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如何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作者：袁剑波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0年第11期编者按：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加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规定解决了过去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些难题。

但规定本身存在的一些模糊性使得对该罪的认定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确定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了，对…关系密切人‟的定性和取证的难度亦相应增加。

对这类犯罪的查处，检察机关几乎没有前例可循，只有通过实践办案，不断探索，逐渐总结规律。

一、基本案情刘某为某河道管理局局长。

章某为河道管理局水政科长，洪某、王某为该局水政科副科长。

以上四人对流经该市区域的河道具有管理砂石开采，保护河堤的职责。

2007年初，陈某找到刘某妻侄钱某商量合伙打造挖砂船事宜，商量的结果是四人应出资100万元。

而事实上他们四人每人只出资15万元，陈某等两名大股东为四人垫付部分股份，其中帮钱某垫付25万元，帮其他三人每人垫付5万元，并商议今后分红中以钱某40万元、其他三人20万元进行，并约定从首次红利中扣除为其他股东垫付的40万元资金。

2008年8月。

该挖砂船打造好后，在刘某等以上人员的帮助下。

未办理任何手续就下水作业，至案发该挖砂船还未办理任何相关开采手续。

案发前。

该挖砂船已就前期盈利部分按股份进行了一次分配。

其中钱某扣除其他股东垫付的25万元后。

实际分得红利45万元，其他三人扣除股东垫付的5万元后，实际每人分得红利17.5万元。

二、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钱某虽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主体，但完全可以包含在“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当中，其身份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钱某利用对刘某的一定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钱某只是刘某的妻侄，不符合《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条件，其行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名完善思考摘要：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388条后增加了一条，随后两高司法解释补充规定罪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新罪名的出台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间接受贿定罪上提供了准确法律依据但在法条设置和法律语言中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

本文旨在通过对关系密切人、新罪与斡旋受贿主体区分以及与受贿犯罪共犯如何界定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此对该罪名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并期待在今后司法实践中对相关罪名认定时更加清晰、明确。

关键词：关系密切人；斡旋受贿；共犯中图分类号：df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134-02《刑法修正案七》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388条增设条款之一。

从2009年10月16日开始，“两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关系亲密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罚。

”这一罪名的设立为很好的解决了我国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间接权钱交易受贿犯罪准确适用罪名问题，使得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时更加准确，同时也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该罪的规定顺应了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的要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内法适应国际法的发展。

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公约》影响力交易罪相比较而言，《公约》主体范围较宽“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即可”，而我国为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公约》是以行为为标准，而我国是以身份为标准具有一定局限性；《公约》行为方式表现为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而我国除了收受财物还得考虑是否为他人谋利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与受贿罪相比变化在于利用主体不在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扩大到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妻子、情妇）。

另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也可构成此罪。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人”的界定《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的“关系密切的人”应该是一种对主体要件兜底性规定，由于相关规定中将其与近亲属并列。

“关系密切的人”如何认定张少林唐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确立的一个新罪名，该罪的主体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由于“关系密切的人”是一个含义比较模糊的概念，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一些疑难问题。

一、“关系密切的人”是否包括“特定关系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与“特定关系人”是什么关系?“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受贿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笔者认为，“关系密切的人”与“特定关系人”的区别在于，一是两者侧重点不同。

“特定关系人”强调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利益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分享关系和人身上的荣辱与共关系。

“关系密切的人”强调的则是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

这种密切关系既可以是经济上的交往密切，也可以是因血缘、地缘、姻亲等原因而关系密切。

二是两者范围不同。

“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大于特定关系人，后者可被前者所包含。

二、如何理解“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和“特定关系人”中都提到了“近亲属”的概念。

近亲属的概念在刑事诉讼法和民法中都有规定，但两者规定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除包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外，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笔者认为，“关系密切的人”中的“近亲属”概念采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更为妥当。

其理由，一是对刑法中的“近亲属”范围不宜过于严格限制，否则可能导致大量的危害行为游离于刑法规制之外，对打击腐败犯罪不利。

二是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更接近“关系密切的人”中的“近亲属”本义。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与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立法的着眼点不同。

前者着重于程序权利义务的行使，在特定情况下由近亲属为当事人代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自诉、上诉和申诉等。

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之行为辨析作者：张剑宋杨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9年第09期被告人刘某某，男，某省A县A镇政府原副镇长。

2003年，時任普通公务员的刘某某，与时任A县某局局长的李某甲相识，之后刘某某与李某甲经常联系，时常到李某甲家串门，因此与在外县工作的李某甲之子李某乙相识。

刘某某与李某乙并无工作联系，但关系密切，以兄弟相称，时常发短信、打电话。

2014年11月，李某乙调任某省B县政府任县长，刘某某与李某乙仍无工作联系，但很多人知道刘某某与李某乙关系很好。

2014年底，B县某乡政府副乡长郭某某找到时任A县A镇副镇长的刘某某，请托刘某某利用其与李某乙的关系，找李某乙帮忙调回县直机关或提拔任用，并给予刘某某现金5万元。

后刘某某通过短信和打电话的形式向李某乙提出郭某某的请托事项，李某乙表示：这是组织部门的事，只要好好干就会有机会。

2015年6月1日，B县人事调整时，郭某某未被调回县直机关，也未被提拔。

郭某某认为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便多次向被告人刘某某催要5万元钱，后案发。

案发后被告人刘某某退缴全部赃款。

第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由于身份特性形成特殊的认同感，因此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均可根据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隶属、制约关系分别构成《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或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型受贿罪。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又存在密切的家庭或社会关系，其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388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二者属法条竞合。

本案中刘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斡旋型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该适用法条竞合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依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同意观点一中关于两种情形的评价意见，但认为二者属想象竞合。

本案中刘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斡旋型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该适用想象竞合时重罪论处原则，依照斡旋型受贿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并非所有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都存在天然的影响力，因此并非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都构成受贿罪或斡旋型受贿罪。

小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摘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新增罪名。

本文从该罪名的犯罪主体出发，论证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应该包括哪些人，需不需要对其主体进行扩大。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犯罪主体作者简介：王佳，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检察院。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有以下几种：第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我国的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并没有直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的范围。

从词义上讲，近亲属范围明确，但在我国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其范围不尽相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这些法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定不尽相同，似有矛盾之处。

刑事案件中近亲属范围最窄，行政案件范围最广，民事案件则介于中间。

为什么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定会出现这种范围上的差异呢？有人认为是因为立法者在刑事诉讼中基于国家职权主义的立场，考虑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国家司法权力的运行为主，以私权利的行使为辅，以保障社会、打击犯罪为主，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辅的目的，以及保障整个诉讼过程顺利进行，立法者认为不宜扩大近亲属范围。

而在行政诉讼中为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最大限度的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因此不宜限制过窄。

有学者认为对近亲属规定的不同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因此有必要进行统一。

有人提出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出发以及考虑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认为如果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范围参照刑诉法第82条第6项规定，则可能范围过于狭窄，应以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所确定的近亲属范围为宜。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依据研究作者：房启蒙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6期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渊源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我国刑法学者赵秉志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有义务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因此，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现同时也是在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

从国内的角度看，有些学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源的党的纪律文件，如199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3条等。

二、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世纪末，震惊国内外的我国某沿海城市走私案案发，其涉案金额530亿元之巨，案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见；犯罪人的‘交友之术’更是令人惊叹！“高息举债”、“红楼淫影”、“高薪招‘亲’”等等挖空心思的手段，远超你我的想象。

“招‘亲’付高薪”。

犯罪人为了全面打开走私渠道，将当地涉及检察监督部门的关键人物的子女亲属全部招进公司，予以极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

这些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子女亲属为自己公司的‘生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因为无法可依，他们却未受到应得的审判。

而另一影响力较小的案子，由于三百八十八条的修改，得到了适当的审判。

另外近几年这类犯罪频发，从地域上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在中国已经十分普遍了；从时间上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现象存在已久，正印证了古话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涉案官员的级别来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是压在国家的稳定的一座‘大山’，并对社会风气有极其恶劣的影响；从正义价值上看，三百八十八条的及时修改体现了我国对法律正义的追求和维护。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的较为详实，本文不再分析。

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什么罪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滥用职权罪、受贿罪。

受贿罪的量刑主要根据受贿所得数额以及情节如下：1、数额较大3万至20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2、数额巨大20万至300万，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数额特别巨大300万以上，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构成的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作者：缪献文崔凌建李坤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3期摘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主要为了应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特殊人群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影响实施贿赂犯罪的情况。

《刑法修正案（七）》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表述方式与受贿罪罪状的表述类似，本文将参照受贿罪对其构成要件进行分析。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作者简介：缪献文、崔凌建、李坤，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53-02一、客体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公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特定义务。

本罪的实施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行为来完成，它首先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次要客体是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等国有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行为人在利用影响力干预权力的正常行使的过程中，需要在各种关系中穿针引线进行斡旋，能将不同身份、原本毫无关系的人联系起来必然会干扰有关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客观方面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二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三是索取或者收受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

（一）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利用影响力是本罪的本质特征，实质就是利用了和行为人有特殊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的影响，具体分为以下三种形式：（1）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本身的职务便利。

这是利用影响力最常见的情况，在该种情况下，请托人所请托的事项是在该国家工作人员本身的职权范围之内，行为人利用自己和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即可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斡旋受贿行为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贿赂犯罪行为的规制，体现在《刑法》第 385 条、388 条之中。

《刑法》第 385 条第 1 款是受贿行为之常态。

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中，随着打击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力度的不断加大，这种普通明显的受贿方式已经不再多见，进而转化为较隐蔽的其他受贿方式。

《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前，由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实施受贿行为，但在主观共同故意认定上往往因证据不足而难以使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共犯入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颁布及时的解决了与此相关的难题，对国家工作人员约束身边亲友的行为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消除了他们变相受贿、逃避法律追究的侥幸心理，为我国反腐制度的健全注入了新的能量，迈出积极地一步。

新的法律条文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争议和讨论，因而就有必要厘清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犯罪的其他犯罪类型，这对于准确的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斡旋受贿的联系（一）刑事立法目的相同无论是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还是斡旋受贿行为，刑事立法规制此类行为的目的都是加大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扩大反腐范畴。

国家的公权力，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坚实后盾，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具有公信力。

然而，一旦国家的这种公权力被财权交易所污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此时就不会有任何的公平正义、合法合理可言，人民便不再信任公权力，社会将不再和谐稳定。

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就必须要求严格的廉洁奉公，可是有些作为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甚至索取财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种以财换权、以财买权的行为不仅严重的破坏了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而且也侵蚀了国家工作人员自身的廉洁性，人民对国家失去信心。

刑法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斡旋受贿行为等受贿行为规制为犯罪，就是为了处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由于滥用其享有的影响力而做出有损国家形象的不正当行为，严厉打击类似的新型腐败问题，最终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