著如《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硕果累累,可以说,“训诂本身,也是中国学人在进行思考与研究时最基本的方法,一度还有人夸张地说过:‘训诂明而义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