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逮捕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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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羁押制度初探新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羁押作单独规定,也未明确羁押的法律地位,更未明确区分审判前、审判中及审判后阶段的羁押,只是将羁押作为拘留、逮捕的必然结果和延续状态。
这就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在这个刑事诉讼法典中显得比较突兀。
鉴于目前我国立法现状,本文以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入手,结合现行法律体系及规定不完善的情况,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机制的构建,从司法实践角度完善相关的司法体系,以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合法权利。
关键词:逮捕;羁押必要性;继续羁押审查制度我国的羁押期间包含于拘留、逮捕至判决前的整个期间,“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审查主体也不具有特定性。
因此,文章以“继续羁押”这一名词作为逮捕后至判决前羁押期间的特定名称,而对这一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则可称之为“继续羁押审查制度”。
一、关于继续羁押制度的限制性理论由于未决羁押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剥夺,而且是在法院没有最终确定其有罪的前提之下。
如果对其不做严格的法律限制,法律的公正性将会受到影响。
因此对未决羁押措施的运用,学界提出了各种限制理论。
其中主要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第一,无罪推定理论。
我国学者认为:“尽管从法律功能上看,未决羁押与监禁刑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来看,两者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由此可见,未决羁押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质上是矛盾的。
但由于未决羁押的功利性价值,不可能废除,因此,未决羁押制度必须以规范、法治的途径才能实施。
第二,正当程序理论。
正当程序,“意味着在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
”欲使未决羁押成为公正的程序,必须有一个法定的审查和监督程序作为支撑,才能确保未决羁押程序的正当性。
第三,权力制约思想。
无论何种权力,最终都是由个人行驶运用,个人对权力的运用离不开意志,而意志的最大特征是自由。
这种就意味着权力在现实转化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权力需要制约和监督的根本性原因。
对不批准逮捕案件实施侦查监督的问题及对策2019-07-31由于长时间羁押被追诉⼈并对其进⾏强制审查,逮捕这⼀最严厉刑事强制措施的积极和消极效应都展现⽆遗。
⼀⽅⾯,逮捕可以保证司法机关在较充裕的时限内从容查清案件事实,准确打击犯罪;另⼀⽅⾯,逮捕完全剥夺被追诉⼈⼈⾝⾃由,将其置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危险境地。
因此,审查逮捕成为检察机关履⾏侦查监督职能,保障公民⼈权的关键环节,⽽不批准逮捕更是由于体现控制犯罪与保障⼈权⽭盾的直接冲突⽽备受关注,成为侦、诉、辨三⽅审前博弈的焦点。
⼀、不捕退查案件的跟踪监督基于公民基本⼈权优于国家权⼒的宪政理念,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之⼀,逮捕制度更多地呈现出对逮捕权⼒的限制,并以保障公民⼈⾝⾃由不受任意侵犯为⼰任。
[1]检察机关通过考量逮捕的各种条件,依法分别做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从⽽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权职能。
不批准逮捕案件分为不构成犯罪、⽆逮捕必要和不批准逮捕退回补充侦查(简称不捕退查)三类,其中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不捕退查案件在不批准逮捕案件总数占有较⾼⽐例,且退回公安机关后普遍存在补充侦查时间长、重新移送审查逮捕率低、对犯罪嫌疑⼈变更强制措施后案件被搁置不理等问题。
如何防⽌不捕退查案件流失,防⽌侦查监督职能被虚置,是检察机关必须直⾯的现实课题。
(⼀)不捕退查案件的司法现状从案件本⾝看,不捕退查案件与不构成犯罪、⽆逮捕必要的不批准逮捕案件迥然不同。
不捕退查的本义是犯罪嫌疑⼈具有⼀定的犯罪嫌疑,但尚未达到批准逮捕的条件,因⽽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提出补充侦查意见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作出不捕退查决定,并⾮彻底推翻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也⾮完全否定犯罪嫌疑⼈的犯罪嫌疑,更⾮就此终⽌诉讼进程,⽽是基于证据不⾜提出继续侦查和完善证据的⽅向,从⽽使有罪者被绳之以法,⽆罪者早⽇洗清嫌疑。
在应然意义上,不捕退查案件在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的可能结果有三:⼀是查明犯罪嫌疑⼈⽆犯罪嫌疑⽽撤销案件;⼆是补充新的证据后重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三是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需要继续侦查。
论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缺陷与完善监视居住作为我国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从提起、审查、决定、适用都必须强化其程序性规定,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在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只有对监视居住目前还存在的缺陷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
标签: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权利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传五种刑事强制措施,这五种强制措施适用于犯罪情节轻重不一、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形成了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一个完整体系。
监视居住作为比取保候审严厉的一种中性强制措施,在五種强制措施中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
然而,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在其立法和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意图分析这些缺陷及其成因,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监视居住制度。
一、监视居住制度立法上的缺陷(一)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粗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章、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关专家认为,除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外,凡具有下列八种情况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使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3)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4)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5)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6)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8)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出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论超期羁押与法律机制的完善一、超期羁押问题的现状有这样二则案例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22日报道,河北曲阳县农民杨志杰作为一宗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于1991年2月被警方收押,2003年6月才被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一个无罪之人被关押12年之久 [1]。
2000年6月22日深夜,河北省邯郸县第四中学发生一起命案,初三女生张某在学生宿舍被杀。
警方将张某的班主任张东身列为主要嫌犯。
张东身2001年5月15日被逮捕。
2004年6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犯罪嫌疑人张东无罪释放。
此前,张被超期羁押长达3年。
由于在这起案件调查中出现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引起新闻媒体关注,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4起典型超期羁押案例之一[2]。
我国目前超期羁押形势严峻, 据高检院提供的资料表明:1993-1998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押人数一直在5万至8万之间,1999年达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2002年为48494人, 2003年为25763人。
从2003年5月至7月底开始,全国检察系统结合正在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开展了超期羁押专项清理工作,经过认真清理和纠正,截止7月21日,全国检察机关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3]。
超期羁押,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痼疾,它和刑讯逼供、执行难、辩护难,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的四大难题。
多年来,尽管公、检、法等机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纠防,使超期羁押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扼制,"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现象依然严重。
它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妨碍了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也影响了司法的权威,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感。
沈家本曾言:“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
”如上述二则案例一样,超期羁押既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也是我国当前羁押制度的瓶颈之一,其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更是引起了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全面地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地提出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司法诉讼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笔者从分析超期羁押的主、客观原因入手,力求探索和深化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司法途径。
法学研究zhigong falv tiandi-24-2017 年第 10 期职工法律天地摘 要:不批捕制度的运用是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一种态度表示,这同时也是对于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的善意提醒。
本文探讨了我国的不批捕制度的概念及现状,基于此分析了其发展和优化策略,以期从立法和实践操作多方角度探讨这一制度的长效发展。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不批捕制度;发展现状自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对于逮捕决定相关的问题都做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和较为明确的界定,对于逮捕条件作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不批捕案件的数量逐年递增,但实际上我国不批捕制度相关理论及实践还存在一定完善和优化的空间。
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这需要从长效机制角度更好地推动相关立法及操作层面的完善。
一、我国不批捕制度的概念及现状不批捕制度是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简称,这是指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是基于公安机关移送的逮捕材料的审阅过程之上,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由此作出的相关决定。
实质上不批捕制度是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拒绝回应,但这并不是对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全盘否定,相反这是对于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的善意提醒,督促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保证证据的充分性。
我国不批捕制度的应用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就当前我国现状而言,批捕案件的数量极大。
应用不批捕制度一方面能给予犯罪嫌疑人以一定的人身自由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被无故羁押,其人身自由不被非法侵犯;另一方面这一制度的运用也可以提高和加快司法诉讼的效率,督促公安机关不断完善侦查步骤和措施,进一步推动证据和事实的完整呈现。
针对部分无犯罪事实的批捕案件,检察机关运用该项制度,执行不予批捕的决定,还可以提前减少或者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
但实际上不批捕制度在我国理发体系中并未实现系统化和全面化,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依据保障,难以把握不批捕的理由,同时检察机关后续对于公安机关的监督也存在一定的空白。
论个人诚信制度在逮捕必要性分析中的作用逮捕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一种方法。
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后脱保的情况屡有发生,通过建立个人诚信制度,有利于在逮捕阶段对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必要性进行全面分析。
个人诚信;逮捕必要性;作用【中图分类号】k825.19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2)12-0037-02逮捕是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一种方法,它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它的适用关乎法治与人权保障的科学合理程度,因而备受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关注。
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必要性又被称为适用逮捕、不捕的“分水岭”。
[1]因此建立科学的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可以更好地贯彻“少捕慎捕”的思想,使逮捕成为维护个人人身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人权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之间的杠杆。
1逮捕必要性基本制度原《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了逮捕的条件“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立即逮捕。
”学理将以上条款规定的逮捕条件总结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是前提,必要性条件是关键,是对前两个条件的制约。
[2]一般认为,逮捕必要性条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社会危险性;二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内涵。
[3]为了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而不是逮捕。
只有在适用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才能认定具有逮捕必要,进而考虑适用逮捕措施。
因此,我们在对逮捕必要性进行考量的时候,应当将其同取保候审等其它强制措施联系在一起进行体系性思考。
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与前瞻在一定意义上说,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犯罪、证实犯罪、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所以,定罪量刑之后的刑罚执行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①数千年来,从世界范围看,刑罚执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一些国家刑罚执行先后出现过惩罚(报应)模式、康复模式、矫正模式等。
但是,目前中国的行刑体制具有分散执行、监禁率过高、效率低下、承担了过重的经济职能等诸多特点,虽然以前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就行刑制度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一我国刑罚执行的现状(一)我国刑罚的种类及执行机构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及附加刑。
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附加刑,也叫从刑,在我国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
我国行刑体体制实行分散行刑方式。
行刑体制即刑罚执行权限的配置以及行刑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是行刑社会化的体制保障。
②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在监狱执行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未成年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在我国以自由刑为中心的现实条件下,执行刑罚的主要机关是监狱。
死刑执行由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主要指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管制、拘役由公安机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法院执行。
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被假释的犯罪人由公安机关执行。
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我国具有行刑权的机关有:监狱、法院、公安机关。
刑罚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刑事执行工作的分散与不协调,我国行刑体制的现状严重制约着社区刑罚制度的适用力度,宏观统筹较差。
其中,在我国实行重刑主义的现实情况下,监狱负责执行的监禁刑,是目前我国刑罚执行的中心。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论我国“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现象的制度原因与破解思路摘要:刑事强制措施是保证刑事诉讼有效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以是否限制人身自由为标准,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羁押性强制措施旨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部分限制,以达到防止其在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强制措施,其对应的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而在现实实践下形成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定位社会实情,需要深入思考该现象的现存问题以及破解方法。
关键词:羁押性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司法现状;破解思路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概述羁押性强制措施是让渡一部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其逃跑、毁灭或伪造证据以逃避法律制裁。
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层面上,其存在具有公平性、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看,其存在损害了他们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在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比例明显过高,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出现了“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现象,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使用审查制度不科学,在其适用的全过程中人权保障不足。
我国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性方法。
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被限制、剥夺,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目前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措施仅包括拘留和逮捕。
拘留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采取的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逮捕是检察机关、法院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嫌疑人,决定实施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二、现象的制度原因(一)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制度作用“羁押为原则,非羁押为例外”的制度原因在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其本身的作用上,首先它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可能就是犯罪分子时,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能够防止他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对犯罪证据进行消灭隐藏。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作者简介:邓光荣,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汪波平,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
【摘要】羁押,是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措施,决定羁押应慎之又慎。
目前逮捕率高、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比率低、逮捕质量有待提高是我国捕后羁押制度的现状,而设置此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存在的缺陷,比较国内外有关规定,从审查主体、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时间、审查方式、审查内容、审查意见的落实等方面构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审查;构建羁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刑罚的有效执行,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采取的一种旨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
在我国,羁押并不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由刑事拘留和逮捕所引起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包括拘留后的羁押和逮捕后的羁押。
①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作为一项新增条款,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还仅限于原则性框架之内,而新刑诉法的施行已为期不远,故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完善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拟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以期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
一、我国捕后羁押制度现状分析(一)逮捕率高仍是常态根据近五年某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见表1),2007年——2011年的逮捕率分别为81.46%、81.00%、78.64%、77.06%、72.35%,平均逮捕率为78.10%。
在受理审查逮捕数逐年递增的情况下,逮捕率在逐年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侦查机关办案效率的下降和检察机关监督效率的提高。
该市检察机关近五年的逮捕率在72%-82%之间,虽然逮捕率在逐年递减,但是整体变化幅度不大,且依然处于高水平。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羁押制度篇一:侦查羁押制度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侦查羁押制度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张兆松王显祥20xx-01-3010:07:00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xx年4期作者简介:张兆松,男,汉族(1962—),浙江省金华市人。
现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诉讼法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
王显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长。
内容提要:我国侦查羁押制度存在着羁押期限过长、延长羁押期限理由的含糊不清、相关规定互相矛盾、审批程序行政化、羁押场所的非独立性等问题。
完善侦查羁押制度的路径是:适当缩减侦查羁押的一般期限,明确规定逮捕后最长羁押期限,明确延长羁押期限的理由,修改延长羁押期限的决定权,规定在退回补充侦查阶段不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明确规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法定情形和批准机关,实行羁押审批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建立羁押复查制度,实行羁押场所和办案机关分离制度,建立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
关键词:侦查羁押特点缺陷完善一、我国侦查羁押制度的现状和特点侦查羁押是指在侦查阶段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状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4条到128条对侦查羁押期限作了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24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126条规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124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1)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2)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3)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4)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127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与进步-辩护制度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关辩护制度的规定,对保障刑事案件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至今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弊端,这些缺陷和弊端严重地阻碍着司法的公正与公平,损害了刑事案件涉案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也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
再者,我国现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国家正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和修改,以便与国际上通行的法律制度“接轨”。
因此,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与完善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刑诉法》应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定为辩护人,并明确相应的诉讼权利现行《刑诉法》第96条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工作延伸到了刑事侦查阶段,这就是俗称的“律师提前介入”。
而这种所谓的“提前介入”是相对于原来的《刑诉法》而言的。
原来的《刑诉法》规定,只有当刑事案件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律师才可以参与到诉讼中来,而在此之前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是不能让律师过问的。
因此,现行刑诉法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可以参与到诉讼中来,这无疑是法律上的一个进步。
但是,我们也千万不可否认,现行刑诉法关于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规定,还仅仅是一个能供人观赏的工艺摆设,或者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点缀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因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律师的权利扩大了,律师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了;对涉案当事人来说,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似乎多了一层人权保障;对公安、检察机关来说,好像又多了一些来自律师的监督。
总之,现行《刑诉法》关于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规定,从表面看同世界上一些先进、发达国家的法律更加接近。
说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是因为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实际上是徒有虚名、律师的作用形同虚设,并且得不到保障。
例如,1、按照法律的规定,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的嫌疑人是侦查机关的义务,但法律的这一规定在侦查机关看来却成为他们的一项权利,在对法条逻辑关系和文字的解释上故意制造歧意,任意对律师的依法会见设置各种障碍。
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和完善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审判方式的不断转变,证人在刑事诉讼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人出庭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证人拒证等情形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需要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并借鉴国外优秀的经验,建立健全属于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司法实践出发,构建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
一、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必要性(一)什么是证人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在证人范围上的差别证人是指了解案件真实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同时规定,证人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
而西方国家与我国相比,对证人资格的规定没那么多的限制条件。
大陆法系国家规定,除参与办理该案件的审判官、书记官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外,凡曾经见闻案件事实的人,均可作证人。
在英美法系国家,几乎任何人都有作证的资格,包括当事人、鉴定人,甚至精神病患者、年幼的人和已定罪的罪犯,只要能够明辨是非、正确表达自己,都可作证。
(二)证人出庭的必要性证人在法庭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故而证人出庭作证也显得格外的重要。
各国法律均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具体表现为:证人在法庭审判时需要亲自到庭陈述,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我认为证人必须出庭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证人出庭作证是其所做的证言被采信的前提。
2、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言,其真实性更容易得到检验和认可。
3、证人出庭是庭审中质证、交叉询问的制度基础,也是程序正义得以保障的基础。
4、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促进庭审方式的改革,也有利于诉讼制度的改革。
5、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被告人权益的需要。
被告在法庭上有权询问对他不利或有利的证据,从而充分保证自己权益。
二、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原因分析证人是知晓案件的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再加上证人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起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实现,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国当前监视居住措施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建议作者:彭辉宋佳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7年第10期摘要: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对其适用条件、执行方式和执行场所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增强了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应通过法律解释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适当扩大监视居住的执行主体,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完善对第三人的保护、强化执行保障。
关键词:监视居住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法学界一直存在“废除论”和“改造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废除论”认为,监视居住措施使用率低,容易形成变相羁押,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而且执行成本高,应将其废除。
“改造论”认为,废除监视居住不利于审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率的提高,且监视居住措施在一些案件的适用上有其独立的适用空间。
监视居住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等措施加以解决,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
[1]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改造论”的观点,为长期以来的“废除论”和“改造论”之争下了定论。
一、当前我国监视居住措施在立法上的不足与缺陷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保留了监视居住措施,但通过对法条的仔细研究,监视居住措施在立法上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部分法律用语和概念依旧模糊新刑事诉讼法相对于旧刑事诉讼法而言,在法条规定上更加详细,也更具有操作性,但是部分概念和用语的模糊性并未彻底改变。
第一,“住处”和“指定居所”的概念不明确。
关于“住处”一般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的住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常居住地的住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住处。
[2]关于“指定居所”,究竟是由谁指定没有明确,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指定也没有明确,这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
略论逮捕制度的现状与完善我国的逮捕制度,包括了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规定,其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是该制度的核心,逮捕制度的其他一系列规定都是围绕逮捕条件而设定的。
因此,论及逮捕制度,也应当围绕逮捕条件的规定和适用来展开。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设定的逮捕三要件看,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不仅需要具备证据要件及刑罚要件,还要具备“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的必要性要件。
可以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采用了非常严格审慎的态度,是把逮捕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最后的例外的选择,避免过度或不当适用,这一规定符合国际通行原则。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整个社会固有司法文化和司法理念的影响,由于逮捕制度配套的一些制度保障的缺失,更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危险性”本身并未给出明确的内涵,司法实践中“社会危险性”被随意放大,必要性要件经常被忽略,逮捕适用的重心落在了证据和刑罚要件上。
正是存在着诸多立法与司法、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逮捕适用被泛化、被普遍化,“有罪必押”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特色。
本文在借鉴国外关于逮捕与羁押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逮捕制度现状进行对比思考,立足于郑州市检察机关逮捕工作实务,提出完善逮捕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国外关于逮捕与羁押的相关制度许多国家在羁押之前,先行逮捕。
这些国家的逮捕,是一个将犯罪嫌疑人带至警察局或相关地点的过程。
逮捕后通常有简单的登记与讯问,但警察所能控制嫌疑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一般要尽可能快地送交辖区法院,由法官决定是否进一步羁押或保释。
故我国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国家的逮捕实际只相当于我国的拘传①。
逮捕之后的羁押国外有不同的称谓和意义。
比如,法国现行法称之为“先行羁押”,德国法称之为“待审羁押”,意大利法称之为“预防性羁押”,日本法称之为“勾留”,直译应为“羁押”,英美法通称“审前羁押”,并且一律实行“逮捕前置原则”。
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称谓通常指“未决羁押”,即有罪判决生效之前的羁押,既包括正式审理开始之前的羁押,也包括审理程序、有罪判决之后的上诉或其他救济程序中的羁押②。
由于我国现行法上的逮捕羁押制度并未区分审前羁押与审判阶段的羁押,本文使用大陆法系“未决羁押”的提法。
未决羁押集中体现了保障个人人身自由与成功追诉犯罪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关系。
为了平衡这种关系,法治国家普遍对未决羁押规定了一套专门的程序法制度,该制度构成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现代各国法律制度解决如何协调羁押的必要性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把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的程序性保障措施,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在人身自由的状态下等候听证或审判。
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明文规定,“先行羁押”只是“作为例外”而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情况下应当对被审查人宣布释放或“司法管制”。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75条规定,只有在其他人身强制措施均不宜采用时,才能适用未决羁押。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明确指出:“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地短暂。
”③为了保证未决羁押只在例外的情况下适用,各国国内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包括实行捕押分离原则、司法令状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规定了未决羁押的正当根据、权限和场所、程序、期限、停止执行和撤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等等。
二、对我国逮捕制度现状的思考我国实行的是捕押合一的制度模式,与国外的未决羁押相比,我国的逮捕制度的现状主要表现如下。
(一)从立法层面上讲,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着司法审查与救济机制的缺失以及捕后羁押期限不可预测、不合理等问题1.逮捕及捕后羁押不受司法审查在我国的逮捕制度中,由于缺乏司法听证、司法救济等强制性规范来作保障,逮捕的决定是在几乎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依据侦查机关单方面提供的书面材料做出的,不含有告知和听证的成分。
逮捕的撤销、变更,羁押期限的延长等,也由公、检、法通过内部审查程序决定,而不采用司法听证的形式。
正是这种公、检、法办案机关主动式的“自由裁量”机制的存在与独立的司法救济机制的欠缺,对于非法的、不合理的、超期的羁押无法寻求一个真正有效的救济机制,公民一旦被置于羁押状态,要想合法结束这种状态将会非常困难。
2.捕后羁押期限具有不可预测性捕后羁押期限,体现着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侦查取证能力与水平的高低。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间羁押期限的规定,主要考虑的是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实际需要,而办案期限的规定也必须考虑到区域、案件等方面的差异性,这在法定羁押期限的设定及其延长或者重新计算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捕后羁押期限的规定存在延长羁押期限的理由过多、被逮捕者在审判前被羁押时间过长等问题。
可以说,一个自由的人一旦被决定逮捕以后,在有罪判决生效以前究竟可以被合法地羁押多长时间,就成为无法预测的难题。
3.捕后羁押期限的设定存在不合理性在有逮捕必要的情况下,法律应根据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设定捕后羁押的期限,充分体现捕后羁押的比例原则。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阶段的羁押期限在法定情况下可以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案件的疑难程度和犯罪的严重程度。
但是关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的规定则不再考虑羁押与犯罪严重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羁押期限上搞一刀切,机械地规定统一办案期限。
法律规定的这些疏漏,使得一部分涉嫌轻罪的嫌疑人、被告人遭受不合理的长期羁押,使得“尽可能地缩短判决前的羁押”的司法精神受到损害。
(二)从法律适用层面上看,逮捕的普遍化与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适用率极低的巨大反差1.逮捕的普遍化是我国现行逮捕制度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所谓逮捕的普遍化是指逮捕被适用于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是一种例外的诉讼保障性措施。
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的适用比例非常高,逮捕率为90%左右,“有罪必押”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运行中的特色。
而在许多西方国家,羁押的比例只有10%左右。
如在英国,高达9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保释④。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方面来看,逮捕普遍化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有逮捕必要”的含义规定宽泛,导致逮捕条件适用的偏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2001年《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的有关问题的规定》,一般案件都有逮捕必要,尤其是该规定“六、其他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不但将必要的范围解释得极为宽泛,而且规定中没有对“可能”的含义进行量化界定和提出证据要求。
因此,实践中由于必要性条件被解释得过于宽泛,该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证据条件被摆在突出位置上,证据标准成为唯一的实质上影响逮捕的条件,从而形成了以证据要件为主、以必要性要件为辅且为司法者所默认的新的逮捕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羁押的必要性要件中,关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分析标准方面,美国规定得非常详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美国《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第3142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是否有条件足以保证社会及他人安全时,法官应考虑被告人的历史和特征,包括嫌疑人的性格、身体和精神状况、家庭关系、就业情况、居住本地的时间、社会关系、过去表现、有无吸毒史、是否惯犯以及这次被逮捕时是否处于假释、缓刑、取保候审期间,等等⑤。
其二,虽然诉讼的不同阶段羁押的必要性会有所不同,但制度设计上检法两机关对羁押的必要性评判标准分别体现了“严”与“宽”,二者极其不协调、不统一,二者的导向和目标追求严重背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和《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逮捕的必要性要件与能否判处缓刑的主要条件都以是否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为衡量标准。
但是,检察机关对必要性司法解释的宽泛往往导致适用中逮捕的普遍化,而法院则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尽可能多地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
对此,我们进行了相关的统计,2006年1月—2009年6月,郑州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54892人,经审查,批捕47710人,不批捕6906人,批捕率高达86.92%。
同期法院已经对43099人作出判决,其中捕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32288人,捕后轻刑判决率为74.92%。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不同的导向和目标追求导致对羁押必要性判断产生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消除,将会极大地影响司法的公正和统一。
2.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实际适用率极低一方面,由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受法定条件和执行程序的限制,公安、检察机关普遍感到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起来非常烦琐、不安全,因而不愿适用、不敢适用,法院也乐意坐享被告人在押给审判带来的便利。
另一方面,由于逮捕权力的集中性和程序的行政性,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利于羁押的推定,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对逮捕条件的判断总是向有利于逮捕的方向倾斜。
三、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构想近年,针对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的问题,学界和司法界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和专题调研,撰写了大量的理论与应用型论文及专题研究报告,尤其是借鉴了国外捕押制度一系列原则和规定,提出了各种“对策”。
如实行捕押分离和司法令状原则;实行侦查与羁押管理分离,将看守所的管理权限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将未决羁押的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对羁押期限实行定期复查制;建立羁押救济机制,允许在押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申请对非法羁押加以审查;建立保释制度,扩大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建立“以程序来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对未决羁押的申请、听证、执行、复议或上诉程序作出全面的规定,确保羁押的准确性与合法性,等等。
毋庸置疑,这些对于当前的司法实践尤其是今后的立法工作起到很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结合当前审查逮捕工作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设想。
(一)着力树立刑事诉讼先进的司法理念通过刑事诉讼先进的司法理念的树立引导执法人员的司法主流意识,是保障司法制度正常运转、维护程序正义实现的重要环节。
其一,要摒弃“有罪必押”的诉讼理念,加强人权保障观念,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刑事司法原则,体现逮捕适用的谦抑性。
其二,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从优化司法资源,提高侦查能力和诉讼效率的角度看,使羁押这种不得已而用之的资源用于必需,因此,要改变固有的“没有羁押也就没有侦查”的习惯与观念,确立“侦羁分离,羁于必需”的司法理念。
其三,基于无罪推定的理念,无罪的人应当是自由的,无论刑事诉讼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多么重要,对“无罪的人”所采取的逮捕羁押都应当具有最基本的合理目的性,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赋予逮捕羁押除提供程序保障和预防社会危险行为之外的目的。
因此,正确衡量逮捕必要,严格遵从逮捕羁押的合理目的,是司法人员应当确立的逮捕的司法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