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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影响其后，这两学堂也均程度不同的有所发展，这里我们就列举两个学堂说明其创办的意义：京师同文馆原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所以毕业生中从事涉外工作如就职海关、担任翻译和出任外交使节者不少。
但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和同文馆培养目标的调整，学生的出路非常广阔，其中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新式教育和实业部门任职者占大多数，也有一些参加科举而获取功名，或被送往国外进一步深造。
就办学成效而言，京师同文馆不能列入洋务学堂的前列，但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思想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
正是由于它的“领头羊”作用，才有紧随其后的一批外国语言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它类型的洋务堂的涌现。
第二，京师同文馆身处帝都北京，乃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又为洋务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统领，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它的一些重要举措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往往能映现出各派关于教育改革的观点福建船政学堂尤其在近代中国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它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
自70年代中期以后，福建船政局所造轮船的管驾就大多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担任。
在清末抗击外来侵略的两次重大海战中，船政学堂毕业生都是骨干力量。
其次，福建船政学堂也为近代中国船舰制造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76年3月，在外国技术人员期满回国的情况下，经第一届造船专业学生汪乔年、吴德章等人的努力，船政局第一艘由中国科技人员独立设计制造的木质兵船艺新号下水试航。
80年代后，在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相继回国，又把近代中国的船舰制造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图为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曾参与制造的大清福建舰队旗舰扬威号。
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生、近代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曾任此舰驾驶。
）尽管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相继成立了多所海军军事学校，但福建船政学堂作为同类学堂的先驱和办得最久的一所，不仅为这些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和管理人员，就所培养人才的数量和层次而言，也是任何其它一所同类学校所难以比拟的。
试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在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在分别讨论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背景、教学组织形式、师生互动模式、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评价和教学效果。
结论部分总结了京师同文馆教学组织形式的特点，并展望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教学模式的优势和特点，为相关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关键词：京师同文馆、教学组织形式、师生互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评价、教学效果、特点、展望、建议1. 引言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府，其教学组织形式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通过对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对于传统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和发展背景，以及其独特的教学组织形式，都是我们进行研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为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1.2 研究意义2. 京师同文馆所采用的师生互动模式和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在教育教学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创新性的做法和价值观。
研究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教学过程中的有效教育方式。
3. 通过调查学生对京师同文馆教学组织形式的评价和教学效果，可以进一步验证其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2. 正文2.1 京师同文馆的创建背景京师同文馆的创建背景可追溯至清朝咸丰年间，咸丰帝为了推行新政改革，于1861年创办了京师同文馆。
该机构旨在培养人才，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
京师同文馆的创建背景主要源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局势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
清朝晚期，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加之文臣武将的责任心不强，教育质量普遍较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名词解释1、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是对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①礼不下庶人，学术和教育为王宫及各级政府把持，礼器也全由官府掌握，民间没有条件举行学术活动，更无学校。
②官师不分,学校设在官府之中，官吏既是教育官员，也是学校教师.③政教合一，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不分,教育与行政合一。
2、"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它规定了孔子办私学的教育对象，其基本含义是，不分华夷,无别贵贱，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学力、经济条件和时间上又允许的人，都可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
这一教育主张顺应了社会历史进步潮流，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符合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
3、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因其建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而得名.稷下学宫虽然是齐国官办，但它实际上又是由许多私学组成的。
稷下学宫综合发展了春秋以来私学的长处.如不治而议论、自由辩论、学无常师等.此外,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体现了教学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
稷下学宫前后历时150年之久，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
4、明人伦：“明人伦”是孟子提出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所谓“明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也称为“五伦".孟子着眼于处理好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其目的在于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 5、虚壹而静：荀子提出主张培养的学习态度,强调学习要专心有恒。
虚，即虚心，就是不要先入为主;壹，即专心，不要一心二用，也不以已有的知识或见解排斥对新知识或见解的研究和掌握；静，即静心，不能用胡思乱想或情感的冲动来扰乱人的理智和正常的思维活动。
6、豫时孙摩:这是《学记》总结出的四条重要教学原则。
“豫”是预防性原则，要求事先估计到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倾向，采取预防措施；“时”是指及时施教原则，掌握学习的最佳时机，适时而学，适时而教：“孙”是指循序渐进原则，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摩”是指学习观摩原则，学习中要相互观摩，取长补短。
京师大学堂简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1898年至1911年间的曾用名。
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俄罗斯帝国长期侵占中国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200余人举行集会，声讨俄罗斯帝国的侵略。
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俄罗斯帝国无理要求，会后由73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DD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
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学校。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
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重要举措。
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及启示作者：蒲妍洁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2年第39期摘要：1862年由清政府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洋务外国语学堂。
它的创办，标志着我国近代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的正式开始。
其教学模式对现代的英语教育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本文主要介绍洋务学堂外语教育的时代背景、创办过程、外语课程设置，教材以及考试等情况。
梳理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史，总结得失，为当今外语教育的发展寻求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外语；外语教学；课程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1-0142-02一、历史背景晚清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弛，思想文化沉闷，对外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结果导致西方列强相继入侵。
为了“与外国人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形”，而“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另一方面，要“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也必须通晓各国语言文字。
因此他们正式建议在京师设立同文馆，“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为学生，“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
”上述奏折得到了批准，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就这样脱胎而出了。
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
二、外语教学概况1.课程设置。
京师同文馆最初创办的目的是为清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因此同治五年（1866）以前，课程仅限于中外语言文字，较为单一。
英文、法文以及俄文三馆相互独立，各馆都有汉教习和洋教习，负责汉语和外语的教学。
京师同文馆从同治五年（1866）起陆续增加如下课程：化学——同治五年（1866），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国，介绍法国人毕力干来京师同文馆教化学，毕力干是将化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算学——同治七年（1868）李善兰担任教习；万国公法——同治八年（1869）丁韪良担任教习；医学生理——同治十年（1871），德贞担任教习；天文——光绪三年（1877），海灵顿、费礼饬担任教习；格致——光绪五年（1879），欧礼斐担任教习。
概括19世纪60至80年代晚清教育发展状态
1、引进西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办学模式与教学内容。
如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初设英文馆，后又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中国近代意义的教育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随后以培养军事、科技、翻译人才为特点的新式学堂在中华大地不断出现，前后大约创办了30所新式学堂。
2、首派学生出国留学。
曾国藩认为“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因属中华创始之举，仰亦古来未有之事”“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喑熟，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从1872—1875年，洋务派选派了四批优秀学童120人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先例，促进了新式人才的培养，便利了中西文化与教育的交流。
3、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增设天文算学，第一次把“西学”与“中学”同考，冲击了科举取仕的惟一性，动摇了传统教育的思想观念。
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下)导读：下篇1896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奏请朝廷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并在京师设立大学堂，随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规定了京师大学堂宗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13并认为学问应当分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而此处所指称的“文学”只不过是各国语言文字，虽然在宗旨中似乎赋予了“文学”一种“中学为体”的文化使命，而实质上此十科都是指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和理学传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种至上且十分成熟的学问。
李端棻和孙家鼐的奏请直到1898年在百日维新中才得到确认，并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议定之下成为具体章程。
1898年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上《奏议京师大学堂折》，章程随此折子呈上御览并得到认可。
《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确定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
”14而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以图复兴，在这种形势之下，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文学自然得不到重视，正如陈国球先生指出的“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15。
梁启超所谈的“词章”应该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
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
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
主题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收稿日期]2002-03-2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首批重点课题“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01JA880001)[作者简介]刘华(1967-),男,四川蓬溪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心理学基本理论及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等方面的研究。
论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育性质刘 华(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摘 要]京师同文馆设立于19世纪60年代,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等级性质对于我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以及教育比较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至今对此却无定论。
大量史料和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表明,京师同文馆比天津中西学堂早30年成为高等学校,而且是中国独立按照欧美大学模式建立的近代高校。
从设学目的与培养目标看,同文馆主要培养能与外国人交涉国家事务的高级文官;从学校管理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同文馆是一所总理衙门的直属高等学校,具备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机构和设施;从课程设置和考试内容看,同文馆的教学内容与19世纪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从教师学养和学生素质上看,同文馆师生的素养较高,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图分类号]G 529;K 25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 (2004)01-0022-08京师同文馆(下文简称同文馆)本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的一个附设机构,始设于清同治元年(1862),初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
1867年前,各馆每届均招收八旗子弟各10名,学期三年,学成后优者分别授为七、八、九品官,劣者降革或继续留馆学习。
1867年,又增设算学馆。
随后,许多其他的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如万国公法、德文、化学、医学、天文、物理和日文等也陆续开设,同时,生源范围扩大,人数增加,最多时达120名。
1902年被归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1][2][3]。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揭开了中国近代教 育的序幕。它的设立，表明中国近代以来向 西方学习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正是由于它 的“头羊”作用，才有紧随其后一批外国语言 学校的创立和众多其他类型洋务学堂的涌 现。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京师同文馆建立的历史背景 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腐败的清 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等国分别签订了 Ｅ京 条约》，依次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清廷在 被迫与英、法等国不断地商谈、签订和修改 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均需翻译 官员参与传译，而清廷的会同四译馆及已经 名存实亡的俄罗斯文馆（成立于１７５７年，目 的是训练俄罗斯语口译和笔译人员）自然无 法提供懂得英语的翻译官员。除了林则徐为 了解敌隋设法雇佣多名中国人做翻译外，在 许多谈判中，清廷干脆直接依赖英、法、美等 国使节所带的翻译进行传译。当时，英、法、 美等国也还没有经过正规培养通晓汉语的 翻译官，于是他们主要雇佣在华传教士充当 临时翻译。而这些翻译人员中不少已是“中 国通”，他们往往在谈判前向本国的谈判代 表提供大量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并为谈判 出谋划策：谈判时则竭尽恐吓与欺骗伎俩， 为本国攫取更多的特权，甚至利用中方无人 通晓外语之际，在外文条约的文字中弄虚作 假。 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的洋务派 极力主张兴办学校，培养外国翻译人才。清 廷要臣恭亲王奕沂等于１８６１年上奏：“欲悉 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 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 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 悉其底蕴。”［１１２ 李鸿章也认为要办洋务，培 养译员是第一步。他指出，“互市二十年来， 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 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 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 人”，“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 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 洋语者，仅持通事。凡关于军营交涉事务，无 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逐为洋务之大 害”［１ｌ；￣０２。清廷中顽固派尽管死抱住祖传封建 教条，坚持闭关自守，反对洋务变革，但此时 此地也无可奈何地同意由“拒夷”的立场转 变为有限度的“与夷合作”的立场。之所以有 这样的立场转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惧 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坚船利炮再次入侵北 京；二是企图借助洋枪洋炮来镇 压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 就这样，满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 的两派势力，在兴办新式学校， 培养洋务、翻译人员这一点上， 至少暂时有了一致的意见。 １ ８４２年《南京条约》签订后， 随着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的涌入， 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影响 了朝野一批有识之士。苏州一位 为李鸿章当过几年幕僚、备受人 们尊重的学者和教育家冯桂芬， 曾经强烈呼吁政府鼓励中国人
口 苏 肖 学习西方的各种学科。他曾写了《采西学 议》、《制洋器议》等文章，在文章中哀叹中国 人对于西方的无知，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认识到中国同西方列强继续接触是不可 避免的，他把２０年来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
典著作《仪ＳＬ）中对妇女的贞节信条已经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 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１７］ 《礼记》中也要求妇女：“壹与之齐，终身不 改，故夫死不嫁。” 到了汉代，班昭主张，“女 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 日妇功”，即“四德”，并指出“夫有再娶之义， 妇无再适以文”［９１。这些儒家贞节观念奠定了 后代贞节观念的基础。到了清代，不仅继承 了前代贞节观念的发展，还把贞节观念发挥 到极致。清代晚期，贞节观念更是深入各地。 贞节观念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了晚清妇女 的思想，男人的去世，使她们失去了“天”，她 们自称“未亡人”。由此可见，社会传统文化 对晚清妇女守节影响极大。 晚清政府所倡行的各种优待与旌表节 妇的规章制度，为妇女守节提供了制度性的 保障。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旌表制度，顺治元 年（１６４４），清朝政府就依照明代旧例旌表节 妇。顺治十年（１６５３），清廷又针对满族宗室 颁布了表彰宗室节孝贞烈事例，鼓励八旗满 洲人起表率作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于表 彰贞节不遗余力。到了晚清，妇女获得旌表 更成为一种宗教性风潮。 由于统治者对贞节的大力提倡，获得旌 表的家庭既有声名上的美誉（前文已述及）， 又有物质上的实利。据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４０３，徐栋《保甲书》卷１引“户部则例”载： “民妇已旌表者，照例优免一丁，侍养终身， 之后子孙，仍旧当差。”这说明国家对受旌表 节妇还有免除本家差役的优惠。自后实行 “摊丁入亩”，免丁免差失去了作用，故后来 多不加以提及，但政府所给的三十两白银， 用于建坊后还有剩余。［１０１４２ 此外，政府限制妇女携产改嫁的规定也 迫使妇女不得不守节。元明以来，法律上明 确限制携带“随嫁奁田”改嫁，“大德七年六 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准来咨该：据浙 西宣慰司呈：徽州路总管朵儿赤言：随嫁奁 田等物，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 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原（元）随嫁妆奁、财 产，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般［搬］ 取随身。本省参详，若准所言相应，送礼部议 得，除无故出妻，不拘此例，合准已拟相应。 都省准呈，咨请照验施行［１１ｌｏ按此规定，离婚 妇女和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 处继承得来的妆奁物，承自娘家的妆奁都不 能带走。“朵儿赤法案”使寡妇改嫁带产完全 成为非法。明清两代接元代之踵，都有“（寡 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 之家为主”【 ２１的规定。因此，以上种种限制妇 女携产改嫁的规定成为限制妇女再嫁、迫使 妇女守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妇女的守节是其地位低下的标志， 妇女的守节多是外界因素导致的，通过对晚 清贞节旌表的分析，可以看出妇女守节的行 为多是由晚清政府所施行的并得到社会各 界一致认同的贞节旌表制度所导致的，并非 是妇女自愿去遵守践行的一种行为规范，选 择守节而不再嫁并不是妇女们独立自主选 择的结果。由此可见，晚清妇女贞节旌表制 度对妇女自身守节的影响极其深远，千百年 来，女人们受尽各种凌辱和压迫，尤以贞操 这副枷锁最是沉重。今天，尽管历史已经将 这一页翻了过去，但那些尚屹立在中国大地 上的一座座贞节牌坊，仍旧在诉说着一个个 女人悲惨孤独的故事。 参考文献： 【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２】《清实录》卷４０１至 暮４７６．【３］《清宣宗实录》卷３３０至卷４．【４】＜清ｏｏ
世宗实景》卷６７．【５］《方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激 襄 ４ ０［８１ ４ ７ 蠢 诫》．［ｒ０『《清宣宗卖录》卷 至卷 ６．【１ １】‘元典
章・卢 》卷之四＿【１２】参见《明律》、《清律》＿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兰含世幕２０１０．１２月上４３
隶师同支馆 建立及发展 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归咎于车事技术上的落 后和依赖于那些无能的中同通事来翻译西 方著作和介绍西方情况。冯桂芬对后一弱点 感到忧心忡忡。他指【叶Ｊ有许多外国人学会＿ｒ 中国语言并熟悉中国的事务，有些甚至读过 中国的经书和历史，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 不会讲欧洲语言，对西方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与西方人谈判时，中国官员完全依赖那些 通事。他们不外是两种人，一种是 生于广 州或宁波的只懂得外语皮毛的闲散商人，另 一种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这些人出生于社 会地位不确定的贫苦家庭，其中有些人已经 洋化，有些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这些通事 对于中国或西方都缺乏真 的了解，仅有肤 浅的外语知识。这对于跟外围人谈判，以及 对西方力量与意图的正确估计，都是极大的 障碍。冯桂芬认为，挑选可以依靠的能顾及 国家利益的读书明理、聪明才智之十，给他 们以外国语言和文化科学的教育，培养其成 为翻译人才足十分必要的。他捉出要改革科 举制度，采取西学，设翻译公所，“聘西人课 以诸国语言文字”。 与此同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认为，富 强的中国可能更有利于他们通商和传教事 业的发展。目睹中围衰微不振之状况，他们 时常著述、演讲、上书、游说，希望中同的十 大夫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当然也 希望由清政府官方出面兴办学校，培养通解 英文的人才。１８４０年，美国基督教美理会传 教士卫三畏曾提议，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创办 美华书院。这是西方传教士第一次提出利用 退款办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只是由于当时美 国国务院反对而终未实现。在通商之五口岸 设置商栈洋行的西方商人，早就在巴望中国 能多开设洋学堂，尽快培养一批懂洋文的帮 办，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以，他们也 乐意从在中国巧取豪夺来的大笔钱财中，拨 出一个零头资助清朝官方来兴办学校。据毕 乃德回忆，“赫德对于文馆，自然就极热心， 允许每年由海美支付项款维持文馆，要求Ｔ 冠西担任总教习，而且关于文馆财务，也允 他一力经营”１２￣６３。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先后得 到了往北京派驻使节的权利。为应付频繁的 外交事务，清咸丰帝于１８６１年正式批准在 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逐步取 代原来的鸿胪寺、理藩院及会同四译馆来统 一管理外交事务。１ ８５８年签订的《中英天津 条约》第５０款有三项规定：“嗣后英国文书 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 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 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 照此例”。培养洋务人才，为当务之急。因此， 奕沂奏ｔ 立英、法语文馆，“查咸丰十年冬 间，臣等于通筹善后章程内，以外国交涉事 件必先识其性情，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 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 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 者，俾资学习”［３１ 。因一时找不Ｎ￣＇Ｉ－语教习， 直到１８６２年京师同文馆才正式开学。 京师同文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 代史上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与在中国延 续了１２００年的以科举为目的的私塾、书院 有着极大的区别。从中国英语教学史的角度 看，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可以说是学校正 规英语教学的开端 。 二、京师同文馆的办学过程 成丰十年，恭亲王奕诉奏请设立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并附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足 “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 东、上海各派二人来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 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 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Ｉｍ。至 于学生，奕诉等建议模仿当年之俄罗斯文 馆，在八旗子弟巾遴选，“并于八旗中挑选天 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俾 资学习”ｌ１ｌ—Ｊ二奏一周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于１月２０日成立，而学馆则因“所请派委教 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 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是以日久 未能举办”【１ｌ¨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备，京师同文馆 终于于１８６２年６月正式开学。同文馆先开 设英文馆，招收学生十名，进行试教。校址设 在总理衙门内，隶属总理衙门领导。同年８ 月，奕诉等提出《新设同文馆酌议章程六 条》，对招生、教师的聘定、学校的管理、考 试、学生今后的官阶之待遇及办学经费等六 个方而作了规定。１８６３年４月，同文馆增设 法文馆、俄文馆，每馆各招生十名。至此，同 文馆已初具规模。１８６６年１２月，奕诉等奏 请扩大同文馆规模，在英、法、俄馆之外，另 设天文、算学馆。天文、算学馆于１８６７年开 设，部分学生来自上海、广州两个同文馆的 毕业生。１８７１年同文馆又增设德文馆，同年 又开设医学、生理学讲座。１８８８年，增设翻 译处和格致馆。ｌ８９７年，开设东文馆，招收 １２名学生学习日文。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 北京，同文馆全体师生解散。１９０２年，京师 大学堂复校，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 三、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情况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要动员青年 去攻读外语可是一件难事。在两千多年孑Ｌ孟 儒家礼乐的熏陶下，上至官僚，下至一般的 平民知识分子都认为学习“华夏正音”之外 的语言都是“非王之道”。在中国，科举考试 是通向名誉地位的公认道路，凡是有希望通 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会选择其他道路。由于 普遍的对西学和外国教员持这样的态度，实 际上是不可能劝说人Ｉ＇Ｊ＇ＪＮ新式学堂学习的， 只有那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或被认为没有 希望而无出息的人才进这种非正统的学校。 特别是在当时的京师，更是如此。所以，尽管 当时同文馆招生条件为“选八旗中资质聪 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而且还 采取了一些吸引学生入学的措施，如开头规 定学生可以“坐补马甲钱粮”，后来又供给学 生每月“膏火银”ｊ三两，但实际上入学的只有 那些在旗人学校无法读下去的，低能的或是 懒惰的孩子，或是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政治 影响的人。据说，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的旗 人家庭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只有少数有才 干的学生到京师同文馆来学习，直到９Ｏ年 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京师同文馆初创 时，原定之招生人数按俄罗斯文馆之旧例， “额设学生２４名”，但１８６２年６月正式开办 时，仅招英文班学生十名。据奕＿沂等人奏请， “事属创始，学生不便过多，拟先传１０名，俟 有成效，再行添传”Ｉｍ。到１８９５年，仅英文馆 学生却已有５０名之多：“乃近来到馆诸生， 皆婉转恳求习学英文，而于法、俄、德三国文 字，若有不愿学而不屑学之状。现在英文馆 学生业有５０名之多，法、俄两馆各仅有２０ 余名，德馆尤少，不过十余名。是英文馆较别 馆多至二三倍，倘有不酌示限制，则英馆必 拥挤不堪，教习亦有训迪不周之虑……嗣后 应如总教习之请，明定缺额。英文馆以５０名 为率，法文、俄文馆以２５名为率，德文馆以 ２０名为率，著为定额，以免拥挤偏废。诸生 等宜善体此意，实事求是。”Ｉ 京师同文馆的开办顺应了中国教育近 代化的历史潮流，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外 语人才。总结其历史经验，可为当代中国教 育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１】朱有辙．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Ｍ】．华 系师范大学出版社。１ ９８３． 。 目舒堑搏 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Ｍ］．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