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就是指在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赖一定得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得一种政治力量。形式上就是特定得公共权力,本质上就是力量制约关系。
政治权利就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社会得政治生活领域达到自我实现得权利,就是人权得重要组成,就是公民参与与影响社会政治生活以获取自身利益得资格。
上述可以瞧出,二者得区别主要体现在:
含义不同:政治权力乃公共权力,具有强制性;政治权利指政治生活资格。
行使主体不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公民。
处分方式不同: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而权利可以放弃与转让。
推定规则不同: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
社会功能不同:公共利益,私人利益。
联系主要体现在:
相互依存:一国最高权力来源于民众对权利得让渡;将自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离不开权力
相互作用:以权利控制权力;权力在法定权利得实现、救济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相互矛盾:权力就是保障权利必不可少得力量;权力又可能会侵犯权力,所以为保护权利必须限制权力
二者就是对立统一得,具体表现为:
一、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得对立性
(一)权力与权利相互矛盾
在社会权力总量不变情况下,如果国家行使得政治权力越大,则公民行使得政治权利就越小,反之,则相反。这一权力数量划分与配置上得反比例关系就是由利益上得反比例关系决定得。这就是因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都就是实现其主体利益得手段。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产生对立不就是自己得目得,最终目得就是实现各自利益。
(二)权力与权利相互制约
(1)“权力制约权利”。
第一,对政治权利行使目得制约。法律确认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与自由,就就是赋予她获得合法利益、谋取个人幸福得手段。但法律就是站在客观正义得立场上,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得权衡来设定公民政治权利。所以,政治权力在赋予公民政治权利得同时,又限制了政治权利。这样就可以避免个人政治权利得任意行使损及她人得合法权益与社会得整体利益。
第二,对政治权利行使程度得制约。即政治权利得行使一定要适度。如果行使权利过度,也会使政治权力所保护得她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利益受到损害。
第三,对政治权利行使范围得制约。当国家法律在规定公民行使政治权利范围时,就预示着同时也对公民提出了约束范围。对公民政治权利范围得确定就是法治国家对公民进行制约得前提,也就是判断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合法与否得标准。
第四,对政治权利行使方式得制约。政治权利得行使必须依照一定得方式与秩序进行。政治权利得行使方式必须合法。
(2)“权利制约权力”。
政治权利对政治权力得制约主要就是通过许多中介来实现得,这些中介主要有:
第一,法律与法律制度。政治权力仅限于法律明确赋予得范围,目得在于限制政治权力对政治权利得侵害,以切实保障政治权利得实现,最终实现政治权利主体利益。
第二,政治制度。主要包括选举制、考任制与限任制。
第三,社会舆论机构。在西方,新闻舆论素有第四种国家权力之称,成为制约政治权力得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公民政治权利得强有力保障。
第四,代议机构。公民通过代议机构对政治权力实行有力监督,监督其运行就是否符合宪法与法律规定。
第五,政党、群众团体与各种利益集团。政党、群众团体与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产生举足轻重得制约。
二、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得同一性。
(一)政治权力就是实现政治权利得前提与保障。
政治权力就是基于实现与保障政治权利而产生得。公民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结成特定政治力量。只有当她们得力量成为政治权力以后,才能获得真正得政治权利,因此,政治权力得形成与政治统治得确立,就是公民获得政治权利得前提。同时,也只有在政治权力保障下,社会才能保证一定得政
治秩序,使政治权利得实现获得稳定环境,而政治权力主体才能保证自身政治地位与政治资格;只有在政治权力得作用下,社会政治生活才能按特定得法律规范、制度规范与程序规范进行,从而保证政治权利予以实现,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得保障,政治权利就无从实现。
(二)政治权利就是政治权力得基础。
政治权利就是人民固有得,政治权力就是人民授予得,就二者关系而言,政治权利更具有本源得意义。政治权力得产生与存在,就是为了保障政治权利得实现,政治权力得界限应叫政治权利来衡量与控制。政治权利就是政治权力得源泉与基础。
(三)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可以相互转化。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就是互为条件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首先,由于公民为扩大政治权利而不断斗争,政治权力主体被迫通过宪法与法律向公民“返还”权力。随着权利行使主体得变化,权力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一种具有强制性得制约力量转化为一种非强制性得参与资格。这样,政治权力便通过立法与法律而转化成了政治权利。其次,政治权利也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政治权利被公民依法行使,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得管理时,政治权利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公民通过行使政治权利选举产生自己得代表,代表通过代议机构来表达公民“意志”,这种“意志”一旦最终通过代议机构表达出来,便具有强制执行力。随着政治权利具有强制性,政治权利也就转化为政治权力。
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说话稿 新媒体及其对公共政策的作用简介（丁可宁） 新媒体的发展对政府舆论监督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凸显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因为新媒体新媒体有利于收集舆情信息、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缓解公众情绪。另一方面,新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也形成了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传播即时性加快了危机爆发速度,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加剧了谣言传播,高度互动性传播容易引发群众运动,无边界传播使国内政府危机扩大的几率增大。在此背景下,为充分发挥新媒体对政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而规避其消极影响,就需要我国政府从做好新媒体危机监测和预警工作、利用新媒体收集群众意见、重视新媒体上的舆论引导和加强主要网站的媒介关系建设等几个方面加强对 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 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兴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目前的新媒体应该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新媒体对执政能力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具有时代创新标志性意义的传播载体，新媒体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鲜明的开放隐匿性、即时互动性、集成聚合性，对舆论生成演变、思想政治生态，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革命性的深刻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良好机遇。新媒体因信息量大、即时性好、容易组织、交流范围广，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和优势，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党和政府及时把握社情民意开辟了“新通道”，为引导舆论、形成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提供了“新阵地”，为更好地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搭建了“新平台”。充分运用新媒体，有利于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新媒体也给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大大加速了社会思想意识的多元多样多变趋势，增加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难度，催生出了许多非理性、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现象，对传统舆论引导格局和层级社会管理体制造成了深刻冲击，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深入分析把握新媒体对执政能力的影响，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推动全局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谁把握好了新媒体，谁就抓住了监管调控、建设运用，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命门”. 新媒体的发展现状
权利、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一、概念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 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 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 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指法律上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二、两者的区别 1.包含内容不同：权利的内容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而权力的内容则主要 是政治的； 2.行使主体不同：权力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和组织，公民不可以成为权力主体。而权利的 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和组织外，还可以是自然人。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享受权利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权利一般与机构和职位无关，而权力则与机构和职位相联系； 3.意志关系不同：权利强调权利人自身的意志相对自由，而权力则强调意志的服从性； 4.实现方式不同：权力的实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权力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为转
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反复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和监督阵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文章将作简单论述。 【关键词】：新闻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民主政治 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是对社会权力（包括权力机构和个人）、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督。它既是监督公共权利、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侵犯的“盾牌”。运用舆论监督权力是现代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政治理念，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大报告在第六部分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该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认识。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闻媒介宣传对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起到了宣传促进作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5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48%和95.81%，今年，这个数字显然继续增加。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在民主政治理论的宣传上，新闻媒介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道：“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一切所指向的，还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人民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所以，民主政治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便是广大人民能够树立民主的理念，正确、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作为宣传舆论阵地的新闻媒介，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新闻媒介对民主政治有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
浅谈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人力081 吴惟妙200800710012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是一种既存在冲突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意识到政府权力是一种管理，更是一种服务，要正确行使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问题，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从作用方式来看，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作用是双向的。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依存。 一方面，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授予的。卢梭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民是政府最高权力的来源，政府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原始权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行使权利，选举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权力机关一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产生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并依法赋予其权力，这展现了人民权利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因此，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一切政府权力都是由人民权利派生和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是人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政府权力一经产生和得到确认，其本身又有独立性，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与运作规律，同样对人民权利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立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们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通过组建政府政权组织体系使政府权力得到合理配置与合法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二)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制约。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罗隆基曾讲过，“政府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政府在我方面就失掉了它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政府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源泉，也是政府权力配置和运行的目的和界限，即政府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是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和正当的。因此，保障人民权利是政府权力正当性的依据，如果一国法律对政府权力规定太多且无限制，并且政府权力被少数个人或团体占据，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漠视甚至蹂蔺人民的权利，那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将会影响政府权力的行使，最终可能造成政府权力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人民权利是非常脆弱的，它无力也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它需要政府权力的保护，但又害怕政府权力的侵害。而人民强烈的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政府权力的任意扩张与滥用。 ( 三) 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阐明，政府消亡的过程，就是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过程。当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追求，它反映了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和回归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相互转化是一种对向性的转化，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权利需要向政府权力转化，因为人民个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通过人民转让部分权利给政府，由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才能保障人民权利的顺利实现。同时，政府权力必然逐渐向人民权利的方向转化和回归，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政府权力的范围将逐步缩小，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将越来越大，随着政府的消亡，政府权力最终将全部回归为人民权利。人民权利转化为政府权力，是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政府权力向人民权利转化与回归，可以实现政府权力的分工与监督，最终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 和谐社会政府权力应为人民权利服务。“设立政府权力的目的，政府权力自身的价值，均在于为权利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总的来说，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政治社会化和监督政府等五个方面。 1．传播信息 报道新闻和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它以源源不断的报道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动，延伸了人类的耳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应付环境的能力。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把信息传播给全社会，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共识，而且有助于公民获取关于当前政治事态的信息，成为“有所知的公民”，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基础。 我们知道，媒体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比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具优势。然而，政治沟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过程。根据拉扎菲尔德(Lazarsfeld)和卡茨(Katz)的研究，信息传播分为两个过程：每个群体的意见领袖(如教师、牧师和专业人士)谨慎地从新闻媒体获取政治暗示，然后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暗示和观点传给那些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朋友们，由此，政治信息就传播给了每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能否深入地影响公众往往依赖于这些意见领袖，他们是政府所必须触及、影响和说服的对象。当然，电视和网络在一宗程序上侵蚀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把政治消息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2．影响舆论 舆论是社会上相当数量的公众对他们共同关心的某个问题所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的汇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可以为执政者及其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现代政府，必须及时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否则很可能削弱或丧失合法性。 新闻媒体不仅是舆论的表现渠道，而且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人的报道以及有倾向性的评论，引起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动员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就当前话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形成了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当美国公众看到科索沃阿族难民的图片、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罗德尼·金拳脚相加的镜头、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泣的画面时，他们无需任何文字翻译和理性解释，便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诉求。 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1992年，在加州地方法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后，当地发生严重种族骚乱，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司法部严惩四名白人警察；事实上，当时有多少美国公众(包括总统本人)知道新闻媒体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扭曲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对机组人员家属的同情，使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其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而且威胁要向中国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的侦察活动。 新闻媒体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往往被各国政府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力图引导舆论，使其决策获得公众的支持，或者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正是因为此，“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它们更是政府里面的主要演员。它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 3．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够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可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并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会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
论新媒体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对策 摘要：近年来，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手段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们党历来把媒体定义为“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这是由其在政治生活中党和人民的关系决定的，单纯把政党与媒体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操纵显然不合适，只有建立两者之间的良性沟通和合作机制才能达到双赢。面对新媒体给党带来的新环境，要推动政党政治的良性运行，必须加强对新媒体的发展研究，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媒体的优势和不足。 关键词：新媒体；政党政治；公共权力；影响与对策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以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短信、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大量涌现。无论哪种形式的媒体包括新媒体，可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发挥参与监督功能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也会对政党权威带来某些冲击。因此，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要想赢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必须界定好、处理好新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引导社会舆论的正向发展。 一、新媒体与政党政治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的。同时，“新媒体”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以信息技术网络为基础的能有效传播各种信息的传播媒介。它实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大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关系：一是政党通过获得和掌控公共权力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二是公共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大众的授权，运作过程需要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的提高和政治参与的激发，公共权力必须在他们授权范围内开展活动，活动过程受到监督和制约。这种互动必然需要某些媒介来实现沟通与交流，此时新媒体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交流平台。社会大众通过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意志、要求，借助媒体吸引着社会大众对问题的关注。同时，政党也依靠媒体以增强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对于执政党来说，政党的媒体宣传意义显得更为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因为宣传的思想水平和文化形象直接体现或代表了党的作风，是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最重要手段。可以说，一个政党畅通了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发挥好了媒体的作用，也就获得了社会舆论方向的主动权，占据了在政治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二、新媒体影响着政党政治的运行 （一）考验着政党舆论引导能力 新媒体也极大地推动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使社会大众表达利益的渠道逐步多元化了，这使得政党的整合和控制能力面临复杂局面，尤其是社会大众不再把参加政党活动作为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各种媒体，这使得政党的功能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丧失，政党要发挥和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都强迫政党更多地依靠新媒体来疏导多元参与压力。同时也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复杂性、高端性和相对独立性，使得“政党已经很难像过去控制传统媒体那样得心应手的操纵新兴媒体。”①使得社会大众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论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摘要：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范畴而言的。它们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依存。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世界上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可放弃，二者功能上互补。 关键词：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与义务问题的提出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权利与义务是相对于法律上而提出的。每一项法律都有其适用范围，适用的对象、群体，那么适用者本身就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二者是相对的。 在讨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法律的定义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权利”与“义务”的字眼，这充分说明在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何正确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我们如何去看待。当今时代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们处处强调依法治国，无论对于社会、某一社会组织，尤其是个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是绝对离不开的。因此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无论进行日常生活还是从事经济交往，缔结契约都不可避免”。我们以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来打比方，将法律比作是契约或是一纸合同，那么签约双方都应本着“互惠互利”的
原则，你既要给对方应有的权利，给其实惠，但对方又必须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样基础上的一份“契约”才会显现其公平。 其次，我们简单的说说权利与义务。当今社会，我们崇尚法律，并且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但纵观每一种法律，都脱离不了权利与义务，这再一次说明了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性。从字面上看，法律中的权利与义务很抽象，即使你肯查字典，找到有关“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我想也未必能完完全全把它理解，还是会很抽象。“权利”与“权力”不同，“权利”的“利”显然要代表利益，与人本身息息相关。而义务本身却是要我们履行的。至于权利与义务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论述。 再次，我们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公民意识，公民要维权。但不得不承认一些社会现象，当今在我国有许多公民往往只强调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往往忽视自己应当去尽哪些义务，甚至专门躲避相应的义务。在当代这样一个开放、文明的时代，这种做法不利于我国的进步，也无益于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有待于提高。我国的公民只有“权利意识”而没有“义务意识”。 因为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认识的本身也反映了一个公民的法律素质高低，也反映一国的法制化水平。那么，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关系以及涉及到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 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论述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
《权力的媒介》读后感 《权力的媒介》，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此书对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作了评断。即：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 新闻媒介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因为它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基本完整的信息环境，而这一与现实基本相符的信息环境则是人民进行政治选择与判断的前提。没有新闻自由，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第一个断言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提出了“真理的价格”问题，虽然他的措辞并不十分贴切，但他对触及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中存在的根本的两难困境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主要症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弊端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盈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前者带有大量宗教象征的意味，后者显然没有。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繁荣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 这种假设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实现统治。在选举投票站里，倾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依据他们获得的各种消息作出投票决定，而那些消息则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对于民主制的生存必不可缺。进一步推断：民主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政府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此，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公民的新闻流通必然来自于自身也是自由的新闻媒介。 摇摆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似乎是媒体不可跳脱的宿命，从政党报向便士报的转变，只是由受制于政治力量转变为受制于经济力量，媒介的独立性在其经济独立之前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就像文中所言的“主要症结”。而要解决这个症结，似乎除了分清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分工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苏联的信仰体系中，卡尔?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成为新闻媒介
权利与权力概念及其关系之重构 田杰1 “权利和权力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主义法律生活和政治生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没有人给出足以让他人承认的观点。各种学说林林总总，蔚为壮观。笔者试图对这一对关系暧昧的双方给予重新界定，并力图廓清彼此界限和联系。 首先从权力开始。 什么是权力？ 一、权力之传统解释 首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各家定义及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以下转引自吕世伦、文正邦先生合著《法哲学论》。 德国的学者马科斯.韦伯在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说：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动者能处在某个尽管有反抗也要贯彻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R.H.陶奈在《平等》一书中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美国的彼得。布劳说：“权力它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销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T.帕森斯则认为：权力的概念用来指一个人或群体反复地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不是指影响他们的一项决定的单个例子。B.罗素也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 再从一些词典上看。英国 A.布洛克等编的《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说：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一个人或者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牛津法律大辞典》则说权力是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人有权出卖抵押物……通常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 据以上材料，吕先生和文先生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权力的概念中，意志和行为也是必要的要素，只不过这种意志具有支配行或强迫性，即可以支配他人改变其行为，或使他人的行为服从与自己。 （2）他们在分析“权力的变化和演进”中说道：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1田杰，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本文系作者于2005年硕士毕业准备论文的时候写成的文字。此前一直没有公开，主要是认为考虑不成熟。但工作之后囿于时间关系，也未曾再认真修改和完善过。最近（2017年2月）偶然翻到这篇文章，略加格式调整，即将之发布在网络平台。欢迎探讨！
摘要 自从进入到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在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成效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繁琐但不失细致的改变。第一，提倡政治传播的人不再占有稳固的优势地位，这导致政治传播与流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增多，开始变得更加日常化。但是这又使得政治传播变得过于戏剧化。第二，政治传播的媒介发生改变，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守门员和制作者两种职能，更多的是成为架构平台的人，在这个平台上，人们渴望民主的愿望得以如愿以偿。第三，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的接受者较以前来说选择权力增强，参与度得到提高，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一个现象，那就是多数公民的参与缺乏一定的理性。综合上述来说，在政治全球化和全媒体时代发展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就是更加透明具体、更加驳杂也更加容易参与的时代。 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许多职责与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便是政治传播。而在政治传播的多种渠道中，最为主要的便是主流媒体。想要实现政治传播，就必须达到政府、大众传媒和受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平衡三方关系，寻找契合点。尤其是在全媒体这个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政治传播于传统中产生了新特征。在本篇文章中，将研究两会的政治传播现象，并基于此对现如今政治传播的特征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得出政治传播有效实现的方式方法。 第一章绪论 1.1课题背景与意义 1.1.1 背景 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对社会政治的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比如印刷术的出现和发展，便为市民阶层学习科学文化以及传播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也越来越多。而参与社会政治途径的多样化，则有赖于视听技术的进步。现如今，网络科技的不断更新更是影响力深广，让老百姓参与民主政治和公共热点事件的讨论更为方便、快捷，使得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在如今这个全媒体时代中，媒介的变革牵引着传播方式的改变，政治传播的生态环境和走向深受此影响，伴之而生的便是一些新的特点与环境，而这种变化使社会政治结构和公民行为也发生变化，传者口常化、中介功能化、接受者选择的多样和自由就是这种链式影响的体现。 本篇文章致力于从多角度、多方面探讨政治传播在当下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全媒体时代，需从新闻学、传播学等多方面考量。并且除此之外，本文还将积极寻找提升政治传播力的手段和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从两会的政治传播出发，达到本文提出的上述目的。
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在舆论监督中的权利与义务 唐光怀 摘 要: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是舆论监督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义务的划分直接关系到舆论监督法治化的成败。知情权、采访权、报道权和人格权是其主要权利。保守国家秘密、尊重司法独立,尊重公民、法人人格权、维护社会和谐是其主要义务。 关键词: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知情权;采访权;国家秘密;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43-1027/F(2007)6-123-03 作 者:邵阳学院;湖南,邵阳,422000 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介进行。任何一位公民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即使完全正确也只是个别人的意见,是不能称为舆论的;只有经过传播,取得众多人的关注和认同,成为众多人的共识(社会集合意识),才能形成舆论,产生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是舆论监督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其权利义务的划分直接关系到舆论监督法治化的成败。 一、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的权利 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开展的舆论监督,担负着守望环境、制约权力、保护民主的历史重任。因此,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在舆论监督法律关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称的神圣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知情权 知情权一词作为特指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编辑肯特!库泊在1945年首次提出的。1984年?世界人权宣言#确定其为基本人权之一。所谓知情权,又称知悉权、了解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信息和其他事务的了解。它包括知政权、社会信息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法人信息知情权与法定知情权等内容。 一个民主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公民有权知道他们应当知道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在现代社会则通常是来源于新闻媒体的传播。 新闻媒体是公众知情权的维护者和体现者,公众的知情权主要通过媒体而得到体现。但是,记者知道,是为了让公众知道,所以记者有权知道的,也就是公众应当知道的,公众不应当知道的,记者也无权知道,记者不应有比公众更多的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知情权对于所有媒体和所有记者都是平等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本地媒体与外地媒体,党报党刊党台与一般的报刊电视台、电台,平面媒体与立体媒体,都同等地享有知情权。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厚此薄彼。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是公民行使选举权、监督权和表达自由权等其他民主权利的手段性权利。公民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其他民主权利都将因缺少必要的基础和前提而落空。 给予政治权利而不赋予对政治情况的知悉权,无疑又等于收回了政治权。就像说那个孤岛是你的,但又不许你乘任何交通工具登上它一样。因此,在现代社会,对新闻记者知情权的保障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列宁曾讲过: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一个国家在发展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而受众对知情权的享受,可以比较有效地发现这些问题并提供纠错、纠偏的积极建议和对策,防止出现更大的失误。受众要享受知情权,首先应保证新闻记者享受知情权,在资讯时代,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逻辑。所以,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应努力维护新闻记者的知情权,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2 采访权 采访,就是采集(信息)和访问。采集信息包括观察、聆听、体验、记录、查阅、写生以及使用一定工具的如摄影、录音、录像等手段。访问就是同他人交谈、询问。按人们普遍认知、接受的语义,采访是新闻记者采集、访查新闻事实的活动。因此,采访权是新闻记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职业权利。采访权来源于言论自由,是知情权的具体化。 在资讯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受众要享受好公众知情权,就必须确保新闻采访权,因为新闻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公众知情权得以享受的前提,一旦新闻采访权受到限制,公众知情权也就很难得到保障。采访是一切新闻活动的基础,采访自由是新闻工作者实现全部新闻自由的基本条件。国家应当保障新闻工作者接近新闻信息源,向新闻事件当事人和知情者访问调查和收集有关材料的自由权利,应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及时了解和国内外新近发生变动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以便迅速向公众作准确、充分的报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法律以外的权力妨碍、限制和干涉新闻工作者的新闻采访活动。 作为一种政治权利,采访权不是一般的私权利,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因而是公权利,是政治权利性质的权利。记者的采访权是一般公民实现宪法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 123 综 合/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发表时间：2012-06-07T17:37:38.793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1月（下）供稿作者：葛瑶 [导读]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 葛瑶（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87-02 摘要：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关键词：权利；权力；法律关系 一、权利的基本含义 权力与权利，在英文中被称为power 和right.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权利是在人与人的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权利也总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一定义还表明，权利包含权能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 二、权力的基本含义 权力（这里仅指公权力），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它不过是担当一定公共职务的人。权力作用和影响之大小，首先是随权力拥有者所占居的职位不同而异。权力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能动的支配的力量。就某一具体权力而言，行使者可以依据其所分掌的权力，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发号施令，行使管理权。其次，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第三，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既有其组织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其破坏性、侵犯性和腐蚀性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是由权力行使者具有双重身份所决定的。 三、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大家都晓得，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须产物。而法律也是同国家相伴而生的。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还是法律的出现，都是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阶级为了巩固和扞卫自己的利益（即权利）而设立国家机器、制定并颁布法律，把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其本阶级的既得利益（即本阶级所享有的权利）。 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力。 其三，权力与权利共寓于法律之中，即权力与权利是法律的主要内容。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以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为目的，公然申明每一法律主体所依法应当享有的种种权利。没有了法律对权利的规定、确认和保障，权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样，法律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以授予权力、规范权力和限制权力为己任。 四、法律活动中的权力与权利问题分析 在法律活动的全过程，现实的各种权力都扮演着积极而活跃的角色。不仅法律规范的内容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法律的实施也往往会受到现实权力关系的渗透、干扰甚至操纵。“法律的自主性只能是一种部分的自主性。试图把法律同外部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不断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凭的防护层——完全分隔开来的企图，必然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1]然而，应当承认的是，不仅现实的权力关系会引导法律活动发生变化，而且法律活动也会反过来改变权力的面貌。经过一定的权力博弈与立法者的价值选择，有一些权力得到了法律制度的认可与支持，这部分权力就转化为一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的权力——法律权利。这种转变为社会生活带来了两项深远的后果：其一，当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时，权力主体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力量使利益“自动地流向自己”；[2]其二，在法律权利中的权力因素虽然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却受到了一定控制。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缓和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把权力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工具。“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态，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3] 笔者认为，即使在一国国内，国家依法拥有的权力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将刑罚权看作是法律权利，还意味着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犯罪人同样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对等的位置。[4]而在行政活动中，国家行政权同样是一种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权利。无论是在外部行政关系中，还是在内部行政关系中，相应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界定为相互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5] 其实，只有在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国家才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法律主体而享受一定的法律权利、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英国分析法学家奥斯丁曾认为，国家作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不承担任何义务，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6]然而，随着法治观念与宪政理论的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一国国内，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对于自己的行为也要承担法律的后果。主权国家尽管是一国国内的一个重要法律主体，但它也仅仅是各种法律主体之一。[7] 把国家权力看作是一种法律权利，意味着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控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在法律关系中，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权利主体，它还应当承认和尊重法律关系中的其他权利主体的主体性地位。“这不仅使权力的获得和行使有了合理、合法的根据，也为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划定了界限，从而使国家权力的行使正当化、合理化、合法化，并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8]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着体现于市场和政治体制之中的人际过程和群体过程——公民对国家、公民对群体和群体对国家的过程。”[9]不过，无论法律活动如何复杂，权利和义务却始终存在于法律关系中；相应地，将法律关系界定为权利义务关
大众传媒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一、大众传媒与文化 1.现在新闻学界公认的关于大众传媒四大职能(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无一不以其表征时代精神作为前提。其中传媒“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个职能，往往被当事的传媒和受众所忽略，但是它们实实在在、每日每时在有意无意中传承着文化，影响社会的力度日复一日地累增。本民族的文化，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新形态，通过传媒不间断地出版和播出，不间断地被继承、扬弃、融合。而且，与其他渠道的教育功能相比，报纸、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人们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通过这种方式融入更大的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文化的接受者。因为传媒是文化的变动着、延续着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传媒就是活动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与文化的传承、批评、扩散和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以后的世界，尽管局部冲突不断，但世界整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在观察社会变动的同时，人们需要精神的放松和享受。战后的传媒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社会需求，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类、消闲类的产品，于是传媒逐渐成为人们精神娱乐的一个重要领域，提供娱乐越来越成为传媒的一种独立职能。特别是在电视成为第一传媒的时代，传媒娱乐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 2.我们的传媒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通过传媒而成为社会的楷模；社会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也与传媒日复一日地报道各种类型的法治案例、组织法律专家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环境保护观念的普及，显然与传媒多年来持续报道世界和我国的环保问题、组织环保与人类生存的讨论有关。 但是，我国的传媒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传播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谈不上代表先进文化，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落后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吹捧者。传媒所具有的强大而无形的传承文化的作用，使得这类传播内容迅速扩散，在观念上严重妨碍了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因而长远的危害性不可忽视。 先是图书界《厚黑学》、《中华权谋》、《权谋大全》、《历史上的智谋》等等一版再版，大谈中国古代帝王统治权术；接着便是各种以清宫戏为主的权谋电视剧，宣扬帝王的“清明”、“德政”(实际上是人治)。《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将一个历史上最为残暴、专制的皇帝写成社会的大救星。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年代，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正当欧洲的市场经济向全球扩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