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鲍曼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他以其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精彩对比和阐发而独树一臶，敏锐的洞察力与擅长文学修辞的理论风格使他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为他赢得了颇多的认可和赞誉。鲍曼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涵给出精确的界定，亦不显示出对二者的取舍好恶，他更多是才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现代性并对其承诺、矛盾、困境予以解释和批判。

一、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当然，社会状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并不是一种进步。鲍曼倾向于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鲍曼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以一种回溯式的、反思的方式进行的。其目的不是分析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而是对于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承诺、受阻的希望或是令人不安的两难困境作出回应；认清现代性带来的非意图后果及其限制，从而使现代性得以重构。对于后现代性的分析，鲍曼将其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予以描述，并且对其自身进行了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批判。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鲍曼并不是采取“或者批判，或者接受”的态度，相反，对诸多悖论与两难困境的揭示成为鲍曼理论追求的目标。因此，尽管鲍曼在其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理论上的偏向（早期侧重于从后现代性视角来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逐渐地确认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后现代社会系统，到反思后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诸多困境），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孪生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策略贯穿于分析问题的始终。

二、后现代性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鲍曼始终认为，理解现代性就必须站在现代性之外。鲍曼将这种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之为后现代性。对鲍曼来说，引入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地反思和超越的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第一、 知识/权力共生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

在鲍曼看来，这种知识/权力共生现象是现代初期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是新型的国家权力根据某种秩序模式建构和管理整个社会系统；二是自治性与自组织性的讨论活动的确立。由于国家权力追求并实践对整体性社会的设计、规划与控制的秩序模式，这种讨论活动发挥了促进这种模式产生的作用。这种秩序模式导致了强制性监禁的发明，监狱，劳改场所，精神病院等是这一发明的重要产品。这些强制性发明导致有权力的少数人多作为权力对象的大多数人的不均衡监视，不均衡监视的重要后果是将专家臵于监视者的位臵。专家是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人，他们适应繁杂多样的社会控制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合法性与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拥有权力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专家”们设臵出纪律、规则等，对权力对象的身体活动和精神进行监控，从而达到完全控制，继而实现权力的目的。

第二、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

现代性表达了社会管理者将秩序施与自然与社会之上并由此克服不确定性的努力。鲍曼将现代性的展开比作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的转变过程。荒野文化中的人无需要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在园艺文化中，“园中的野草，一种不请自到的、漫无计划的、自生自灭的植物，增强了强加于自然的人为之序的脆弱性，他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在前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是一个看守人集团，而通往现代性的过程是园丁角色取代看守人集团的过程。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根源即是现代性的这种“园艺文化”的区分与排斥策略。“园艺文化”渴望清晰的秩序，要求区分并用适当的机器和农药清除杂草。在人们的观念中，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也不会有爱国心，他们只是国家内部的敌人，因此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所以他们应该被杀死。可以说，大屠杀成为了现代性的牺牲品。

第三、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

鲍曼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来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他将这一转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这种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鲍曼指出，在沉重的现代性中，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福特主义工厂”作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但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轻快的现代性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更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

其次，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在沉重的现代性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鲍曼将沉重的现代性称为伟大的协定的时代。但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资本却单方地离开了劳动力，而自由流动起来。鲍曼将这一时代称为伟大的分离的时代，或解除管制的时代。

第三，权力与政治的分离。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资本形式呈现的权力从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真正的权力是超越地域的全球性权力，它居无定所，而政治还和过去一样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仍然和以前那样附着在原地。由于权力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政治依然是地域性和局部性的。因此，权力与政治分离开来。这种权力与政治的分离，标志着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预示着权力关系双方相互抗争时代的终结。

三、对后现代性的分析

由于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来确定现代性的内涵，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鲍曼后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具体来说，鲍曼所使用的后现代性概念有三种内涵。第一，作为知识分子新奇体验的后现代性。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有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型构成，每种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有效性所引入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并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阐释者”角色是对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为某种共同体传统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它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第二，作为认知维度的后现代性。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果：现代性在一段距离之外而非从内部反观自身，开出详细的得失清单，对自己做深层次的心理分析，发现以前从未清楚的说出过的意向。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与其不可能性的妥协，是一种自身监控的现代性——是清醒的抛弃了曾经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的现代性。第三、作为社会状况的后现代性。在鲍曼那里，“对后现代状况的最普遍的描述/解释，就是对‘消费社会’的描述/解释，它指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这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

四、对后现代的批判和质疑

（一）后现代伦理学和后现代道德

鲍曼首先从后现代视角对现代伦理进行了反思。在鲍曼看来，整个现代社会就是在普遍伦理法典的面具下实践着狭隘的道德观念。因此，对这种普遍的伦理法典的质疑就构成了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的核心。或者说，对现代野心的后现代批判结果的探索构成了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鲍曼考察了涂尔干的道德观：道德起源于社会。在涂尔干看来，（1）社会之外不存在道德生活，因而，社会最好被理解为道德生产的工厂；（2）社会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排斥、抑制或防止了不道德行为；（3）道德控制社会的对立面不是人类的自治，而是动物激情的统治。鲍曼批判了这种道德起源于社会的观点。在鲍曼看来， 正是在“道德起源于社会”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才使得人们觉得：服从就是理性，服从就是道德。因此，鲍曼认为尽管大屠杀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责任的消解是一个重要原因。纳粹份子很清楚地意识到，道德责任源于对他者的接近。因此，在大屠杀的实施过程中，他们首先把犹太人隔离，继而把他们非人化，然后再当作疾病／野草一样根除掉。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因而，要想避免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就必须唤起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为他人负责，都应该思考他的行为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道德问题从人类的生活经历中出现的时候，当它们在一切不可挽回并且无法更改的矛盾情感中面对道德本身时，我们有可能而且必然在它们裸露的真相中直接面对道德问题。 所以鲍曼认为，后现代的时代应该是一个道德的时代，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伦理时代的终结。在这一时代，行为对道德自身来说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最终是一种道德觉醒和责任。然而，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的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后现代的个体丧失了可以信赖或可以永久信赖的权威。这就是“后现代道德危机”最强烈、最广为人知的实践方面。

（二）全球化的后果

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

对于鲍曼来说，“全球化”不同于“世界化。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表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立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因此全球化其实是“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并与另一个概念“世界化”区分开来。“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即它是面向全球的倡议和行动）。它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建构。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可能经常具有全球化的后果，但我们不具有也不可能获得全球性地规划和实施行动的方法。鲍曼就是在此意义上展开了对全球化后果的分析。

首先，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由于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控制，从而使民族国家日益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保安。另一方面，与资本的全球化相合拍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弱、资源较不丰富、“政治上独立”的新领土实体创建起来。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 其次，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与其他一切社会一样，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上层”与“下层”根据消费者的“流动程度”，即选择何处去的自由度来进行划分。鲍曼指出，在后现代这个阶层化的社会中，第一次没有给穷人分配角色。鲍曼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穷人称为“新穷人”。鲍曼指出，“新穷人”不是消费社会中的一员，他们被排斥在“消费大餐”之外，因此，新穷人也就永久地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最后，鲍曼指出，对“人类废品”制造是以经济进步和秩序追求为特征的现代性进程的必然负效应，对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人类废品”的制造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

——2003，《现代性的悲哀》，《二十一世纪》第2期。