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学年重庆经开育才中学高三语文第二次联考试卷及答案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鲁迅主张掀翻吃人的宴席，捣毁安排这宴席的厨房，但是，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卫这盛宴免遭扰乱。
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
看鲁迅的一生，直接干预政治的行为不多，发表政治时评极少，他总是守在文化阵地上，从事他的文学活动，而政治家们却对他视若洪水猛兽，原因大半在此。
但是，鲁迅与权威话语的冲突还不仅在于他对古老传统的无情批判，而是在于他虽然很少谈政治，却从骨子里与政治权威格格不入。
作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权威的旧路。
他获得了现代独立性，也为这独立性付出了人生的代价。
那就是要孤独地承受来自权威的各种压迫。
而鲁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压迫之中，越容易坚守阵地。
他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捍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
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大概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而且几千年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道”与“势”的冲突往往显示着他们的骨气。
但是，“道”与“势”的冲突是有限的，暂时的，从理论上讲，只有遇到“无道昏君”时这种冲突才会发生。
如果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这“道”与“势”就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之所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因为古代帝王不仅多是圣人之徒，与读书人本是同门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统治国家时也决不拒绝孔孟之道。
儒家学说的命运历来如此：所有旧秩序的破坏者都要反孔，到旧秩序破坏完了，要建设自己的新秩序时就转眼变成尊孔的表率。
这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学说，它有助于使人做稳了奴隶。
正因为这样，在古代中国，“道”与“势”没有根本的冲突。
同时，科举制在弥合着“道”与“势”的裂缝。
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作者：刘奎来源：《艺术评论》 2017年第3期台湾作家陈映真逝世后，坊间出现了不少谈论陈映真的文章，部分媒体也有相关纪念，很多人在评价陈映真的时候，会提到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汇。
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部分人或媒体在用理想主义者来定位陈映真的时候，既是在借此缅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乡愁，也不乏是因难以充分理解陈映真的当代意义而采用的权宜说法，更有甚者则可能将这个词汇等同于“落伍”之意。
在我们看来，与其将陈映真标签化地定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试着去追溯他所理解的理想与他谈论理想主义的方式。
或者说，陈映真的当代意义或许并不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剂贴着理想主义标签的强心针，而是他在理想缺失的年代如何理解理想主义，如何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经验。
在谈及陈映真的作品时，以他学生自称的蒋勋着意强调了“他作品中丰沛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说这是他对陈映真作品“不能释手的原因”[1]。
陈映真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涉及有关理想的议题。
无论是他早期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医生》《加略人犹大》，还是后来的《贺大哥》《山路》《铃珰花》等，均是如此，如康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乡村的医生》中青年吴锦翔在战后重新苏醒的社会热情，希望通过乡村教育使下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务要使他们负起改造的责任” [2]，还有《铃珰花》中持有革命理想的高东茂，《山路》中为革命理念默默付出一生的蔡千惠，更不必说《赵南栋》中所写的监狱中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群像，都是让人动容的理想主义者，至少也都抱有特定的理想和信念。
不过，陈映真笔下虽然怀抱理想主义的人物众多，但前景又往往较为晦暗。
无论是他早期小说中色彩模糊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后期作品中形象逐渐明晰的革命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失败告终，理想主义都遭遇了重挫，如一度自认为再次觉醒的青年教师吴锦翔在绝望中终与康雄一样走向自杀；蔡千惠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曾经的使命，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以消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狱中诞生的革命之子赵南栋更是彻底走向了堕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