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传统中的霍布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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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样做，那么谁会愚蠢到仍去信守契约，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保证别人也同样这样做，那么认会愚蠢到仍去信守约定呢？“没有有形的力量使人畏服；并以刑法之威约束他们履行信约和遵守第十四、十五两章中所列举的自然法时，这种战争状况便是人类自然激情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虽然存在，但这仅意味着它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必定发生效力。要使它发生效力只有一个办法可循，即设立一个权力，这一权力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任何违规行为变得极为不利以至不可能。这种另外设立的权力就是国家，主权者作为国家的人格代表拥有并施这种权力。 总之，理性通过指示出多种途径帮助人们达到和平状态，但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条途径，是真正行之有效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敌对，猜疑阻止了人们依理性的诫命行事。因此，达到和平状态的首要条件便是通过一个普遍的契约使人们同意彼此放弃相同的权利给第三者，即国家或主权者，第三者运用手中的强大权力迫使每个人都遵守自然法，以此脱率战争状态，达到和平状态。 霍布斯归之于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并且几近于全能。他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其它多种制造和管理一个国家所必要的所有权力。在人们所能授予他人的权力中，主权是最大者。主权者可以不受任何外来限制地使用这一权力。如果有人能够限制主权者，那么这个主权者将不成其为主权者了。霍布斯否认在人民与主权者之间存在契约，在主权者的权力设立之前，没有人，只有人群，只有一群相互争斗的孤立个人。他们在订立契约时几乎转让了所有的权利、放弃了对所有事物的权利，而仅仅享有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即使是这种权利也只是事实上的权利，它因时因地而有大有小，要看主权者认为怎样有利而定，它也并不意味着对主权者权力的限制，因为“主权代表人不论在什么口实之下对臣民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确切地被称为不义或侵害的，因为每一个臣民都是主权者每一行为的授权人，所以他除开自己是上帝的臣民，因而必须服从法律以外，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决不缺乏权利”。 十七和十八世界的国家和社会学说无保留地授受霍布斯上述论断的情形是罕见的。霍布斯之后的一个普遍信念是法律至上论，国王必须在法律之下，法律塑了国王。霍布斯明确否定了这种论断，他认为主权者具有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在高兴的时候可以免除对法律的服从，他将法律定义为主权者向臣民发布的命令，这一命令公开而明确地宣布人们可以做的和被禁止做的。在所有国家中，唯有主权者是立法者，主权者居于法律之上。法律与主权者体现为由下到上的层级关系。法律的最终根源乃是主权者的意志和命令。 就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霍布斯认为二者相互包容且范围相同。这意味着实证法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对自然法的权威性解释。如果人们想知道自然法之理性诫命所确切要求之事，那么就应该到公开宣布的实证民约法中寻找答案。“自然法就是公道、正义、感恩以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其它道德……在平民纠纷中；要宣布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并使它们具有约束力，就必须有主权者的法令……”也就是说，自然法意指公道、正义等法律的道德基础。但关于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则由主权者的法令来定夺。结果是：任何实证法，只要其出自主权者之命令，便都是自然法的体现和施行。通过这种方式实证实际上取消了自然法。而霍布斯，在事实上，属于自然法的历史传统。“在法律和政治思想史上，没有文本不提及并分析他的哲学，将之视为自然法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达。但另一个方面，在法理上，霍布斯归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历史。他的法律和国家的概念确实是十九世纪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惊人预兆。……当人们谈论奥斯丁的时候，通常会想到他有一个特立独行的（Isolated）先导，即霍布斯”。 霍布斯将主权者的意志和命令作为法律的最终根据贯彻了法律体系的前前后的，这种实证主义倾向在他与普通法法官柯克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英国普遍法的发展进行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普通法的形成时期较欧洲大陆法律的现代化要早。此时，罗马法的复兴运动才刚刚起步。尚不足以提供可供仿效的现成模式。因此，英国必须借助自身机体内部的力量来营就自己的法律秩序，有王室权力、教会、议会、议会、地方力量、封建势力以及社区自治等各种复杂力量之间取得尽可能好的平衡，以实现治理的非人格化和跨地区化。这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使得普通法一开始就建立在习惯之上，表现出明显的成长和进化的原则。托克维尔一语道破了英国普通法的成长历程，他说：“英国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良好，而是因为法律古老，即使他们要对法律进行某些修改，使其适应社会时势，他们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只发展祖先的思想，只完善祖先的业绩。不要期待他们会改革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也不愿承担冒犯老祖宗遗训的大罪”。波科克指出，正是基于这一点，普通法法官都强调普通法是超出记忆的，好象它自古以来一直都在治理着英国人，法官们就是运用这一观念来对抗制定法的绝对主义倾向。他们相信普通法是法律最完美的理想，因为它是由多少代人的集体智慧发展而来并加以阐述的自然理性。基于悠久的惯例和几近超自然的智慧，它的权威在王室和议会的法令之上。后者由于国王及其顾问的反复无常而只是短暂地存在，只有物质的制裁力量。而普通法则具有自然法甚至神法的效力，可以废除国王或议会的法令。 这是霍布斯所不能接受的。为此，他与以柯克为代表的普通法法官展开了一场关于法律的对话。霍布斯在一点上与柯克取得了一致即法律的灵魂在于理性，他接受柯克关于衡平的定义。但是，霍布斯认为，成文法和制定法是首要的。他之称普通法为理性是因为普通法作为不成文法可以被吸纳进他的自然法当中。制定法之所以居首要地位是因为它是明确来自主权者立法权威的法律。理性所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制定法。主权者的立法行为是理性的体现。关于一件具体的罪行，首先要向的是它在制定法中是否得到规定以及怎样规定，法律推理制定法开始，它们是法律科学的定义。这些定义由主权主法者来确定，霍布斯强调：“在尘世生灵中，只有人类理性”。 柯克则给出了一个关于英国法的不同解释，这一解释以普通法的优先地位为基础。柯克认为法律是“经由长期的研究、观察和经验得出的人为的理性之完善”。对于柯克，立法仅仅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是一门艺术、一种手艺，干脆地说是神秘的东西，法官们通过无数的案例来发展并完善这门手艺。法官们并不制定新的法律，他们只是找出法律的解决之道。没有完全是新颖的案例。英国法是完善的理性的体现，它经历了许多时代的兴衰更迭，为无数博学之士一再去芜有精：提炼而成。没有人，出于自己个人的理性，能够较之更有智慧。立法并不提供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制定法被视为对具体法律元素的添改以嵌入现存法律机体，是一个组成部分。立法也不提供一套定义和公理，它只是部分性的补充性的，并非首要的。制定法应为普通法所严格节制。 霍布斯则认为，柯克对于法律之基础和价值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将法官法庭和律师置于主权方法者之上。这些人意图取得主权者的权能。法律不是法官们思考得出的，而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官们只是对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必须忠实于立法者的意图。主权者有节制司法的权力，法律之所以成其为法律乃是由于主权者明示或默许的授权。“问题在于谁的理性将被接受为法律。这并不意指任何平民的理性……同时也不象爱德化？柯克爵士所说的那样，是他那种经过长期研究、观察和经验得来的后天的完整理性……因此，构成法律的便不是法官的慎虑或低级法官的智慧，而是我们这位人造的人-国家的理性和命令”。显然，在霍布斯的法律观念中，主权者的意志和命令道尽了法律的一切，他活脱脱地就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 （三）霍布斯-自然法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一个宗教上的解释 法律实证论在霍布斯并非什么时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在古希腊智者、在伊壁鸠鲁、甚至在西塞罗的法律著作当都有其强有力的声音。而霍布斯的独特在于他与中出世晚斯唯名论思潮的承继关系。 唯名论是与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唯实论相对立的另一中世纪的思想潮流。它与英美思想传统有着很深的亲和关系。奥卡姆这位十四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常常被人们比做休谟，洛克本人也承认唯名论对其思想的重要性，而下文将论证霍布斯与唯名论的承继关系。 最好的办法是将唯名论的思想放在1277年欧洲大学中所发生的一场理智生活的崩溃和转折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这场崩溃由巴黎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所发布的谴责引起。其中心议题是将托马斯主义的一长串哲学命题贬斥为对基督信仰的反动。基督信仰的本质特点在于：在理解上帝和宇宙的关系上，它力图自始至终利用自由的创世活动的伦理观点。从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它坚持源初存在的人格，它将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不是想象为上帝本质的显现的逻辑的必然性，而是想象为意志活动。这些思想因素所集中表现的概念是意志自由的概念。它最终发展成为“万物创造于无”的思想，发展成为从上帝的意志创造世界的不受原因支配的思想。每种解释宇宙的企图从而被排除了。宇宙的存在是因为上帝要存在，它之所以象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上帝要它这样，这意味着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任何一种与现在不同的世界，意味着上帝创世全凭其自由意志，而非理智，这个世界是个偶然的世界，没有必然性的普遍法则。 林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