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锺嵘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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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钟嵘的诗论专著《诗品》

一、名词解释

1．直寻（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

答：“直寻”是钟嵘针对五言诗提出来的创作观念。钟嵘在《诗品序》说：“观古今胜语，

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从感物动情之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

故或诗作中寻词觅句。诗歌的创作灵感、素材和语言都有赖于“物”的感召和“情”的摇动，

而不靠用事用典。在创作过程中，将当时、当地的真情实感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是

“直寻”的基本内涵。“直寻”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视野、新思路，显示了新的理论追求。

2．审美意象（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研）

答：审美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的一个理论观点。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又称为“审

美意象”，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

象显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将其用于艺术创造，指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说明构思时须将外物形象与意趣、情感融合起来，以形成审美意象。把审美意象可以分为两

种，即寓言式意象和符号式意象。寓言式意象是指通过一则故事阐释一种哲学或观念，而这

正是这则故事的主旨。符号式意象是指不具有情节性的整体意象和单个意象。

二、回答下列言论中的文学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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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

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

以骋其情？（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研）

答：钟嵘的这段话反映了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主体心灵，也是作者情感活动的外在表现的

文学观念。

（1）钟嵘认为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是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触动，即“物之感人”。

1 从自然之美看钟嵘《诗品》的评诗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变化的一段时期。在这期间，无论是文学的自觉还是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发展都为将来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生活在齐梁时代的钟嵘就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著的《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对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共一百二十二人进行了品评，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三品的序言中，他又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专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诗歌评论的标准，对我国诗歌理论的批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诗品》和《文心雕龙》常常被人们称为南朝文学批评的两大著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云：‘《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① 在《诗品》中关于诗歌批评标准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此现今的学者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梅运生在《从〈诗品〉的批评标准看钟嵘的文质观》一文中认为，钟嵘在诗品序言中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②是他审美要求的总原则，这个批评标准是建立在自东汉末年至齐梁时代的五言诗创作的“文学空间”上，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同时也与传统价值标准结构相关联。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大致可以将这个总原则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文质美；朴实而直寻的自然美；注重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的滋味美。其中自然美是钟嵘进行五言诗品评的美学原则，也是批评诗歌的重要标准。他在《诗品序》中提到“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实质就是强调诗歌应该体现一种朴实而自然的美。此观点是针对齐梁间贵族文学粉饰现实、矫揉造作的诗风提出来的，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为文学批评理论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而钟嵘提到的所谓“自然”，我认为应解释成两种意思，一是情感上，一是艺术表现手法上。 一、性情自然，即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抒写要求真情实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它在齐梁两代尤为严重。这种倾向在钟嵘的时代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堆砌典故和排比声律这两个方面。钟嵘认为诗之本质应为“吟咏情性”，“将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世致用的经术儒学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③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更不能频繁地使用典故。他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④“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即目即事，直写其所见所感，抒发生活中获得的体验感受，从生活中汲取诗情。《诗品序》中开篇即阐述诗歌的滥觞：“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认为“气”使天地万物发生了运动变化，这种变化感染着人并使人的心灵、情感发生了摇荡，而产生了种种不能自已的感受，表现出来的就是诗歌和舞蹈。“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能引发人各种不同感受，且形诸于诗；而社会环境或人生经历也能“感荡心灵”。 在钟嵘的诗歌的产生论中，人的心灵感应显然充当了外界环境、人生经历和艺术之间的媒介，因此心灵的感应对于艺术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歌创作应当以“直寻”的方法，抒写胸臆，表现自然真美，而不应当变成掉书袋的雕虫。我们知道诗歌创作中是可以运用典故的，运用得当还可以使诗歌含义更深刻，语言更凝炼，抒情更透彻，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总第１５８期　膏　’　林巷教学＾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Ｎ０．５　２Ｏ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５８　

钟嵘理论体系中的陶诗　

唐海宏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２５）　

摘要：钟嵘《诗品》构建了完整的诗歌评论体系，他是根据自己及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和诗学理想评价了１２０　

多位诗人的风格特色，其中陶渊明居于中品。对陶渊明的评价主要体现了陶诗的继承源流、个性特征，并对陶诗做　

了流派的总体评价，这些对帮助后人理解陶诗有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钟嵘；诗品；陶渊明　

中图分类－＝￣：１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１００８—６７１４（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４４—０３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及其死后的几十年里，都没有得到　

充分的肯定和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梁朝时萧统编　

写的《陶渊明集》，到隋唐时期王绩、孟浩然、李白、杜甫、　

自居易等大诗人在诗文中表现出的对陶渊明的崇拜，可见　

陶诗逐渐为后世所认可、欣赏，并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坛中　

的重要地位。至北宋时其文学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和确定。　

由此便可理解齐梁时代钟嵘《诗品》中为何陶潜位居　

中品了。《诗品》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优秀、有名望的诗　

人１２０多位，上品１１人，中品３７人，下品７２人。钟嵘将上　

品及中品的诗人作了重点分析，对多数诗人创作的源流作　

了分析，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框架。根据　

钟嵘的理论分析，可梳理出这些诗人承继的源流图（参见　

右图）。钟嵘认为历代诗人继承的有两大文学源头：一个　

是《诗经》，另一个是《楚辞》，且承继《楚辞》者居多。钟嵘　

还认为一般的诗人只直接或间接地承继了一个文学源头，　

只有谢灵运与陶渊明二人间接承继了两个诗歌源头，虽然　

分别用了“杂有”、“又协”这样的词语，与一般所用的“源　

出于”有主次的语气区别，但足以表明钟嵘认为二位诗人　

的风格较其他诗人更丰富、更多样化。　

《诗品》仅将陶渊明列为中品，引起了后人的许多争　

钟嵘《诗品》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